序

多事之秋，有谁不是在白昼与黑夜的交替轮回中备受煎熬？

忽一日，微信上收到消息，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大兄发来，云自编论文集《宋代文学与文献考论》即将付梓，想请我“赐个序”。我以为他发错了对象，坐等他撤回。不想他不仅没撤回，还继续说，如果我没空或不愿意，也无妨，他也不拟再找别人。我回复，我属于无名气、无地位、无“帽子”的“三无”学者，哪有资格给你作序？他坚持说，就看你有无时间、是否愿意，不管其他。“我心里兄是最合适的人。”他补充道。张剑兄是我订交十多年的畏友，也是研习宋代文学的学术同道，何况他这部新著又独具价值，我不能也不敢“抗命”。

通常，学术文章包括四类：论文（article）、述评（review）、札记（note）和书评（book review）。张剑兄治学，视野开阔，文备众体，各体学术文章皆有名篇流传，书评《警惕古籍伪校点》就经常被大家正面引用。其书评文字已别为一集，名曰“书山有道”，这部《宋代文学与文献考论》则将作者近年有关宋代文学、文献的论文和述评汇于一编，内容可观，方便读者，无疑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成果。书中所收文章，我多数早已读过，有些还在刊载前获读初稿，提过一些浅见，但留下的印象不免断断续续。此次有机会把这二十二篇文章通读一过，所感连贯完整，所得较先前为多。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内容包含学术反思、文献考辨、知人论世、艺术分析和文化观照共五大部分，也呈现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般程序，编目本身即给人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

在学术文章的评价中，一般人会重视原创性的“论文”，轻视综述性的“述评”，其实不然。一个学科、一个论域，常常需要对研究现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方能总结成果、发现不足、推陈出新，因此国际重要期刊每期都会刊载若干述评，对某些议题作出回顾与前瞻，篇幅长，内容多，而且由该领域的一线学者撰写，其必要性与重要性不言而喻。张剑兄曾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所里的前辈学者樊骏先生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引导者，一个显著原因就是他长年写作学术述评，最后结集为《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对“研究”的研究而优入著作之林，影响深远。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和拓荒者之一王水照先生，也写过不少述评，如《曾巩的历史命运——〈曾巩研究专辑〉代序》，《宋代文学研究的思考——北宋名臣文集五种出版感言》《重提“内藤命题”》（皆载其《鳞爪文辑》）等，均能揭示大问题、指示新路径，推动了相关议题的深入开展。此类文章，现象描述要全面准确，成果评论要切中肯綮，未来方向要切实可行，实不易为。张剑兄被引进到北大之前，在古代文学专业最权威的期刊《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多年，由编辑而编审而副主编，既得风气之先，亦兼岗位之便，故不仅自身著述丰硕，而且交游广远、阅稿无数，加上翻译过数种日本汉学名著，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了解自非一般专家可比。职是之故，其所作述评，总能在提供学科进展的新资料、新思想、新方法的同时保持学术主体的自信和定力，从而能够提供通贯性、指导性的真知灼见。收入本书的述评文章，有的是在充分概括学术热点后提出解决方案，有的则是将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思想导入古代文学研究，引领新的热点。前者如《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走向与问题》，调查统计了该领域在2001—2011年间出版的专著和11种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指出宋代文学研究原先的偏向尚未得到完全纠正，又面临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由于文献数字化趋势带来的研究技术化、由于大文学趋势带来的研究错位化、由于思力学养不足带来的浅狭化。这“三化”问题带有普遍性，自然引起学术界共鸣。《困窘与出路：古代文学研究“文化学转向”的背后》提出将“定点深挖”与“十字打开”结合起来的方法，以作出“真正成功的古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辅以自身经历，堪称金针度人。后者如对日常生活史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诸种问题的探讨，皆已引来学者跟进，开枝散叶，结出硕果。这些研究述评融情况描述、数据统计、问题分析和进路探索于一炉，帮助个体读者快速联通整个学界，起到了消息树、动态图、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正是基于对学术史的全面了解，作者才能针对根本性、全局性的议题，提出新的文学阐释理论，如《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提出一个大家熟视无睹的严峻问题：宋代以降，存在海量诗作，按照“经典诗学”的标准，“精绝者”不过数千首，剩下的数十百万甚至上千万首诗歌怎么办？他拈出“情境诗学”的术语，意指在“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去观照研究对象，获得一种进入过程的动态感和在场感。的确，宋代以降，诗人身份多元化，诗歌写作日常化、地域化、私人化，诗歌语言通俗化，“情境诗学”这一理论更具概括力和包容度，使海量的非经典作品获得了相应的流传价值和诗学意义。述评之作，岂可轻哉？

考据乃古代文学研究之基础。是书之文史考据，首重版本调查和校勘（textual criticism）。如北宋孔文仲、武仲、平仲兄弟之《清江三孔集》，南宋编集时原有四十卷，今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最为通行，然仅三十卷，张剑兄遍访境内外收藏机构，手钞目验，厘清《清江三孔集》历代版本源流，揭出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四十卷本，多出的后十卷均为孔平仲文；并纵贯史料，揆诸情理，重新讨论孔平仲与新旧党人之关系，修正孔属旧党的旧说，进而探究其醇儒情怀和循吏意识，通过发现新材料，得出新论断，较平常的版本调查更上一层。除了版本校勘，文史考据的另一翼是事迹考索，这是知人论世的传记批评（biography criticism）的基础。张剑兄尝主编《宋才子传笺证·北宋后期卷》，于此道最是擅场，《宋代文学与文献考论》中编稽考孔平仲、李正民及其家族、张守及其家族、王铚及其家族、欧阳澈、朱翌及其家族、刘汉弼等文人事迹，广泛搜辑材料，既纠正原始材料之史实错误，又补充不为人知的重要事迹，为宋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如南宋前期作家李正民，《宋史》无传，行履未详。自来论者皆据其《大隐集》中所收《知湖州到任谢表》《知洪州到任谢表》《知温州到任谢表》《知婺州到任谢表》诸表，断定其人曾知此四州，自四库馆臣直至今人编《全宋诗》《全宋文》《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对此均无异议，似成铁案。张剑兄细绎诸表内容，并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料，考出李正民从未知此四州，四谢表皆为李光撰或李正民代李光撰，且将李正民生年一并考出。长期沿袭的谬误，至此一朝扫清。考据之精，堪称领军。

在文献、文人考据后，书下编对宋代文学作了艺术分析和文化观照。张剑兄坚持细读文本，在语境还原的基础上对文本作批判性、反思性的阅读和阐释，读书得间，于不疑处见疑，时有新发现。范仲淹《岳阳楼记》众口传诵，然反复涵咏，文章行文至末段“嗟夫”时，总觉有文脉分散拗折之嫌，与前文之衔接未能自然无间，再三寻绎，发现其行文亦有可议之处，遂有《〈岳阳楼记〉的文脉断裂与情怀超越》之作。宋人论学“宛陵体”时多列五古，但能否将“宛陵体”与梅尧臣的古体或五古等同？梅尧臣“意新语工”“如在目前”“见于言外”等言论被视为普适性的宋代诗论，但他发言时主要针对五律而言，今人引申发挥时是否应当注意分寸感和适用度？在诗学史上，梅尧臣的价值究竟何在？种种疑问，引出《梅尧臣诗体诗论析疑》一文。李清照《醉花阴》“人比黄花瘦”是以花喻人的千古名句，后世有种种袭用、改编和转换，为何竟无一句能与原作比肩？原句之意，古有歧解，且关涉全词大旨，不得不辨，故起而撰《“人比黄花瘦”索隐》。《陆游的醉态、醉思与饮酒诗》与《放翁之醉——陆游饮酒与其人其诗之关系》两篇，踵武前贤而补充材料、挖井导渠，分析陆游的醉态、醉思如何展现于诗中，这种展现在中国饮酒诗传统中有何价值等问题，并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探讨陆游的酒量到底有多大、饮酒及饮酒诗与其性格之间的关系，艺术分析与文化批评相结合，细致入微，趣味盎然。这些作家和作品，皆为经典作家、常见材料，张剑兄能作出契合文本和历史情境的新阐释，端赖文本阅读的精准深细、艺术体悟的敏感细腻和学术视野的开阔通透，也是他“定点深挖”与“十字打开”相结合方法之生动体现。对经典作家的阐释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研究水准，当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或者“无新材料则不能作文”，或者重文献学研究而轻文艺学研究，或者舍大作家而挖小作家，张剑兄突破大作家研究的瓶颈，突出体裁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重要性，研究文学中语言的使用，揭示作为文学表达媒介的语言的普遍特征，正是久违的“文体学”（stylistics）的研究路径，在当下有着特别的意义。窃以为，此种取径，可以让我们避免沦为前代学术的余波、其他学科的附庸，从而让文学研究具备独立的品格。批评之法，当记此道。

要之，这部《宋代文学与文献考论》虽然是论文集，各篇文章似乎并无事先的统一规划，却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目的：以宋代文学为对象，以文献为基础，立足学术史，通过文史考据和艺术分析，呈现作家生平、创作过程、文学接受、艺术成就和文化意义，最终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方面都有创获。本书集中展示了张剑教授对宋代文献、文人、文体及文化的新发现和新论断，其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也足以启发读者，必然会引起宋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是可以预期的。

读毕全书，掩卷犹有余思。张剑兄只比我大两岁，却早已是成果丰硕的著名学者。他本来专长唐宋诗词文，近年来又转向明清及近代文献，拓开新的学术区宇——日记研究，潜心科研，黾勉从事。世事纷纭，许多人都在质问“人文学术有何用”，他却乐在其中，并感发他人。事实上，我今天在家里做“新冠抗原自测”，倍感烦闷哀愁，就凭借此书排遣。张剑兄在评述中外研究现状时，颇有在国际上为中国学术争地位的期许。在分析陆游的醉态、醉思与饮酒诗时，他告诫要警惕一种借研究文学日常化而“解构陆游”的倾向，即戴上有色眼镜，无视甚至否定陆游崇高的一面，认为陆游乃至历史上的圣贤、英雄皆不过尔尔，于是苟且偷安、醉生梦死而心安理得。我虽然觉悟不高，而且怀疑这种倾向能否用旨在重新建构的“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来指称，但对张剑兄的学术抱负和在困境中见贤思齐、守正创新的努力表示钦佩。

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以北宋欧阳修撰《五代史记》之现实功用为例，反问“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余虽不敏，亦相信张剑兄在特殊时期的学术成果必有更多知音，并乐意在“雨横风狂三月暮”的江南仰望蓟北，写下我的读后感和祝福语。如是而已，岂敢言序？倘能免佛头著粪之讥，或竟能起以手指月之效，则幸甚乐甚。

李贵
2022年3月26日于上海新江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