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上个世纪 的学校

自国民学校 毕业后，我被送往文理高级中学 读书，在当时，这不过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罢了。因为富裕家庭为了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都会精心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儿子，无一例外。他们需要学习法语跟英语，需要熟悉音乐相关的知识与技巧，先要请保育女仆 ，孩子长大些之后，又要请专门的家庭教师，将优雅良好的举止习惯传授给他们。可是，在那个相对“开明”的自由主义时代，只有最终能够通往高等学府的所谓“学院”教育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因此，当时的每个“上等”家庭都怀有这样一份憧憬，希望在自己家庭的那些儿子当中，至少也要有一个人的名字前面能够冠上博士头衔，至于具体是什么博士，反倒是不太有所谓的。然而，这条通往大学的道路却颇为漫长，而且也绝不令人感觉到丝毫美好。五年的国民学校和八年的文理高级中学，都必须端坐在木头长凳上熬过来，每天五到六个小时，课余时间需要完成老师布置的大量作业。不仅如此，除学校课程外，孩子们还要接受所谓的“通识教育”，即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这三门眼下尚在口头上使用的“鲜活”语言，外加古典希腊语 和拉丁语 这两门“死”语言——换句话说，排除几何与物理，以及其他一些学校严格规定的常规科目，还要再额外学习五门语言。需要学习的内容实在是多得不能再多，几乎没有时间留给身体发育，也没有时间留给体育锻炼和日常散步，至于消遣和娱乐，那就更不必想了。在我们七岁的时候，曾经学过一首名字大概叫作《喜悦、至福之童年时光》 的合唱曲，歌词必须得背下来，还必须组成合唱团，跟大家一起唱——关于这件事，如今我也只留下了些许模糊的印象。我还记得，那首合唱曲的旋律特别简单，因此，当年合唱时的声音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但是，歌词中所写的内容令我感到难于理解——这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歌词内容完全没办法打动我的心，根本就没有任何说服力。请允许我说句实话，在进入大学之前，我所经历的全部校园生活始终都是无聊至极且令人感到厌烦不已的：无聊与厌烦感与日俱增，一年更甚一年，将我的耐性逐渐消磨殆尽，使我急切地想要摆脱这种周而复始的枯燥折磨。在当年那单调乏味、毫无感情、毫无灵性可言的校园生活当中，曾经一度有过哪怕任何“喜悦”与“至福”的时光吗？即便有过，我现在也已经完全记不得了——校园生活彻底毁灭了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最自由的存在，毁灭了属于我们的一整个时代。我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宣称，当我看到眼下这个世纪的孩子们时——当我看到他们在自己的童年时光之中能够拥有比我们当年多得多的幸福、自由和独立时，我可真忍不住想要去忌妒他们哪。今天的孩子们啊，当我看到他们无拘无束、几乎完全平等地跟自己的老师谈话时；当我看到他们毫无畏惧之心地奔赴学校，不像我们当年那样始终怀抱着那种颇带隔阂的心情时；当我看到他们在学校、在家中都能够坦率地讲出自己心中想法，满足自己含苞待放、充满好奇的心灵时，我始终还是感到有些难以置信——瞧瞧当时的我们，还没进入那栋面目可憎的房子 呢，便急着将这种自由、独立、本性流露的天性给掩藏起来，畏畏缩缩、躬身屈背，恨不得躲进自己的怀抱里，以避免额头一不小心撞到那无形的枷锁。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学校是一处带有强迫性质的、荒芜的、无聊的场所，只要身处其中，学生们就不得不去死记硬背那些“毫无知晓价值可言的知识” ：那些知识经过了精确划分，化作了不同学科，成为一大堆“学术化”，或者说“被学术化”的学习材料；那些知识与现实世界、与我们的个人兴趣之间找不到任何关联；学习那些知识的过程是百般煎熬又百无聊赖的，学生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学生生涯”展开学习，而是为了“学习本身”而被迫学习；那种学习是陈旧的教育体制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在此前提下，唯一真正令我感到欢欣鼓舞、想要由衷感谢学校的幸福时刻，就是学校大门在我身后永远关闭的那一天、那一刻。

这并不是在抱怨我们奥地利的基础教育太过糟糕。恰恰相反，我们国家的学生所接受的这套“教学计划”，实际上是根据百年以来的基础教育实践精心打造出来的，因此，只要那些知识能够通过合情合理、富于启发性的教学方式传授给学生们，倒也确实能够为他们奠定卓有成效、涵盖广泛的学问基础。然而，正是由于“教学计划”本身缺乏变通，死板的教学环节与枯燥的授课规定令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变得乏味透顶，没有任何生命力可言。如此这般，基础教育就变成了一台冷冰冰的学习机器，从来不针对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自我调节，像是一台只懂得用来回晃动的指针给出“良好、及格、不及格” 评价的自动装置，以此来度量学生们对教学计划所列出的“要求”掌握到了怎样的程度。可是，正是这种对待人类个体时的爱意缺乏、这种对独特性昭然若揭的消磨、这种犹如身处军营般的共处模式，令我们在不经意间承受了无尽的痛苦。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课程规定来进行学习，凡是学过的东西都要考试。至于我们自己究竟想要学些什么，整整八年的时间里，没有哪位老师问过我们哪怕一次。实际上，每个青少年心中都暗自企盼着能够得到来自师长的、带有鼓励性质的鞭策——在我们当年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当中，这种鞭策恰好 是完全缺席的。

教育制度的昭然若揭态度可谓无处不在，甚至从我们当时学校的教学楼建筑上，就已经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来：那是一栋典型的功能性建筑，五十年前的人们以快速且廉价的方式，在缺乏建筑学审视的前提下，随随便便地就将它给搭建了起来。阴冷的墙壁上只粉刷了一层石灰，质量颇为低劣；教室空间低矮压抑，没有悬挂装饰画或者其他任何能够令人感到赏心悦目的装饰物；整栋楼里到处都能闻到厕所里散发出来的气味。这座以学习为主旨的军营里使用的全是从宾馆里淘汰下来的旧家具，早就不知道被多少人用过了，恐怕以后还将被无数人拿来继续使用。无论从前还是以后，大家在使用这些旧家具时的态度恐怕都是一样的：随便凑合着用用就好，心不甘情不愿也无可奈何。直到今天，我都忘不掉教学楼里无处不在的发霉味道，跟奥地利政府所辖公务员们办公室里的味道是完全一样的，惹人反感。那时候，我们这群人将这种味道称作“库房”味，但凡暖气开得太强、出入人员太多、空气从不流通的房间里，都会有这种味道。当一个人长期身处有这种味道的环境中时，它首先会依附到衣服上，然后又会依附到人的灵魂深处。学生们两两结伴地坐在低矮的长板凳上：那板凳实在太矮了，人坐在上面时，脊梁完全没办法直起来，只能采取一种佝偻的姿势，坐久了之后全身骨头都会疼，简直像是中世纪时被判在橹舰 上罚苦役的犯人。在冬季，煤气灯里明晃晃的火焰所发出的蓝光在我们的书本上闪动不停；而到了夏季，为了以防万一，校园里所有的窗户都被小心翼翼地挂上了窗帘——如此一来，我们在上课时就无法看到四方形窗洞里那一小块蔚蓝色的天空，也就杜绝了走神的可能性。上个世纪的人们尚且没有发现这样一种常识：正在发育的身体其实是很需要空气和运动的。所以他们认为，当我们在长板凳上连续僵坐了四五个小时之后，只需要在阴冷又狭窄的走廊里有个十分钟休息时间，就足够了；每周两次，我们会被带到学校的室内体育馆 内，在那里的木地板上练习高抬腿踏步走——就只是来来回回地走，没有任何具体目标可言。室内体育馆的窗户全部关得严严实实的，每踏出一步，都会扬起足有一米高的浮尘。如此这般，国家颁布的“青少年卫生健康指导意见”也就算是敷衍到位了，国家也就算是对我们尽到了“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 的这一“责任”。多年以后，每当我从这栋黯淡无光、愁眉不展的教学楼建筑旁边路过时，心中始终都会涌生出一股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总算不需要再次走进这间隶属于我青少年时代的牢笼了。当这所声名显赫的名校举办成立五十周年校庆活动时，作为知名校友之一，我曾受到学校领导层的邀约，希望我能够在典礼上当着部长和市长 的面发表致辞，可我婉拒了这一请求——对于这所学校，我实在是没什么好感激的。即便真要上台致辞，我讲出口的每个表示感谢的词句，也必定是谎话。

可是，校园生活令学生们颇感沮丧，其责任也并不能归咎于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当时的那些老师不能说是特别好，但也不算太坏，他们诚然不是什么暴君，可同样不能称为良师益友——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群可怜鬼，是被官方严格规定的课程表与教学计划支配的奴隶，他们跟我们一样，也必须完成划归到自己名下的“课程定额”——关于这点，当时的我们也很清楚地察觉到了。每当中午的放学铃声响起时，他们就跟我们一样高兴，那铃声将自由同时赋予了他们和我们。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他们有什么必要非得去恨我们呢？毕竟他们对我们根本就是一无所知。即使已经进校好几年，他们也只知道我们当中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以当时的那套教学方法而言，他们除了批改出“这个学生”在上次布置的作业中犯了多少错误之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会对他们造成困扰，再没有别的什么需要去关心了。他们高坐在讲台之上，我们屈身于讲台之下，他们提出问题，我们必须回答，除此之外，我们之间就再没有任何联系了。因为，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在讲台与课椅之间，在清晰可辨的“上位”与清晰可辨的“下位”之间，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权威”篱墙，正是这道篱墙阻挡住了任何可能的接触与联系。假设一位教师不得不将学生视作独立个体，不得不依据其个体的特殊性予以特别的关照，甚至像今天大家已习以为常的那样，必须为每个学生单独“撰写报告”，即对其进行带有个人观察性质的文字描述——假设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当年在学校里供职的那些教师而言，这将远远超出其职权范围与个人能力。不仅如此，私下里与学生之间单独进行的谈话，也会降低教师身份本身所具备的权威性，因为这种行为将使作为“学生”的我们跟作为“上级”的教师之间处于对等的社会交往状态下，从而不再有等级上的差别。我已经彻底忘记了当年教过我们的那些老师，忘记了他们的名字和面容，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我们与老师之间在思想与心灵上所存在着的无法逾越的隔阂了。我的记忆当中至今还保留着对教室里那一方讲台的深刻印象，还有那本我们始终都想窥探一下的班级点名簿的模样，因为里面记录着我们全部人的考试成绩——关于这两样事物的印象，至今也还是如照片般清晰。如今，在那照片般清晰的记忆影像中，我看到了他们手中那册记录着与学生们相关的各种各样分类内容的、小小的红色笔记本，还有那根专门用来写分数的、短短的黑色铅笔；我看到了自己当年的一堆练习簿，里面遍布着老师用红色墨水写下的批改痕迹。可是，我再也看不清属于他们的那一张张面容了，即便他们在那记忆影像中，根本就是近在眼前——究其原因，或许是当年我们在他们面前时，目光永远都是躲躲闪闪、不敢正视；要么就是视若无睹，根本懒得多看一眼。

上述这种对学校的反感，并不只是我个人的成见，我不记得在自己的同学们当中，有哪个是对当年那段校园生活不反感的。一个人唯独在青少年时代才能拥有的人生当中最好的学习志趣和愿望，统统在这台巨大的人间仓鼠轮 中被压制、被削弱、被无情地磨平了。然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终于意识到，之所以选择这种毫无怜惜之心、缺少人情味的方式来教育青少年，并不是国家相关部门的疏失大意，这套方法论里面其实包藏着一种事实上确凿无疑，却通过巧妙无比的方式、小心翼翼地掩饰起来了的图谋。我们面前曾经朝夕相处过的那个世界——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曾经一度主宰着我们命运的那个世界，它将自己全部的心思都集中在了对太平盛世的追求上，乃至于将“太平”本身视作了一种迷信。那个世界不爱青少年，或者干脆更进一步讲，它对青少年群体始终抱持着怀疑态度。它对于自身有条不紊的“进步”、对于自身的严密秩序性感到沾沾自喜，公开宣称市民社会 所辖范围内一切表现出四平八稳与从容不迫的地方乃是人类文明当之无愧的实用主义美德；也正因此，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理应尽量避免任何有可能造成唐突冒进的行为。奥地利帝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由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皇帝，还有一群垂垂老矣的老大臣来进行统治。作为一个没有任何野心可言的国家，它只希望通过抵制整个欧洲范围内一切激进的变化，来保证自身地位不发生动摇，保持长期以来安稳太平的状态；可是另一方面，年轻人出于其本身所固有的天性，总是希望能够带来暴风骤雨般的变革。因此，对于国家而言，年轻人自然而然地就被认定为必须尽可能长期消除或压制住的不安定因素了。照此观之，国家根本就没有让我们的校园生活过得轻松愉快的理由；无论我们想在哪些方面取得哪种形式的提升与改善，都只能通过耐心等待来实现——等到我们年岁渐长了才可能获得，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由于当时的人们将原本很早就能迈入的人生阶段向后不断推移，这就导致每个人生阶段所被赋予的意义也与如今截然不同。例如，一名已经年满十八周岁的文理高级中学学生还会被人们当成孩子一样来对待，如果当场逮到他手里拿着一根燃着的香烟，他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因为生理上的需要 ，在上课的时候想要暂时离开那条长板凳，就得尽量表现出顺从的态度，先举手请示老师。不过话说回来，在当时那个年代，即便是一位已经到了三十而立之年的男士，也依旧会被人们认为是翅膀还没长硬的年轻人；即便是已经四十岁的人，也还是会被认为不够成熟，不适合担任一个需要负责任的职位。因此，当那起惊人的例外事件发生时——古斯塔夫·马勒竟然在区区三十八岁的年纪就被任命为皇家歌剧院的负责人时，整座维也纳城里的人们全都震惊了。他们感到惊诧莫名的理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竟然会被委以重任，成为这座即便在全球范围内也可称得上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的负责人（实际上，他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早在自己三十六岁前就完成了自己一生的全部作品 ，舒伯特在三十一岁前也完成了全部的作品 ）。这种认为年轻人“不太靠谱”的不信任感，是当时各个社会圈层内部共通的讨论话题。我父亲绝对不会在自己的店里正式接待任何一个年轻人。不幸之处在于，哪怕某人只是外表看上去显得颇为年轻，就算实际年龄已经不小，也必须时时处处、想方设法地去克服上述的那种不信任感。如此这般，在当时的维也纳也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几乎完全无法理解的风气：年轻成了任何一种可能的职业生涯的障碍，年长反而化作了有利条件。可是如今呢，在我们这个已然面目全非的时代里，四十岁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看起来像三十岁的人，六十岁的人又想让自己看起来像四十岁的人；如今呢，虽然青春、活力、行动力和自信心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的认可和推崇，但在那个万事讲究太平的时代里，任何一个想在事业上有所发展、更进一步的人都必须尽力去尝试各种方法，对自己的外表加以掩饰，好让自己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一些。报纸上推荐的办法是加快胡须的生长速度。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医生才刚刚从医学院里毕业，就已经蓄起了威风凛凛的大胡子，戴上了金丝边眼镜——哪怕他们视力良好，根本不需要用眼镜——他们之所以特意将自己的外表打扮成这样，无非是想要给自己的第一批病人留下“这位医生经验很丰富”的印象。人们都穿那种有着长长后摆的黑色小礼服，步态悠闲稳重，与此同时，还要尽可能地朝前挺起自己原本就已微微隆起的圆肚皮，以彰显那种人人向往的雍容华贵的气度。稍微有些远大志向的人都会尽力去掩饰自己身上那种会被认为是“很靠不住”的年轻人特征，就算无法从里到外都掩饰住，那也至少要在外表上做到：早在六七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拒绝再去背那种只有中学生才会用的挎肩书包，而改用公文包来代替，就是为了避免被人看出我们文理高级中学学生的身份。在我们这辈人眼中，今日青年们身上所具备的一切，都是令人备感羡慕的：朝气蓬勃的精神，无与伦比的自信，什么都无所畏惧，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对生活充满着热情。可是，在我们的那个时代——在那个一门心思认为“稳重可靠”才最有价值的年代，当代青年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切，都曾被认为是很不可靠、值得怀疑的。

国家本来就打算充分利用学校作为维护自身权威的工具，对于这点，只有在细细探究过上述这种对待青少年时的古怪态度之后才能够理解。我们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当中，居于首要地位的任务是，要通过教育让我们潜移默化地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现存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教师的意见是至高无上的，父亲的话语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制度是绝对的、永恒永续的。这套教育方式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值得注意的是，该原则在奥地利家庭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年轻人的生活不应该过得太轻松。在年轻人得到某些具体的权利之前，首先必须弄清楚自己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要尽的各种义务，这些义务当中最重要的，往往就是完全服从。他们要求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牢牢记住：我们这一生当中尚未做出过任何贡献，我们无论在什么方面都毫无经验可言。因此，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对长辈给予我们的一切心怀感激，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资格去向长辈提出什么问题、给出什么要求。在我所处的那个年代，自孩提时候起，家长就开始讲谎话吓唬自己的子女们了——这样做无疑是十分愚蠢的。比如，那些女仆和愚昧的母亲竟然会对才刚刚三四岁的孩子说谎，说要是他们不马上停止做坏事，她们就马上去喊“警察”过来，以此来吓唬他们。甚至当我们还是文理高级中学学生时，一旦在随便哪门无足轻重的小科目上拿了不好的成绩，并且将这种成绩带回家给家长过目，通常都会受到类似这样的威胁——他们会说，干脆不要再让我们去上学了，家里已经安排好，我们很快就会被带出学校，去学一门靠劳力谋生的手艺——这是资产阶级世界里最恐怖的威胁：重新回到无产阶级行列。而当年轻人怀着最真诚的受教育的愿望，想就某些严肃的时政问题向长辈讨教，明确表示自己希望听到详细具体的解释时，讨来的却永远都是他们高高在上的那句呵斥：“关于这个嘛，你现在还懂不了。”他们所使用的便是这样一种话术，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学校里，乃至这个国家里的任何一处地方，都是如此。不论在哪里，他们从来都是不厌其烦地反复提醒年轻人，说他还没有“成熟”，说他什么都不懂，说他应该以虔诚的态度好好听长辈说话，在得到长辈允许之前，绝对不允许擅作主张地表达想法。如果不止开口，还敢反驳，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无药可救了。正因为如此，学校里的那些可怜鬼老师才会以高坐在讲台上的形象，出现在当年的我们面前——按照上述这套理论，他们本来就应该始终保持一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宗教造像模样，对学生们采取不苟言笑、呆若木鸡的态度，将我们的全部情感与追求严格限制在“教学计划”所辖的范围内。至于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这个问题，相比之下，实在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依照时代赋予个人的使命，当年那些老师所肩负的真正使命，与其说是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引领我们向前迈进，倒不如说是约束我们，将我们保持在原地，让我们束手束脚，动弹不得；不是想方设法去培养青少年，让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拥有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而是要将我们尽量无阻力地嵌入秩序井然的社会结构当中。总之，基础教育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提高我们的个人能力，而是为了对我们所拥有的个人能力加以管束，尽量让所有人一碗水端平，将能力差异扼杀在摇篮里。

特意向某位青少年施加心理上的压力——实际上，相对于将其描述为心理上的压力，它倒更像是“反对正常心智发展” 的一种压力——它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要么是麻痹作用，即这位青少年从此将变得裹足不前；要么是刺激作用，他将因此得到激励，变得勇往直前。可是，这种荒唐的教育模式究竟催生出了多少导致“自卑情结” 的案例呢？从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档案文献里，应该能够查阅得到吧。不得不说，这种“自卑情结”被曾经亲历过我们那业已被淘汰的奥地利老式基础教育的学者 给揭示出来，这恐怕并不是什么巧合。就我个人而言，当然也应该感谢当年长辈们给予我的这种压力，恰恰是由于这种压力的存在，我才自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展现出了一种如饥似渴般向往自由的激情——这种激情如此强烈，几乎不可能为如今的年轻人们所理解；与此同时，我又对一切施行专制之物、对一切采取“高高在上”睥睨姿态训话之人深恶痛绝，这种痛恨伴随了我的整个人生。多年以来，我对一切不容置疑的说辞、一切教条主义的主张都抱持着发自本能的纯粹厌恶，至于这种厌恶感究竟从何而来，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不过我倒是还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在各地进行巡回演讲时，主办方专门为我选用了大学里专用的特大报告厅。等到真正登台的那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必须站在一处很高的讲台上，面朝下方发表演说；相对应的，这次演讲的听众必须坐在低矮的长板凳上，表现出顺从的模样，就跟我们还是学生时一样，不能主动发言，也不允许对演讲内容进行任何反驳——知晓这点之后，某种无可名状的不安感突然扼住了我的咽喉，我突然想起了自己接受基础教育的那几年里是如何被这种完全不对等的、权威化的、教条主义的训话所折磨的。想到这点之后，一种恐惧感自我心底油然而生、挥之不去：我很担心，自己一旦站在这高高的讲台上演讲，岂不就跟自己当年的老师们一样了吗？岂不是会显得很不近人情吗？真该感谢这些芜杂思绪对我情绪的影响，那次演说成了我人生当中最糟糕的一次经历。

在大概十四岁或者十五岁之前，我们尚且老老实实地顺应着学校的手段，试图寻找能够与之和谐共存的方法。我们私下里以开玩笑的态度闲聊关于老师的事情，以不带有任何主观情绪、对知识一视同仁的好奇心，努力学习每一门课程。哪里知道，就这样维持了颇长一段时间之后，校园生活的体验却并没有任何改观，日复一日的坚持只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无聊、越来越心烦意乱。到了这个阶段，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悄然发生了：我们，即这群早在十岁时即已进入文理高级中学学习的男孩们，在八年学制的前四年左右，智识水平上就已全面超过了中学教育规定的水准。我们本能地觉得，自己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可以学习了。在一些很感兴趣的学科上，我们所了解的东西甚至比我们可怜的授课老师还要多。毕竟他们自从上大学起，就再没有翻开过任何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了。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反差极大的现象，也令我们的心情一天更比一天躁动，难于平静：一方面，我们每天长时间坐在校内低矮的长板凳上，听到的全是自己早已烂熟于心的知识，完全没有任何新东西，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听，仿佛只有裤子坐在那里，人已经不知道神游到哪里去了；另一方面，校外却是一整座满载着千百万种新奇事物的大都会，一整座拥有着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音乐的大都会，在这座大都会里徜徉，每天都能够拥有截然不同的惊喜。如此这般，我们便将自己内心深处被强压下去的求知渴望，以及在智识领域、艺术领域、享乐领域的旺盛好奇心——如此旺盛的好奇心在校内自然是得不到任何滋养的——完完全全地转向了校外，对校外发生的一切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最开始时，我们当中只有两三个人由自己内心深处发掘出了对艺术、文学、音乐等方面的兴趣；之后陆续增加到了十几个人；到了最后，几乎全部同龄人都沦陷了，无一例外。

究其原因，是热情恰如一种病毒，在年轻人群当中本身就具备极强的传染性——就像麻疹或者猩红热那样，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般的速度，在一个班级的内部疾速传播，让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感染。而且，因为年轻人基本上都很意气用事，虚荣心也很强，所以新加入的那些家伙往往会使尽浑身解数，试图尽可能快地在相关领域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借此超越自己的同好。于是，这样一群人很容易就会在爱好上互相促进，不断向上登攀。至于这种热情的具体走向，其实或多或少也可以说是偶然的。比如，在某个班级当中突然有一名学生开始了集邮，那么，他的这种爱好很快就会让自己的十几位同班同学也变成集邮的狂热爱好者；又比如，假设有三名学生看上了某位女舞者，对她爱慕不已，过不多久，班上的其他男生也会纷纷站在剧院门口，翘首以盼。比我们这届低三个年级的一个班级里，全班所有学生完全沉迷于足球；比我们这届高的一个班级里则要么热衷于社会主义，要么热衷托尔斯泰 。至于我呢，碰巧同届班级里的同学都对艺术如痴如狂——这个巧合或许对我的一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事论事，这种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热情在维也纳是很自然的：报纸为维也纳发生的所有文化活动提供了专门的版面；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自己左右两边的大人们在谈论关于歌剧院或是城堡剧院的事情；所有的报纸杂志店里都陈列着伟大歌舞剧演员们的照片。在当时，体育竞技仍被视作一种粗野的活动，因此，如果哪个文理高级中学的学生热衷于此，就连他自己也会觉得很羞耻；另一方面，符合大众理想的电影当时又尚未被发明 ；我们所能发展的那些爱好，以及对那些爱好所投入的热情，即便是在自己家里也不必担心会遇到任何阻力，因为与打桥牌和跟异性幽会相比，戏剧和文学毕竟也称得上是种“纯洁”的激情了。要知道，我的父亲就跟所有维也纳孩子们的父亲一样，在他们的青年时代也曾对戏剧充满了热情；他们也曾经怀着与我们几无二致的热情，到宫廷剧院去看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 ，就像我们争相去观看理查德·施特劳斯 和格哈德·豪普特曼 的戏剧首演一样。对于我们这些还在上文理高级中学的学生而言，蜂拥去看维也纳的每一场首演，根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倘若哪位同学第二天一早不能在学校里将昨晚首演的每个细节娓娓道来，又怎么可能不在那些比他更幸运的同伴面前丢脸呢？如果我们这个班级的任课老师们对于自己学生的行动规律不是完全漠不关心，那他们多半就会注意到，在每一场重要首演即将揭幕的那天下午，总是会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学生莫名其妙地告假离校——那是因为我们必须三点钟就去排队，唯有这样，才有可能买到我们这帮孩子唯一被允许购买的站票。而且，如果他们足够细心留意，那他们恐怕也会发现，在我们上课时用的拉丁语语法教材的包书皮里面，偷偷夹藏着里尔克 的诗歌；我们拿出数学课上要用的练习簿，将那些借阅书籍当中最优美的诗句逐一抄录下来；我们每天都会发明一些新的技巧，利用枯燥的学校课程安排，想方设法找出时间和空当来开展私人阅读；当老师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关于席勒 著作《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陈词滥调时，我们却都躲在下面读尼采和斯特林堡 ——讲课的老学究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两位的大名，他显然闻所未闻。求知的热情如流感般向我们席卷而来，我们渴望知晓一切、了解一切，想要弄明白艺术、科学等各个领域内曾经发生及正在发生的一切：不知多少个下午，我们会混入读大学的那些学生当中，只为了旁听一下大学课程；我们参观了所有的艺术展览；我们走进传授解剖学的医学院大讲堂里，观看尸体解剖的全过程。如此这般，我们就像小狗似的，用自己好奇的鼻孔去嗅探所有新奇事物，嗅探每一样新鲜玩意儿。我们偷偷潜入维也纳爱乐乐团 的排练场；我们到古籍书店里翻箱倒柜，装模作样地探究古书；我们每天都去瞧一遍书商拿出来展示的新书，马上就能知道从昨天到今天的这短短时间内，又有什么新书上架了。最重要的是，我们阅读，我们什么都读，读一切能够弄到手的书籍。我们从各大公共图书馆里借书，我们把自己能找到的书籍相互传阅。但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最好的教育场所，能够得知所有最前沿消息的地方，始终是咖啡馆。

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上述关于咖啡馆的说法，那就必须首先知晓这样一项事实：维也纳的咖啡馆，就其本质上而言，其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机构，这种机构是世界上其他任何类似机构都无法比拟的。维也纳的咖啡馆其实可被视作一种民主俱乐部，对每个人开放，只需要花微乎其微的钱，点上一杯售价低廉的咖啡，无论是谁，都可以在里面坐上好几个钟头，讨论、写作、打牌、收信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可以畅读数量多到数都数不清的免费报纸与杂志。在一间相对较好的维也纳咖啡馆里，维也纳市内出版的所有报纸都能找到。而且，不仅有维也纳的报纸，还有整个德语区出版发行的报纸，乃至于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的报纸，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全世界所有重要的文艺杂志：《法国信使》 上刊载的文章，其水平不亚于《新评论》 ，还有《工作室》 和《伯林顿杂志》 。通过阅读这些报纸杂志，我们对当今世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了第一手了解：我们知道每一本新书的出版，我们清楚每一场演出的内容，我们将各种报纸上的评论拿来做比较。对于一名奥地利人而言，除了在咖啡馆里之外，恐怕再没有什么地方能够令其一边全面具体地了解寰球大事，一边还可以随时在自己的好友圈子里讨论这些大事的了；恐怕再没有什么地方能够让他在保持思维敏锐的同时，还可以顺道掌握国际动态的了。我们每天都会在咖啡馆里坐上好几个小时，这世间没有任何新兴事物能够逃过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在关注自身爱好时并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众志成城；我们在窥视世界各地纷繁多姿的文艺图景时，用的不再是仅属于自己的那两只眼睛，而是二十只眼睛、四十只眼睛：一旦哪个人忽略了些什么，总是会有另一个人替他注意到。而且，毕竟我们是在那样的一个年纪，性格中始终抱持着幼稚浮夸的虚荣心，因此，在对最新颖、最时髦事物的认识上，永远都会呈现出一种仿佛是在参加体育竞赛般的求胜心，永远都想要超越正在跟自己做同一件事的同侪。如此这般，我们基本上就保持在一种时时刻刻都想要一鸣惊人的状态下。比如说，当我们在讨论当时还普遍遭到人们排斥的尼采时 ，我们之中的某个人突然就会提出异议，带着佯装出来的优越感对众人说出这样的一番话：“可是，有一说一，单就个人主义思想 而言，克尔凯郭尔 还要高于他呢。”类似这样的话语总是掷地有声，我们立刻就变得焦躁不安起来。“X. 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克尔凯郭尔到底是谁？”等到第二天，我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冲进图书馆，去搜寻这位在我们的知识殿堂中显示为“查无此人”的丹麦哲学家的著作。因为，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不知道别人所知道的新鲜事是一件有辱自身人格价值的事情；想方设法去找寻那些截至目前尚且没有多少人涉足的领域，提前获悉最前沿、最新潮、最怪诞、最不可思议的信息，尤其是我们享有盛名的维也纳当地报刊上那些正式的文学批评专栏里尚且没有触及的内容——那些正是我们热情的归处（即便是在此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个人的热情也始终沉迷于此，不可自拔）。恰恰是那些尚未被普遍接受、遥不可及、离奇离谱、新奇有趣、激进先锋的东西，才能激发出我们由衷的热爱；因此，在这世间实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我们这群人面前成功地将自己给隐藏起来，与我们这群人保持遥不可及的距离。实际上，在我们那争先恐后的集体好奇心所展示出来的行动力面前，不管它具体是什么，最终都会被我们从它的藏身之处给揪出来。以斯特凡·格奥尔格 或者里尔克来举例，在我们就读于文理高级中学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实际上已经以非常少的印量出版过著作了：全部加在一起，只印了两三百册，其中至多只有三册——或者四册被送到了维也纳。在这整座城市里，没有哪个书商的仓库里竟会存有这本书，没有哪位正正规规的书评人会在文章中提起他们的名字。尽管如此，我们这一小撮人——凭借着意志力所创造出来的奇迹——居然能够对斯特凡·格奥尔格和里尔克所创作的诗歌了若指掌，知道每一处韵脚，背得出每一行内容。我们这群白天必须按时蹲坐在文理高级中学低矮长板凳上的小伙子，身体发育尚未完全，连唇边的胡子都还没长齐呢！恰恰是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却真正形成了一个青年诗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听众群体：强烈的好奇心，对作品存有批判性的理解与共鸣，能够做到真正心无旁骛地全情投入。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乃是因为我们这群小伙子所拥有的热情是无限的，足够我们去肆意挥霍。当我们一块儿上学时，当我们结伴同行走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时，当我们聚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时，当我们在剧院里时，当我们一同散步时——我们这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小伙子除了探讨书籍、绘画、音乐、哲学之外，其他事情一概不做；无论是什么人，只要能够公开登台，只要能够出现在公共视野当中，受到万人瞩目——不管是演员还是乐队指挥，不管是出版了自己署名的书籍，还是在报纸上写了文章，都是我们头顶苍穹中高悬的明星。多年以后，当我发现巴尔扎克曾经在书中用下面这段话来描述自己的青年时代时，我几乎惊讶到说不出话来：“Les gens célèbres étaient pour moi comme des dieux qui ne parlaient pas, ne marchaient pas, ne mangeaient pas commes les autres hommes．（名人对我而言，简直如同神明一般，他们根本不像平常人那样说话、走路、吃饭。）” 因为这确实就是我们当年的真实感受。比如，在街上偶遇古斯塔夫·马勒，对于当年的我们而言就是一件颇值得骄傲的大事。第二天一早，遇见古斯塔夫·马勒的那个人必然会春风得意地向自己的同学们汇报此事，仿佛迎来了某场大型个人战役的胜利一般。另外一个例子：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曾经被人介绍给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当时他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不过是区区小事而已，但对于那时的我而言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件，我甚至为此感到心醉神迷，一连好几天都处于一种晕晕乎乎的幸福状态里。尽管我当时只有十二岁，对于勃拉姆斯此人究竟取得过什么成就只有非常模糊的认识。但是，仅仅知道他拥有名气——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光凭这一点，就足够在他头顶创造出一圈光环，足够令当时的我顶礼膜拜的了。还有，记得那年，格哈德·豪普特曼的新剧准备在城堡剧院首演，早在开始正式排练之前，我们全班同学就会先行激动好几个礼拜；我们甚至会偷偷摸摸地溜到正式演员，乃至于群众演员的旁边守候着，只为了抢先一步——最重要的是，要赶在其他人前头！——抢先一步了解到剧情安排和演员阵容；我们专程到城堡剧院的美发店去理发（写都写了，我也不怕暴出我们当年干下的荒唐事），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打探到一些关于沃尔特或者索嫩塔尔的秘密消息。记得当年有个在低年级读书的学生一度得到我们这些学长们的特殊照顾：我们不仅对他很好，还用各种方式去贿赂、笼络他。不为别的，只因为他是歌剧院内负责照明的其中一位灯光师的侄子，通过他的关系，我们有时能够找到机会，偷偷溜到舞台上去观看歌剧排演——这一方舞台啊，一旦登上了它，心中油然而生的震撼感简直无以言表，甚至超过了但丁升入天国圣域时的感受 。拥有巨大名声之人所散发出来的光芒，对于我们而言竟是如此强大，即便在普照于我们身上之前已经被七种不同的媒介给阻隔了一遍，仍然令我们在不由自主之间感到肃然起敬：在名望光芒的加持之下，某位贫穷、衰老、佝偻的妇人，在我们眼中就像是神明下凡，只因为她是弗朗茨·舒伯特的孙女；哪怕只是约瑟夫·凯恩茨 的贴身男仆，只要我们偶然在大街上遇见他，也一定会毕恭毕敬地目送他离开，因为他实在是很幸运，竟然能够拥有靠近这位最受众人爱戴、演技最为杰出的知名演员的资格。

当然，时至今日，我已然很清楚地知晓：在上述种种盲目崇拜的狂热行动当中，究竟包含着多少荒诞不经的热情；包含了多少单纯幼稚的模仿；有多少纯粹想要压人一头的、如运动竞技般的攀比欲望；有多少天真幼稚的虚荣心；当年的我们妄图通过涉足文艺领域来达到一种鹤立鸡群的效果，超脱于亲戚与老师们所处的、不懂艺术的庸俗环境之外，从而显得自己有多么高高在上。当年的动机固然很成问题，但即便到了今天，我仍然对那段日子啧啧称奇：我们这群年轻的小伙子，硬是凭借着这种存量远远超标的文学热情，透过持续不断的讨论与解构，在人生的很早期阶段便获得了带有严肃批判性的文学鉴赏力。这可真不得了！十七岁那年，我不仅熟悉波德莱尔 或者沃尔特·惠特曼 的每一首诗，对那些重要的篇目也是了如指掌、倒背如流。我相信，在我后来的漫长岁月当中，再也没有像在文理高级中学和大学时那样，如此深入、勤奋地阅读各种文学作品了。所有这些文学作品的名字，对于当年的我们而言，自然都是十分熟悉的。可实际上，直到我们集中阅读这些作品的那个时期过去了整整十年之后，它们的名字才逐渐为大众所熟知，它们的内容才开始被大众所欣赏。这些作品当中，即便是当时如昙花一现般短暂出现过的名字，同样深深地烙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无一例外——这是因为我们在文学这项爱好中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哪怕只是过眼云烟，也能做到过目不忘。还记得有一次，我对自己很尊敬的朋友保尔·瓦雷里 说，我跟他在文学上的因缘际会可真是长久啊：早在三十年前，我就已经读过他所写下的诗篇了——早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喜欢他的诗了。听到这样一番话，瓦雷里满怀善意地笑了笑，回应我道：“别骗人啊，我亲爱的朋友！我所写的那些诗歌直到1916年才正式出版 。”可是在此之后，我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了我们1898年第一次在维也纳读到他所写的诗，以及刊载他诗歌的那本私印文学刊物的开本及颜色。他大吃一惊，总算相信了我的这番说法。“但是，您所提到的那本文学刊物，即便是在巴黎，也几乎没什么人听说过。”他以惊叹不已的口吻向我发问道，“既然如此，你们当时身处维也纳，又是以怎样的途径搞到这本刊物的呢？”“恰如您尚在省会 就读文理高级中学时，能够想方设法地读到马拉美 所写的诗歌一般，我们也是如法炮制——马拉美所写的那些诗在当时的主流文学圈子里可同样鲜为人知。”我只能选择这样来回答他。而他也挺同意我的看法：“年轻人总是能够主动出击，找到适合自己的诗人，那是因为他们要借此来发现自己。” 事实确实如此，适合自己的那一股文艺之风还没来得及刮过边境线呢，我们往往就已敏锐地嗅到了它的来意。因为当时的我们时刻保持着鼻息灵敏，不放过任何新兴事物：我们总是能够主动出击，找到各种新东西，那是因为我们想要新东西，想要借此来发现自己；因为我们渴望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这东西理应独属于我们——不能是属于我们父亲那一辈人的，也不能是属于我们周遭任何一个他者的。年轻人其实就跟大自然中的某些动物类似，对于气候上发生的细微变化，拥有极为优异的感受力。所以，当时的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学校的那些老师和大学里搞学术的那帮人还没来得及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觉察到：随着旧世纪的终结，一些旧的艺术观念也将退居幕后，一场革命——或者说至少是价值观的改变，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属于我们父辈时代的那些优秀而踏实的大师——文学上如戈特弗里德·凯勒 ，戏剧上如易卜生，音乐上如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绘画上如莱布尔 ，哲学上如爱德华·冯·哈特曼 ——他们给我们的感觉，就跟属于父辈们的那个太平世界一样，从容不迫，悠闲和缓；尽管他们的作品基本上都极具技巧性，文章立意也很深远，但他们已经没办法再引起我们这辈人的阅读兴趣。我们本能地察觉到，他们笔下冷静而克制的文章节奏，与我们那每时每刻都呈现出躁动不安状态的青年热血格格不入；时代的步伐早已加快，在这大步向前的新世纪里，他们的文章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脉动了。如今 ，刚好就在维也纳，生活着讲德语的青年一代人当中最机敏的人物——赫尔曼·巴尔 。眼下他正拿出非凡的勇气，化身为一名思想领域的斗士，为一切正在萌芽和即将到来的新兴事物扫清障碍。借由他所提供的帮助，名为“分离派（Sezession）” 的艺术家组织在维也纳正式启航了。这一新兴的派别旋即开展了一系列极为活跃的艺术活动，令维也纳墨守成规的传统艺术学派感到震惊。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展览馆里展出了来自巴黎的印象派 和点彩派 画家们的作品，展出了来自挪威的蒙克 的作品，展出了来自比利时的罗普斯 的作品，以及所有他们能够想得到的艺术观念激进的画家的作品；通过举办这样一类画展，那些之前很少受到人们关注的、观念同样激进的前辈大师的作品，如格吕内瓦尔德 、格列柯 和戈雅 的画作，也开始受到重视了。旧日里一度被封死的通往现代艺术的道路借此得以打通，对于维也纳这座城市而言，堪称突破性的壮举。音乐方面，人们通过聆听穆索尔斯基 、德彪西 、施特劳斯 和勋伯格的作品，突然领悟到一种全新的赏乐方式，同时也体验到了崭新的节奏和音色；在文学上，则由左拉 、斯特林堡 、豪普特曼 负责引入现实主义，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负责引入斯拉夫 的魔力，由魏尔伦 、兰波 、马拉美负责揭示诗歌这一抒情的文字艺术过去从未抵达过的境界——通过象征派手法将诗魂加以提炼，获得升华；尼采革新了哲学所辖的领域；一种更大胆、更自由的建筑模式向全世界发出了宣言——从今往后，不再提倡风格上呈现出过度装饰倾向的古典主义建筑，要大力推广没有任何装饰的功能性建筑。突然之间，舒适惬意的旧有秩序已经被打乱了，迄今为止一度被人们认为是绝对不可更改的“美学定义上的美”（汉斯立克 ）受到了广泛质疑。另一方面，坚守在我们那些内容“固若金汤”的市民阶层报纸上的正统批评家则对上述种种通常都表现得颇具胆色的艺术实验感到大惊失色，并且试图用类似“颓废堕落”或者“无法无天”这样的罪名，来阻挡这股根本不可阻挡的潮流。与这帮守旧派的表现截然相反，我们这群年轻人则前仆后继、热情无限地投入了这股最疯狂的汹涌浪潮当中。因为我们心中隐隐约约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悄然而至，我们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年轻人总算能够获得自己应得的权利了。于是，我们躁动不安地四处探寻、感受的激情一下子就有了实打实的意义：我们这群每天蹲坐在文理高级中学长板凳上的家伙，竟然也能切身参与到新艺术领域那一系列狂野奔放，而且经常表现得过于激烈的战斗中去，为话语权的争夺尽一份力。无论在什么地方举办何种形式的艺术实验——比如，一场魏德金德 戏剧的演出，一次以新抒情诗 为主题的讲座——我们是绝对不会缺席的。到了现场之后，我们不仅全神贯注，投入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甚至连自己的双手都要派上用场。这可是我的亲眼所见，有一次，维也纳举办阿诺尔德·勋伯格创作生涯早期一部无调性作品 的首演，有位先生在现场声嘶力竭地吹口哨，发出表达蔑视的嘘声，我的朋友布施贝克 给予了此人同样猛烈的回击——直接抡起胳膊扇了他一巴掌：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冲锋队，是每一种新兴艺术的排头兵。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它是新的，只因为它想要为我们改变世界——让我们这群刚刚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新人类，有机会过上属于自己的全新生活。只因为我们发自内心地感觉到——“这是我们的东西” 。

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之所以会对这些新兴艺术形式生出如此浓厚的兴趣，之所以会对它们如此着迷，其实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这些新兴艺术形式几乎完全是由年轻人所主导的艺术。在我们父辈的那个年代，无论是一名诗人，还是一位音乐家，想要获得这样一重身份，都是需要先通过“检验”的。只有当他完全适应了专属于市民社会的那种放松、踏实的艺术风格之后，才能逐渐在社会上获得声誉。长辈嘱咐我们应该去敬重的那些绅士，他们也确实摆出了一副让人不由得不去敬重的模样：举手投足之间，时刻流露出优雅高贵的仪态，每个人都蓄着修剪得很漂亮的花白胡须，身上披着充满诗意的天鹅绒外套——维尔布兰特 、埃贝斯 、费利克斯·达恩 、保尔·海塞 、伦巴赫 ，他们当年都是文艺界的宠儿，如今却早已销声匿迹，没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拍照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显露出意味深长的深邃目光，摆出极具“威严”与“诗人气质”的姿势。他们平时的举止就像是在宫廷里任职的顾问大臣或者外交官，而且也跟这些人一样在外套上佩戴勋章。至于那些年轻有为的诗人、画家或者音乐家，充其量只会被视作一群“颇有希望的人才”——以这样一种不上不下的尴尬身份受到部分人的关注。如果想要得到积极的、充分的肯定，还需要暂时先放进冰柜里静置一段时间，以观后效。在那个事事追求谨慎的年代，人们不喜欢过早地施舍人情、给予肯定，除非艺术家们持续不断地努力，以经年累月的“稳定”成就来证明自己，才有机会获得普遍的首肯。然而，崭露头角的诗人、音乐家和画家却都很年轻：格哈德·豪普特曼在他三十岁的时候横空出世，从原本完全寂寂无名的状态变成了德语戏剧舞台的统治者；斯特凡·格奥尔格和赖内·马利亚·里尔克早在自己二十三岁时就在文学领域取得了非同凡响的名声，并且收获了大批狂热崇拜者——换句话说，他们取得成就时的年纪比奥地利法律规定的成年年龄 还要小。就在我们自己生活居住的这座城市里，一夜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由阿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理查德·贝尔-霍夫曼、彼得·艾腾贝格等人所组成的名为“青年维也纳” 的文学团体。在这个团体里，通过用各种艺术手段对独一无二的奥地利文化进行提炼加工的方式，第一次找到了使奥地利文化跻身于欧洲文化之林的办法。但最重要的是，“青年维也纳”的创立使我们认识了一位令我们着迷、倾倒、陶醉又激动的人物，那就是无与伦比的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 ——在他的身上，我们这辈年轻人不仅看到了自己的最高理想，也见识到了绝对可以称得上完满的圆熟诗意。要知道，他跟我们几乎同龄。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的出现，作为在很小的年纪就在某些领域达到几乎圆熟境界的伟大奇迹之一，无论如今还是以后，都是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放眼世界文学之林，除了济慈 和兰波 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能够与这位伟大天才相提并论的年轻人了。他对德语的驾驭能力可说是几臻化境、完美无缺；他对诗艺的理解亦是如此全面且深入，即便是信手拈来的词句，也能让诗性贯穿始终。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就已经用不可磨灭的诗句和迄今为止依旧无人可及的散文，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日耳曼语言文学的永恒长河之中。霍夫曼斯塔尔横空出世，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并且一开始就站在顶峰，达到了诗艺上的完满境界——如此罕见的一种现象，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基本上不会再发生第二次。因此，霍夫曼斯塔尔的出现几乎可说是一种超自然现象，所有第一次听说的人都对此事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特性感到无比惊讶。赫尔曼·巴尔经常向我提起，当他收到维也纳一位之前从未听说过名字的作者“洛里斯” 投往由他担任主编的文学杂志 的那篇文章时，心中有多么震惊——在当时，文理高级中学是不允许自己学校的学生用真名在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作品的。在那些来自全球各地的稿件当中，巴尔还从来不曾收到过像这样的一部作品，它以如此生动细腻、高洁优美的语言，以如此丰富饱满、深刻严肃的内容，以如此轻盈空灵、举重若轻的笔触，传达着如此纷繁复杂的思想。“洛里斯”究竟是谁？这个闻所未闻的陌生人究竟是谁？巴尔不由得自问道。关于此人，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显然是一位老人。他花费了很多年时间，默默琢磨自己漫长人生当中的各种发现与见解；与此同时，他还要经年累月、持之以恒地提炼日耳曼语言当中最崇高、纯正的部分，将之化为独一无二的精粹；然后，再将这一切熔融、锻造，化身为一种近乎淫邪的魔法，施加于自己的文字之上。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位智者，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竟然跟自己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可他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一个人！巴尔立即写信给这位素不相识的诗人，安排两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见面——那是维也纳非常著名的咖啡馆，赫赫有名的格林斯坦咖啡馆 ，维也纳青年文学的大本营。巴尔先到，在约定的位置就座之后，突然有个身材修长，还没有蓄胡须的文理高级中学学生，身穿还没上大学的小伙子才会穿的那种短裤，迈着轻快、敏捷的步伐走到他的桌旁，深深鞠了一躬，用那种颇为尖细、尚未变声完全的声音，简洁而果断地开口道：“霍夫曼斯塔尔！我就是洛里斯。”多年以后，当巴尔提起自己当时的讶异之情时，心情仍旧十分激动。刚开始时，他根本不愿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一个文理高级中学学生，竟然能够达到如此的艺术高度，竟然能够拥有如此的卓识远见；他的思想竟能如此深刻，竟然能够在尚且没有怎么经历过人类生活的情况下，就对生活的本质取得了力透纸背的认识！不止赫尔曼·巴尔，阿图尔·施尼茨勒也曾向我表达过几乎相同的意思。当时他还是一名全职医生 ，因为他在文学创作最初阶段所获得的成功似乎并不足以维持他的日常生活开销，但他已经被公认为“青年维也纳”的领军人，那些比他更年轻些的创作者都会无比开心地过来向他请教问题、寻求指导。也是机缘巧合，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施尼茨勒也认识了这位身材修长、年纪轻轻的文理高级中学学生：他凭借着自己那股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引起了施尼茨勒的注意。于是，当这位文理高级中学学生主动向施尼茨勒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当着施尼茨勒的面，朗诵一段自己所创作的小型诗体剧 时，他欣然同意，并且还专程邀请霍夫曼斯塔尔到自己独居的公寓去进行这次朗诵。不过话说回来，施尼茨勒当时也并不抱有过多的期待。因为他觉得，这次将要在自己面前朗诵的，说到底也不过是一部由文理高级中学学生创作出来的小作品罢了，要么是感春悲秋、多愁善感的抒情诗，要么就是伪古典主义 。施尼茨勒邀请了几位朋友一起听这次朗诵。霍夫曼斯塔尔如约现身，穿的还是他那条男孩短裤，多少有些紧张和拘束，随后朗诵便开始了。“几分钟过后——”施尼茨勒告诉我，“突然之间，我们全都竖起耳朵来仔细聆听，并且互相交换了一个惊讶的、几乎可以称得上是错愕的眼神。这些诗句已然达到完满圆熟的境界：形式上完美无缺，挑不出一丁点毛病；朗诵起来犹如演奏音乐，给予听者的感受超越了文字本身的局限——我们所听到的便是这样一种诗句，在此之前，还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在世之人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自从歌德去世之后，这样的诗句几乎就不可能再现于这个世界上了。不过，相比于这种独一无二的、形式上的天才掌控力（即便只是形式，自那时起，德语文学中也再没有任何人能够企及 ），更为奇妙的反而是字里行间所表达出来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于一个整天都坐在课桌前的男孩而言，如此深刻的理解只可能来自魔法般的直觉。”当霍夫曼斯塔尔的朗诵正式结束后，所有人都呆坐原地，缄默不语。“当时，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施尼茨勒对我说，“在我的整个人生当中，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货真价实的天才，简直是天纵奇才。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不知所措过。”凡是从十六岁就开始——对了，不应该说是“开始”，应该讲得更准确些：早在别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达到了完满——凡是在十六岁时就已经呈现出这样一种完满状态的人杰，必将比肩歌德与莎士比亚，成为他们的又一位文豪兄弟。而且，实话实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业已完满”的迹象也越来越得到证实：在他朗诵的这第一部诗体剧《昨日》之后，便是《提香之死》 的宏伟篇章——这其中所用到的德语，音韵方面得到了升华，获得了如意大利语般的绵软悠扬。再然后是诗歌创作，他每发表一首诗歌，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起重大事件。直到几十年后的今日，我还能够逐字逐句地背诵霍夫曼斯塔尔当年所写的那些诗。接下来，他又写作短剧与杂文，他的杂文糅合了丰富的知识、精准无瑕的艺术鉴赏力和广袤的世界观。凡此种种，都在几十页的空间内被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这个曾经的文理高级中学学生、曾经的大学生所写的一切，都如同水晶一般，由内而外地迸射出耀目的光彩；但这水晶本身又是深邃的，令人捉摸不透。诗句与散文，如同伊米托斯山上的蜂蜡 一般，散发出绵延的香气，任由他用双手捧起，顺从地依偎在他手心里。霍夫曼斯塔尔总是能够通过一种别人绝对无法仿效的神奇力量，令自己创作出来的每一首诗歌都拥有妥帖的分量，从来不会过分，也没有什么不足。阅读这些诗歌的时候，总是令人不由得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某种常人不可感知、无法理解的东西在默默引导着他，为他充当领路人，指引他在那些截至目前还从来没有人踏足过的地方摸索前行。

当时当日，霍夫曼斯塔尔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他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不同寻常的现象，是多么令我们这些已经学会主动去追求人生当中真正值得去追求之事物的人着迷啊！我真的很难用文字描述出面对霍夫曼斯塔尔时的感受。因为，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还有什么比知道自己身边——知道自己这一辈人当中，竟然存在着这么一位天赋异禀、思想纯粹、精神境界如此崇高的诗人更令人感到陶醉的呢？像霍夫曼斯塔尔这样的奇才，对于那些尚未亲眼见过他的凡人，至多只能借助荷尔德林 、济慈与莱奥帕尔迪 那些流传于世的、关于天才文人的奇妙传说去想象他的存在。如此高不可攀、触不可及的人物，关于他的各种事情已经不像是真实发生过的——已经到了半似梦境半似幻想的地步，这一切怎么可能不令人心醉神迷呢？正因为此，像我这样的一介凡人，才会如此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亲眼见到霍夫曼斯塔尔的那天所发生的事情。那年我十六岁，刚好是对天才着迷的年龄，而且，我们当时也一直都在通过各种渠道贪婪地追逐我们这位理想中的导师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当看到报纸上某处不起眼的角落里登出了如下快讯之后，我顿时感到异常兴奋：霍夫曼斯塔尔即将举办一场关于歌德的演讲，地点选在“科学俱乐部” （像霍夫曼斯塔尔这样的一位当世天才，居然会选择在如此简陋狭小的一处场所发表演讲，对于我们而言，这件事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依照我们这群文理高级中学学生对他的崇拜程度，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一位如霍夫曼斯塔尔这样的人物，一旦选择在公众面前现身，并且发表演讲，那么，即便是全世界最大的演讲厅，也必然会被蜂拥而至的听众挤满）。不过，也正因此，我们才能趁此机会再次证实这样一项事实，那就是：我们这些年纪轻轻、看似微不足道的文理高级中学学生，对于那些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流行趋势，是有着近乎直觉一般的准确判断力的——不仅仅是在这里，不仅仅是关于霍夫曼斯塔尔——我们的步伐早已走在了大多数群众和官样媒体的前面。“科学俱乐部”的这次演讲活动大约来了十到十二打 听众。距离活动正式开始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感到急不可耐，为了确保能抢到好位置，特地提前了半小时动身，事实证明这样做根本就没有必要。我们一行人在演讲厅里等了好半天，突然有一位身材修长、貌不惊人的年轻人穿过我们坐的这几排座椅，一路走到了演讲台上，然后马上就开始了演讲。他的演讲开始得实在太突然了，导致我几乎没时间去好好端详他一番：眼前的就是霍夫曼斯塔尔，那副身体就跟小孩子一样灵活且富有弹性，看起来比我想象中还要年轻许多；他的嘴唇周围长有一圈软软的、还没有完全成型的小胡子；他那张轮廓鲜明、形状有些像是意大利人的脸庞，肤色颇深，肌肉略显僵硬，似乎相当紧张；他那双瞳孔漆黑、目光仿若天鹅绒般柔和，实际上却是高度近视的眼睛里，此刻正流露出明显的不安——这就更加加深了那种显得很紧张的印象。霍夫曼斯塔尔就像是一位纵身跳入熟悉水域当中去的游泳者一般，不过眨眼之间，便全情投入到自己的演讲中去了。而且，他越是持久不断地讲下去，他表达意思时的手势和动作也就变得越来越自然，他的举止和态度则变得越来越自信。他才刚进入这种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里，最开始时些微的手足无措便完全被克服了（后来，我也经常在跟他的私下谈话里留意到他的这个特点），变成了一如既往的美妙轻盈、游刃有余——这也只有被灵感之神眷顾的宠儿才能够做得到。霍夫曼斯塔尔的演讲才刚刚开始、只说出了前面几句话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他的真实嗓音并不怎么吸引人，有时甚至非常接近歌剧演员演唱时的那种假声，讲着讲着，还会时不时地破音。不过话说回来，他的演讲本身极具吸引力。当我们听得如痴如醉、情绪逐渐变得亢奋高昂起来之后，便开始迈入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氛围之中。此时，我们已经不再在乎霍夫曼斯塔尔演讲时所用的是怎样一种嗓音，也几乎没有再去留意他的面容。他演讲的时候完全没有使用讲稿，也没有任何要点笔记之类的东西，甚至可能连比较细致的准备工作都没有做过。但是，他所讲出的每一句话都具备一种足可称得上“圆熟完满”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他本人的天赋，来自唯独他才懂得运用的语言所具备的绝妙形式感。他首先举例，提出那些最为尖锐大胆的对立命题，趁着听众目瞪口呆之际，再将这些事例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逐一展开，但旋即又将之归结为清晰、严谨到不可思议地步的结论，将难题悄然化解。霍夫曼斯塔尔的这种演讲方式，给予听众一种压倒性的感觉，那就是，他在此次讲座中对大家所说的这些内容，不过是从他本身所拥有的、相比之下还要丰富得多的内容当中信手拈来的一小部分罢了。他对于演讲这件事是如此驾轻就熟，他所拥有的知识是如此广袤深厚，乃至于现场的每一位听众都可以看得出来：一旦哪个细节需要展开、需要进入更深的层次来加以说明，那他完全还可以再讲上好几个小时，内容上也不至于显得匮乏，不至于拉低他演讲的水平。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在与霍夫曼斯塔尔私下交谈时，同样感受到了他所拥有的这股如梦似幻般的力量。在此，不妨引用斯特凡·格奥尔格盛赞他时所说的那句话：“他简直就是一位发明家，发明出来的是绵延不绝的美妙歌声，还有妙趣横生的机敏对话。”霍夫曼斯塔尔是个很容易就会感到焦虑难安的人，性格也有些喜怒无常，极为敏感，哪怕非常小的一点压力都会令他崩溃。在与朋友相处时，他经常表现出脾气暴躁的一面，而且颇有些神经质。因此，要同他保持比较亲近的朋友关系，实际上并不容易。可是，当某个问题令他很感兴趣时，他马上就会化身为一枚火种，将话题迅速点燃；然后，大家正在讨论的话题便如同火箭发射一般，在他的唇舌之间，开始了一场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疾速飞行；凭借着某种奇妙的力量，他能够将每一场讨论都引入到自己得心应手的领域内，这些领域本身高深巧妙，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触及的。除了有时跟思考起来比较慎重、思想如水晶般剔透的瓦雷里，还有性子很急躁的凯泽林 聊天时之外，我就再也没有亲身经历过任何能够达到霍夫曼斯塔尔那种思想水平和思考境界的对话了。在这些他本人灵感真正爆发的时刻，过往的一切都在他如魔鬼般清醒的记忆当中觉醒：读过的每一本书，看过的每一幅画，生命中的每一道风景，随时都能展现出最初的形貌；一个接一个的比喻如同拥有生命一般，主动拥抱、偎依到一起，就跟手拉着手一样自然；他所想表达的观点是那么醒目，就仿佛原本看似空无一物的地平线尽头突然竖起了一道舞台上的背景板似的，绝对无法忽视其存在。总之，在那次演讲中，还有之后的私人接触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霍夫曼斯塔尔“扑面而来的灵气” ——那是一股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足以鼓舞人心的吐息，在这世间没有其他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这股吐息本身神秘莫测，是无法通过人类理性来彻底理解的。

某种意义上讲，霍夫曼斯塔尔在自己十六岁至二十四岁的这段年纪里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无与伦比的奇迹 ，后来就连他本人都再也没办法超过了。虽然我对他创作生涯后期的一些作品同样也持欣赏态度：那些绝妙的文艺论文，《安德利亚斯》 ^[1] 的断章——这部未完成作品或许是德语世界最优美的长篇小说——还有他所创作大量戏剧作品中的部分章节。但是，恰恰因为他与现实世界中的剧场走得越来越近，对早已逝去之时代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 ，他笔下各种作品的创作动机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具体；与此同时，随着年岁渐长，他的创作也开始怀有功利心了，不再是过去心无旁骛的状态了。如此这般，他早期诗歌作品当中几乎快要满溢出来的灵气，那些只有梦游者才可能写得出来的奇妙文字，转眼之间便消失不见、无从再现了；我们这一辈人青春年代一度拥有过的那些陶醉与狂热，也随着霍夫曼斯塔尔灵气的消逝而远去了。不过，凭借着未成年人们身上所固有的神奇直觉，早在此事发生之前，我们就已经隐隐约约地觉察到——我们青春年代所发生的这一奇迹，放在我们的整个生命历程当中，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毕竟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在法国，巴尔扎克曾经以无可比拟的方式，展示了拿破仑这位风云人物是如何让整整一代法国人都感到醍醐灌顶、群情激奋的 。区区一位名叫波拿巴的少尉军官，身份原本微不足道，却在突然之间如耀眼明星般崛起，成为世界之皇 。对于他而言，这件事不仅意味着个人的胜利，更意味着“青春一代”这一理念的胜利：拿破仑的崛起说明一个人并不需要生下来就是王侯将相——无论是谁，都有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取得很大的权力。那些最终取得高高在上地位的人，可以来自任何一个不值一提的普通家庭，甚至可以来自一贫如洗的人家。拿破仑二十四岁时便已当上了将军 ，三十岁时就成了法国的统治者，如果没有遭遇滑铁卢，他甚至很快就会成为整个世界的统治者 。拿破仑所取得的这种独一无二的伟大成就激励了无数人。成百上千人毅然决然地舍弃了自己原本从事的默默无闻的小行当，离开了自己世代居住的省城——少尉军官波拿巴的事迹令整个青年一代人的思想都变得亢奋起来。是他，将这样一大群人逼入了野心家的行列；是他，在不知不觉间创造出了另外一支庞大军队，并且成为这支军队的统领，率领无数新晋的将军，冲击各个不同的领域；是他，造就了《人间喜剧》当中的英烈，以及那些青史留名之人。一个单打独斗、努力奋进的年轻人，无论身处何地，一旦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实现了前人无法实现的目标——仅仅是这样一种小范围内的成功，就足以激励他身边的所有年轻人，并且为他身后的新一辈树立榜样。从这一层意义上讲，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的存在，对于我们这群相较而言更年轻些的人而言，实际上是一股巨大的刺激力量；对于我们所拥有的那些尚不成熟的专业能力而言，也是一股非凡的推动力量。虽然并不指望我们当中有任何人能够再现霍夫曼斯塔尔所创造出来的奇迹，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依旧会被像他这样一种人的存在所鼓舞——光是他的肉身确实存在于世间这一事实，就已经足够给我们自己打气了。因为这一事实几乎雄辩般证明，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在我们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在我们所身处的这样一种客观环境之中，诗人的诞生同样是可能的。霍夫曼斯塔尔的父亲，一位银行董事经理，和我们一样出身于犹太市民阶层家庭。所以，这个天才诗人就在跟我们自己家一样的房屋里长大，房间里摆放有与我们自己房间里类似的家具，从小接受同样的道德观教育，上的是同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理高级中学，学的也是同样的课本，需要在同样的木头长板凳上蹲坐八年。当年的他就跟我们一样不耐烦，跟我们一样热衷于一切可以创造出精神价值的东西。瞧瞧看，他已经获得了成功——甚至当他还坐在文理高级中学的长板凳上、反复挪动屁股、把自己那条短裤的裆部磨得快要破掉的时候，当他还在学校的室内体育馆里练习齐步走的时候，就已经成功克服了校园空间的局限性与自身的促狭，克服了这座城市与家庭的约束，借由思想上的跃进飞升，踏入了百无禁忌、拥有无限可能性的精神领域。霍夫曼斯塔尔这位确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人物以实例向我们说明了这样一件事：即便是在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即便身处奥地利式文理高级中学监狱一般的氛围内，原则上还是可以创作出饱含诗意的作品的，甚至连那种臻于完美的诗歌，都是有可能写出来的。不仅如此，这件事甚至还证实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当他还没有真正长大成人、离开自己的家庭独自谋生之前，当他还在学校里念书，还是老师们眼中微不足道的存在时，所写的东西竟然已经付梓出版，竟然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赞美；这么一个尚未发育完全的文理高级中学学生，竟然已经功成名就——不得不说，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对于尚属孩童的心智而言，是个多么巨大的诱惑啊！

对于我们而言，里尔克则意味着另外一种激励，这种激励跟霍夫曼斯塔尔这位横空出世的天才为我们带来的激励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即便是我们当中最无畏、最大胆的人，也不会想到要去跟霍夫曼斯塔尔一较高下，光是有这种想法都会觉得是亵渎了他。我们很清楚：霍夫曼斯塔尔身上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臻于完美的早熟，其本质乃是一桩举世无双的奇迹。类似这样的一桩奇迹，凡人是根本不可能令它在自己身上复现的。当我们这些十六岁的孩子将自己所写下的诗句，与他那些在同样年纪写下的赫赫有名诗句进行比较时，我们无一例外地感到羞愧难当。然而，令我们感到羞愧的却还远不止这些——要知道，早在霍夫曼斯塔尔就读于文理高级中学的那段时期，就已经能够如老鹰一般，在人类文明所构筑出来的精神世界里任意遨游了。相比之下，里尔克的存在则以一种令人颇感安慰的方式，对我们所能获得的激励的类型加以了补充。虽然里尔克也在十七岁或者十八岁的年纪就开始创作诗歌，并且在报纸杂志上正式发表，但里尔克的这些早期诗歌作品与霍夫曼斯塔尔所创作的诗句相比，始终都是不成熟、幼稚且天真的——两人之间的差距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唯有抱以宽容的态度，仔细端详，才能从里尔克的早期诗歌中找出些许天赋痕迹，就仿佛一层薄薄的金粉，稀疏分布于这些作品之上。直到里尔克到了二十二岁、二十三岁这个年纪，这位如今受到我们无限爱戴的诗人，才逐渐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显露出他个人的写作特色。总之，里尔克的存在，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安慰。他让我们确信，如果想要成为一名诗人，不一定非要像霍夫曼斯塔尔那样，早在文理高级中学阶段就已经达到完满的境界；我们也可以像里尔克那样，在反复的摸索、尝试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我们不必因为自己眼下暂时只能写出一些不完美、不成熟、不怎么负责任的东西，就立即放弃成为作家的梦想。或许我们也能够套用里尔克所选择的办法，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以更加平稳、更加正常的自我提升方式，成功取代霍夫曼斯塔尔那种一飞冲天式的奇迹。

当时我们所有人早就开始了写作，要么就是创作诗歌、学习演奏，或者练习朗诵和演讲——这样一类事情，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对于一名年轻人而言，在对待自己的爱好时如果采取消极态度，那就已经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了。因为按照年轻人的天性，他们主动选择去做的一切事情，都不仅是想要获得印象层面的理解，而且还要对这些印象给出富于创造性的回应。对于年轻人而言，如果热爱的是戏剧，那至少意味着拥有一系列与戏剧相关的希望与梦想，比如，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登台演出，或者至少也要为剧院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起到能够起到的作用。在满怀喜悦之情地欣赏、崇拜各个领域天才人物的同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去审视自己的内心，想知道在自己那尚未对潜能进行过开发的身体里，在自己那尚未如明镜般清朗的心灵当中，是否存在着哪怕一丝的可能性，能够发掘出如此出类拔萃的天分。因此，依照维也纳这座城市的整体氛围，以及我们当时作为学生人群的特殊情况，在我们文理高级中学的班级里，每个人都怀有艺术创作的冲动，这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班上的每个人都在拼命寻找自己内心所藏的天赋，并且想方设法地要去开发这种天赋：我们当中有四五个人想要成为演员。于是，他们便在日常生活中拿腔拿调，努力模仿城堡剧院演员说话的方式，不间断地朗读和背诵剧本里的台词。他们还偷偷去上表演课，在学校休息时间里各自分配角色，以即兴表演的模式来演绎经典戏码中的整段场景。至于我们这些没有亲身参与到他们演出中去的同班同学，自然是负责充当好奇又严格的观众了。两三个人是训练有素的音乐爱好者，但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成为作曲家、演奏家或者指挥家。早在那个年代，我就对新音乐 有了初步的了解，这件事应该归功于他们，因为在维也纳爱乐乐团负责承担演奏部分的各种正式音乐会上，还是全面禁止演奏新音乐的——不过话说回来，他们也从我们这里得到了他们发展自身爱好时所需要用到的东西：各种单人与合唱曲目的歌词。还有一个人，是当时一位著名沙龙画家 的儿子，他专门选在上课时间开展创作，将我们每个人的练习簿都画得满满的，并且还将班上所有未来天才的形象都描绘了下来。当然，大家付出最多的还是文学上的努力。我们这些在同一个班级里共同钻研文学的小伙伴，经常通过相互鼓励、相互打气的方式，督促对方尽快完成手头的创作；习作完成之后，我们又会毫无保留地对这些作品进行批评与评判。如此这般，我们这样一群人在文学方面的成长速度，快到超出常人的想象；大部分人在十七岁时所达到的水准，就已经远远超过那些偶尔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业余文学爱好者了；而且，我们这群人当年所创作出来的大量作品当中，部分作品的水准真的是可圈可点，而且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因为报纸杂志不仅接受了投稿，还将它们印刷成铅字，正式刊载了出来。要知道，愿意刊登这些作品的可不止那些不知名的地方小报，就连当时引领时尚潮流的新生代主流报刊也接受了投稿。我们甚至还因此拿到了稿费——这正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我所在班上的一位同学，这里不妨称他为A博士，在当时，我就像崇拜所有在世的天才人物那样崇拜他。因为他的名字曾经出现在《潘神》 ^[2] 这份当时最厉害的奢华杂志上，而且是在很醒目的位置，与德默尔 、里尔克同列。我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不妨称他为AM，他居然以“奥古斯特·奥勒” 这个笔名，找到了当时所有德语杂志之中最难获得刊登资格、要求最为死板的文艺刊物《艺丛》 ^[3] 的入口，在上面成功发表了文章。要知道，《艺丛》可是斯特凡·格奥尔格专门为自己如使徒般神圣的文学小圈子所准备的保留地，无论读者还是创作者，都是要经过严格遴选的。除了他们之外，还有第三位同学，他在霍夫曼斯塔尔的鼓励下，创作了一部拿破仑剧 。第四位同学则提出了一整套新的美学理论，写出了极具内涵的十四行诗。就连我自己，也找到了进入维也纳现代派阵营重要刊物《社群》 ^[4] 的途径，并且在马克西米利安·哈登 担任主编的《未来》 ^[5] 周刊（这份周刊在新德国 的政治文化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发表了文章。今时今日，当我回顾起那段时期的种种，不得不客观承认，我们当时所创作出来的内容，无论其中所囊括知识的丰富程度，还是文艺创作手法的运用水平，乃至于内容本身所达到的艺术层次，对于一群年仅十七岁的青少年而言，都是十分惊人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难以置信的现象，恐怕也只能用霍夫曼斯塔尔的存在来解释了：当时的我们不约而同地将那位堪称奇迹的早熟天才作为榜样。当然，我们并没有任何企图赶超霍夫曼斯塔尔的打算，只求多多少少能够更接近他一点。这就迫使我们将自身的发条拧到底，满怀激情地不断超越自己。我们掌握了语言上所有的艺术创作技巧、所有奢华大胆的修辞与辞藻；从品达 式的激情澎湃，到民歌中的简单用词，我们演练了各种不同形式诗歌所具备的特征——在无数次的创作尝试中，逐渐摸到了写作的法门。在班级里，我们每天都会进行作品交流，阅读各人的创作，互相指出哪怕最微小的观念不一致之处，仔细讨论每处诗韵上的细节差异。我们那些在创作上十分平庸的语文老师，对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当他们还在用红色墨水为我们的学校作文仔细标注写漏了的逗号时，我们已经在用严谨客观的态度开展文学批评活动了。在相互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我们所采取的那种严苛态度，所投入的那种对文学艺术的深刻理解，还有极其缜密的思维判断，甚至连长期驻扎在我们这边各大期刊上的“文学教皇” 们在点评古典名著时都没有表现出来过：在文理高级中学念书的最后几年时光里，因为我们长期沉迷于文学批评，至少在评论的专业性与风格表达上，是远远领先于那些已经被社会各界赋予了盛名的所谓“职业评论家”的。

以上这些内容，真实又具体地描绘了我们当年这群同班同学在文学领域的早熟，读完之后或许会给人带来一种错误的印象，即认为我们所在的班级本身就很特殊。这可绝对是没有的事。在维也纳，与我们学校毗邻的十几所文理高级中学里，也能够观察到跟我们当时几无二致的对文学的狂热，以及几乎相同的早熟成才现象：这根本不可能是巧合。实际上，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当时我们身处的环境——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说是尤为幸运的——首先是维也纳这座城市本身所具备的适合艺术生长的土壤，然后是当时一整个非政治化的时代，还要包括临近世纪之交的那几年时间里思想与文学领域重新洗牌所造成的紧迫局面。所有这一切，恰好与我们人生所处的那个阶段必然会产生的强烈创作欲望结合在了一起，产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要知道，身处人类青春期所对应的年纪时，诗人天性——或者说是成为诗人的驱动力，其实是在每个年轻人身上无一例外地流淌着的，虽然大多数不过是一时浪涌，成不了气候，但它确实是存在的。这种独属于青春期的、想要成为诗人的倾向，只有极少数能够在青春期过后幸存下来，因为它本身就是尽情挥洒青春的产物。多年以后，我们班上的那五个小演员，最终没有哪怕一个人真正成为登上大舞台的演员；曾经在《潘神》和《艺丛》上发表过作品的诗人们 也在令人惊讶不已的初次登场之后，就此偃旗息鼓，逐渐成为碌碌无为的大人，当上了律师或者官员。或许他们偶尔也会想起自己当初的踌躇满志，脸上浮现出忧郁抑或嘲讽的微笑——我是他们所有人当中，唯一没有让自己的创作热情随着年岁增长而消逝的那个。对于我而言，创作热情早已成为自己整个生命的意义与核心。不过，我始终还是很感激当年的这份同学情谊！这份牢固坚定的情谊，它对我的帮助真是不知道有多大！当年那些热火朝天的讨论，那些因为不顾一切想要超越别人而付出的努力，那些彼此之间的真诚欣赏与批评，让我早早地锻炼了自己那只未来需要不断写字的手，锻炼了我的神经与反应速度，并且对人类思想所构成的广阔宇宙有了如此之多的了解——多少风光与轮廓尽收眼底。当年的我们能够借由文学这一爱好，从学校的沉闷乏味当中解脱出来，这件事对于我们而言，是多么振奋人心啊！“你这迷人的艺术，在多少灰暗的时刻……” 每当舒伯特这首不朽的艺术歌曲响起时，依稀之间，我仿佛沉浸在某种栩栩如真的幻觉之中，能够看见当年的我们惨兮兮地坐在文理高级中学低矮的长板凳上，双肩耷拉下来，个个都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接下来又是另外一幕画面，那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全都神采奕奕、兴致勃勃，在评论、朗诵诗歌。我们的目光中满怀着热情，忘记了空间与时间对我们的一切束缚与羁绊，完完全全地“陶醉在了那美好的世界里” 。

这种对艺术痴狂的偏狂癖 ，这种对于审美的过分推崇，在我们这群年轻人当中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当然也只能以牺牲我们那个年龄段原本应该得到的正常生活为代价，才能如愿以偿。今时今日，我不禁反问自己，既然我们每天的时间都被校内校外各种学习任务安排得满满当当，那我们又是从哪里找来额外的时间，可以用来阅读这些书籍的呢？真正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才想起来，那原来是以牺牲我们的睡眠，影响我们的身体活力为代价的。虽然当时每天早上必须七点钟就起床，但我几乎从来不曾在深夜一两点钟之前放下手中正在阅读的书。而且，早自那时候起，我就已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即便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我都还要再看一两个小时的书才能安眠。所以，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当年有哪天不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家里人逼着赶去学校的。每天早上都是如此，睡不好觉，洗脸刷牙永远匆匆忙忙，手里拿着抹好了黄油的面包，边吃边跑。也难怪我们这帮当年的小知识分子全都显得瘦削憔悴、面色发青，就像树上那些未成熟的果子似的；除此之外，我们在穿着上也相当疏忽，毫不讲究。这是因为我们要把每一个赫勒 的零花钱都用来看戏、听音乐会，或者买书。而且，从另一个方面讲，像我们这样的一群人，本身也并不重视与年轻女孩之间的交往。我们根本没打算特意去讨好她们，我们只打算给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跟年轻女孩一起出去散步这种行为，在我们看来纯属浪费时间，因为在我们当时那种小知识分子式的傲慢常识当中，存在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即认为异性在智识上天生就是低人一等的；况且，我们也不打算将自己的宝贵时间浪费在浅薄的聊天上。要让今天的年轻人明白，我们当年忽视甚至鄙视一切体育运动到了怎样的一种程度，恐怕是不太容易的。确实，在十九世纪，体育浪潮尚且没有从英国传到我们所处的欧洲大陆。在那个时候，欧洲还没有大型的现代体育场。在这些体育场里，当一位拳击手用拳头砸向另一位拳击手的下颌时，现场的成百上千名观众都会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在那个时候，报纸还没有派出专门的记者，没有要求他们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写出如荷马史诗般的现场报道，内容本身却只是关于一场曲棍球比赛。摔跤比赛、田径俱乐部、举重纪录等这些东西，在我们那个年代，统统被人们视为专属于城市以外的郊区大型活动，而且，唯有屠夫和搬运工这样一类人才是它们这种活动的主要观众。至多也只有相对来说比较高雅、比较具有贵族气派的赛跑类运动，才能够以每年几次的频率将所谓的“上等良民”们吸引到赛跑场地上去较量一番，但也吸引不了我们，因为对于我们而言，任何一种身体上的竞技都属于对时间的纯粹浪费。十三岁那年，当对知识文艺的狂热爱好侵袭了我之后，我便将曾经的爱好——滑冰——束之高阁，将父母给我去上舞蹈课的钱全部用来买书。到了十八岁那年，我既不会游泳，也不会跳舞，更不会打网球。直到今天，我也是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车，在体育运动方面，任何一个十岁的孩子都有本事令我感到羞愧难当。今时今日，已经是1941年了，棒球与足球、曲棍球与马球之间的区别，我还是一窍不通。至于报纸上的体育版面，在我看来也像是用中文写的，内容当中遍布着莫名其妙的密码，无从解读。面对一切以速度或技巧作为裁判标准来进行评分的体育运动，我的理解还停留在那位波斯沙赫的观念上——有一次，有人怂恿他去观看一场德比马赛 ，结果他以东方人的智慧回应道：“为什么要去？总有一匹马跑得比另一匹快，这个道理我早就知道了。至于究竟哪一匹跑得更快，我根本就不在乎。”

跟轻视对自己身体进行锻炼的情况类似，在我们看来，玩游戏同样也是浪费时间。各种各样的游戏当中，唯有国际象棋能够入我们的法眼，获得我们的豁免，成为我们唯一会去玩的游戏，因为一个人如果想要下好国际象棋，就必定需要在思考上付出努力。还有——这一点甚至更加荒唐——虽然当时的我们觉得自己正在成为诗人，或者至少也拥有成为诗人的潜力，我们却对大自然毫不关心。在我出生后最初的二十年时光里，我几乎完全没有去关注过维也纳美好的自然环境。每当到了一年之中最美丽也最酷热的夏天时，每当维也纳这座城市从表面上看去似乎已被众人遗弃时，对我们而言，它反而平添了一层特殊的魅力，因为我们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点，以更快的速度在咖啡馆里阅读种类更丰富的报纸杂志。青春期结束之后，作为一种后遗症，我花费了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调整自己，才终于从这种夹杂着幼稚与贪婪的过度紧张状态中复原；不只是心理方面，我还通过各种方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补足了身体上不可避免的笨拙。不过话说回来，总体而言，对于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这种狂热，对于只依靠眼睛与大脑这两样东西来度过的文理高级中学时代，我从来都不曾后悔过。它将一种对精神世界的热情注入了我的血液里，自从得到这种热情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失去它了。文理高级中学时代结束后，我所读到的一切、所学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那些年坚实的基础上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如果在肌肉锻炼这件事情上错过了什么，未来还是可以想方设法弥补回来；可是，智力方面的飞跃式发展，以及对自我灵魂的内在把握，只有在那段决定性的岁月里才能够练就。唯有那些在很年轻时就学会敞开心灵去拥抱世界的人，未来才能够将整个世界融入自己的心灵之中。

艺术领域正在酝酿出某些新的东西，这些东西比曾经令我们父母那一辈人得到过满足的事物、比曾经令我们周遭一切甘之如饴的事物都更富激情，更惹麻烦，更具有诱惑力——这就是我们那段青春岁月的真实体验。但是，恰恰由于当年的我们已经被生活中这个相对而言极度狭隘、单一的领域深深吸引，并且深陷其中，所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上述这些局限于审美价值中的转变，不过是一系列影响更为深远之变化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是世界即将发生天翻地覆改变的前兆，这些变化将动摇并最终摧毁属于我们父辈的那个世界，那个所谓的太平世界。一场即将引来万众瞩目的变革已经逐渐开始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恹恹欲睡的奥地利内部发展酝酿起来。几十年来一直隐忍不发、乖乖地任由自由派市民阶层摆布的那部分群众突然就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们成立了各种组织，要求获取自己应得的权利。尤其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政治就如同一股迅猛、突兀的飓风，冲破了之前平静、安逸的生活。崭新的世纪向众人索求的是新的秩序、新的时代。

在奥地利发生的所有这些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当中，首先兴起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在此之前，所谓的“全民”选举权这样一种说法实际上是存在着谬误的：事实是只有富人才有选举权，因为拥有选举权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缴纳达到一定数额的税款。可是，从这样一个阶层当中以投票方式挑选出来的律师和农场主们，居然真心诚意地觉得，自己是“人民”在议会里的代表和发言人 。他们为自己是受过教育的人——甚至可能是受过大学那种学术性质教育的人——而感到无比自豪。他们崇尚尊严、体面和良好的谈吐。因此，由这样一群人主持的议会会议，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某间高级俱乐部专门举办的会员清谈会。得益于这群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的自由主义信仰，他们真诚地相信，只要以宽容、理性的方式持续努力下去，这个世界就必然会进步。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稍作让步、逐渐改善，就能够以最理想的方式促进帝国辖下全体臣民的福祉。但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所代表的仅仅是那些住在各个大城市里的区区五万或者十万名衣食无忧者，而不是全国整体的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人。与此同时，机器大生产这一概念也起到了自己该起的作用，将过去分散于四面八方的诸多劳动力全都集中在了工业领域内。在那位知名人士——维克托·阿德勒医生 ——的引领下，奥地利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试图通过有组织的形式来实现无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是，无产阶级要求真正的普选，而且，每位公民所拥有的选举权都必须一视同仁、人人平等；哪曾想到，在真正给予了所有公民选举权之后，或者说，强制性地让所有公民都严格履行选举权之后，人们很快便意识到，所谓的自由主义，其实不过是张一捅就穿的薄纸片，固然有其价值，却并不值得去过分推崇。于是，随着自由主义幻梦的破灭，原先一派安宁祥和的公共生活大好局面，在政治领域上也已不复存在了。如今，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激烈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于是，斗争便开始了。

我还能回忆起那一天里所发生的事情——那是在我尚且懵懵懂懂的童年时代，是我最开始有记忆留存的时期。在那一天里，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崛起过程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工人们头一次向世人展示出了自己的力量，显露出了自己这一阶层所具有的雄厚群众基础，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理应宣布五月一日这天为劳动人民共同的节日。”为此，他们决定举办一次大型的游行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将游行队伍安排在普拉特游乐园所辖的区域内，而且，游行队伍还必须通过那条每年都会举办花车巡游的主干道。 他们宣称，如果他们不主动去安排，那这条美丽又宽阔、两旁长满了高大栗子树的主干道，就永远只会允许贵族和中产阶级富人们的马车和彩车在上面游行了。纯良的自由派市民们被工人阶级的公告内容吓得瞠目结舌。“社会主义分子”，这个词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是颇带有一番血腥和恐怖味道的，就跟过去的“雅各宾派” ，还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类似。起初，当住在维也纳城里的人们刚刚听说这群突然从郊区冒出来的“社会主义分子”时，根本不相信这帮持赤色政治倾向 的家伙在游行进入市区的过程中，能够做到不放火烧屋、不抢劫商店、不实施任何人们可以想象出来的暴力行为 。恐慌的情绪在维也纳城中蔓延。整座城市及周边地区的警察都被调派到普拉特大道 。军队亦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射击。没有任何一辆私家马车或者出租马车胆敢冒险驶进普拉特地区，商人们早早地放下了店铺门前的铁制卷闸门。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父母严禁我们这些孩子在这个“可怕的日子”到街上去。他们谆谆告诫，说等到这一天，所有人都将看到维也纳城陷入一片火海的模样。但其实那天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排成整齐的四列纵队，以堪称模范般的严格纪律走进了普拉特区。每个人都在自己上衣的衣领扣眼里插上红色康乃馨，那是他们党派的标志 。他们一边列队行进，一边高唱《国际歌》 。不过，当孩子们生平第一次踏入“高贵林荫路” 那片美丽的绿意之中时，却转而唱起无忧无虑的校园歌曲。没有人受侮辱，没有人被殴打，没有人握紧拳头。警察和士兵们纷纷对他们回报以同志般的开朗笑声。众目睽睽之下，游行队伍的态度无可非议。这场游行大获成功之后，资产阶级再也没办法给工人阶级贴上所谓“革命匪类”之类的标签了。最后，两个阶层之间相互作了让步——在古老而睿智的奥地利，事情总是这样得到解决的。今日体制下那种用大棒将示威反对者直接打翻在地的方式，以及干脆施以种族灭绝的方式，当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当时那些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身上，也都还保留着人道主义的理想 （当然，这种理想在当时也已经有些褪色了 ）。

红色康乃馨作为党徽露面的时间并不长，转眼之间，上衣的衣领扣眼里又出现了另一种花——白色康乃馨，这是“佩戴此花者隶属于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 的标记（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是会选用花卉来作为党徽标志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翻口高筒靴、短剑和骷髅头来作为标志 ——相比之下，是不是颇为感人呢？）。基督教社会党作为一个完全由小资产阶级构成的政党，其实不过是针对无产阶级的存在而组织起来的一种反动形式罢了；从根本上讲，这个党派同样也是机器大生产战胜手工劳动的副产品之一。因为，机器大生产将大批劳动者集中到了工厂里，这样一种有组织的劳动模式，为工厂工人们带来了权利，他们的社会地位亦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机器大生产也威胁到了小手工业者安身立命的根基。大型百货公司、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商品令那些经营商铺的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匠人面临着破产。机器大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这种不满与忧虑，被一位聪明且受人欢迎的领袖人物卡尔·吕格勒博士 给抓住了，他提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小人物必须得到帮助” ，以此将全体小资产阶级，还有那些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全都拉拢到了自己身边，因为他们对富人的羡慕程度远远及不上对自己竟有可能从有产者沦为无产者的恐惧。这群担惊受怕的有产者恰恰是多年以后聚集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第一批信众，某种意义上讲，卡尔·吕格勒同样也是希特勒学习的榜样，正是他教会了希特勒利用“反犹主义”来作为按自己意愿行事的幌子，给充满怨气的小市民们树立了一个具象化的敌人，同时也在无形之中转移了他们对大地主和封建权贵手中握有巨额财富一事的怨恨。但是，当代政治整体的庸俗化与蛮荒化，我们身处的这个二十世纪出现的可怕倒退，也正是在这两个人物的对比当中体现出来的。卡尔·吕格勒，他蓄着柔软细密的金色络腮胡，是位一眼望去威风凛凛的人物——是维也纳民众口中屡屡称道的“漂亮卡尔” ——卡尔·吕格勒博士受过高等教育，即便是在当时那个将精神文化放在头等重要位置的年代，他所受的教育在同辈人当中也是水准颇高的。而且，他也懂得用直白通俗的说话方式来做演讲，言辞激烈又诙谐。不过话说回来，即便在内容最激进的演讲中——或许换一种说法更准确些：即便在当时的人们认为内容最激进的演讲中——他也从不逾矩，应该做到的演讲礼仪，他从来都不会含糊 。他手中所掌控着的那把弓弦，显然是一柄只要拉动起来便能够杀人于无形的，摧枯拉朽的破坏利器 ，它奏响的将会是邪教仪式般的谋杀故事，以及各种粗鄙不堪的暴行，但他始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不让它有任何付诸实践的机会。在自己的反对者面前，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高贵自律的情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私生活同样是无可指摘且朴素无华的。他在官方正式场合所抱持的反犹主义立场，从不妨碍他在私底下对自己以前的犹太朋友们保持和善友好的态度，甚至还经常为他们排忧解难。在他所领导的这一系列运动终于征服了维也纳市议会，他本人也最终被任命为维也纳市长之后——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曾经两次拒绝批准这一任命，因为皇帝对他所抱持的反犹主义倾向深恶痛绝——担任市长职务的他在城市管理方面所持的公平公正态度仍然是无可挑剔的，甚至称得上是民主的表率。在基督教社会党这一反犹主义政党成功获得上述胜利果实的前夕，维也纳城里的犹太人无一不感到心惊胆战、末日将至。但在卡尔·吕格勒博士真正担任市长之后，他们的生活跟之前没有任何区别，依然享有平等的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仇恨的流毒与你死我活的意志，彼时毕竟尚未渗透到时代的血液循环当中。

可是，彼时已经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矢车菊。这是俾斯麦 最喜爱的花卉，也是德意志国家党 的标志，该党派本质上是一个具有激进变革意识的民主政党——只是当时的人们尚且不能理解它的这一本质——其目标是以残酷的武装斗争彻底摧毁奥地利的君主制，从而建立起一个由普鲁士和新教徒共同领导的大德意志国家——这恰恰是如今的希特勒梦寐以求的。当时，基督教社会党所覆盖的范围包括首都维也纳及广大农村地区，社会主义者则立足于各大工业中心，唯独德意志国家党，其支持者几乎都局限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外围地区。如果单论人数，德意志国家党实在是微不足道，但它以近乎疯狂的攻击性与不加克制的残酷手段填补了这一不足。隶属于该党派的若干名议员，堪称奥地利议会之耻，是各种恐怖主张的代表人物（当然，这是以彼时的标准来定义的）。希特勒同样是一个来自边境地区的奥地利人 ，在德意志国家党这些前辈的理念与实战技巧中，希特勒找到了自己政治上发迹的起点。他从格奥尔格·舍纳勒尔 那里接过了“摆脱罗马！” 的口号——当年曾有成千上万名加入了德意志国家党的、讲德语的奥匈帝国公民忠诚地跟随了这一口号，从天主教皈依新教，只为了惹恼皇帝和天主教教士们 ；除此之外，希特勒还从他那里照搬来了反犹主义的种族理论，舍纳勒尔这位杰出的榜样曾经公开宣称“劣根性包藏于种族之中”；当然，最主要的一点，还是从他那里学会了利用施行恐怖行动的小团体来恐吓那些人数上远胜己方，但性格普遍懦弱被动的多数人，从而让多数人服从少数人的暴政：遵循这一原则，希特勒组建了一支行动上残酷无情且盲目服从上级指挥的冲锋队 。冲锋队队员们打着国家社会主义旗号所做的那些勾当，譬如手持橡皮警棍捣毁集会现场，趁夜间偷袭那些反对者，直接用暴力将他们打翻在地等，德意志国家党当年同样做过，只不过当时是利用了加入学生联合会的大学生们来完成的。他们在大学生所享有的学术研究者豁免权 的保护下，摸索建立起了一种无比恐怖的暴力殴打手段：每次开展政治行动时，德意志国家党的组织者都会用高喊口号和高声吹哨的方式，将这些大学生如同军队里的军人一般集结起来，整编成整齐划一的队列方阵再去游行。他们以所谓的“兄弟会” 模式在大学校园里拉帮结派，参加“兄弟会”的青年们脸上遍布伤痕，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以蛮横暴力的手段取得了对大学集会大厅的支配权：他们不像大学里其他青年搞集会时通常会做的那样，仅仅佩戴好袖章，戴好统一的学生帽就算准备完毕了，他们会拿起坚硬又沉重的棍棒来武装自己；“兄弟会”成员们在校园内四处挑衅，他们时而袭击斯拉夫族学生，时而袭击犹太人学生、信奉天主教的学生和意大利学生 ，并将那些手无寸铁的人直接赶出大学。每一次“闲逛” （这是当时每星期六固定举行的学生游行在大学校园内的称法）必定血流成河。得益于历史悠久的大学所拥有的古老特权，警察不得进入集会大厅，所以他们只好在外面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欺软怕硬的流氓在大厅里肆意妄为。警察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负责抬走那些被民粹主义流氓们从楼梯上扔下来的、浑身是血的伤员。德意志国家党规模虽小，但口气素来很大，而且还相当蛮横霸道，每当这个政党打算在奥地利范围内强行达成某些政治目的时，都会将自己这支完全由大学生组成的冲锋队派到最前线去。当年，巴德尼伯爵 在皇帝和帝国议会的支持下，颁布了一部语言条例 ——这部语言条例订立的初衷，乃是试图以规定政府机关内部必须同时使用多种当地语言的方式，创造出奥地利各民族之间和谐共存的新局面。在条例制定者的眼中，这一举措的正式实施是很有希望将君主制的存在时间再延长几十年的。但是，条例颁布之后发生了一系列他们根本料想不到的事件。最后，在维也纳，那一小撮热血沸腾的年轻小伙子甚至一举占领了环城大道。如此一来，政府方面就不得不派出轻骑兵去镇压暴乱了：小伙子们被军刀砍伤，被步枪射杀。但是，在那个人性普遍软弱到可悲可叹却又极其重视人道主义价值的自由主义年代，公民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骚乱和流血事件都深恶痛绝，连哪怕发生一次都无法容忍。因此，政府在进行了鲁莽镇压之后，也就不得不承受来自各方的谴责和持续施压，最终不得不对德意志国家党的恐怖暴行退避三舍 ：首相被罢免了，订立与实施动机绝对忠诚于皇室的语言条例则被一举废除。暴力行动对政治生活的入侵初见成效。奉行妥协让步主义的时代曾经费尽心思地去填补各个民族与各个阶层之间存在着的罅隙，如今，这些原本已深埋在地下的罅隙统统裂开，成了显眼的鸿沟与断层。实际上，在新世纪前的最后十年里，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已经在奥地利内部全面打响。

然而，我们这些年轻人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抱负中，对祖国的这些危险变化几乎毫无察觉：我们的目光只知道聚焦在书籍和绘画上。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我们没有丝毫兴趣。那些花样百出、持续不断的争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又能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在选举期间，整座城市躁动莫名，我们却去了图书馆；大批大批的人前去参与游行示威，我们却在写作，讨论诗歌；我们没有看见墙上火爆的标语，而是选择像伯沙撒国王那样，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美味的艺术文化盛宴，却不懂得要提高警惕，不知道要抬起头来看上那么一两眼 。时光荏苒，几十年后，当我们头上的屋顶和身边的墙壁开始坍塌时，我们才意识到，保护我们的这栋建筑的根基，原来早已被破坏殆尽。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欧洲个人自由的没落亦正式拉开了帷幕。

[1] Andreas ，霍夫曼斯塔尔存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运用断章形式进行创作，采取德国传统成长小说的模式，以主人公安德利亚斯的旅行目的地威尼斯为叙述起点，记述了主人公对自己游历过程的回忆，以及抵达威尼斯之后的迷失。

[2] Pan ，是一份创刊于1895年的文艺类期刊，编辑部位于柏林。该杂志排版精致高雅，有当时少见的如中世纪泥金手抄本般的艺术排版，除了整幅单色或单彩版画外，甚至还有不惜工本的彩页，可说是当时最高等级的媒体形式。

[3] Blätter für die Kunst ，由斯特凡·格奥尔格创办于1892年。早在创立之初，《艺丛》即已被定位为读者邀请制的高端小众杂志，初印数量仅100册，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000册，但它在德语文学圈内的地位非常高。

[4] Gesellschaft ，“青年维也纳”的主要刊物，由赫尔曼·巴尔牵头创立于1893年。

[5] Zukunft ，1892年由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创办于柏林的周刊，哈登本人任主编，主要刊登政论与艺术评论类文章，为当时各种激进思想提供发表平台。 DT5pPv4eruG4qp+J2a8cj3BX2bE2KFYGaGH7T3GRUcu0i4HlO7fTwNdOGu6vyt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