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太平世界

在安宁祥和中长大成人，

我们却突然被抛入这世界里，

经受成百上千道波涛的洗涤。

一切都在吸引着我们，有些我们喜欢，

有些令我们厌烦，而且时不时地

起伏着些许躁动的情绪。

我们在感受，而那些我们所感知到的

亦被缤纷世界所冲散。

——歌德

倘若我试图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个年代，即我长大成人的那个年代寻求一种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自己如下的提法会是最精辟的：太平盛世。我们近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制中的一切，似乎都建立在永固的基础上，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持久性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其公民的权利，由议会负责进行白纸黑字的确认，每项责任义务皆得到了明确的限定，议会则由自由选举出的民众代表组成。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以闪闪发亮的金币形式流通，从而保证了其价值的不变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或者能够得到多少，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一切皆有其标准可循，有既定的尺寸与重量。任何拥有资产的人都可以精确计算出自己每年可以收取多少利息，另一方面，公务员、军官则可以在日历中可靠地查找出自己将要升职晋升、退休退伍的年份。每个家庭都有自身确定的预算，知道饮食起居、夏季旅行与社交应酬需要花费多少，此外，也不可避免地为意外、疾病及就医精心准备着一小笔钱。拥有一栋房屋的人会将之视作子孙的安身立命之所，农场和商店则会代代相传；当婴儿尚在摇篮中时，已经在存钱罐或者储蓄银行里拥有了走好人生道路所需的第一枚奥波勒斯 ——为未来准备的一小笔“储备金”。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一切井然有序，一切都牢牢固守在属于它的位置上，处于最高位置的，是年迈的皇帝；不过，一旦他驾崩了，大家也都知道（或者也都觉得）会有另外一位皇帝来继位，原本运转良好的秩序不会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人相信会发生战争、革命和夺权。在一个理性年代，一切激进、一切暴力似乎都已成为不可能。

这份安全感是数百万人心目中最孜孜以求的财富，是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配以这种安全，生活才成其为生活，而且，越来越广泛的阶层都渴望着从这份珍贵的财富中寻求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起初，只有那些拥有产业的人们才享有这一特权，但普罗大众也逐渐靠拢了过来；百年太平，成就了保险业的黄金年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子购买保险，以此来抵御遭遇火灾及入室盗窃的风险；为田地买保险，对抗冰雹和其他天气灾害；为身体买保险，防范意外与疾病。人们还会为自己的晚年生活购买终身养老金，并在女孩子的摇篮里放上一张保险单，为将来的嫁妆做准备。最后，甚至连工人们都组织了起来，为自己争取到了标准化的工资和医保；佣人们也存钱买了养老保险，并提前支付了死亡保险，为自己的葬礼提供保障。唯有那些可以毫无顾虑地看待将来的人，才能够尽情享受当下。

在这种深入人心的信任的作用下，个体的生命在对抗命运的每一次冲锋时，亦有信心去坚守住自己的哪怕是最后一道防线，尽管这一生活理念如此坚定且朴实，却蕴藏着广泛而又危险的傲慢。在十九世纪那过分自由的理想主义的引领下，大家真诚地相信，自己正走在通往“最美好世界”的康庄大道上，路途万无一失。人们怀着轻蔑的态度审视了在此之前的各个年代，其间充斥着战争、饥荒与叛乱，被视为人类尚处于幼年期、民智未开的体现。不过如今，彻底征服最后的邪恶与暴行也只是区区几十年内的事情，而且，对持续不断、不可遏制的“进步”的信仰，在那个年代确实具有宗教般的力量；人们对这种“进步”的信仰已经超过了《圣经》，科学与技术创造出的奇迹日新月异，“进步”的福音似已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明。事实上，在这个和平世纪临近结束之际，普遍的繁荣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快速，越来越多样化。在街道上照亮夜晚的已不再是昏暗的火光，而是电灯，从主街一路延伸至郊区的商铺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诱人商品。人们已经可以借助电话来跟远方的人交谈，可以驾驶不用马拉的车辆以崭新的速度飞驰，可以飞上高空，实现伊卡洛斯的梦想。舒适享受已经从上流社会的宅邸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们不再需要从水井或河道里取水，不再需要费力给炉灶生火，卫生理念传播开来，污垢消失不见。体育强健了体魄，人类变得更美丽、更强壮、更健康了，大街小巷上，畸形、甲状腺肿和肢体残缺的情况也越来越少见。所有这些奇迹都是通过科学得以实现的——通过这位“进步”派来的大天使。社会本身也在不断进步：个体年年都被赋予新的权利，司法运作更加温和，更加人性化，甚至连难题中的难题，即大多数人的贫困，似乎也不再是不可逾越的了。越来越多来自不同阶层的人获得了投票权，从而可以合法地捍卫自身利益，社会学家和大学教授相互较劲，只为将无产阶级的生活模式打造得更加健康，甚至更加幸福——因此，如果这个世纪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光荣，仅仅将每个过去的十年作为下个更好十年的开端来看待，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相信会有如欧洲各民族之间战争这样的野蛮倒退，就像不相信女巫和幽灵的存在一般。我们的父辈始终不渝地坚信，宽容与友好有着无懈可击的约束力。他们耿直地认为，国家与教派之间的分歧隔阂，将会逐渐消解于共通的人性当中，借此，和平与安全这种最宝贵的财富，终将为全人类所共享。

对于活在当下的我们这代人而言，我们早就将“太平”这个词语视作一种幻象，早就将它从我们的常用词汇表中划掉了。我们会去嘲笑抱持着乐观妄想、被理想主义蒙蔽的那代人，他们认为人类科技的进步必然会无条件地带来人类道德水准的迅速拔升，我们这种嘲笑的态度其实是很卑劣的。我们哪，在这个崭新的世纪里，已经学会了这样一种本领，那就是面对由集体所引致的暴行爆发，不再那么容易就感到惊惧；我们哪，其实早就预料到了：在未来，即将到来的每一天，终归是要比已经过去的每一天残忍，更多也更残酷的暴行都将在未来发生。因此，对于向人类施行道德教育的可行性，我们始终抱持着怀疑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弗洛伊德才是正确的，因为在他眼中，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只不过是一层单薄肤浅的外壳，这层外壳在它存在的每个瞬间都有可能被来自邪恶世界的颠覆性力量所击穿，我们必须逐渐适应——适应在我们脚下没有任何立足点的情况下挣扎求生，适应没有任何权利、自由、太平可言的现实。我们早就为了我们自身的留存，背弃了我们父辈的信仰——他们曾经坚信，人性的提升将会是迅速且持之以恒的；有鉴于那场仅施与一次猛击便令我们人类数千年来的努力化为泡影的巨大灾难，在我们这些收获了惨痛教训的人们看来，他们当年所抱持的那种轻率鲁莽的乐观主义态度，似乎是陈腐不堪的。可是话说回来，即便他们所持的仅仅是空想，那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高贵的空想，是我们的父辈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空想，相比今日政客们口中那些胡说八道的谣言与瞎话，那些空想反而更具人性，更能够令人类受益良多。因此，尽管我们对于当今现实已有充分认识，尽管我们已经对现状感到了完全的失望，但是，不可思议之处在于，父辈的那些空想至今仍存留在我心底，始终没办法完全摆脱掉它们。当一个人身处于自己的童年时代——无论他从当时的时代气息中接受到了什么，都会将之纳入自己的血肉之中，让它成为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无论如今每天在我耳边大吵大嚷的都是些怎样的言论；无论我本人——无论那些与我共享相同命运的普罗大众所遭遇的都是怎样的侮辱与考验；无论如何，我都无法与自己青年时期的信仰分道扬镳：眼前虽有林林总总、是是非非，拨乱反正、砥砺前行的那天终究还是会到来。即便身处如今这道恐怖深渊当中，即便我们不得不带着自己那怅然若失的破碎灵魂在这深渊中如半瞎之人般摸索前行，我也依旧会一次又一次地抬头仰望，仰望那些曾经闪耀在我童年夜空中的古老星图，并且用从父辈那里承继下来的信念来安抚自己：有朝一日，我们将会发现，当下发生的这种历史倒退现象，不过是前进再前进的永恒韵律当中，偶然出现的一段间歇罢了。

今时今日，那场巨大的暴风雨早已将太平世界击得粉碎，我们也终于明白过来，所谓的太平世界，不过是一座梦中城堡罢了。话虽如此，我的父母当年却也曾经在那里面生活过，就仿佛是住在一栋完全由石头修筑而成的屋子里一般。从来不曾有一场飓风，或者说，从来不曾有哪怕一股稍微强烈些的气流，刮入过他们温馨、惬意的生活。当然，相比普通人，他们当年还拥有着一套与众不同的防风措施：他们属于那类占有私人财产的人群。在当时，这样一群人正在逐渐变得富有，假以时日，甚至会变得极为富有。在那个年代，这就相当于是给自己的家庭装上了可靠的窗户和墙壁。在我看来，他们当年所遵循的那种生活方式，正是所谓“中产阶级犹太良民”的典型案例——这样的一群人，曾经对维也纳文化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为此而收获的谢意却是被连根拔起、彻底除去。因此，我在这里向诸位讲述他们所过的那种闲散惬意、安宁隐匿的生活，实际上也是在讲述一些非个体的体验：在那个各种价值都能得到保障的世纪里，在维也纳有一万或者两万个过着我父母那种生活的家庭。

我父亲的家族来自摩拉维亚地区。在该地区一些相对较小的村镇内，居住着为数众多的犹太人，他们与本地的农民阶层和小市民阶层之间，长久以来都保持着最为和睦的关系；也正因此，犹太人常常会承受的那种来自当地人的排挤，在他们这里是完全不存在的。另一方面，他们身上也没有加里西亚地区的东方犹太人身上那种轻率的、时刻表露在外的急躁感。村镇生活使他们的身体强健有力，迈出稳健又沉着的步伐，走他们这一生该走的道路，就跟农民走在自己故乡的田野上一般。他们早就脱离了正统犹太教的束缚，成了属于新时代的宗教——“发展进步”的狂热追随者。在自由主义者们执掌政局的那段时期里，他们积极参加选举，选出了那些在国会里最受尊敬的议员。当他们离开自己的故乡，迁徙到维也纳之后，很快就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此处更高层次的文化生活。可以说，他们的自我提升都是与所处时代的普遍繁荣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在如此一种承上启下的变化中，我们的家族也称得上是绝对的典型。我的祖父曾经做过手工纺织品方面的生意。随后，十九世纪下半叶，工业上的景气繁荣状况开始在奥地利兴起。与老式的手工作坊相比，由英格兰进口的机械织布机和纺纱机，通过使用上的合理安排，可以使纺织产品的价格大幅度降低，从而实现一种纺织品极端廉价化的新局面。恰恰是他们这群犹太裔生意人，凭借着自己在商业洞察力上的天赋，以及国际化的全局观念，脱颖而出地认识到了在奥地利实行工业化生产的必要性，以及工业化生产将会为自己带来的丰饶成果。他们仅仅动用了极少的一笔启动资金，临时搭建了一些设施简陋的工厂。这些工厂在刚开始时甚至只是以水力来驱动纺纱机的，但是，恰恰是这些工厂接下来便逐渐发展壮大，逐渐成为实力强劲的、统治奥地利全境和巴尔干地区的波希米亚纺织业集团。如果说，我的祖父只是一位致力于经营成品转手贸易的、隶属于上个时代的典型代表，那么，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了。父亲三十三岁那年在北波希米亚地区创办了一间小型纺织厂。时间一年年过去，在他不徐不疾、小心谨慎的勉力经营下，这间小型纺织厂逐渐成为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

尽管当时的经济十分景气，市场投资的前景颇为诱人，但我父亲在对待企业扩张这件事情的态度上，始终还是秉承着严谨审慎的方针——这恰恰是当时独有的时代意识。不仅如此，这种方针本身也与我父亲那种保持克制、绝不贪心的性格相吻合。他的心中时刻牢记着他那个时代奉行的信条“安全第一”：他认为，凭借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力量，拥有一间“稳固可靠”——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最喜欢说的词语之一——的公司，可比通过银行贷款或者资产抵押来扩大经营，从而建立起一间大体量的公司要靠谱得多。终其一生，还从来没有哪个人在任何一张借据、任何一张汇票上见过他的名字，而且，他在自己长期合作的那家银行——世界上最可靠的信贷机构，这也是理所当然：罗斯柴尔德银行——总是只扮演放款人的角色，这是他人生当中最引以为豪的事情。任何一种盈利模式，一旦其中存在着哪怕最微小的风险可能性，他都不会同意；在执掌企业的那些年月里，他从来都不会参与到任何一门不熟悉的生意中去。不过话说回来，当他逐渐变得富有，并且越来越富有之后，他也从来没有将之归功于敏锐的投机眼光，或者说自己实施了什么具有远见卓识的商业行为，恰恰相反，他将之归功于那个凡事务求小心谨慎的时代里最普遍的致富方法，永远都只拿收入中极为微少的一部分来作为日常花销，并将由此而逐年积累下来的可观财富全部投入到资本当中去——自己不过是顺应了这个方法而已。就跟他那一代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如果我父亲看到有人将自己收入的一半随随便便地花掉，毫无忧虑之心可言，完全不去“考虑未来”——顺带一提，这也是那个万事太平的年代里，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那么此人在我父亲眼中就是个靠不住的铺张浪费之徒。多亏了当时那种将利润持之以恒地投入到资本当中的普遍做法，对于那群不断积累资产，并因此变得越来越富有的人而言，只要能够坚持这一做法，就等同于在时代大潮下取得了持久的景气繁荣，变得越来越富只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不需要主动去争取，更何况国家当时还没想到要从那些能够获得最大暴利行业的收益当中，多征收几个百分点的税款，另一方面，国债和工业公司股票也会向持有者付出很高的利息。无论形式如何，上述做法终归是会收获回报的：当时的情况跟人们后来所经历的通货膨胀时期大不一样。在通货膨胀时期，节俭的人辛苦积攒下来的钱财反而会被偷走，脚踏实地去工作生活的人们反而会遭遇欺诈。相反，在当时那个景气年代，唯有那些最具耐心的人、完全不投机的人，才能够得到最好的收益。多亏我父亲顺应了那个时代的普遍做法，到他五十岁的时候，即便按照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来衡量，他也称得上是一位非常富有的男士了。不过，跟我们家族一直在飞速增长的财富数额相比，我们全家日常生活上的开销却没有与之并驾齐驱：恰恰相反，开销上的增长可以说是非常迟缓的。大家只是逐步地在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每一步都改善得很少：我们从一处面积颇小的寓所里搬出来，举家搬迁到一处面积稍大一些的寓所里；每逢早春时节，到了下午的时候，才会雇一辆出租马车；旅行的时候，坐的是带卧铺的二等车厢；我的父亲，他直到自己五十岁时才第一次主动去享受奢华，跟我母亲一道，在冬天乘车到尼斯去度了一个月的假。总体而言，父亲对享受财富这件事抱持着这样一种基本的态度：拥有财富，而不是炫耀财富。自始至终，这种态度都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即便是成为百万富翁之后，我的父亲也从来没有吸过哪怕一根进口雪茄，只吸国库里有存货的那种最普通的特拉布科 ——这就跟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只吸他廉价的弗吉尼亚一样。而且，父亲玩牌的时候也总是只下很小的筹码。他不依不饶地坚持着自己这种克制的态度，坚持过他这种虽然舒适但同时也不会引人注目的低调生活。尽管他比自己的大多数同行都要体面得多、有文化得多——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写东西妙笔连篇，会说法语和英语——却坚持谢绝了每一项颁给他的荣誉和名誉头衔。在他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主动追求或接受过任何职务、任何头衔，可是，做到他那个程度的大实业家，其实是经常会被授予这些职务和头衔的。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要求过什么，也从来没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任何人说出诸如“请您如何如何”或者“谢谢您怎样怎样”这一类的话——对他而言，这种隐匿于心的骄傲，比任何外在的表象都更加重要。

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经历这样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我们自身的存在模式总是会与自己的父亲相重合——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此这般，我父亲的那种性格特点，即主动去投奔“隐”和“匿”的生活态度，现在也开始在我身上发展起来，其势头一年强过一年，逐渐变得如此显著，乃至于跟我本身的职业产生了矛盾：毕竟，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乎强制性地要将我的名字、我的个人生活公之于众的。尽管如此，出于同样一种隐匿于心的骄傲，我也一贯拒绝任何形式的外界荣誉。我没有任何勋章，没有任何头衔，没有在任何协会担任过会长职务，我从来没有隶属过哪一家研究院、哪一处理事会、哪一个评委会；即便是在隆重正式的晚宴餐桌旁就座，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折磨，光是想到要为了某件事情去跟别人谈话，早在讲出第一个字之前，我就已经感到嘴唇发干了——即便我的请求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某个第三方人士。我很清楚，在这个唯有通过诡计和逃避才能保住自由的世界里，在这个诚如歌德老爷子所言——“勋章和头衔能使人在倾轧中免遭挨打” 的世界里，这样一种克制是多么不合时宜。可是，这就是父亲在我身上反映出来的存在模式，这就是他隐匿于心的骄傲，恰恰是这种骄傲在迫使我向后退，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抗拒这种骄傲。实际上，我应该感谢它，或许正是因为它，今时今日的我才能够觉察到自己唯一可靠的财富：那种内心真正获得自由的感觉。

我的母亲——她出嫁前的姓氏是布雷陶尔——则是另外一种出身：一种国际化的出身。她出生于安科纳，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城市，意大利语也是她的母语，就跟德语一样；每当她想跟我的外祖母或者她的姐妹们讲些不该让家仆听懂的话时，她就会将语言切换为意大利语。意式烩饭，以及当时还很罕见的洋蓟，还有其他一些意大利南部美食，这些东西早在我刚刚踏入青年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很熟悉了。后来，每当我前往意大利，才刚到那边就会有一种回到了家的感觉。可是，我母亲的家族绝非意大利式的，恰恰相反，他们早就具备了国际化的意识：布雷陶尔家族起初只从事银行方面的业务，不过他们很早就开始了以霍恩埃姆斯这个瑞士边境小地方为起点，将家族散布到四面八方的壮举——这实际上是在以那些犹太银行家大家族为榜样，不过规模上自然要小得多。家族的其中一支去了圣加仑，另外几支去了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去了意大利，有位舅舅去了纽约——这种国际化联系的存在赋予了他们比身边其他人更显文雅高贵的社交举止，以及更为广阔的视野。除了这些之外，一种显而易见的家族自豪感也自他们心底油然而生。从此以后，这个家族里再没有小商小贩，也不再有中介掮客，而是只有银行家、工厂主、教授、律师和医生。家族里的每个人都会说好几种语言——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在我那位巴黎姨妈的家中听他们进行席间交谈时，他们从一种语言切换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是多么流畅自如。而且，这还是个非常注重“门第”的家族，每当家族中哪个相对较穷的支系里有年轻女孩长大成人，可以结婚成家了，整个家族便会群策群力，提前为她张罗好一笔丰厚的嫁妆，可他们这样做，也仅仅是为了避免她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屈就”。我父亲身为大实业家，固然受到很多人的敬重，我母亲却从来不容许他将自己的亲戚跟她的亲戚放到同一层级上来讨论，尽管她与他的结合本身确实是一桩最为美满幸福的姻缘。这种出身于门第“显赫”家族的自豪感，在所有布雷陶尔家族成员的身上都是根深蒂固的。多年以后，当他们家族当中的一员试图向我展示他与众不同的美意时，曾经以刻意为之的屈尊纡贵态度脱口而出：“你可真称得上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布雷陶尔家族成员。”仿佛他要专门通过这样一句话来认可我的身份似的，言下之意：“你可真是选对了家族。”

此种类型的“贵族感”，即部分犹太家族全体成员勠力同心，最终为自己家族争取来的这样一份优越感，早在我跟哥哥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对此产生了好奇：时而觉得它很有意思，时而认为它令人恼火。我们总是能够从他们口中听到诸如这几位是“高贵”的人、那几位是“不高贵”的人之类的评判，他们对每一位朋友的出身都要刨根问底，看他是否出身“名门”，甚至对他家族成员当中关系最疏远亲戚的出身和资产状况都要调查清楚。他们这种孜孜不倦地将人群划分为不同等级的行为，本来就是每次家庭聚会与社交应酬场合的主要话题。但是，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是极为可笑又极端势利的，因为，不同的犹太家族之间开始出现差别，其实也就是最近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当中才发生的事情，在此之前，他们还不都是居住在同一个犹太聚集区里，彼此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差别。直到过了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过来，所谓出身“名门”这样一个概念——当然，这种“名门”在当时我们这帮小伙子看来，完全就是一种滑稽可笑、冒充贵族的拙劣表演——从本质上反映出了犹太人心中藏得最深、最难以理解的一种倾向。人们普遍认为，发家致富才是犹太人最根本也最典型的生活目标，这可真是大错特错。对于犹太人而言，发家致富不过是人生的过渡阶段，是一种达到自己真正目标的手段而已，绝不可能是他内心的归宿。作为犹太人的根本意愿和内在理想是心灵层面的提升，让自己有机会进入比眼下更高的文化层次里。在集中反映了民族全部弱点和优点的东方犹太教正统派文化当中，这种将精神世界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认为其远远凌驾于单纯物质享受之上的意志，早已得到了形象而具体的表达：作为虔信者、圣经研究者的一个人，他在犹太人居住区里的地位比富有的人高一千倍不止；在那里，即使是最富裕的人，也情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精神世界丰足的男人当妻子，哪怕这个男人穷得好似街边乞丐，都比让女儿嫁给一个商人强。这种将精神世界看得高过一切的态度，在犹太人的所有阶层当中都是取得了一致认同的；即便是那种一贫如洗的小贩，整天拖着自己那一大堆东西，风里来雨里去，属于过着沿街叫卖生活的赤贫阶层，也都愿意通过自己最艰难的牺牲奉献，至少试着让一个儿子得到在大学里学习的机会。如果在自己的家族成员之中，有哪个人明显成了精神生活丰足的人，比如一位教授、一名学者、一个音乐家，他们就会将此人的存在视作整个家族共同拥有的荣誉头衔，仿佛他在自己专业领域取得的成绩令他们所有人都获得了“贵族感”。在犹太人内心深处，总是有某种无意识的力量在起作用，竭力避免自己成为道德上不可靠、惹人反感、小肚鸡肠、不尊重精神世界、将一切统统视作买卖和生意的人，与此同时，这种力量也总是试图让他们进入更纯粹的、完全与金钱无关的智者行列，获得精神上的提升，仿佛他打算——按照瓦格纳式的说法——将自己和自己所属的整个民族都从金钱所招致的不幸当中解救出来似的。因此，在犹太民族当中，对财富的孜孜以求在经过两代人——最多也不超过三代人之后，基本上也就消耗殆尽了。那些不愿意继承自己父亲麾下所掌控的银行、工厂、规模庞大又生意兴隆企业的儿子们，几乎都是在自己家族生意的全盛时期出现的。这种情况绝非偶然：比如，有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爵士成了鸟类学家，有位瓦尔堡家族成员成了艺术史学家，有位卡西尔家族成员成了哲学家，有位萨松成了诗人。他们都受到了一种无意识状态下所催生出来的意志的驱使，一定要想方设法地使自己摆脱掉那种只知道没心没肺赚钱的、犹太人独有的狭隘生活，或许这种意志也表达出了他们内心深处隐匿着的渴望：通过遁入精神世界这一方式，让自己从犹太人专属的世俗特性当中解放出来，融入普遍的人类身份当中去。也就是说，所谓“门第显赫”的犹太家族，实际上指的并不仅仅是这种说法下展示出来的社会地位，它也意味着这个家族需要去适应另外一种文化——而且，这种文化最好还要是那种尽可能拥有多数人认同的文化——以此来摆脱，或者试图去摆脱因为生活在城市的犹太人居住区内，而不得不去接受的各种缺憾、狭隘和小肚鸡肠。恰恰是因为这种纷纷遁入精神世界的做法，使犹太人当中从事知识分子职业的人群在数量上形成了一种不成比例、人满为患的状态——就跟他们过去仅将自己的眼界局限在物质上时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也再一次给犹太民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它无疑也属于犹太人命运当中诸多永恒无解的悖论之一。

在欧洲，几乎没有哪座城市像维也纳一样，对于文化生活的渴望能够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恰恰是因为奉行君主制，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奥地利在政治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的野心，在军事上也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成功，于是，国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自豪感，也就顺理成章地以最炽烈的方式转向了对艺术至上的渴求。对于一度几乎统治着整个欧洲大陆的、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而言，那些曾经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行省早已不复存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佛兰德和瓦隆都不再从属于它；唯有首都，唯有它还完好无损地保持着昔日的辉煌，首都始终是宫廷的宝地，是千年传统的守护者。当初，是罗马人奠定了这座城市的第一块基石，将它作为保护拉丁文明、抵御蛮族的一座Castrum（古罗马兵营），一处前线哨站；一千多年以后，奥斯曼人对西方发起的汹涌攻势，就是在这座城市的城墙上被无情地粉碎掉了。尼伯龙根曾经到过此地；古典音乐界如北斗七星般闪耀的七颗巨星——格鲁克、海顿和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还有约翰·施特劳斯 ——他们的光芒在此地照亮了整个世界；与欧洲文化相关的所有源流都曾在此地汇聚；在宫廷里，在贵族中，在人民之间，德意志与斯拉夫、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佛兰德的文化传统有血有肉地融合在了一起——这种融合，正是这座音乐之城的真正天才之处，因为它将所有这些存在着极大差异的文化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形成了独属于奥地利的、独属于维也纳的文化。这座城市素来都具备兼容并包的意愿，具备一种与众不同的易感性天赋，正因为此，它才能够将那些彼此迥异的力量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令它们得以舒缓、松动、融洽；生活在此地，生活在这种精神上的和谐氛围当中，实在是很惬意的。不知不觉之间，这座城市的每一位市民都被培养成了超国家主义者、世界主义者，被培养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

这种同化的艺术，这种宛如音乐般细腻柔软的过渡，光是在这座城市表露在外的结构当中，就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结构是经过几个世纪的缓慢发展，从内部核心区域有机地发展起来的，维也纳的居民数量足够多——这可是一座坐拥两百万居民的城市——它可以提供一座大城市理应提供的所有奢华享受，满足各方面具体而微的需求，但又不至于过于庞大，大到如伦敦或纽约那样脱离大自然。城市边缘位置的那些房屋，要么倒映在波澜壮阔的多瑙河河水当中，要么面朝广阔的平原，要么干脆融入花园和田野里，要么就是在努力攀爬阿尔卑斯山脉尽头绿树连绵的山麓。人们几乎分辨不出哪里是大自然的所在，哪里是城市的开端，两者之间互相融合、交织，浑然天成，完全没有任何突兀、矛盾之处。等回到了市中心，人们又会觉得这座城市就像一棵大树，随着年岁的递增，一圈一圈如年轮一般朝外扩张，城市本身也在生长：最内层、最珍贵的古城核心区域，如今已经被环城大道包围起来，沿途全是美轮美奂的建筑——那正是过去的维也纳城墙所在的位置。环城大道包围起来的区域内，王室和贵族们的旧日宫殿随处可见，纷纷诉说着已然尘封的历史；贝多芬曾经在此地的李希诺夫斯基侯爵宅邸内演奏钢琴；海顿曾经在此地的埃斯特哈齐侯爵宫殿内担任宫廷乐长——遥想当年，海顿的名作《创世记》正是在此地那所古老的大学里首次奏响的；霍夫堡皇宫看到过不知多少代皇帝，美泉宫曾经见过拿破仑，当年一度联合起来的基督教世界诸侯纷纷在斯特凡大教堂下跪，为自己从土耳其人手中得救向上帝感恩涕零；维也纳大学在自己那道围墙内见过无数科学界的杰出人物。在上述这些历史建筑之间，新建筑在灯火闪烁的林荫大道与光彩夺目的商铺之间傲然崛起，带来了一派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新气象。不过话说回来，这里的旧建筑与新建筑之间并没有多少冲突，就像被敲打下来的石头与亘古不变的大自然之间并没有多少冲突一样。生活在这里——生活在这座欢迎所有陌生人来访的城市里，生活在这座乐于奉献自身的城市里，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在这里，享受生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空气中充满了欢声笑语，就跟在巴黎一样，只是更加贴近大自然一些。大家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崇尚享乐的城市，但是话说回来，除了通过艺术与热爱来向粗粝的生活本真当中最精致、最娇嫩、最纤柔的部分献媚之外，文化还能有什么其他意义呢？例如，在与烹饪相关的方面，这座城市的人们热衷于美食，他们非常关心自己是否能够喝上一瓶上好的葡萄酒、一杯略带涩味的生啤，是否能够吃到精致奢华的甜点和圆形大蛋糕。与此类似，他们也在其他精致高雅的物质享受上提出了颇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演奏音乐、舞蹈、演戏、交际，以及如何在举手投足之间表现出足够的品位，如何让自己的行为举止彬彬有礼，在这里也是一门特别的技艺。无论是在个人生活当中，还是置身于社会整体，占据重要位置的永远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不是商业：一位普通维也纳市民每天早晨拿起报纸时首先会去看的，永远都不是议会里的讨论或者世界性事件，而是剧院里最新上演的剧目——这件事在维也纳人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是其他城市几乎不能理解的。因为这座宫廷剧院，即城堡剧院，对于维也纳人、对于奥地利人而言，不仅仅是演员们表演戏剧的舞台；它是以微观天地反映宏观世界的镜子，社会本身亦能在此窥见自己五光十色的倒影。这座剧院是唯一真正代表了“cortigiano（宫廷朝臣）” 高雅品位的地方。从宫廷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里，观众以堪称典范的方式见识到了上流人士应该如何穿衣，进入房间时应该选用怎样的举止步态，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交流，以及作为一个有品位的男人，在交谈中可以使用哪些词句，又必须回避哪些话语：舞台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娱乐场所，它还是一本以言传身教的方式活灵活现地传授高雅举止和正确口音的入门指南。与宫廷剧院相关的一切，即便只拥有浮于表面的一丁点关系，也可令其周围笼罩上一层圣光：这层圣光代表着人们的敬意，仿佛圣像脑后装饰的光轮一般。总理和首富大可以在维也纳街头四处行走，没有人会为了他们专门转身。但是，如果是一位宫廷演员，或者一位唱歌剧的女歌手走在大街上，那就连路边的每一名女售货员、每一个马车夫都会认出他们来。当年，只要我们这些男孩子亲眼见到他们这些人当中的某一位（他们的照片、签名，我们每个人都会专门去收集）从自己身边走过，我们都会感到十分骄傲，彼此之间互相说起这件事，评头论足，反复说个不停。而且，这种近乎宗教般的个人崇拜甚至还会波及他周围的人：连索嫩塔尔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的马车夫都是普罗大众私底下会去羡慕、崇拜的人物，年轻的时髦男士们都以身着与演员相同款式的衣服为荣。某位知名演员的每个纪念日，甚至每次参加葬礼，都能成为盖过一切政治事件的头等大事。自己所写的作品能够在城堡剧院上演是每一位维也纳作家的终极梦想，因为这就意味着获得一种特殊的、足以受用终身的贵族身份，并且还附带有许多相关的荣誉，比如终身免费的剧场门票，以及所有官方正式活动的邀请函等；除此之外，他还有可能成为贵宾，被邀请到哪位皇亲国戚的宫殿里去——我还记得举办这一系列仪式的方式，因为当年我也曾参与其中。我还记得那天上午，城堡剧院的负责人将我邀请到他的办公室里，在提前向我表示过祝贺之后，他告诉我，我的剧本被城堡剧院正式选用了。当天晚上回到家时，我在自己的寓所里发现了他留的名片。他居然对我这个当时只有二十六岁的家伙进行了正式的回访，作为帝国麾下剧院的创作者，我已经自动被接受成为一名“绅士”，乃至于连帝国研究机构内的一位负责人都不得不以完全对等的方式来对待我。另一方面，剧院里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也间接涉及了每一个人——即便是与它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人。比如说，我至今还记得，当我才刚刚迈入青年时代的那个时候，有一天，我们家的厨娘突然冲进房间里，双眼饱含着泪水：她刚才听人讲，夏洛特·沃尔特——城堡剧院里最著名的女演员——去世了。这位年迈的、半文盲的厨娘当时几近疯狂地哀悼着夏洛特的去世，但怪异之处在于，她实际上从未去过高高在上的城堡剧院，也根本没有在舞台或者生活中见过夏洛特本人。不过，一位伟大的、蜚声全国的女演员在维也纳是属于整座城市的集体财富，即便是与她毫不相干的人，也会认为她的逝去是一场灾难。任何一位广受喜爱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逝去——失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都会演变为举国上下的哀悼，在维也纳，这是不可避免的。当曾经举行过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首演的“老”城堡剧院要被拆毁时，当时活跃于维也纳社交圈的全体人士都聚集在剧院的大厅里，如同参加葬礼一般，神情肃穆，情绪激动；帷幕才刚刚落下，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冲上了舞台。他们的想法是，至少也要拿上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作为剧院的遗物带回家去——要知道，他们喜爱的艺术家们可是曾经在这上面表演过的。几十年过后，人们依然可以看见这些不起眼的碎木片，它们被收藏在几十栋维也纳市民的屋子里，存放在精致的小盒子里。人们如此小心地保存它们，仿佛是在教堂里保存圣十字架碎片一般。不止他们，当那栋被称为贝森朵夫音乐厅的建筑被拆毁时，我们自己也并没有表现得更理智些。

就其本身而言，这座专门用于演奏室内乐的小音乐厅，原本只是一座非常不起眼的、跟艺术完全无关的建筑物：它的前身是列支敦士登大公的骑术学校，后来也只不过是出于方便音乐演奏的目的，才在室内所有的反射面上加装了木板，就算是完成了音乐厅改建。但是，这栋建筑与音乐之间拥有着一种独特的、类似古董小提琴弦音般的共鸣。贝森朵夫音乐厅是音乐爱好者的圣地，因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和鲁宾斯坦都曾在这里演出过，许多著名的四重奏都是在这里举办首演的。而现在，这样一栋传奇建筑却需要为一栋崭新的功能性建筑让路，这件事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在这里体验过一段段难以忘怀时光的人而言简直难以置信。因此，当贝多芬所谱写乐曲的最后一个小节演奏完毕，余音渐渐消逝之时，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座位——顺带一提，当时的贝多芬乐曲是由罗斯四重奏演绎的，他们的那次演奏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出色。我们大声喝彩，起立鼓掌，现场的几位女士激动得啜泣了起来，谁也不愿相信这是这里的最后一场演出，谁也不愿相信我们将会与贝森朵夫音乐厅就此别离。这时，有人将大厅里的灯给关掉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将我们从这里赶走。哪里知道，大厅里的四五百名狂热者，一个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就这样在那里待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仿佛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在场，强行将那处古老而神圣的空间保全下来似的。还有，当我们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又是怎样用不停请愿、示威和发表文章的方式来进行抗争的啊！当时我们可是在为反对拆毁贝多芬去世时所住的那栋宅邸而努力啊！维也纳的这些历史建筑，每一栋都像是我们灵魂上的一块碎片，人们只要试图去拆毁它们，就仿佛从我们身体上将灵魂的一部分活生生地给撕下来了似的。

这种对艺术的狂热，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可以说是贯穿了维也纳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有百年文化传承的维也纳本身就是一座社会分层明显，但同时又各自相处融洽的城市——正如我在前文中所描述过的那样。当然，在此占据领导地位的，始终还是皇室。维也纳皇城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在文化意义上也象征着维也纳这套君主体制超越国家层面的超然性。围绕在皇城周围的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国高阶贵族的宅邸，可以说是皇城的第二道城墙。这道城墙外面是由低阶贵族、高级官员、实业家和“世家” 组成的“上层社会”，再往外则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者。所有这些阶层都生活在属于自己的社会圈层里，甚至只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内。高阶贵族住在自己家族的宫殿里，这些宫殿全部位于内城区；外交使节们住在第三区；实业家和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资产阶级住在中心城区，即第二区到第九区；无产阶级则住在远城区。但是，在剧院演出和各种盛大活动期间，一切也会彼此交汇。比如，当普拉特游乐园举行花车巡游时，现场的数十万民众会万分热情地朝坐在装饰精美的花车里的“上方一万人”欢呼三次，以示敬意。在维也纳，但凡需要演奏音乐或者能够表现色彩的公共事务，都可以被办成一次庆典，例如类似基督圣体节这样的宗教游行、阅兵仪式、“城堡音乐节”等；即便是葬仪出殡，也会有不少热情的参与者。成为一具“风光的遗体”，拥有华丽壮观的出殡队伍和为数众多的抬棺人，这是每个货真价实的维也纳人最后的野心：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甚至连自己的死亡都要办成庆典，让其他人大饱眼福。恰恰是在这样一种对一切缤纷、铿锵、声色犬马事务的感受性上，在这样一种将戏剧同时作为表演形式与真实生活观照的喜好中——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空间里，整座城市上下皆达成了和谐统一。

鉴于维也纳人的这种“戏院痴狂” ，他们确实会密切关注自己所喜爱演员的生活中那些哪怕最琐碎无聊的细节——这样的关注有时甚至到了一种怪诞可笑的地步，因此，他们的行为很容易遭到嘲笑。与果敢坚毅的德意志邻国相比，我们奥地利在政治上显得很冷漠，经济上也落后了，究其原因，可能部分确实是我们太过看重享受了。不过，在文化领域，当这种“看重”倾斜到艺术创造上之后，也催生出了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首先，是对任何艺术成就皆怀有的无限敬畏之心；然后，长达数百年的艺术实践造就了无与伦比的鉴赏力——而且，多亏这种鉴赏力的存在，我们又在所有文化领域达到了超然拔群的高度。艺术家总归是愿意待在自己能够得到众人欣赏，甚至被众人所高估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才感到最为舒心，也最能刺激他们的创作欲。艺术总是在自己能够成为全体国民生活日常的国家才有机会攀上它的顶峰。譬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罗马，吸引来了众多画家，并且将他们的水准提升到了伟大的境界。因为在这两座城市里，每位画家心中都会生出这样一种感觉：自己必须当着全体市民的面，与其他画家不断竞争，不断超越别人，同时也要不断超越自己。同样地，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们也都清楚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重要性。在维也纳歌剧院，在维也纳城堡剧院，没有任何细节是可以被忽视掉的；每一个错误的音符都会马上被人注意到，每一次不正确的起奏、每一段有疏漏的演奏都会受到指责。而且，这种监督不仅来自首演时台下就座的专业评论家们，它还来自全体观众——由他们来执行此地日复一日的监督工作。通过不断地聆听和比较，长期耳濡目染之下，他们的耳朵也已经变得越来越敏锐了。虽然在政治、行政与社会道德等领域，这里的一切都表现出放任自流的态度，维也纳人似乎也对此地的各种“吊儿郎当”之处无动于衷、尽显包容，但是，他们在艺术上毫不留情，因为唯有这方面才是这座城市的荣誉所在。每一位歌唱家、每一名演员、每一位音乐家都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时刻不能松懈，否则就会失败。在维也纳当一名众星捧月的宠儿是非常美妙的事情，但要保持这宠儿地位绝不容易，哪怕丝毫松懈，都不会得到谅解。这种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无情监督，身处维也纳的每一位艺术家都一清二楚，这也迫使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创作当中——长此以往，便逐渐将维也纳的整体艺术水平提高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从自己的青年时代开始，就已经在用一套严苛的、毫不留情的标准来评判自己欣赏过的演出了。无论是谁，倘使他曾经见识过古斯塔夫·马勒担任指挥的歌剧院里，那种将与表演相关的一切都以钢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哪怕最细枝末节之处也不放过的演出，倘使他聆听过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了解团员们一丝不苟的激情——倘使他将这些都视作理所当然的话，那么，如今此人应该很难对哪一场戏剧表演或音乐演出感到完全满意。不过，也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种极高的鉴赏水平，我们也同时学会了在每次艺术创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对于我们而言，当时见识到的演出水平曾经是，而且始终都是榜样般的存在，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城市的艺术新人能够得到如此高水准的启蒙教育了。与此同时，这些关于正确节奏与旋律的知识也深入到了普罗大众当中——即便是一位身份最低微的小市民，当他坐在“Heurigen” 里时，也会要求乐队演奏高水平的音乐，就跟他会要求酒馆主人提供上好葡萄酒一样顺理成章；即便是在普拉特游乐园的花车巡游期间，民众也很清楚哪支军乐队拥有最多的“神韵”——究竟是“德国大师”，还是“匈牙利人”；凡此种种，仿佛生活在维也纳的人们都能够从这里的空气中获得一种准确掌握节奏的本领似的。正如我们这些作家在撰写一篇咬文嚼字的散文时，会表现出优美的音乐性一般，其他人亦将这种美妙的节奏感渗透到了社会交往上的行为举止，以及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在所谓的“名门”里，一个没有艺术感又不崇尚礼仪的维也纳人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即便是在下层社会，最贫穷的人同样具备对美的本能追求，这是因为他早已把从自然景色、从人们融洽欢快的氛围中感受到的美，带入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对文化的热爱，没有对这种生命中最神圣的冗余之物同时采取享受与审视态度的意识，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

对于犹太人而言，适应他们所身处的民族或国家的客观环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保护措施，也是一种内心深处的需要。他们对于家乡故国、祥和安宁、休养生息、安全太平、消除陌生感的渴望，促使他们万分热忱地将自身与身边的客观环境联结起来。除了在十五世纪时的西班牙之外，犹太人在奥地利取得的这种联结，几乎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了——再没有哪种联结可以比这更幸运、更富有成效了。在维也纳这座皇城里，犹太人定居了两百多年，他们在此地遇到的是热情豪爽、倾心于融洽和睦生活的民族。不过，在看似散漫的行事模式下，本地民众对于精神与美学价值的追求，同样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深刻的本能行为：这就跟犹太民族一样——他们也认为这种本能对于自身而言极为重要。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维也纳发现了更多：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犹太民族的一项使命。十九世纪，奥地利的艺术土壤一度失去了其传统的庇护人与赞助人：皇室和贵族阶层。十八世纪时，玛丽娅·特蕾莎曾经让格鲁克来为自己的女儿们传授音乐，约瑟夫二世曾经以一位音乐鉴赏行家的身份与莫扎特畅谈他所创作的歌剧，利奥波德二世本人就作过曲。然而，再往后的皇帝弗朗茨二世和斐迪南一世就不再对艺术事务感兴趣了。至于我们时代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在他长达八十多年的人生当中，除了部队里的士官花名册外，他就再也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书了——哪怕仅仅在手里拿本书，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不止书，他甚至对音乐流露出了显而易见的反感情绪。与皇帝们的情况类似，高阶贵族也放弃了他们过去的庇护人身份。那些如金子般辉煌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年，埃斯特哈齐侯爵曾经当过海顿的庇护人，罗布科维茨侯爵、金斯基家族和瓦尔德斯坦伯爵争先恐后地在自己的宅邸里举行贝多芬的首演，女伯爵图恩甚至在大魔王面前跪倒在地，求他不要将《菲岱里奥》从歌剧院的剧目表中撤除。可是，在此以后，即便是如瓦格纳、勃拉姆斯和约翰·施特劳斯，或者雨果·沃尔夫这样的人物，也没办法再从皇室和贵族那里得到丝毫资助。因此，为了将交响音乐会水平保持在原有高度，为了让画家、雕塑家能够维持生计，资产阶级不得不介入，在此事上寻找一个突破口。在此前提下，恰恰是由于犹太资产阶级所拥有的那种骄傲与雄心，他们才能够在维护维也纳文化、保持其昔日辉煌这件事情上身体力行，起到主导作用。一直以来，他们都热爱着这座城市——他们在这里安顿好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但是，唯有透过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他们才觉得自己真正有资格去拥有祖国，才认为自己真正成了维也纳人。在公共生活当中，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力：皇室的夺目光芒，足以令任何私人财富黯然失色；那些高高在上、有权领导国家的职位，全都掌握在世袭贵族们手中；外交领域由贵族专享，部队要职和高官位置也是为名门预留的——不过，犹太人倒也没有任何试图进入这些特权圈子的野心。他们非常有分寸，尊重这些传统的特权，将之视为理所当然。比方说，我还记得父亲终其一生都尽量避免在萨赫用餐，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节俭考虑——与其他几家豪华大酒店相比，萨赫的价格简直可以说是低得超乎想象——而是出于那种与生俱来的距离感：如果父亲坐在哪位施瓦岑贝格亲王，或者罗布科维茨侯爵旁边，他一定会感到十分尴尬，或者说，感到自己格格不入。唯有在艺术上，维也纳的每个人都拥有着平等的权利，因为在维也纳，热爱艺术被视作所有人共同的责任。在持续不断地帮助和支持艺术这件事上，犹太布尔乔亚阶层在维也纳文化生活中所占的份额是不可估量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观众，是他们填满了剧院和音乐会的席位，是他们购买了书籍和画作，是他们在参观各种展览。他们卸下了传统那沉重的包袱，对于艺术的理解更加灵活，于是，在任何领域他们都成了一系列新生事物的推动者和开拓者。在十九世纪，几乎所有伟大的、有资格进入美术馆收藏的艺术作品都是在他们的引导、帮助下创作完成的，几乎所有艺术上的尝试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得以实现；如果没有犹太布尔乔亚阶层的不断刺激，就像奥地利已经在政治上落后于德意志帝国一样，维也纳在艺术上也将落后于柏林——此事应“归功于”宫廷、贵族和教廷内那些巨富们的懒惰，他们宁愿保留马厩和狩猎场，也不愿意去推广艺术。任何想要在维也纳创造出一些新东西来的人，任何从维也纳以外的地方来到这里、试图寻找理解自己创作理念的资助人以及对应观众群体的艺术家，都需要依靠这个犹太布尔乔亚阶层。在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的那段时期里，曾经一度有人试图建立一座所谓的“国民”剧院，但无论是歌剧创作者，还是演员，抑或观众，都没有到这里来的打算；短短几个月过后，“国民”剧院便偃旗息鼓、关门大吉了。不过，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具体案例当中，才首次揭示了如下的内情：被世界称颂为“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整体概念，细究其实质——在相关的文化产物中，大概有十分之九都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促成并滋养的，或者甚至是他们亲手创造出来的。

恰恰是在过去不久的那些年月里，维也纳的犹太人开始在艺术上取得很大的成就——类似于犹太人当年在西班牙时，发生与这里同样悲惨之倾覆前的状况。可是话说回来，这些艺术成就绝对不是孤立地以犹太文化特有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是通过移情作用的魔力，表达出了最强烈的奥地利性和维也纳性。戈德马克、古斯塔夫·马勒和勋伯格成为音乐创作领域的国际领军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列奥·法尔、卡尔曼令华尔兹舞曲与轻歌剧的传统获得了新的繁荣；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彼得·艾腾贝格赋予了维也纳文学位列欧洲文学之林的地位，这是格里尔帕策和施蒂弗特时期的维也纳文学从未达到过的高度；索嫩塔尔、马克斯·莱因哈特重振了这座戏剧名城在全球的名声，弗洛伊德和诸多科学领域的大师所取得的成就再度将各界关注的目光聚焦在早已闻名遐迩的维也纳大学上——无论在哪个领域，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演奏名家，无论是作为画家、导演和建筑师，还是作为记者，他们在维也纳的知识分子生活中都拥有着无可争议的崇高地位，以及比其他人更高的声誉。他们通过对维也纳的热爱，通过长久以来顺势而为、彻底融入的意志，终于完美地适应了这座城市，而且，能够为奥地利的荣誉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也感到十分荣幸。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到，犹太人的奥地利化是他们面对这个世界时的一项使命，而且——本着诚恳的态度，在此必须再重复一遍——被如今的欧洲和美国所推崇的，奥地利文化在音乐、文学、戏剧与工艺美术方面的复兴，有很大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所创造的。反观这些犹太人，他们本身也在这种表达、创造当中，实现了自己民族数千年来在精神追求上的最高成就。前后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犹太知识分子们无处安放的才智与奥地利已然有些疲惫的文化传统结合在了一起，通过不懈的努力，以一股全新的力量令传统得到了滋养，恢复了活力，开始持续不断地向上攀升。直到最近几十年时间里，才有人开始对维也纳犯下难以泯灭的罪行，以粗暴的方式试图将这座城市极端民族化、行省化。要知道，这座城市的精神与文化，恰恰是由各种迥然不同的元素，以其内核上的超民族性，在长期碰撞、交汇时形成的。因为维也纳的天才们——尤其是音乐方面的天才——长久以来都选择主动将一切民族上的、一切语言上的对立之处统统内化，通过自我调节来令其达到和谐统一——实际上，维也纳文化恰恰是所有西方文化的统合。只要是想当一名欧洲人，那么无论身处何地，都不如身在维也纳容易。而且，我本人也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领悟到要将整个欧洲联合起来的奇思，并且将之作为我心中最崇高的理想去热爱，部分也要感谢维也纳这座城市，因为——早在马可·奥勒留时代，它就已经开始捍卫古罗马那种世界大同的精神了。

居民生活得挺不错——在那座历史悠久的维也纳城，生活轻松愉快、无忧无虑。不过，北方的德国人却始终以一种饱含着愤怒与蔑视的目光来看待我们这些居住在多瑙河畔的邻居。在他们看来，这帮家伙既不“干练”，也不肯严格遵守秩序，相比之下，我们更愿意享受生活，享用美食，在庆典上和剧院里找寻乐趣，并为这些俗世活动创造出美妙绝伦的音乐作品。相比于德国人的那种“干练”——相比于那种最终必定会令其他所有民族的生存受到冲击与干扰的“干练”，相比于那种贪得无厌、试图超越其他所有人的意志，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无休止追逐，生活在维也纳的人们更喜欢舒舒服服地聚在一起聊天，更习惯人与人之间平和安定地相处。无论在什么事情上，他们都会表达出一种满怀善意的，或许也可以称之为“缺乏原则性”的友好态度，从而让每个人都可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不会去怨天尤人。“山水有相逢” 曾经是极度知名的维也纳行事准则，在我看来，像这样的一条准则，至今仍然比一切毫无回旋余地的绝对化命令更加富于人性，而且，当年身在维也纳的所有社会阶层也普遍接受了这条准则，没有什么人会特意去反对它。穷困之人与富裕之人、捷克人跟德国人、犹太人与基督徒，尽管偶尔也会有彼此之间冷嘲热讽的时候，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和平相处的。即便是在政治和社会运动当中，也不会出现目前这种残忍的仇视——这种仇视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进入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的。往昔时代的奥地利，人们即便相互争斗，即便在报纸上和议会里唇枪舌剑，但是，在结束他们那种西塞罗式的长篇论战之后，同样的一帮人依旧可以坐到一起，在友好的气氛中喝啤酒或者咖啡，彼此之间以不带敬语的方式亲切交谈。即便是作为反犹主义政党领袖的鲁伊格当选了市长的那段时间里，他在私人交往中的行为模式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本人必须在此坦白承认——作为一名犹太人，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大学里，抑或是在文学界，在那个年代里，我从来都不曾经历过哪怕丝毫的不公与轻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派系与派系之间的仇恨尚且没有从每天发行的报纸里面蹦出来，不仅如此，这种仇恨也没有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强行分开；在公共生活之中，那种群体与大众对立起来的感觉也没有像如今这样，加剧到令人感觉厌恶的地步：在当时，个体生活的自由被视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常识——这在今天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当时，宽容的态度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人们看不起，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软弱；恰恰相反，人们将之称颂为道德的力量，给予它很高的评价。

因为我出生和成长的那个世纪，实际上并不是个满怀激情的世纪。在那个世纪里，世界秩序井然，社会的各个阶级非常清晰，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流动也颇为平静：那曾经是个从容不迫的世界。新时代的快节奏尚且没有从机器——从那些汽车、电话、收音机和飞机转移到人的身上，时光和年岁尚且存在着一种与如今不同的尺度。与今日的人们相比，当时人们的生活更加悠闲。当我此刻试图去唤醒那些遥远的记忆，看清楚儿时曾经站在自己身边的那些大人的模样时，我突然发现，他们当中竟然有那么多人年纪轻轻就发福了：我的父亲、我的叔叔、我的老师、商店里的售货员，还有那些在自己乐谱架前正襟危坐的交响乐团成员，不过四十岁年纪，就已经全部成了大腹便便、“威风凛凛”的男人。他们走起路来步态缓慢、不慌不忙，他们说起话来斯文又得体，在跟别人交谈时，他们时不时地就会去抚摸一下自己梳理得很精致的、通常而言已经略显灰白的胡须。不过话说回来，对于男人而言，逐渐变得灰白的毛发只是象征男性尊严的全新标志之一。实际上，一名真正“沉稳”的男士理应有意识地去避开那些独属于年轻时代的言行举止以及骄横跋扈的张扬态度，将之视为一种不体面的东西。即便是在我童年时期最早的那些记忆里，父亲尚且不到四十岁的时候，我也找不到任何他匆匆忙忙地在楼梯间跑上跑下的印象，不仅如此，我也找不到他以匆忙模样做任何事情的回忆。当时，行事匆忙不止会被视作一种不够得体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多余且毫无必要的，因为，在各个市民阶层相对十分稳定的世界里，凭借着无数具体而微的保险与支持措施，可以说没有任何事情称得上是“突如其来”；无论外界发生什么重大灾难，都没有办法越过这道由“太平”生活妥善保护的厚重墙壁。布尔战争、日俄战争 ……甚至连巴尔干战争都没有给我父母的生活带来哪怕一丝一毫的影响。他们将报纸上所有关于战争的报道逐一翻过，那种漠然的态度就跟翻过体育新闻时一样。事实确实如此——奥地利之外发生的那些事情，岂能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即时的改变？在属于他们的那个奥地利，在那个无风年代，国家并无动荡，货币体系也不会突然崩塌；如果股票一次性跌了四个或者五个百分点，就已经可以被称为“崩盘”，人们也会纷纷皱起眉头，谈论这场“股灾”。当时的人们也会去抱怨所谓的“高”税收，但这种抱怨与其说是真实想法，倒不如认为只是出于习惯。事实上，与战后真正的高税收相比，这只不过是付给国家的一点小费罢了。在当时订立的遗嘱里面，对于“如何保护孙辈和曾孙辈应得的财产，不至于让他们蒙受损失”这样的事情，都做出了最详尽的规定，仿佛通过这么一张虚无缥缈的承诺书，就可以从某种永久有效的力量那里得到担保，让子子孙孙享受到永恒的“太平”似的。如此这般，在这张遗嘱真正兑现之前的这段时光里，人们便随心所欲地享受惬意生活，偶尔也会去安抚一下自己的小烦恼，就跟安抚乖巧听话的宠物一样，并没有真正害怕它们。因此，每当我碰巧拿起一张那些日子里出版发行的旧报纸，读到某篇措辞激烈的、关于哪座小镇正在举行的议会选举的文章时；每当我试图去回想城堡剧院内曾经上演过的那些戏码，以及观赏时发现的这样那样的小问题时；抑或每当我想起我们还年轻的时候，竟然会对那些根本就无关紧要的小事情抱有与之毫不相称的兴奋态度，彼此之间争论得不亦乐乎时，我的嘴角边都会不由自主地扬起微笑。那些烦恼又何足挂齿，那段时期是多么安宁哪！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他们那代人的境遇比我们这辈人要好得多：他们平安、顺遂、了无牵挂地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自始至终都是那样活着。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为了这种生活方式而去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所过的其实是这样一种生活——对人世间所有真正的苦难、对命运暗藏的诸多陷阱和不可抗拒力量茫然无知。瞧瞧，他们竟对所有这些危机与难题视若无睹，就这样懵懂地活过了一生！要知道，这些危机和问题固然会令人的内心承受如撕裂般的痛苦，但与此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灵魂的边界！他们的身边时刻被太平、富裕和安逸所围绕，对于生活的真相知之甚少：实际上，生活也可能成为一种负累，也可能变得紧张万分，也可能接连不断地遭遇意外事件，与既往所熟知的一切全方位脱钩。身陷于漫长一生所拥有的、激动人心的自由主义与乐观主义当中，他们基本上不会去怀疑任何一个明天，不会认为窗前的哪一次黎明破晓将会摧毁我们眼下的生活。即便身处最漆黑的深夜，他们也无法想象到，自己的同类竟然会变得如此可怕；相对应的，他们也无法想象到，人类居然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足以征服万千险境，跨越重重考验。我们，被生活的湍流时刻不停地驱赶着；我们，被从一切曾经与自身紧密相连的根基上彻底剥离；我们，永远都是先被逼到尽头，然后重新开始；我们，虽是牺牲者，但同时也心甘情愿地成为那些未知神秘力量的仆人；我们，曾经的舒适生活已经变成传说，曾经的太平世界已经化作儿时的幻梦——我们感受着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时所产生的紧张感，感受着永远陌生的外界环境带来的战栗，这种感受早已深入我们身体的每一根神经深处。我们人生漫长岁月里的每一个时辰，皆与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在苦难与光怪陆离之间穿梭，我们所经历的时光与历史远远超出了自身渺小的存在；与此同时，前人所经历的时光与历史却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今的每一个人，即便是我们这一世代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对于今日真实世界的了解，也比我们最睿智的祖先要多得多。然而，这种透彻的了解却并没有给予我们任何回报；恰恰相反，我们还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