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天安门”：朝天门

陈志坚

一、朝天门的三生三世

南宋的杭州，是杭州历史的巅峰时期；而朝天门，则是南宋杭州的城市中心。如果打个比方，那么南宋杭州朝天门的地位，就类似于今天北京的天安门。

南宋的朝天门，今天依然在，改名叫鼓楼，依然是一个热闹的旅游点。不过偏在了杭州城东南一隅，熙熙攘攘的游客们也许会抬头看一眼高大城楼，也就从门洞穿过去，赶去更热闹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人会驻足仔细观看。因为人们很难会意识到，这个叫鼓楼的地方，也曾经是城市的中心，曾经是天安门一样的存在。

朝天门这个名字如天安门一样，也颇有气势，不过并不是南宋时取的，而是来自吴越国时代。吴越国时，朝天门始建。不过刚建起的时候，它是一个正经的城门——杭州子城外的夹城北门。

朝天门作为夹城北门的存在时间其实很短。随着杭州罗城的修建，朝天门就被包在了城中间，所以，从吴越国到北宋，朝天门是一个长期被废弃的城门，并没有起到真正的城门作用。

随着南宋定都杭州（临安府），作为废弃城门的朝天门，突然间有了一个新的使命——成了皇城的城门。皇城里面都是中央政府机构，而作为皇城城门的朝天门，也就成了中央政务区与杭州市民城区的分隔点，同时，也是官民之间的连接点，是一个公共空间。虽然空间不大，却也有点天安门广场的意思。

元朝时各地的城墙都要拆，反倒是名不副实的朝天门获得了新生——改成了楼阁，再次成为地标性建筑。大德三年（1299），“朝天门”进行了重建工作，摇身一变，成了“拱北楼”。名士柳贯写有《拱北楼铭》 ，更有名的赵孟頫也写了《上拱北楼诗》。这一改名，标志着朝天门就从“门”的时代，进入到了“楼”的时代。

到了明代，楼依然存在，不过名字得改改。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拱北楼”改名为“来远楼”，难道朱元璋在南京望向遥远的海隅时，中途看到了这个楼吗？后来，又被改名了，意思差不多——“镇海楼”。这大概是大帅胡宗宪想要讨的彩头吧，此时他正在杭州摩拳擦掌准备平倭呢。于是在胡宗宪手下当军师的徐渭写下了《镇海楼记》。小小的一座楼汇聚了各路文星，倒也不枉了坐镇在这方风水宝地。

到了正德年间，当地官员在楼上置了大钟一，大小鼓九，暮鼓晨钟，为杭州百姓报时。所以民间就俗称其为“鼓楼”。叫到了清朝，“鼓楼”之称也就转正了，成了最后的一个称呼。可以说，小小的一个城门楼，倒是与杭州的历史息息相关呢。

鼓楼命运多舛。明清时期有记载的火灾焚毁，就有七次之多。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被连根拔起，彻底拆毁。不过20世纪90年代，随着旅游开发，鼓楼又被重新修建。此时的鼓楼，早已不闻鼓声，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旅游景点了。

今天站在鼓楼下，抬头可以看到，在高高的三个层楼屋檐下，分别挂着三块匾：朝天门、镇海楼、鼓楼。这可以说代表的是朝天门历史演变的三个时期：宋、明、清。但从朝天门的性质变迁关键点来说，更重要的应该是这三个节点：吴越的夹城城门、南宋的皇城城门、元明清的城市楼阁。这才是朝天门真正的三生三世了。

作为城市楼阁，来远楼、镇海楼、鼓楼，历史线索清楚。反而是更为重要的吴越国、南宋的朝天门时代，几乎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仅一般游客知之甚少，就连正经的地方史志中，也多语焉不详，倒颇有一番梳理的必要呢。

二、吴越国的夹城北门

首先，朝天门是一个城门；其次，它是一个北门。

先说北门。吴越国的朝天门是北门。怎么判断是北门？

因为朝天门这个名字，就透露出了很多信息。在中国南方城市，如重庆、泉州等，大量的北门被叫做朝天门。因为对于南方城市来说，皇帝坐镇北方，地方臣民面北，北门自然就是“朝天”。与朝天门类似的北城门名字，还经常被取名为拱北、拱宸等，所以从朝天门到拱北楼，其血脉倒也算一脉相承了。

站在今天鼓楼下，也会很明显地意识到这点，因为鼓楼下的门道，就是正南正北方向。非常清楚，这确实应该是一个朝北的门。

不过，让人疑惑的是，朝天门今鼓楼的位置，不仅不是城墙所在位置，而且还偏在东南，怎么看都不符合“北城门”的特点啊。要解释这个错位，我们就要把时间拨回到吴越国时期，因为那时候，杭州城的形态，与今天完全不同。

当钱镠占据杭州时，杭州城市面貌可谓是一出“双城记”：北边是钱塘县城，南边是杭州州城，相隔十里，遥遥相望。南边的杭州州城是个方圆九里的小城，在凤凰山东麓；北边的钱塘县城，则紧靠西湖旁，即今钱塘门以东的一带。白居易曾写诗说“余杭（余杭郡，即杭州）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正是对州、县双城记的最好描述。

说到州城，人们心目中都会跳出一个大大的后世大城市的模样来——人口众多、商业繁荣、衙门森严。其实，隋代杨素所创建的杭州州城，乃是个“子城”。何谓子城？子者，小也。子城就是小城。在魏晋隋唐时代，子城是较为流行的城市形态。其功能就是集中容纳官员、军队以及仓库等，面积较小，但防御能力强大。其实只要想象一下西方中世纪的城堡，就可以很容易理解子城的概念。

杭州子城虽然小，却是杭州政治中心，杭州刺史就驻衙于此。白居易诗写“郡亭枕上看潮头”，这个能躺着看钱江潮的地方，必是在凤凰山上的州衙后院。钱镠当上了杭州刺史，自然也是在此衙门办公，到了他称吴越王的时候，这个州城就自然升格为了“王城”。

但到钱镠手里，建城三百年的杭州子城已经跟不上战火频仍的时代需求了。罗隐的《杭州罗城记》提到：“郡之子城，岁月滋久，基址老烂，狭而且卑，每至点阅士马，不足回转。”不仅破烂，而且太过狭隘。所以需要“崇建雉堞，夹以南北，矗然而峙”。

这里，“夹以南北，矗然而峙”之语，即指修筑夹城而言。《吴越备史》一书记载，这次夹城修筑是在唐末的大顺元年（890）九月，“王命筑新夹城，环包氏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焉”。

夹城是什么？夹城就是重城，可以理解为放大版的“瓮城”。

唐五代夹城的记载很多，《资治通鉴》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思安）更筑重城，内以防奔突，外以防援兵，谓之夹寨。”其实，这里的“重城”一词，说出了“夹城”（夹寨）的基本特征。夹城就是两重城墙，即在旧城墙之外再造一道城墙。如唐长安城就有“夹城”，它是从兴庆宫到大明宫的一段甬道——甬道的一边就是长安城东城墙，另一边就是贴着城墙修的另外一道墙。唐玄宗经常在夹城里面来往两个宫之间，而外人完全不知情。唐末战争中，夹城纷纷出现，目的在于增加城池防守的纵深。

夹城与外城的差异在于，外城是整个包围着内城的，而夹城是在旧城的一两个方位上加筑一道城墙，形成一个大型的“瓮城”，这就是夹城的常见形态。比如福州城，在唐末增筑夹城，左右两边都有，形成了两翼，我们可以称为“蝴蝶型”。

钱镠的王城，就是杭州州城（也叫“子城”），也即后来的南宋皇宫所在，位置在凤凰山脚下。钱镠所修的夹城，是在王城的南北两翼展开的，南边的夹城当是沿江岸建造，而北边的夹城就修到了朝天门为止。这个“北夹城”的四界，如果观察一下地形，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很可能是东以中河为界，西到紫阳山，南到万松岭路附近的州城北墙，北则是朝天门。这是一个较为狭长的夹城形态，东西窄而南北长。

为什么要修造朝天门并将之设为北门呢？看一下地形，就很好理解。朝天门此处是西边紧贴伍公山（吴山的一部分），东边则邻近中河。山、河之间，只有很狭窄的一个口子，可谓是一夫当关的形势。朝天门建在此处，可谓势所必然。

此时朝天门位居整个杭州城的最北。朝天门以北，唐代已经颇有人气，居民繁多，但尚没有城墙包围，都是城外之地。朝天门依山傍水，下临一片平原，堪称是威武雄关。

不过，作为北门的朝天门存在时间很短，也就短短的三年。等杭州罗城修建起来之后，朝天门已经被包在了城内，因此，作为城门的功能已经名存实亡。

钱镠在修筑夹城后三年，又开始修建罗城。罗城就是外城，是相对子城而言的。如果说子城的功能是城堡，那么罗城的功能就是“盛民”，即保护老百姓。罗城修建的背景是孙儒的入侵。孙儒和他的部下十分残暴，他们来自北方蔡州。蔡州人一直是以善战闻名，此时更是无比疯狂，到处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在缺乏军粮的时候，军中甚至以人为粮，比野兽还凶残。孙儒南下，曾经攻下了苏州，苏州瞬间从天堂变成了地狱。钱镠意识到，这样可怕的一幕也很可能发生在杭州啊。对此，钱镠表态说“始念子城之谋，未足以为百姓计”，意思是说之前只考虑到了子城的坚固，那是只保护了自己，没有顾及到老百姓的安危，所以，要加大保护力度和保卫范围，修一个大的罗城就提上了日程。

893年，钱镠大修罗城，以作“盛民”之用。《吴越备史》记载：“王率十三都兵洎役徒二十余万众，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这一座空前规模的罗城有七十里，足以将南州城、北县城都囊括其中了。罗城西靠西湖，东到今建国路一带，北则远达武林门以北，称北关门。

于是，原为夹城北门的朝天门，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在城内，成了整个新罗城的中心地带。此后，朝天门作为城门，当已废弃。今天的鼓楼下，门道南北通透，早已经没有了门扉。其实，这个门扉大约是吴越国时期就消失的。

在南宋的《淳祐临安志》中曾提到几个在“城中”的城门：“城中又有门曰朝天门，曰炭桥新门，曰盐桥门，今废，土人犹以门称焉。”废弃的明显标志，就是只存“双阙”，但“无门关”。《咸淳临安志》多处提及朝天门的时候，都写作“朝天门城基”，显然，城基指的就是城门“双阙”，而没有了门扉。《梦粱录》也说：“城内元（通“原”）三门俱废之，独朝天门止存两城壁，杭人犹以门称之。”所谓的“两城壁”就是上文的“双阙”也。这个“两城壁”，在《皇城图》中画得十分写实，可谓一目了然。总之，朝天门虽然长期被称为门，但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门。在北宋，大概只起到一个地标的作用罢了。

尽管名不副实，但朝天门依然是个“门”，而且到了南宋，居然意外地获得了新生——南宋时期，朝天门就成了“皇城”的城门。成了官民区隔的分界点，具有重要的标志性、礼仪性的意义。

三、南宋的皇城城门

先理解一下皇城。皇城是什么？这里所说的“皇城”不是皇宫（大内），而是特指中央机构所在的城市功能区。拿今天北京来对照，就是“中央政务区” 。这种皇城概念隋唐就有，直到清朝还存在。

唐长安城内，还有两个城中之城：皇城和宫城。两者规模相当，南北相对，构成了“吕”字形。宫城和皇城的性质不同，宫城是大内，是皇帝的朝廷和后宫所在；而皇城里面主要是中央官署机构。《唐六典》卷七：“左宗庙，右社稷，百僚廨署列乎其间，凡省六、寺九、台一、监四、卫十有八。”太子东宫的官署也在皇城中：“凡府一、坊三、寺三、率府十。”宫城和皇城，两者功能区分是很明显的。

明清的北京城内，也有宫城和皇城。明清的宫城就是紫禁城，即今天的故宫，四周环绕筒子河，自成一城。皇城则是围绕在宫城之外的一个城外城，皇城与宫城一起形成了“回”字形。皇城今天已经不见了，但留下了四个门的名称，依然可以指示出曾经的皇城范围：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北为地安门，而南门就是天安门了。所以，天安门是皇城的南城门，从天安门下进去，再经过端门，就来到午门，这就是故宫的大门了。

从隋唐到明清，虽然宫城和皇城的空间分布有所不同：一个是“吕”，一个是“回”，但功能区分则是一致的，宫城是大内，而皇城是中央政务区。

那么，南宋有皇城吗？皇城又在哪里呢？有人也许会说：我知道，南宋的皇城，就是凤凰山脚、馒头山之间那块地方啊！确实，今天在杭州，大家习惯称呼的“南宋皇城”就是这里。杭州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临安城（南宋临安府城）遗址”，这里面包含了两个小点：皇城遗址、太庙遗址。而“皇城遗址”的石碑，就立在了凤凰山脚路边。但是很遗憾，这个众所周知的“南宋皇城”，其实是个误读。

今天所谓的“南宋皇城”概念，所指的是南宋的“大内”，应该是古代的宫城。定名为“南宋宫城”，会更加合适。因为这符合南宋时的概念。说这里是“南宋宫城”，是有根据的。南宋杭州（临安府）分为九个“厢”，其中，凤凰山脚的大内这片就叫“宫城厢”。所以，南宋是有明确的“宫城”概念的。

将南宋宫城叫做“南宋皇城”，可能是受到《咸淳临安志》中的《皇城图》的影响，而导致的误读。南宋末年，有一部非常珍贵的地方志书，叫《咸淳临安志》（以下简称《咸淳志》），里面绘有多张珍贵的地图，这可是宋版的地图哦！可谓是原汁原味。

和我们熟悉的上北下南不同，这张《皇城图》是上西下东，左北右南的布局。该图右上角明确标识“皇城图”，图中最显眼最主要的位置，标着两个大字“大内”。所以，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皇城”等同于“大内”了。

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大内”的标识，很明显指的就是宫殿区，就是和宁门和丽正门之间的这块区域。这片画着各种宫殿的大内，就是宫城，和“宫城厢”范围正吻合。

那么，也许你会问，为什么这张图要命名为《皇城图》呢？“皇城”指的又是哪里呢？这里就要请出“朝天门”来作证了。

请再注意该图另一个很突出的标识，那就是图最右边的“朝天门”三个大字，还特地画出了两个台基状的城门，可以说是非常显眼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咸淳临安志》中的另一幅地图《京城图》中，朝天门也是这个画法，非常明显。）很显然，朝天门是这张《皇城图》的边界，实际上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朝天门，就是皇城的边界、皇城的城门。

再仔细观察，从朝天门开始，是一条宽阔的大街，这就是御街，一直延伸到和宁门（大内的北门）。从朝天门到和宁门之间的御街旁边，分布着大量的中央机构：从六部、三省、封桩库、玉牒所、太庙、五府，到宗正寺、太府寺、司农寺、将作监、军器监、审计所等等。大量中央机构如此集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代的皇城布局。可以说，大内到朝天门之间，才是真正的“皇城”。

当然，这片区域里面还有少量的寺观和坊巷，另一方面，中央机构也有散布在其他地方的，如秘书省、御史台等，比起隋唐、明清的皇城，似乎不够“纯粹”，不够“典型”。要知道，南宋杭州作为行在，是在原来密集的城区里面塞入大量机构，“因地制宜”，难免会有驳杂之处。

还有一点“遗憾”，这个南宋的“皇城”并没有明确的城墙区隔 。如果存在皇城，那么是否存在明确的边界呢？事实上，《咸淳志》也给出了答案：南宋临安府城九厢中的“右一厢”，应该就是“皇城厢”（只不过没有用皇城命名罢了）。《咸淳志》中的右一厢有明确“四至”范围的说明：

东至荐桥（河），接连右四厢。西至上生寺，接连左一南厢。南至和宁门。北至朝天门城（基），接连右二厢。

和宁门、朝天门是《皇城图》中比较清晰可见的，南北边界很清楚，不需多说。“东到荐桥”，指的是东至荐桥河，即中河。“西至上生寺”，上生寺，又称上生院。《咸淳志》虽有明确记载，但没有提到具体地址所在。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相邻的“左一南厢”的“四至”进行判断。右一厢西边是与左一南厢相接的，而左一南厢的“四至”记载中，提到“南自小红门子至青平山铺，接连右一厢州门上铺”。从《皇城图》可以看到“红门子”“清平山”等所在，据此可以推断，右一厢的西界，当是到清平山、紫阳山、伍公山一线的山为止。

明确了“四至”，我们很容易就能在地图上勾勒出右一厢的范围，一眼就可以看出其特别之处：狭长，以御街为中心，夹在山、河之间。如果今天到实地查看，几乎就是以今天中山南路为中线的一条状区域，至今也是十分清晰的一块区域。今天这一带，在被冠之以“廿三坊”的老街区中，依稀还保存着不少南宋时期的街巷肌理呢。

对右一厢的勾勒，也很容易让人意识到：这也正是吴越国的夹城范围啊！两者应该是高度吻合的。我们有理由推测，南宋时对右一厢的特别界定：一是形态很特别，二是空间范围特别小，三是东至中河一线，没有跨过中河。这些特点都说明，南宋皇城，就是直接继承了吴越国夹城的旧规模。事实上，吴越国的夹城，依山靠水，有天然的“边界”，其实就很符合“皇城”的需求，这是巧合，也是自然而然。

总之，原来作为夹城北门设计的朝天门，在新的历史时代下——即杭州成了首都，也就多出了一个“皇城”——居然成了皇城的城门。真可谓是一次跨越时代的无缝衔接了。

四、朝天门下的历史故事

朝天门既然是标志性的存在，必然会有其相应的功能。首先，朝天门起到了区隔功能，体现着中外之别，官民之别。其次，朝天门也相应地有了官民沟通的功能——“公告”。概括地说，一是区隔，二是公告。

先来讲讲朝天门的区隔功能有哪些表现。

先看看“中外之别”的体现。所谓的中外，是中央和地方。这点集中体现在进奏院的设计上。朝天门内，是众多的中央机构，之前已经讲过。而紧靠在在朝天门的外面，则有一个很特殊的机构：进奏院。在《皇城图》中，朝天门的右上方，就标着“进奏院”。进奏院，就是地方的驻京办事处，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进奏院在外，中央机构在里，这样的布局，非常明显地凸显了朝天门的区隔中外的含义。南宋的进奏院所在，原来是一个寺庙，叫石佛院。在今天，大约在鼓楼外的中山南路拐弯处，现在已经是一排店铺了。

再看“官民之别”。我们可以从城市功能分区这个角度去观察。《梦粱录》中有一段有关杭州城市防火措施的记载，说平时安排人在“望楼”上放哨，“如有烟处，以其帜指其方向为号，夜则易以灯”。就是说，如果发现城中有了烟火，就立即举旗为号，晚上则改为灯笼为号（和《水浒传》的祝家庄有点像啊）。这个旗或灯笼的指示，是分为三大区块的——“若朝天门内，以旗者三；朝天门外，以旗者二；城外以旗者一；则夜间以灯如旗分三等也。”朝天门内为第一区块，朝天门外、京城内为第二区块，京城外为第三区块。这三等区块的划分，明显是体现出了重要程度的高低，界线颇为清晰。朝天门内这块区域，面积很小，但地位却最为重要，放在第一位。而朝天门正是标志性的空间区隔节点。

朝天门既成了官民区隔的分界点，也就同时又成了一个官民沟通点。区隔和沟通，两者一体两面。所以，朝天门更常见的功能，其实是作为官方发布“公告”的所在。今天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古代的悬赏通告，经常就贴在城门旁边，也就是这个道理。

唐代皇城的南大门承天门的外边，有一个横街（就是广场），称“承天门横街”（相当于天安门广场）。唐代凡有重大国家典礼，比如军队出征和凯旋、迎接贵宾、宣布大赦、庆祝节日等，都在此街举行隆重的仪式。南宋的朝天门，似乎是远不及承天门热闹，各种典礼活动似乎并没有集中在朝天门举行。但是，朝天门也确实有过很多次发布官方通告的故事。略举几例。

第一个故事，很像是明朝常见的把官员拉出午门外打屁股的翻版。岳珂的《桯史》记载了“蠲毒圆”的故事。说是有个叫有王泾的人，曾经给太上皇进药，即所谓的“蠲毒圆”（解毒丸），却导致赵构身体大坏。宋孝宗震怒，要立即处决他，但经过苦劝之后，改为“减死黥流”，也就是在脸上刺字后，流放发配（就是武松、林冲遭受过的刑罚）。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要加刑——“杖脊朝天门”。也就是流放之前，要打一顿，就选在了朝天门下。不仅如此，孝宗还派了宦官去监督这次打脊背的刑罚（脊杖比打屁股可狠多了），本来就是想用一顿板子打死他。没想到这个王泾大大贿赂了打手们，总算是保住了一条狗命。这个朝天门下发生的故事，可算是个闹剧吧，想必当时围观者甚众。

第二个故事就比较血淋淋了，也是南宋杭州的一件弥天大事。那就是史弥远发动了政变，把力主北伐的权臣韩侂胄给杀了。周密的《癸辛杂识》记载了这恐怖的一幕：“遂折其足胫而毙之，遂自后门轝出，揭其首于朝天门。省史刘应韶即以黄榜自窗楹中递出张挂，慰谕一行将士。谓罪止诛其首。”揭，就是高挂。“揭其首于朝天门”，就是把韩侂胄杀了后，将他的首级拿到了朝天门上，高高挂起，目的就是向大家宣告：韩侂胄已死，大家听令。这就很像在菜市口杀人的意思了。

可以想见，朝天门在南宋杭州城，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公告发布地。南宋朝廷曾经因为嘉定年间（1208—1224）的一个“宝玺”，而在朝天门“揭榜”，出了一份安民告示。另外，大名鼎鼎的文天祥也曾在朝天门张榜，为自己“洗白”。

南宋灭亡前夕，文天祥本来在苏州督军，抵抗元军，结果被连环命令催回了杭州，而苏州很快陷落。当时“都人大骇，议天祥弃平江（苏州）”，可见此事造成了杭州人的巨大恐慌，人们对文天祥产生了严重质疑。为了安抚民心，文天祥不得不“出两府札榜朝天门，众始定”。“两府札”，就是宰相们催促文天祥回到杭州的一道道命令，当这些文件被公开贴在了朝天门下，民众也就平息了质疑。这时候的朝天门，宛然就是南宋版的“新闻联播”了。

其实，朝天门下，除了是官方的公告发布处之外，还常被老百姓所利用。《钱塘遗事》中，记载了一个南宋版的公众事件，说韩侂胄陷害赵汝愚，导致其贬死他乡，十分凄凉。当时就有人出来打抱不平，“有无名子作诗，大书于朝天门下，云：两手旋乾复转坤，群邪何事肆流言。狼胡跋疐伤周旦，鱼腹衔冤葬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犹赖史长存。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世孙”。这时候的朝天门，又成了南宋的“三角地”。

当然，朝天门不总是与政治牵扯上关系，其实更是杭州的市中心和商贸中心呢。《都城纪胜》一书，曾经列举南宋杭州城内的CBD，其中之一就是“朝天门”，“食物店铺，人烟浩穰”，其繁盛之情景，可以想见，也当不输于今日游客所见之热闹场景了吧。

五、余音袅袅

其实，朝天门下的故事还有很多。站在朝天门下，往前看，就是当年的御街，也是杭州的城市中轴线，繁华的商业中心，今天又成了百年建筑老街，成了旅游景点。除了沿着御街回味南宋风情外，你还可以往左右看看。

站在朝天门下，往西看，就有一条不起眼的上山小路，通向的就是吴山——古代杭州的“市民广场”，当年吴山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杭州几乎所有的祠庙，至今还有伍公庙、药王庙，不过比起当年，百不及一了。

站在朝天门下，往东看，咫尺之遥，就是中河——南宋时叫盐桥运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运河。从这里启航，可以通向杭州城各处，还可以通向更远的远方。而视线越过中河，所见的就是今天新建的南宋博物馆——南宋时，这可是赵构当太上皇时所住的“德寿宫”，更早以前，这还是秦桧的宅子呢。想必秦桧也是懂得“地段第一”的道理的吧？

这些许许多多的故事，我们这里就不一一讲述了。不知道你看了这篇文字后，再到今天鼓楼的脚下，是否会多停留一小会儿？当你抬头看到那块“朝天门”匾的时候，也许会有那么一刹那的恍惚，感觉到灵魂与历史相接吧。 RtUFwzDaNGfvcPj1tZpnCvYCIj02bFpVNhXGiHgjX4/3Wo4FLLd3iBwDvOs0U2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