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one
第一章
最宝贵的东西

与客观事实相比，我们全部的科学都很原始和幼稚，但是，这正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当我走下飞机的时候，他已经等在那儿了。他手上举着一块写有我名字的纸板。我要参加一个科学家和电视播音员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增加商业电视台中的科学节目，这种努力似乎是毫无希望的。会议组织者很友好地派了一辆车来接我。

等托运的行李时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不介意吧？”

“不，我当然不介意。”

“你与那个搞科学的家伙同名不会被人弄混吗？”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了他的问题的意思。他不是在耍弄我吧？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本意。

我回答说：“我就是那个搞科学的家伙。”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真对不起。我以为你也有这样的困扰。”

他伸出手来：“我的名字叫威廉·弗·巴克利。”（哦，他确实不是那个威廉·弗·巴克利，但他确实与那个好辩论的著名电视采访记者同名。为此他无疑会经常被开一些善意的玩笑。）

当我们坐在汽车里开始我们漫长的行程时，风挡玻璃前的雨刷正在有节奏地来回摆动着。他告诉我，他很高兴我就是那个“搞科学的家伙”，他说他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问题要问我，问我是否会介意。

不，我不会介意的。

这样我们就聊了起来。但是话题不是科学。他想要谈谈正在圣安东尼奥附近一个空军基地中奄奄一息的冷冻外星人、“通麦”（能听见死者正在想什么的一种方法——据说死者的想法并不多）、水晶球、诺查丹玛斯 的预言、占星术、都灵的裹尸布……他热情澎湃地介绍着每个怪异的话题，但每一次我都不得不使他大失所望。

“证据靠不住，”我不断地说，“都是过于简单的解释。”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读了不少书。他知道譬如说对大西洲和莱姆里亚这两块“沉没的大陆”所做的种种推测的细微差别。他非常熟悉可能即将开始的海底探测，海底探测将会发现那些曾一度辉煌的文明时代的倒塌的拱柱和破碎的伊斯兰宣礼塔，而现在造访这些遗迹的只有深海冷光鱼和传说中巨大的斯堪的纳维亚海妖。但是，尽管海洋中蕴藏着许多秘密，但我知道没有任何海底照片和地质的证据能证实亚特兰蒂斯和利莫里亚。就目前科学的研究水平来看，它们从未存在过。我有点勉强地告诉了他我的看法。

当我们在雨中行驶时，我能够看出他逐渐变得有些怏怏不乐。我否定的不仅仅是一些错误的说法，还有他内心生活中蕴藏着的宝贵的东西。

然而在真正的科学中，有着如此众多的东西同样激动人心，更加神秘莫测，更为挑战智力，而且更加接近真理。他知道星际寒冷稀薄的气体里存在着酝酿生命的分子结构团吗？他听说过有人在 400 万年前的火山灰里发现了早期人类始祖的足迹吗？是次印度板块撞击亚洲板块从而导致了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吗？病毒是怎样将DNA像针一样刺过有机体的防线并改变细胞的复制功能的？如何利用无线电波找寻外星智能？为埃卜拉 啤酒的优良品质大做广告的是指新发现的埃卜拉古文明吗？不，他从未听说过。他甚至对量子不确定性没有起码的了解。他认为DNA只不过是三个经常写在一起的大写字母罢了。

非常健谈、聪明而又好奇的“巴克利”先生几乎对现代科学一无所知。他对宇宙间的神奇事物具有本能的好奇心，他想了解科学，但是科学在未到达他的面前时就已经消失殆尽。我们的文化主旨、教育体系以及大众媒体毁了他。我们的社会为传播假象和混乱开了绿灯。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如何鉴别真正的科学和廉价的模仿。他对科学方法一无所知。

目前有数百本描写亚特兰蒂斯——据说是在 1 万年前存在于现在大西洋上的神秘陆地（亦有说其地址在南极洲）的书。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可追溯至柏拉图，他对这块大陆的描述也是来自早期人们的道听途说。最近还有书籍很具权威性地描述了高度发达的亚特兰蒂斯时代的技术、高尚的道德水准和精神生活，以及这个人口聚居的整块大陆沉没波涛之下的大悲剧。有一个“新时代”亚特兰蒂斯，即那个“先进科学的传奇文明”，主要热衷于水晶球“科学”。在一本由卡特利纳·拉斐尔写的名叫《水晶球启蒙》的三部曲中——此书应对风靡美国的水晶球狂热负主要责任——亚特兰蒂斯人的水晶球能看透别人的心事，传递思想，是解读古代历史和埃及金字塔的建造结构和起源的知识宝库。书中没有提供任何哪怕接近于证据的东西来说明其结论的可靠性。（真正的地震科学的最近一项发现也许会导致水晶球狂热的复活，该发现认为地球的内核可能是由一个单个的、巨大的、几乎完美的晶体——铁晶体——组成的。）

有些书——例如多罗迪·维塔莱诺的《地球的传说》——抱着同情的态度解释大西洲的传说，认为它最初是源自地中海中一座小岛，被火山爆发所毁灭，或一个古代城市在地震后沉没于科林斯海湾。就我们所知，这也许是该传说的来源，但是这与一个已涌现出奇异的先进技术和神秘的文明的大陆之毁灭，有天壤之别。

在公共图书馆、报摊杂志或黄金时间电视节目中，我们几乎从没有看过介绍来自海床扩张和大陆板块移动的证据，以及来自对海底勘测的证据，这些证据准确无误地表明在欧洲和美洲大陆之间，在那个假定的时间范围内，不可能存在过大陆。

骗人的说法专骗轻信者，关于这一点，人们普遍承认。但是，用怀疑的精神看待事情却要难得多。怀疑主义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一个精神生活完全依赖于大众文化的既聪明又具有好奇心的人，在他所接收到的像亚特兰蒂斯这样的信息中，有成百上千倍的可能性是未进行过任何批评的无稽之谈，而不是认真而审慎的、公正的判断。

也许巴克利先生应该知道，对于大众文化向他大量播撒的各种传闻，他应该持更严格的怀疑态度。但是除此以外，我们很难说这是巴克利先生的过错。他只不过简单地认为，那些最广为流传的、最容易获得的信息都是对的。由于单纯无知，他被社会体系误导和迷惑了。

科学激发了人们不断增长的探求神秘的好奇心。但是伪科学也有同样的作用。少且落后的科学普及所放弃的发展空间，很快就被伪科学所占领。如果大家都能够明白一种学说在被接受之前必须有充足的证据支持，那么伪科学便无立足之地了。但是由于在大众文化中格雷欣法则 之类的东西在普遍地起作用，坏科学将好科学排挤了出去。

全世界数量众多的聪明人，甚至有天赋的人对科学怀有激情。但这种激情却没有得到回报。调查表明大约 95％的美国人“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这个数字相当于南北战争前美国黑人文盲的比例。那时大多数黑人是奴隶，教黑奴读书识字会遭受严厉的惩罚。当然，对基本文化知识的测定，无论是对语言文字水平的测定还是对科学知识水平的测定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主观判断。但是，无论怎么说，95％的人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每一代人都对教育标准的不断降低而忧心忡忡。早在约 4 000 年前苏美尔时代 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篇短文就感叹年轻一代与上一代相比，其无知已经达到灾难性的程度。2400 年前，年老而又性情暴躁的柏拉图在《法律篇》第七卷中对科学素养做出了定义：

不能数出 1，2，3……或不能分清奇数和偶数，或根本就不会数数，或分不清白天黑夜之人；完全不知道太阳和月亮以及其他星球是在旋转之人……我认为，所有的自由人都应该学习这些方面的知识，就像埃及的儿童在刚开始学习字母时就要学习各类知识一样。在那个国家里，仅仅为了满足孩子们的需要，就创造了各种数学游戏，他们可以在愉快的娱乐中进行学习。我……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听说了我们的人民对这些问题的无知，对此我感到惊讶。在我看来，我们更像是猪而不是人。我感到非常羞耻，不仅为我自己，更是为全体希腊人。

我不知道科学和数学的无知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古雅典的衰亡，但我知道科学素养低下的后果比过去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危险得多。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对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空气污染、有毒和放射性废料、酸雨、表土流失、热带森林的消失、人口的指数增长等问题持续无知是危险的，是愚昧的表现。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都依赖于科学技术。如果我们国家不能制造我们的人民想买的高质低价的产品，我们的工业将会继续萎缩，并会将繁荣更多地让给世界其他国家。我们仔细想一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构成的：核裂变和聚变能、超级电脑、信息“高速公路”、堕胎、氡、大规模毁灭性战略武器、吸毒、政府对公民生活的窃听、高清晰度电视、飞机航线和机场安全、胚胎器官移植、医疗费用、食品添加剂、治疗癫狂和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的药品、动物的权利、超导技术、日常保健药物、所谓的遗传性反社会倾向、太空站、火星探索、寻找治愈艾滋病和癌症的方法。

假如我们对上述知识所知甚少，我们如何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甚至如何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做出明智的选择？在我写作此文时，国会正要解散它的技术评估办公室——这是唯一一个专门向众议院和参议院提供科学技术咨询的机构。在过去的年代里，这个机构的专业能力和诚实正直堪称楷模。在 20 世纪国会的 535 个议员中，只有不到 1％的人接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最后一位科学知识丰富的总统可能只有托马斯·杰斐逊 。

那么美国人是怎样对问题做出决策的呢？他们如何向他们的代言人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呢？谁是事实上的决策人？他们的决策是根据什么做出的呢？

科斯岛的希波克拉底 是医学之父。2 500 年后人们仍然记得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现在各地的医科学生在毕业时宣誓其略有变动的内容）。但是，他的主要功绩是使医学从迷信的雾霭中走出来，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在希波克拉底的一段著名的文字中他这样写道：“人们认为癫痫是神灵造成的，仅仅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它。但是如果把所有的本身不懂的事物都当作是神灵安排的，那么神灵造成的事物将层出不穷，永无止境。”我们总是倾向于说宇宙充满了不可言喻的奥妙这样的话，而不承认我们对许多领域一无所知。空缺之神（God of Gaps） 承担了我们对许多事情仍然一无所知的责任。医学知识从公元前 4 世纪以来不断积累提高，我们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无论是在疾病的病因还是治疗上，我们越来越少地将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神灵的作用。婴儿在分娩时的死亡率和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医学提高了这个星球上数十亿人的生活质量。

在对疾病的诊断上，希波克拉底引入了科学的基本方法。他强调认真细致的观察。“不给任何疾病留下机会。不漏过任何细节。将相互矛盾的观察结合起来分析。你自己一定要有充分的时间。”在体温计发明以前，他就对许多疾病都描画出了其各自的体温曲线。他建议，医生应该能够仅仅根据病人的当前症状说出每种病的大概病史和病情的发展过程。他强调忠诚老实。他乐于承认医生知识的局限性。在面对后人时，他毫无尴尬地向后人透露，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他治疗的疾病。他那时的治疗方法有限，可以使用的药品也主要是缓泻药、催吐药和麻醉药。施行外科手术时只能用烧灼的方式来消毒。从古典时期到古罗马衰亡时，医学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当医学在伊斯兰世界兴盛时，欧洲却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许多解剖学和外科学的知识都丢失殆尽，人们依靠祈祷和大量神奇的自我痊愈，世俗的医生几乎全部消失了。人们广泛地使用赞美诗、圣水、占星术和护身符。解剖死尸是被禁止的和违法的，于是那些从事医学的人便无法从人体获得第一手的知识。医学研究停滞不前。

那时的情景酷似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对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整个东罗马帝国的描述：

在十个世纪的革命中，没有出现一项有助于提高人类的尊严和幸福的发明。在古代的思想体系中没有增添过一个新思想，一代接一代的折磨人的训练使人们轮流成为卑躬屈膝的下一代的只懂教义的老师。

即使最好的前现代医学实践也没能救活许多人的生命。安妮女王是大英帝国斯图亚特王室的最后一代君主。在 17 世纪的最后 17 年里，她怀孕过 18次，但仅生了 5 个孩子。其中只有 1 个活到了童年，但是在女王 1702 年加冕前就夭折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什么遗传上的疾病。她能够得到当时最好的医疗保健。

曾经悲惨地夺走了无数孩子和婴儿生命的疾病已经被科学逐步控制和治愈，这都应归功于人们发现了微生物世界的秘密；归功于人们意识到医生和从事接生工作的人应该洗手并对器械消毒；归功于公共保健和卫生措施；归功于抗生素、药物、疫苗、DNA分子结构的揭示、分子生物学以及新的基因疗法。至少是在发达国家，与 17 世纪末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王位继承人相比，今天的父母更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天花在世界范围内已被消灭，受到携带疟疾病菌蚊虫侵害的地区已经大大减少，诊断出患血癌的儿童的存活年限也一年一年地逐步延长。科学使得地球可以供养比几千年前多几百倍的人口，并且生活状况不会很糟。

我们可以为霍乱患者祈祷，也可以每隔 12 小时让其服用 500 毫克的四环素（仍然有一种宗教——基督教科学，否认病菌理论。如果祈祷无效，这种宗教的信仰者即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也不给他们服用抗生素）。我们可以尝试几乎无效的精神分析谈话治疗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可以每天让他们服用 300 到 500 毫克镇静剂。科学的医疗方法比其他方法的有效率要高出成百上千倍（即使其他方法好像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我们却无法确切知道它们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可能是病情的自我缓解，即使是霍乱和精神分裂，不做祈祷或精神分析治疗也可能会自我缓解或康复）。放弃科学就意味着放弃了比空调、CD唱机、电吹风和高速汽车更多的东西。

在狩猎和前农业时期，人的期望寿命在 20 岁到 30 岁。在罗马后期和中世纪时期的西欧，人的期望寿命也是同样。到 1870 年时，人的寿命还未达到40 岁。1915 年达到 50 岁，1930 年 60 岁，1955 年 70 岁，今天人的期望寿命已经达到 80 岁（女性稍高，男性略低）。其他国家正跟着欧洲人寿命增长的速度在增长。是什么导致了人类会产生如此惊人和前所未有的变化？是病菌理论，公众卫生保健措施，药物和医疗技术。寿命的延长可能是衡量人类物质生活质量的最好的唯一标准了（倘使你死去了，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这是科学给人类的最宝贵礼物——没有任何东西能和生命的礼物媲美。

但是微生物却会变异。新疾病像野火般蔓延，在微生物传染和人们反传染之间存在着不断的斗争。我们要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不仅要研制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而且要不断深入地了解生命的本质，这就是基础研究。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想避免由于全球人口的增长和到 21 世纪后期时人口达到 100 亿或 120 亿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我们必须发明安全和更加有效的增加食物的方法，与此相配套的还有良种库、水利、灭虫、运输和冷藏。要有足够的可以接受的计划生育手段，要采取重要的措施，使妇女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政治地位，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标准。没有科学和技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知道科学和技术源源不断地带给这个世界的并不仅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礼物。科学家不仅研制出了原子武器，还把政治领导人揪到面前，对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无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必须首先拥有一枚。于是他们制造出了 6 万多枚。在冷战时期，美国、苏联等国家的科学家为了准备核战争，竟情愿使自己的国民在对核武器的危害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遭受核辐射的危害。塔斯克基和亚拉巴马的医生欺骗一组老军人，在他们受辐射过重而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却让他们以为是在接受梅毒治疗。这伙残忍毒辣的纳粹医生臭名远扬。我们的技术制造了沙利度胺 、氟利昂、落叶剂、神经毒气，造成了大气和水污染、物种灭绝。我们的工业如此强大，能够破坏地球的气候。我们这个地球上大约有一半科学家至少是部分时间在为军事服务。尽管有少部分科学家被认为是局外人，他们勇敢地批评社会的弊病，并提早警告可能出现的技术灾难。但是，许多科学家被看成是顺从权威的机会主义者，或者是愿为公司获利和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工作的人，他们从不考虑长期后果。科学成果带来了技术风险，对公认为正确而普遍接受的经验和知识构成了绝对的挑战，以及人们认为的科学的复杂性，都是人们不相信科学和回避科学的缘故。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疯狂的科学家的身影——星期六早间儿童电视节目上穿着白大褂的狂人以及大众文化中对浮士德式交易的过分鼓吹——从其始祖浮士德，到弗兰肯斯坦，到奇爱博士，以及侏罗纪公园。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科学使品行不端的技术人员或贪污成性、痴迷于权力之争的政治家们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因此要抛弃科学。医学和农业的进步所挽救的人命比死于历史上各种战争中的人的总和要多得多 。运输和通信的进步以及娱乐业改变了世界并将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一个接一个的民意调查表明，尽管人们对科学有所顾虑，但是人们仍然将科学工作列为最值得尊重和信赖的职业之一。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令人畏惧的力量使所有人，包括政治家，当然特别是科学家，必须肩负一种新的责任，那就是，一定要从全球和超越时代的角度，对技术所带来的长期后果给予更多的关注，竭力避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依恋。犯错误的代价太昂贵了。

你在乎什么是事实吗？

事实是否重要？

……在无知是福的地方

智者有罪

托马斯·格雷 在他的诗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但是有道理吗？爱德蒙·卫·提勒在他的 1950 年出版的书《四季循环》中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理解：

只要一件事情使你觉得舒服，你就不问它的真假，这跟你只要拿到了钱就不问钱是哪儿来的一样，是不道德的。

举个例子，如果你发现政府是个腐败和不胜任的政府，你会觉得令人沮丧。但是如果不知道这些是否就更好呢？无知对谁有利？如果我们人类具有世代相传的讨厌陌生人的倾向，自我封闭是不是唯一的灵丹妙药？如果我们一定要认为日月星辰为我们升落，因为有了我们宇宙才存在的话，科学是否挫伤了我们的自信心？

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弗里德里希·尼采就像他的前人和后人一样，认为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是“人类自我轻视的不断发展”。尼采哀叹“人类的尊严，人类的独立的特性，人在存在的规律中的不可替代性”的丧失。我认为，了解宇宙的真相要比坚信错觉却感到满足和正确无误好得多。哪一种态度对我们的长期生存更具有推动作用？哪一种观念对我们的未来更有影响？如果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天真的自信受到一点挫折，是否就意味着全部失败？我们是否应该把了解宇宙当作走向成熟和完善自身的过程？

发现宇宙年龄为 80 亿到 150 亿年，而不是 6 000 到 12 000 年 使我们对宇宙之浩瀚和伟大更为敬仰。我们是由原子按照复杂的结构所组成，而不是神灵的产物，承认这个观点至少可以提高我们对原子的尊重程度。我们发现，正像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那样，我们的星球是银河系中数以十亿计的星球中的一个，而银河系是宇宙中数以十亿计的星系中的一个。整个宇宙在可能的空间雄伟地扩展。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同时也是猴子的祖先，这一点说明我们与其他生物拥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并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即便有时是令人感到遗憾的——对人类本性的思考。

显然没有回头路。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科学与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最好是尽可能地充分利用科学。当我们最终看清了科学的本质，充分领悟到它的美妙和力量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无论是在精神领域还是在现实问题上，我们在谋取我们自身的幸福中就占据了有利的地位。

但是迷信和伪科学仍在大行其道，它们迷惑了我们中的“巴克利”，它们提供的是简单的答案，逃避怀疑性的考察，随心所欲地利用我们的敬畏之心，使我们的经验变得一钱不值，使我们成为循规蹈矩、没有个人思想的行事者和谣言的牺牲品。是的，假如UFO藏匿在百慕大深深的大海中，吞噬轮船和飞机，死人能够操纵我们的双手，还能给我们写信，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更加有趣的地方。如果小孩仅靠思维便能使电话机从托架上掉下来，与偶然的机会或世界的知识所能做出的解释相比，如果我们的梦能够更准确地预测未来，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就太令人神魂颠倒了。

这些都是伪科学的一些实例。它们声称是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发现，然而，事实上它们与科学的本质背道而驰。这是因为，它们通常的结论是以不充足的证据为基础的，它们对导致其他可能性的线索不屑一顾。它们耍弄无知。在报纸、杂志、出版商、电台、电视台、制片商等机构和人的无知的配合下（通常是只顾一己利益，不顾社会影响），伪科学的思想得以轻易和广泛地传播。我遇到“巴克利”先生而使我想到，与相信伪科学和迷信的人相比，遇到能够做出其他选择的，懂得更具挑战性，甚至更加光彩灿烂的科学发现知识的人要困难千百倍。

与科学相比，编造伪科学要容易得多。因为它使我们远离真实性——而真实正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经过比较而获得的结果——总是被更多地忽略掉了。探究证据的一般争论的标准更不明确也更不严谨。部分是由于相同的原因，与科学相比，向普通公众散布伪科学容易得多。但这还远不足以解释伪科学为何如此盛行。

人们会很自然地尝试各种不同的认识体系以寻求帮助。如果我们寻求这种帮助过于急迫，那么我们在情感上就会极大地偏向于摒弃被认为是怀疑主义的沉重的包袱。伪科学用科学总是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的说法来适应人们强烈的情感需求。伪科学提供给人们的是我们缺少而又盼望得到的对人的力量的幻想（就像现在漫画书中的超级英雄和更早些时候传说中的神）。伪科学宣称，它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渴求，医治疾病，许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伪科学一再让我们相信，人类是宇宙的中心并在宇宙中具有重要地位。伪科学赐给了我们与宇宙结下不解之缘并与宇宙融为一体的特权 。有时伪科学成了一种伪科学和新科学折中的产物，但双方又对其并不信任。

某些伪科学的本质（某些宗教也是如此，新时代的或旧时代的）是用愿望代替现实的思想。就像民俗故事和儿童故事里通过愿望实现我们内心的渴求，这该多么令人心满意足啊！特别是与我们通常必须依靠艰苦努力和好运气才能实现愿望相比，这种观点多么具有诱惑力！有魔法的鱼或是油灯精灵会满足我们三个愿望——无论是什么样的愿望只要我们不是贪得无厌。谁没有考虑过自己想要些什么呢？这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吧，毕竟，万一有一天我们发现了一盏旧黄铜油灯，而且无意中蹭了它一下呢？

我还记得童年时代我看的漫画书和其他书里，有一个戴着高帽子，留着小胡子，手里挥舞着黑色的手杖的魔术师。他的名字叫扎塔拉，无论什么事情，他都能做到。他怎么做呢？很简单，他只要把话倒过来说就行了。于是如果他想要 100 万美元，他就会说：“srallod noillm a emevig。”他做了这些就足够了。这有点像做祈祷，但是比祈祷更灵验。

我在 8 岁的时候曾经花了许多时间做这个试验，我对那些有纹理的、像是具有威力的石头大念“esir enots”，想使其升空飘荡，但从未成功过。我责怪自己发音不准。

有些人可能会说，有多少人不了解真正的科学，就有多少人相信伪科学，除非咒语失灵。如果你从未听说过科学（更不用说科学的原理了），你就不可能知道你所接受的就是伪科学。你会简单地认为人们都是这样做的。宗教通常是国家政权保护下滋生伪科学的温室，尽管宗教为什么一定要起这样的作用实在没有道理可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很早以前人类自造的现象。在一些国家里，包括政府领导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占星术和先知。但是这不是宗教简单灌输的结果，而是他们生活的文化环境的产物。在这种文化中，所有人都对这类做法感到满意，而且这样的文化随处可见。

我在本书里引述的历史个案大部分发生在美国，这是因为我最了解这些事件，而不是因为美国的伪科学和神秘主义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为突出、更引人注目。但是，具有将勺子扭弯的特异功能、能与外星人进行对话的乌利·盖勒则是在以色列显灵的神人。随着阿尔及利亚世俗主义者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小心谨慎地求助于这个国家中 1 万多位占卜术士和特异功能者（他们中一半以上的人用国家发给的执照营业）。法国高层政府官员，包括法国前总统，对一场骗局投资数百万美元（埃尔夫·阿奎坦丑闻），寻找用空气转换石油的新方法。在德国，人们正在关注科学无法探测的能够致癌的“地球射线”，而这种射线却只有挥舞着分叉手杖的经验丰富的占卜术士才能探测出来。“特异功能外科”在菲律宾大行其道，而幽灵则是英国举国上下痴迷的东西。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出现了大量的信仰超自然的新宗教。估计在日本大约有 10 万名算命先生活跃在民间，信徒主要是年轻妇女。涉嫌于 1995 年 3 月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神经毒气案的奥姆真理教，以飘浮术、信念治疗术和超感知觉为其主要的教义。信徒用高价购买“圣水”喝——实际上是他们的领导人麻原的洗澡水。在泰国，使用研磨成粉的经书制成的药片治疗疾病。“巫师”在今天的南非正遭受被火烧死的命运。澳大利亚维和部队在海地解救了一名被捆绑在树上的妇女，她被指责为在屋脊上飞翔并吸吮幼童的血。占星术在印度泛滥，算命先生在中国盛行。

或许全世界伪科学——据多种标准判断，就是宗教——最成功的例子是印度的超觉冥想（念诵梵文真言松心缓性法，源于印度。——译注）的教义。人们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它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马哈里希·马赫什瑜伽大师进行有关催眠术的规则等问题的冗长而令人厌倦的说教。他坐在瑜伽大师的座位上，白色和灰黑色的头发披散着，身边环绕着花环和敬献的鲜花，仪态非凡。有一天在看电视选择频道的时候，我们恰巧看到了此人的尊容，4 岁的儿子问我：“你知道他是谁？”“上帝。”世界各地的超觉冥想组织据估计有 30 亿美元的资产。只要你交上一定的费用，他们就能教你运用冥想穿越墙壁、隐身、飞翔。他们说，他们的协同冥想，降低了华盛顿特区的犯罪率，使苏联解体，还创造了其他现世奇迹。但是他们对他们的说法却没有提供一点儿实际证据。超觉冥想组织出售假药，经营贸易公司，开设医疗门诊并创办“研究”大学，只是进入政界的计划没能成功。靠具有不可思议的神授能力的领导人，靠对社会的许诺，靠提供魔力换取金钱以及狂热的信仰，这是许多伪科学兜售所谓超自然力的典型手法。

任何放弃国家管理和科学教育的地方都有助于伪科学的泛滥。列昂·托洛茨基 描述了希特勒接管国家之前德国伪科学的情况（这种描述同 1933 年苏联的情况类似）：

不仅仅是在农民的家庭里，甚至在城市的摩天大厦里，这种现象从13 世纪到 20 世纪都存在。成千上万的人在使用电的同时，仍然相信护身符和祈祷的神秘力量……电影明星扮演着非人非神的角色。驾驶着由人的天才智慧创造的神秘机器的飞行员也在他们的衬衫外戴着护身符。由它们支配的黑暗、无知和野蛮竟如此漫长无尽头，挥之不去！

俄国发生的事情令人深思。在沙皇时代，宗教迷信得到鼓励，但是，科学的和怀疑的思想——除了一些驯服的科学家——被野蛮地扼杀了。在共产主义时期，宗教和伪科学都从制度上受到压制——除了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迷信。这种迷信被宣传为科学，但是，最不能进行自我批判的神秘的崇拜与过度缺乏这种理想一样，其结果都是破灭。批判的思维——只允许科学家在知识处于封闭分割的状态下有这种思维方式——被认为是危险的。在学校里不许传授，如果表达科学思维方式即受惩罚。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后共产主义时期，许多俄国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科学。揭开盖子细看内幕，我们就会发现，随着幻想的破灭，其真正的本质是刻骨的种族仇恨，这也是其真实的后果之一。而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淹没在UFO、魔鬼、信念疗法、庸医、神水，以及古老的迷信的汪洋大海之中。人的期望寿命明显降低、儿童死亡率增长、传染病肆虐、医疗标准几乎降到最低点、对预防医学的忽视，所有这一切都使在公众范围内迅速引发怀疑思潮的可能性达到临界状态。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在杜马成员选举中获很高支持率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是一个安纳托利·卡斯皮诺夫斯基式的人物，即靠信念治病的术士，他可以使用通过电视机凝视你的方法，遥控治疗从疝气到艾滋病等各种疾病，他面对着停止不动的时钟，可以使其重新走动。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存在。在向市场经济逐渐转变的过程中，UFO、心灵感应以及其他西方伪科学也蜂拥而至，与中国古老的祖先崇拜、占星术和算命——特别是抽签算命和用易经的六爻算命——并行其道。政府报纸哀叹道：“封建迷信在我国农村有死灰复燃的趋势。”现在这种迷信活动主要在农村，城市不是主要受害区域。

具有“特异功能”的人都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他们说，他们可以从身体中施放气体，即“宇宙能量场”，能够在 2 000 公里以外改变化合物的分子结构，能够与外星人交流和治疗疾病。一些人在一个“气功大师”气功治疗下死于非命。1993 年，这个气功大师被逮捕定罪。王洪成，一个业余化学家，宣称他本人可以合成一种液体添加剂，只要在水中添加一点这种液体，水就会变成汽油或者类似的燃料。有一段时间他的研究曾得到资助。但是，当他的发明被发现是一场骗局时，他被捕并被判刑。王洪成的盲信者们说他的不幸不是因为他是骗子，而是因为他不肯将他的“秘密配方”透露给政府（类似的传说在美国几十年来也有流传，只不过主角通常都是一些大型石油公司或是汽车公司）。亚洲犀牛正趋于灭绝的境地，因为据说它们的角被研磨成粉末后具有治疗阳痿的功效，其销售范围覆盖整个东亚。

这些伪科学和迷信的蔓延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觉。1994 年 12 月 5 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联合公开声明：

我国的科普工作在近些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一些迷信、愚昧活动却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大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科学技术的普及程度，是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事关经济振兴、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旺和民族强盛的战略高度来重视和开展科普工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更不是社会主义。

由此看来，美国的伪科学仅是其全球发展趋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产生的缘由、其危险性、其诊断和治疗方法等在世界各地大同小异。现在巫师们在传播范围广泛的商业电视节目中大肆兜售他们的巫术，自诩为娱乐节目表演者。他们拥有自己的频道，“特异功能之友联系网”。每年有大约 100 万人报名并将大师们传授的技能应用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大公司的执行董事会成员、金融分析家、律师和银行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听取占星术士、巫师和占卜者们的建议。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一个巫师说：“如果人们知道有多少人，特别是有多少腰缠万贯的富翁和手握大权的权贵们都求助于巫术，他们定会惊讶得合不拢嘴。”王族成员历来是各种巫术骗子极易征服的对象。在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时代，占星术是只有帝王才能占有的特殊财产，任何民间俗人对这种功力无边的技巧的擅自使用均被认为是对其资产的侵犯。受到南卡罗来纳特别容易轻信别人的文化环境的影响的南希和罗纳德·里根无论在私人还是公共事务上历来依靠占星术士帮其决策，而广大选民对此一无所知。对我们的未来文明将会产生影响的各种决策中，有相当一部分显然是由骗子们做出的。对于是否确有其事，世界各国已经议论纷纷，与这种情况相比，美国却鸦雀无声。

尽管某些伪科学似乎令人感到十分可笑，尽管我们对在伪科学的说教下编造出的骗局自信不会轻易相信，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伪科学在我们身边一直不停地出现。超觉冥想（trascendental meditation）和奥姆真理教似乎吸引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包括一些拥有物理学和工程学领域高级学位的人。伪科学的说教并不是为傻瓜笨蛋们编造的，它正在产生其他效应。

另外，如果没有人对宗教的本质进行研究，也不去了解宗教的起源，那么，我们将会对宗教一无所知。尽管在某些地区和某方面伪科学与世界宗教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相对科学而言，其区别非常小。世界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虽然世界也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有些方法十分有限，有些方法具有普遍的作用。按照一般意义上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一些做法会盛行，而大多数做法会很快消失。但是，有时正如历史所展现的，最肮脏和毫无吸引力的少数做法可能却具有能够产生深刻影响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从被错误运用的科学到伪科学，到迷信（不论是新时代的还是旧时代的），一直到值得尊重的以神为基础的神秘宗教，是一个连续过程，各个层次之间没有明显界限。我在本书里将尽可能不使用一般宗教意义上的“膜拜”（Cult）一词，因为经常说这个词的人会不喜欢我这样做，但是，我会尝试着将话题延伸至知识的领地——他们是否明白自己所说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在本书的某些篇幅里，我将对神学的过分行为进行批评，因为将伪科学与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宗教区分开来非常困难。虽然如此，我首先承认，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宗教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具有繁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 19 世纪里，自由宗教和基督教团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教改革、犹太教变革、梵蒂冈教皇二世以及对《圣经》的所谓更高级的批评，这些都是宗教针对自身的过分行为所进行的修正（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如同许多科学家似乎不愿争论，甚至不愿公开讨论伪科学一样，许多主流宗教中的主要人物也不愿意接受极端保守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最后整个领域都会被其占领。他们将因对手不到庭而胜诉。

一位宗教领袖写信给我，表达了他对希望宗教“有约束的统一性”的心情：

我们已变得过于情感化……一方面是过度虔诚和肤浅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傲慢自大和教条主义的不容异说的态度，在几乎还没有认识宗教的情况下，就扭曲了真正的宗教生活。有时，我几乎接近绝望的边缘，但我仍顽强地生活，并总是充满了希望……诚实坦率的宗教比那些冒用批评者的名义，歪曲宗教、使宗教荒谬化的人更清楚其批评；诚实坦率的宗教为其自身的目的积极鼓励有益的怀疑精神……宗教与科学建立起强大的联盟共同反对伪科学是有可能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想，这个联盟在不远的将来也可以展开反对伪宗教的斗争。

伪科学与错误的科学是不同的。科学是在犯错误并一个一个地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经常会做出错误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都是尝试性的、实验性的。科学家们提出的假说总是要使其能被证伪。假说的更替面对的是实验与观察的质疑。科学在不断加深对事物真相的了解的征途上探索着，踉踉跄跄地蹒跚前行。当一种假说经实验证实为不可行的时候，假说的提出者的情感当然受到伤害，但是，正是这种证伪过程被认为是科学事业的精髓所在。

而伪科学正好相反，其假说的设计往往恰恰在于使假说在能展示证伪的实验面前无懈可击，甚至原则上也不能被认为是不成立的。伪科学的实践者总是处于防备和警惕的状态，他们反对任何怀疑者的检验。当伪科学的假说在科学家的检验面前失败时，他们就会设计出压制科学家意见的阴谋。

健康人开汽车的能力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除了孩提时期和老年时期以外，我们一般不会跌倒或摔跤。我们可以学会例如骑车、滑雪、跳绳和驾驶汽车等各种事情，而且可以终生保持这些能力。即使我们有十年不做这些事，一旦我们再做时仍然毫不费力。但是我们开车技能的瞬时恢复也许会使我们对自身其他方面的能力产生一种错误的感觉。我们的认知能力具有欺骗性。我们有时会看到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东西。我们要经受视觉幻象的折磨。偶尔我们会产生幻觉。我们很容易犯错误。托马斯·季洛维奇写的一本名为《感知我们所不知：日常生活中人类理性的易错性》的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书里描述了人在认知数字方面所犯的系统性错误。拒绝接受自己不喜欢的证据，易受别人观点的影响。我们精于某些事情，但不可能通晓所有的事情。智慧产生于我们对自身局限性的了解。“因为人易迷惑”，威廉·莎士比亚这样教导我们，这正是我们需要严谨的充满怀疑精神的科学的精确性的原因。

可能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与伪科学（或“永无错误的”启示）相比，科学对人类的不完美性和易犯错误的本性的认识要深刻得多。如果我们坚决拒绝承认我们犯错误是必然的，那么，我们注定会犯错——甚至是严重的错误，重大的过错——永远与我们形影相随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具有一点儿自我评价的勇气，无论错误会给我们造成多么令人遗憾的思考，我们取得胜利的机会必定会极大地增加。

如果我们只向广大公众讲解科学的发现和成果——无论这些成果具有多么大的使用价值，甚至多么鼓舞人心——而不向公众讲解严格的科学方法，普通人怎么能够分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呢？然而，科学和伪科学都是以无证据的结论的方式表现在人们面前的。在中国和俄罗斯，科学曾有过很简单的表达方式——具有权威性的科学就是权威人士所讲的科学。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只能靠你自己来判断。但是当政治发生变化，对自由思想的禁锢有所放松的时候，许多可靠的和有号召力的主张——特别是那些我们以前想知道，但是现在才了解的学说——赢得了普遍的拥护。但是，这时所有的观点都变成权威性的观点的可能性就不大可能出现了。对从事科学普及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向公众讲清楚科学的重大发现、误解和科学的实践者偶尔顽固地拒绝改变研究方向的真实的和曲折的发展历史。然而大多数科学教科书所描述的都是春风得意的科学家所走过的轻松的道路。用引人入胜的方式表述科学家在几个世纪中对自然所进行的耐心和共同的质问所积累起来的智慧，比详细教授杂乱无章的积累这种智慧的方法要容易得多。科学方法似乎毫无趣味、很难理解，但它比科学上的发现要重要得多。 hFmWnUNHaOTIGftTAuXCA1d0dUgV+RUUX5n73Mxcpwt0GkSkfm8vpB0UnEjt0/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