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包伟民

我们这群人，试图在田野中“看见”宋朝。

宋朝往矣，远在千年，可看乎？为什么看？怎么看？

宋朝当然可“看”。庋藏馆阁的两宋图文典籍之外，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各地遗存的两宋历史遗址遗物数量不少，其中尤以赵宋王朝的南北两个都城开封与杭州附近最为集中。说得远一些，赵家天子统治的疆域之外，风化所及，东瀛南洋，甚至更远的西亚东非，都有可能留有宋朝的遗物。

物质性的遗址遗物蕴存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常常为图文典籍所不及，可观览，可亲近，可触摸，后人依凭这些信息梦回千年，拼凑起一幅幅历史场景，“看见”宋朝。

同样重要的是，走向田野，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址，虽然时过境迁，形势如故，也能为我们理解千年之前人们的生活，构筑起必要的地理背景知识。古人常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史学大家司马迁在他的《太史公自序》中，自豪地谈到自己年轻时候游历天下的壮举，到江淮，上会稽，探禹穴，去齐鲁，观孔子之遗风，最后经过梁楚，回到长安。这无疑是他后来能够写出《史记》这部伟大史书的重要前提。

可是在另一方面，在田野看见宋朝——推而广之，看见不同时期的历史，并不容易。这一方面是因为遗址遗物所传递的历史信息无一不零碎而且片面，找到它们既已出于偶然，例如本书所介绍的、关于南宋临安德寿宫的发掘就是如此；而考古发掘出来的遗址遗物，又毫无例外地不过是一些残垣片瓦，辛苦解读，常常不止于窥斑见豹，简直近乎瞎子摸象，才能揣摩出历史原貌的大概。例如关于南宋六陵，不要说关于它的整体格局，实际上我们对于每个陵墓里究竟埋的是哪一位皇帝，都不见得有十足的把握。另一方面，除去从那些文化层明确、未受任何后代扰动的遗址中发掘出来的文物之外，绝大多数遗址遗物都存在着一个不断层累堆积，从而造成历史信息混淆的情况。比较典型的是古建筑，现在几乎已经不可能找到原封未动、未经后代多次翻修的宋代建筑了。例如本书有关篇章谈到的，无论是丽水的通济堰，还是宁波的高桥，哪里还是宋朝的原物，更不要说那些木构建筑了。怎样透过后代的那些堆积，准确找到相应历史时期的信息，并调动自己所掌握的全部背景知识，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来，对于历史田野的探索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这就好比文物修复工作，想要成功地修复一件陶器或瓷器，从成堆的瓦砾中找到属于它的碎片本已极为不易，万一原件碎片有限，修复者不得不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相关类型知识，用胶泥来重塑器物的大部分，被修复出来的陶器或瓷器就难免会带有修复者的主观性。

这就使得“怎么看”的问题更为凸显了。

田野所传递的历史信息具有多重性，人们观察的视角各不相同，“看”到的历史如同经过多棱镜反射的光线，色彩缤纷。尤其一些珍贵文物，世人多投之以古董商式的眼光，即便一些严肃的新闻报道，也常津津乐道于它们现在能卖出多高的价钱，实在令人有买椟还珠、反裘负刍之憾。

本书各篇作者们的一个共同立场，无疑在于想从田野中发现一些在文献资料中所缺少的历史信息，以求超越遗址遗物本身，读出与之相关的宋朝的人与事，并且试着以相对平易的文字来讲述那些人与事，以期面向历史学专业之外更为广大的读者。至于为什么想“看见”的是宋朝而不是其他历史时期，无非因为我们这一群人的学术兴趣都聚焦于两宋而已。

比较典型的应该是周扬波的《苏州47路公交线行记》了，从今天的一条公交线路，串连起宋朝苏州城内外人们的生活场景。其他各篇也都程度不等地反映了同样的观察视角。魏峰从“韩瓶”中看到的是宋代的酒政，姚永辉从遗物中观察南宋太学的人与事，何兆泉则从赵伯澐墓葬读出了赵宋王朝的宗室政策与两宋之际南迁士人的命运走向。其他的，无论从宫殿皇陵来进一步观察当时的朝政，还是从寺观、人物来讨论两宋史事的走向，都无不具有更多可拓展的余地。本书各篇所展示的，不过是作者们的一时之见，抛砖引玉而已。至于如何走出“专业”的圈子，以使历史知识能够走近更多的读者，无论在思想认识还是在语言能力上，我们虽然有了始于足下的自觉，能不能真正行之千里，还有待于今后的坚持与努力。同时，我们也期待着读者的建议与帮助。

因此，以后我们还会经常走向田野，与读者们一起去“看”宋朝。

2022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