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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丰厚的文献资源和强大的阐释传统，但也形成了陈陈相因的研究模式和轻视非经典文献的弊端。如何深化传统的文学研究？如何开发利用海量的非经典文献？从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看，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可能会带来一种拓展性。但日常生活史的视角不等于非文学研究，而是关注活生生的人，关注事件背后人类的生活情趣和生存智慧；日常生活史的视角也不等于研究的碎片化，而是要从琐碎的材料中发现能够影响到人生存方式和行为选择的普遍性命题；日常生活史的视角，还要建立在尊重文本、读懂文本的基础上，避免浅尝辄止、形成新的视野遮蔽。
古代文学和作为艺术的其他门类一样，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产物。我们现在常用的文学阐释方法，主要吸纳了两方面的精神遗产：一是三千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实际，留下了大量专门的诗文评（《诗品》、《文心雕龙》、诗词曲话等）和从各种诗文中提炼出的文学观念（如论诗绝句、作品集序等），形成了强大的文学研究和阐释传统。二是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包括苏联）而撰写的各种中国文学史，1949年后甚至作为大专院校中文系的主要教材之一，形塑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模式，即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扩大为包括“社会背景”“作家生平”“作品内容”“艺术特色”“源流地位”等内容的“五分模式”（有时可灵活做些增减）。
接收这些遗产，其益处显而易见。首先，它使我们拥有可以借鉴的丰富资源和经验，看看我们大多数的文学史和批评史，从观点到例证，基本是古代诗文评著述的剪裁和选读，最多给它们穿戴一些现代文学观念的靴帽。其次，“五分模式”简单明了，它的不断巩固与成熟，使研究者能够很快上手，得到基本有效的训练，即使面对陌生的对象，也有话说，只是这些“话”不乏套话，如“情景交融”“想象丰富”“善用比喻”等。
应该注意，格套式研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借鉴古代资源和现代文学经验，虽无著作权的担心，但都不是自己的，少有创新。第二，借鉴现有方法，司空见惯，容易浅尝辄止，形不成问题意识，模式即是研究结果，只需要在模式前添加上不同研究对象的名称，然后寻找一些例证。第三，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即传统的经验和现有的文学史观念，都是经典诗学（主要指重视审美和艺术经验的诗学）的路数，遮蔽了大量的非经典文献，而非经典文献恰恰占集部文献的绝大多数。换言之，那些从审美和艺术上看来并不出色的作品才是文学世界的主流，如果对这些作品仍以经典诗学的标准去对待，那它们的意义只是负面的，只是为了映衬经典作品而存在，缺少独立存在的意义。但文学研究难道真的只能是经典文学的研究吗？如果是那样，我们的研究出路无疑会越来越狭窄。因为我们只精耕细作了古代文学少量的“沃土”，以至耕作得太密太勤，产量大降甚至难有收获。与此同时，大量的文学荒地却被忽视和闲置，这难道不是文学研究者的悲哀吗？
这里说许多作品“看上去并不出色”是隐含着发掘的期待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对古代文学研究从观念到方法加以一定的更新的话，便可能从日常中剔除庸常，从日用之道中发现新的审美的内质，从常识性中看到新的经典性的价值。因此，看什么，怎样看，就显得尤为重要。预设价值前提，则将形成自我局限，不利于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面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不少研究者确也更新了思路，从文化学的思路切入对文学的考察，如科举、传播、地域、家族、团体、党争、印刷、女权、身体等，取得了不少优秀成果。其中，日常生活史因可以有效利用非经典文献，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
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提出一个疑问：“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必定是文学的吗？”
他认为文学的内部分析或外部分析都是片面的，只有“场”的概念，才能超越这种对立（因为文学场、艺术场、权力场、经济场、社会场等具有同源性），将多种对立统一起来，“通过科学分析，对作品的感性之爱能够在一种心智之爱中达到完美，这种心智之爱是将客体融合在主体之中，将主体溶解到客体之中，是对文学客体（它自身在不止一种情况下，是一种类似的服从的产物）的特殊必要性的积极服从”
。这就是布氏的文学社会学的分析要点，他不承认文学的自足性。其实，按照某些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所谓“文学性”不过是某种观念或趣味（如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和艺术自律观念）暂时建立起的统治秩序，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各因素的介入，它当然会不断改变自己的边界。而今天的文学所指，无疑应该是对纯文学有所扩容的“大文学”概念了。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对后现代思潮持保留态度，而依然维护强调审美和艺术价值的纯文学观念，我们也不可能否认人对文学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即人学，人的家国、族群、社团、个体等存在经验及相互关系，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文学乃至纯文学表现的内容。而日常生活史，简单地讲，即指一个人或群体日常的活动（包括物质活动、交际活动、文化活动、思想观念活动等），因此，不论在审美的纯文学的语境中，还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语境中，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都具有着某种合法性。
不惟如此，日常生活史研究同样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显示出强大的适应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这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物质生活是一切生活的前提；二是生产方式决定生活过程。第一点提示我们要重视物质生活史包括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第二点提示我们要重视技术革命的力量。技术革命建立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之上，两者密切相关。文学文本的载体经历了从口头到抄本，从抄本到印刷，从印刷到网络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这一变化造成的一大后果是知识被所谓的精英阶层垄断的局面逐渐被打破，知识可以成为日常化、普泛化的获得；网络的无限性和虚拟性使得参与者可以最大化，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文学的生产、发表、传播和流通，审美和艺术被日常生活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日常生活史理论自上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流行，至今仍有着强劲的生命力。但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日常生活史研究，并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照搬，而是时代的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我们会这样想。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思路源自于内，而非自外流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排斥西方理论，恰恰相反，其积累的经验和教训足资借鉴，必须充分重视。
笔者在《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
一文中，曾就宋代以降诗文日常化的转向做了初步探讨，指出其明显特征有：大量转向日常琐细生活中要诗料，诗歌成为其生活和生命的自然反映；诗歌语言的俗化；诗歌话语空间的地域化和私人化；诗人身份的下层化等。这里还可以做进一步补充：
一是宋代以降小说戏曲逐渐的繁荣，更具体地反映出以人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契合了人们生活和精神的需要，它们与诗文一齐构成了日常生活史研究内容的重要两翼。但是由于文学观念没有跟上，宋以后近千年，小说戏曲仍被人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直到五四，观念虽有转变，但仍囿于纯文学观念，小说戏曲因古代文人不重视，创作和保存的数量都较少，而从纯文学角度去研究，很快就被挖掘一空。事实上每个时代各有自己的特色，都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予以知识体系、观念方法的重构。在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至少对于那些非经典的文学作品应予发掘和重视，使它们除了能够烘托传统经典文艺作品的价值外，还能够彰显自己其他方面的价值。
二是即使单纯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看，日常生活史研究也是值得肯定的一种路向。它不仅体现于宋代以降，而且宋代之前，诗歌从创作到研究，每有日常生活角度的介入，便能推陈出新，焕发生机。如晋宋时期的文人诗由雅化渐趋僵化，齐梁文人则以世俗生活化的题材和自然平易化的语言起而新之，“能在日常生活中展开丰富的想象”，使“诗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
。只不过齐梁文人的“问题在于其情性本身的平庸无聊和肤浅，在于宫廷贵族生活视野的狭窄”，“他们所诗化的日常生活只是帝王显贵无聊的寄生生活，一般文人的性情也缺乏高尚的志趣和深刻的意蕴”
。而到了中唐的元白诗派，在开元、天宝诗歌全盛之后的停滞期，提倡平易化、世俗化的写作，同时拓展了齐梁文人狭窄的生活题材，使诗歌表现日常生活的范围大大增加，对唐代以后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代以降，诗歌表现日常生活的角度更加广阔和丰富，而且下层诗人数量越来越多，他们的创作在艺术表现上也许不够精致，甚至有些杂芜，但愈能显露日常生活本身的真实面相，能够震撼人心，濡染世情。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朝野上下，诗歌中那些空洞的经天纬地的口号虽然依然在喊，但因重复过多已经被人们自动“免疫”，人们越来越爱把诗歌当作日常生活的记录工具。清末曾任江西巡抚的李嘉乐奉身以俭，是著名的节俭官员，但他写起诗来一点都不节俭，他自序其《仿潜斋诗钞》云：“自十五岁至五十二岁，存诗一千五百六十首，计十五卷，续刊卷俟附后。此数十寒暑中，鸿泥驹隙，赖覆瓿物为记事珠，偶一披阅，聊以自娱，非敢问世，遑论传世耶？”
他的说法是有代表性的，诗歌的地位似乎下降了，却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更紧密了，显得更有用了。晚清常熟藏书家张大镛的说法则更为直接和具体：“夫人学问不同如其面焉，余不能假古人之面以为己面，又岂能自掩其面乎？况一夕之叙、片刻之谈，事过辄忘，有韵语纪之，虽越数十年，而展卷寻绎，恍然于某地之与某人游、某事之与某人文，光景流连，历历如绘，斯亦纪事编年之亚也。”
在没有相机、录音机、手机、微信的时代，还有什么能比诗歌更方便快捷地传递人们片断的情感与信息呢？而且这一形式是通用的，几乎不分贵贱，被所有文人所接纳。以通用的形式承载着日常生活的内容，这是另外一种意味的诗史。
一如其他文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日常生活史研究如果不能把握好尺度，可能会变成文化学的研究而非文学文化学的研究；如果不能有效开掘其深广度，可能很快会出现新的模式化和成果重复化现象。目前从日常生活史角度研究古代文学的成功之作还不多，因此对其研究方法的系统化总结时机尚不成熟，这里先提几点备忘录性质的注意事项。
1.我们这里讨论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是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不是纯粹的历史学研究。因此我们利用那些经典文献和非经典文献时，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制度，更应该是制度中人的生活选择和心理变化；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器物，更应该是器物中反映出的人的生活情趣和价值观念；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事件过程，更应该是事件背后流动着的感觉、情感与经验。总之，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人——不仅仅是自然的人，还是作为文学家的人，他们如何通过创作，呈现和成就了他们自己。日常生活之道的文学研究，应体现“日常”中的“审美”性，如果等同于史学研究，那么则失去了“文学”研究的立场与方向了。
2.日常生活史研究不等于研究的琐碎化，而是要从琐碎的材料中发现普遍性或某种具有稳定性的命题。常建华曾总结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三个特点：“一是生活的‘日常性’，即重视重复进行的‘日常’的活动；二是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不能以‘物’为中心；三是‘综合性’，由于日常生活是一种综合性的日常活动，单研究某一种个别活动不能反映当时人的完整生活，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一定要在单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所谓综合性的研究，就是要在看似偶然的、个别的研究基础上有规律性的发现。如古人丁忧期间例不赋诗，虽有例外，但确系具有稳定性和制约性的习俗，有学者曾就此研究
，获得了学界的首肯和称赞。
3.避免平面罗列现象，逐层深入分析问题。有不少论题，经过一些作者的研究，许多有特点的东西都变得常识化、空洞化、表面化，这样的研究当然价值有限。我们要从看似常识的现象中抓出问题，经过研究，将其特点化、深刻化、层次化。比如昼寝这一看似平常的生活现象，在一位年轻学者笔下，变成了可以窥探唐宋文化转型的一个侧面。文章先从宋前昼寝诗谈起，认为中唐以前写及昼寝，基本上以女性为对象，没有特殊的文化内涵；中唐以后，以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人笔下，士人昼寝现象开始增多，并脱离了昼寝非礼的思想语境，注入安贫乐道、不营名利的生活美学。其次论述北宋昼寝诗的矛盾面向，来自传统礼仪和思想的教训使其在表现闲适疏慵的生活趣味之外，还带着心理和思想上的焦虑感。再次论述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诗人对昼寝诗思想内容及审美趣味的诗意提升，使昼寝诗终于摆脱其在传统道德意义的缺陷，获得了象征自由、自适和梦想的新的文化内涵。最后论述道释文化对昼寝题材文学的影响。
论文层层深入，笔调明快，给人较深的印象。
4.尊重文本，读懂文本。其实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但很多研究论著未能达到。优秀学者的论题，往往是从文本的细致阅读中逐渐发现并归纳出来的。只要认真研读文本，就会发现古代文学中其实空白点并不少，如骈文，文本进入很难，因而有大量未知领域等待开拓。即以诗文中的日常生活史料来说，衣食住行的古今变化，凡前人不清楚者经你的研究弄明白，即是有价值的学问。如能在此基础上以小见大、层层推进，则更入胜境。如茶是宋人生活中的重要饮品，见诸诗文的茶事不胜枚举，但很多茶事细究起来却难知其究竟。扬之水的《两宋茶诗与茶事》一文专门探讨宋诗描写的茶事中，前人未能探讨或虽有探讨却存在误解的细微末节，使分茶与斗茶、点茶与点汤得以具象化，从而对宋诗描写事物的细微深广有了进一步的体认
。这同样是值得鼓励的研究。
当然，文学研究的方法、路径是多元化的，没有哪一种方法、路径可以独尊。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同样并非万能的全知视角，它只是研究方法的一种，是对文学研究路径的拓展和丰富。对于这一点，研究者必须有非常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