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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银耳嘎斯银行（Eurobank Ergasias）CEO福基翁·卡拉维亚斯（Fokion Karavias）最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惊人观点。他说：“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他简要阐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最近提出的观点：哈佛大学的肯尼思·罗戈夫（Kenneth Rogoff）将其称为国家预算宏观经济上的转变，而高盛国际（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何塞·曼努埃尔·巴罗索（José Manuel Barroso）则将其称为“脱钩世界”。他们的观点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他们说的是正确的吗？
自冷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将很大一部分国家资源的投向从军备项目转向非军事领域。这就是所谓的“和平红利”。它创造了一种自信（而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使许多国家面向全球开放经济，以获取绝对和相对比较优势所能带来的全部利益。因此，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侧重于出口资源，而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则发现进口这些资源更合算。这导致全球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平等地从这一进程中获益。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更快，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国家与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似乎是各国经历全球化的一个不利因素。例如俄罗斯和挪威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国际贸易类型较为集中，专注于出口；而德国和中国等其他国家，贸易类型更加多样化。
起初，全球贸易似乎保持了合理平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经济更加多元化的国家似乎有更高的增长。它们从这个更加全球化和互联的世界中获得了更多利益。这背后的经济理论是，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必须以附加值或服务的形式创造资源，这就是创新的动力。而创新反过来又增强了国家的竞争力，使它们在与资源较多的国家的贸易中再次取得平衡。因此，从长远来看，无论其发展阶段或政治地位如何，它们似乎都是赢家。
这使得政治分析家得出结论，对自然资源的严重依赖导致了体制结构的弱化，并出现所谓的“资源诅咒”——凭借资源进行无休止的权力争夺的恶性循环。（例如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在非世袭君主制的情况下，这种权力斗争变得更加明显，并且往往牵涉到以裙带关系为重而非功绩为重的治理体系。这导致了一种微妙的贸易平衡，这种平衡很难维持，并且在宏观经济动荡时容易受到严重破坏。
过去15年来三次宏观经济冲击之后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2008—2009年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这三个事件都严重破坏了贸易平衡，加剧了不对称获取全球化利益本就存在的不平等。
俄乌冲突给世界带来了严重冲击，对全球贸易造成了破坏性后果。欧盟各成员国争相寻找新的能源，以脱离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罗戈夫认为，随后各国将要求对国家安全而言至关重要的产业离开外国回归本国。根据巴罗索的说法，这也将发生在微观层面上。有些企业将追求区域优势而非成本优先原则。也就是说，企业更愿意靠近客户，而不是看重低成本的供应链。综合起来，对能源独立性的追求和工业活动的回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降低，换言之，形成一个“变小的”新世界。
像欧盟成员国这样通过外包大量工业活动、进口能源、出口商品和服务而享受全球化好处的国家，将经受最大的冲击。像德国和意大利这样过度依赖非多元化能源组合的国家已经面临这样的风险。俄乌冲突前，它们分别有超过40%和70%的能源来自俄罗斯。这种情况不可能立即得到扭转，也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各国将不得不适应这个“变小的”新世界。
2022年4月，时任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直言不讳地描述了这一严酷现实。他表示“欧洲必须在和平与空调之间做出选择”。各国政府需要适应这个“变小的”新世界，并对其优先事项重新排序。世界正在迅速远离和平红利，并面临一系列新的国防税和独立税。这将不可避免地对我们所有人造成自冷战结束后前所未有的影响。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承担的共同责任。企业和个人最终必须做出选择，并承担这一“去全球化”新时期的部分成本。不幸的是，从现在开始，“世界越来越小”这句话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内涵。
本文原载于 Dialogue ，经LID出版公司授权刊登。如需阅读更多相关文章，请登录www.dialoguerevie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