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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此前没想过去掸邦旅行。我也一样。
1922年，在离开科伦坡前往缅甸的渡轮上，毛姆遇到一位旅客。那位旅客说自己在掸邦的景栋度过了五年时光。那里地处偏僻，有神秘壮观的佛塔。每个星期的大集市上，有来自五六十个部落的赶集者。他还讲述了景栋的诸多乐事，说自己哪儿也不想住，只想住在景栋。他的脸上有着长期独居偏僻之地的人所特有的落落寡合的神情。毛姆问他，景栋到底给了他什么。这位旅客回答：“满足。”
就这样，毛姆雇了骡子和矮马，出发前往景栋。九十多年后，读到这段故事的我，也萌生去景栋旅行的想法。
不过，最终促使我上路的是耶鲁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关于“佐米亚”
的论述。
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一书中，斯科特试图颠覆我们所熟知的那套基于文明和进步的话语：我们总将山地部落视为未开化的“原始部落”，认为他们愚昧落后，无法意识到文明的好处。国家总试图将这些人集中到低地，以便纳入国家体制。对这些地区的征伐和统治，被视为推动文明发展的举措。
在斯科特看来，以上论述不过是一套文明话语的策略。几千年来，高地民族拒绝现代文明，选择不同于低地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因为他们希望借此逃避国家的统治。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文明是不同于国家的概念，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斯科特也对国家的概念充满疑虑，他坚定地认为，佐米亚虽然在国家统治范围之外，但同样有着文明。
斯科特的书并没有完全说服我，不过书中的一句话，让我下定决心去掸邦看看。
“佐米亚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还未被完全纳入到民族国家中的地区。”斯科特写道，“它已来日无多。”
湄赛，位于金三角泰缅边境的泰国一侧，是一个乱糟糟的小镇。这里充斥着便宜的中国货，还有兜售宝石、漆器的小贩和飞驰的摩托仔。一个换汇的小贩拦住我，问我是否需要缅币：“到了缅甸，美元用不了！泰铢用不了！”我微笑着摆摆手，继续往海关走。泰国海关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个章。我跨过湄赛河，进入缅甸掸邦的小镇大其力。
我没有缅甸签证，但是在大其力口岸，可以申请掸邦地区的特别通行证。然而，缅甸海关的官员告诉我，我不仅要申请通行证，还必须雇用一位全程陪同的向导，否则不能入境。
“据我了解，以前没有这样的规定。”
“规定改了。”从那张上世纪的办公桌后面，掸邦的官员投来深邃而不容置疑的一瞥。
“在哪里可以找到向导？”我问。
“出门左拐。”
果然，海关隔壁就是一家没挂招牌的旅行社。一个圆脸、留着小胡子的掸邦男子搓着手从屋里走出来，说他可以做我的向导。他的头发油乎乎的，被枕头压变了形，虽然外面骄阳似火，可他依然穿着一件厚夹克。他叫赛齐，用英语对我说，做向导的费用是每天一千泰铢或三十美元。
“到了缅甸，美元用不了！泰铢用不了！”我的脑海中回响着刚才泰国小贩的话。
大概以为我还在犹豫，我听到赛齐说：“我熟悉掸邦，熟悉这里的一切！我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带你去山地部落！”
他替我办好通行证，我得以进入掸邦这片神秘的土地。我们穿过一个露天小商品市场，赛齐似乎和每个人都认识。他带我穿梭在花花绿绿的货摊之间，不时和涂着黄香楝粉的女摊主们有说有笑。两侧是贩卖国际大牌服装、香水和包包的摊位。作为导游词，赛齐每经过一个摊位都会对我说：“Fake.（假货。）”
到处都是穿着Fake的人。摩托仔穿着Lacoste或Paul Smith的马球衫，女人们背着LV或Salvatore Ferragamo的挎包。到处都是奢侈品的标志，只是被砍掉奢侈品的一切文化附加值，只剩下作为“物”的唯一属性——能用。赛齐走得满头大汗，他买了两罐红牛补充能量。我问他为什么不脱掉厚夹克。
“一个意大利游客送给我的。”他微笑着，然后小心地挽起袖子。
我突然明白，在这个遍地“名牌”的掸邦小镇，唯有这件意大利游客留下的、没有牌子的夹克，才是身份的真正象征。
赛齐三十一岁，做向导已经八年。此前，他在景栋的一所职业学校学习计算机。学校规定，毕业生要自费前往仰光参加毕业典礼，才能领到学位证。那是赛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仰光——坐了飞机。即便按照掸邦的标准，景栋到仰光的崇山峻岭也过于艰险，何况还时常有山贼出没。
拿到学位后，赛齐发现在景栋根本找不到和计算机有关的工作。他开了两年杂货铺，忘掉了有关计算机的一切。在重新审视一番自己的人生后，他决定当一名导游，带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在掸邦的大山里徒步。
他能说一口不错的英语，这得益于他童年时曾跟随景栋的天主教神父学习，然而他本人是一名佛教徒。他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了，三个姐姐也已经嫁人。尽管我们才认识不久，他就告诉我，自己目前最大的目标是努力赚钱，娶个媳妇。
看到他和很多女摊主“谈笑风生”，我问他现在有没有女朋友。
“有两个。”他微笑着告诉我。第一个女孩二十二岁，年轻漂亮，在大其力工作，娶她必须给女方一大笔彩礼。另一个女孩三十岁，在曼谷学过美发，现在是景栋的发型师。因为第二个女孩年纪不小了，她的母亲希望他们马上结婚，彩礼自然也不用给。
“你更喜欢哪一个？”
“如果有钱，我想娶第一个，”他说，“如果像现在这样，我只能娶第二个。”
“我觉得第二个更适合你。”
“第二个不用给彩礼。”
“彩礼要很多钱？”
“很多很多钱。”
我们去阿卡族的农贸市场吃了掸邦米粉，然后穿过尘土飞扬的街道，在市场对面等待开往景栋的大巴。从大其力到景栋一百六十五公里，全是山路，要开四个多小时。我看到几个掸邦人正把大大小小的麻袋塞进大巴的行李箱，墙上贴着昂山将军的画像，已经褪色。
“你觉得昂山将军怎么样？”我问。
“好人。”
我渐渐发现，赛齐喜欢把事情简单地归类为“好”与“坏”。比如，昂山素季是好的，军政府是坏的；外国是好的，掸邦是坏的；景栋很糟糕，可和掸邦的山地部落比起来，却已经是“国际化大都市”。
大巴身上印着“缅甸皇家特快”的字样，看上去高贵而可靠。出城不久，我们经过一条树丛掩映的小河，赛齐指着河畔的一排木屋说，那里有很多掸邦小姐，“十四到十六岁，非常漂亮”。
大其力可能是整个掸邦最开放的地区，因为紧邻边境，有钱的泰国人时常开车过来，享受缅甸一侧的廉价服务。
“在那里能做什么？”
“小姐们为你倒酒、唱歌、服务，你可以像皇帝一样……都按小时收费。”
“你去过吗？”
“去过一回，一个有钱的老板请客，”赛齐终于脱下夹克，像抱孩子似的抱在怀里，“那里……非常非常贵。”
我们翻越一座座山岭，大片的原始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只留下光秃秃的木桩。一些掸邦人骑着摩托车上山，车轮碾过暴露的土壤，腾起成串的尘土。赛齐告诉我，这些人都是去打长途电话的。
“因为这里的山高，可以蹭到泰国飘过来的信号。”
在缅甸，手机SIM卡仍然被政府严格管制。从排队登记申请，到“摇号”拿到卡，幸运的话也需要半年以上时间。如果在黑市购买，一张普通的SIM卡需要将近一千块人民币。正因如此，很多大其力的缅甸人选择购买泰国SIM卡，不仅便宜，而且容易买到。只是当他们需要打电话时，就得骑上摩托车，到山顶接收泰国信号。
摩托车上的人向我招手，就像他们是“缅甸皇家特快”的摩托卫队。山的另一侧，烧秸秆的浓烟正像雾一般弥漫在山间。阳光炽烈烤人，山路迂回曲折，坐在我前面的掸邦女子终于拉开窗子，不可抑制地吐了。她怀里几个月大的婴儿开始放声哭泣。接着，“缅甸皇家特快”不幸抛锚。精瘦的售票员，摇身一变成了修理工。他熟练地钻到车下，而司机狠命轰着油门。黑色的尾烟随风而逝，地上的阴影宛如迅疾流窜的乌云。
半小时后，我们总算再次上路，然而一路上又经历数次抛锚。在荒凉的掸邦，“皇家”也好，“特快”也好，全都是虚幻的泡影，真正主宰一切的只有“缅甸”。好在无论发生什么，笃信佛教的掸邦人依旧谈笑如常，仿佛对此早已司空见惯。
我并没有觉得沮丧，反而感到一种满足——我正穿行在掸邦的群山之间，望着窗外亘古的荒凉。手机早就丧失信号，即便是全球通的服务范围也不包括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我体验到诗人兰波当年遁入埃塞俄比亚高原时的兴奋——那是一种潜入未知之境的兴奋：轻易抹去自己的痕迹，没人知道我身在何处。
大巴驶过信仰天主教的村落、无人问津的露天温泉和一片绿洲。赛齐告诉我，那是将军们打高尔夫球的地方。我想象自己在这里挥杆击球的感觉，那是一种在世界尽头的孤独感。黄昏终于渐渐降临，过不了多久，黑夜就会像一张大毯子，盖住整个世界。
大巴滑入群山间的一座小镇。这就是景栋。荒凉安静得让人难以置信。这里几乎见不到汽车，街道在夕阳下显得十分空旷。赛齐帮我找到一家名叫“金龙”的旅馆，没有热水，没有网络，没有电。“中国和泰国之间的海底电缆断了。”老板说。
我无须负担赛齐的住宿。他借住在姐姐家，与街口的中央佛寺相距不远。我们约定半小时后，在佛寺门口碰头。
趁着最后的天光，我走在街上。
一个多世纪以来，景栋一直是掸邦鸦片贸易的中心，而由吸食毒品引发的艾滋病也曾在这里肆虐。赛齐在车上告诉我，在他小时候，几乎每个月都会有认识的人因为艾滋病死去。现在，店铺大都已经关门，整条街道空空荡荡。一个穿着掸裙的女人，正拿着笤帚，打扫门口的灰尘。街上全是掸语而非缅甸语的招牌。“掸”是缅甸人对掸邦人的叫法，掸邦人则自称“傣”。关于傣族的起源，学术界至今存在争议。一种说法认为，傣族最初起源于四川与云南交界的山区。为了躲避战乱，他们开始逐渐向东南亚流散。公元8世纪的南诏国，被认为是最后一个统一的傣族王国，其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掸邦和泰国北部。公元902年，南诏政权为权臣所篡，先后经历三个政权更迭，直到937年大理国建立。然而，随着忽必烈大军的到来，大理国土崩瓦解，其中一支沿着萨尔温江峡谷，进入今天的掸邦高原。他们在山谷间建立一系列政权，其中以景栋的势力范围最大，成为掸邦的中心。
掸邦从未真正统一，但在缅甸、中国和泰国的压力下，也从未丧失自治。19世纪，法国和英国瓜分东南亚，掸邦成为法属老挝与英属缅甸之间的缓冲带。换句话说，谁控制这里，谁就掌控与中国贸易的主动权。正是从那时起，鸦片开始大规模种植，通过掸邦与云南的通路进入中国。
殖民时代，英国人把掸邦的行政中心设在东枝，那也是今天掸邦的首府。英国人对掸邦的控制一直持续到二战时缅甸被日军占领。日本战败后，掸邦一度同意加入缅甸联邦，但不久昂山将军被刺，缅甸随即陷入分裂。掸邦的武装势力希望通过武力获得独立。战火一直不曾停息，直到缅甸军政府上台，掸邦的独立之火才最终被扑灭。掸邦也由此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封锁状态。直至今天，东枝和景栋之间的陆路交通仍然不对外国人开放。这意味着去景栋最经济、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金三角的泰缅边界入境。
大巴上，我曾问赛齐，随着缅甸国门的打开，政策的放宽，他是否担心有朝一日不再要求游客雇用向导。
赛齐想了想，说他不担心。
“政策放宽，会带来更多游客。到那一天，我就离开大其力，回到景栋，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旅行社。如果到时妻子能够再打理一家杂货铺，生活就太幸福了。”
赛齐的梦想并不高远，却令我动容。刚见到他时，我觉得他和那些吸游客血的小贩没什么差别。可随着一路的交谈，我渐渐发现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掸邦人。他渴望财富，但并不贪婪；出身贫贱，但不怨天尤人。国家政策的松动，更让他看到一丝希望，看到靠自己努力实现梦想的机会。
我每天付给他一千泰铢，其中大部分他要交给政府，个人所得不过几十块人民币。我并不需要支付他的餐费，可是来到景栋，我想请他好好吃上一顿。
我们在佛寺门口接上头时，夜幕已经悄然降临。整个景栋居然都没有电，街上一片漆黑。一辆破车从寂静的街上缓缓驶过，大喇叭响着。赛齐说，那是在提醒人们“小心火烛”。
“我们去哪里吃饭？”
“有一家炒饭，很便宜。”
“去吃炒菜吧，我请你。”
我们在黑暗中走了一段路，来到一家靠发电机亮着灯的小饭馆。这是一家华侨开的饭馆，里面没有客人，三个女孩正坐在电视前，看湖南卫视。她们能说汉语，可是已经不知道祖上来自中国何处。
我点了几个菜，是那种缅甸菜和掸邦菜的混合体。女孩又送上鱼露和一大盘新鲜的薄荷叶。米饭管够，赛齐狼吞虎咽地吃着。
“要不要来瓶啤酒？”
“不能喝酒，我是佛教徒。”
于是，我自己点了一瓶缅甸啤酒，一边喝一边看电视里的综艺节目。电视的声音很大，整个餐馆里都回荡着夸张的说笑声。
我问赛齐能不能听懂一些汉语，他摇了摇头。掸邦的通用语言是掸语，与傣语和泰语关系很近，与汉语和缅语则大有不同。从名字也可以看出，景洪和景栋都曾是傣族的部落。曾经定都清迈的兰纳王国同样是傣族王国。
因为战争、迁徙和地缘政治，景洪、景栋和清迈早已渐行渐远。景洪成为西双版纳的首府，清迈成为泰国的古都，而景栋依然夹在中间，被缅甸人统治着，成为“佐米亚”的中心。
清晨，曚昽的天色中，我看到芭蕉树和大金塔。
大金塔在拐杖山山顶，俯瞰着景栋城中的龙栋湖。我沿着湖边散步，吊脚楼似的房子散落在湖畔。墨绿色的湖面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映着对岸的房子和金塔的倒影。我沿湖走了一圈，没碰到几个人，更没碰到一辆车。我路过中央佛寺，看到一些信徒正走进寺门，便跟着他们走进去，只见里面有一尊巨大的金佛。信徒们跪在佛像前，初升的朝阳从窗外挤进来，把柠檬色的阳光洒在一块红地毯上。
金龙旅社门口，两个裹着红色僧袍的沙弥正在化缘。他们年纪不大，不过十一二岁。沿路店铺的主人，都在自家门前等着，好把一碗米装进僧人的钵盂。自从掸邦居民皈依佛教，这样的仪式就日复一日地上演。我和一个小沙弥搭话，问他的寺院在哪里，他害羞地红了脸。
几个掸邦女人，头顶着篮子走过，让我想到今天可能是赶集日。每到这天，附近的山地部落都会带着各自的物产到景栋的集市上售卖。集市从早上6点开到中午12点，我和赛齐过去时，那里已经人山人海。
这里集中了各族赶集的人，贩卖各种新奇的东西。一个摊子堆着一袋袋炸竹虫，这种生在竹子里的白色肉虫是本地美味的小食。要捕捉竹虫，必须深入竹林，用刀在竹骨上开一个大孔，将一根长木条伸进孔中，把竹虫从孔中带出来。除了竹虫，这里还卖风干的牛鞭、猴脑骨、蛇皮、牛角、山中的草药。米粉摊子正冒着热气，油锅吱吱作响。
我们经过一个炸油饼的小摊，摊主是华侨。见我站在那里，开口便是一句：“先生从何而来？”我被这文雅惊得怔住，问这位老先生来自何处。
“1948年随先父逃难至此。”老人一边把面饼扔进油锅一边回答。
“您祖上是哪里人？”
“先父是广东梅县人，祖上应是洪泽湖人。”
“您说话非常文雅。”
“哪里！哪里！”老人笑起来，“逃难前才读完两年私塾。”
正说着，又走过来一位华侨，穿一件的确良衬衫，胸前别着一支钢笔。他自我介绍说叫朱国华，是景栋一所中文学校的老师。与炸油饼的老先生一样，朱老师也是广东梅县人，从少年时代逃到景栋，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他养育了四个儿女，如今都已经离开景栋，在仰光工作。
朱老师能说流利的缅语和掸语，但为了不让后辈忘记汉语，他和其他华侨一起，兴办了景栋唯一一所中文学校。他当老师已经有十多个年头，明年就要正式退休。他邀请我去学校看看，就在附近一座汉人聚居的村子里。
我答应下来。朱老师很高兴，又说：“之后我们再去七八公里外的热海，泡泡掸邦的温泉。”
我们约好时间，便在集市上告别。赛齐骑来一辆摩托，准备拉我进山徒步。从景栋到大山深处，还有一个多小时路程。
景栋实在小得可怜，我们几乎片刻间就在城外了。一条破碎的土路，笔直伸向远方。路边是大片稻田，覆盖着一层尘土，水牛缓慢地拉着犁。我们经过一条小溪，桥是几根竹子搭成的，掸邦女人正在溪边捶打衣服。一路上几乎没看到汽车，只有一辆20世纪50年代的解放牌卡车，老骥伏枥般晃悠着驶过。
烈日下，大地被蒸晒得闪闪发亮。我们经过一片火龙果地，看到一个牧童正骑在牛背上，赶一群水牛上山。赛齐说，这是山上拉祜人的牛，从牛的数量，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拉祜人的村子较为发达，房子都是砖石盖成的。村里有座天主教堂，是当年的欧洲传教士修建的。几个小孩正在教堂前玩耍，穿得也很干净。
“因为拉祜人皈依了天主教，有让孩子接受教育的传统，这里的人大都识字。”赛齐说。
这已经算是本地最“开化”的部族，再往大山深处走，还有处在半原始状态的部落。但眼前已无路可走，我们只能把摩托车留在村子里，开始徒步。
我们沿着小径一路攀爬，有时候手脚并用。森林又厚又密，夹杂着大树和藤蔓。我在一片开阔处停下，只见远山在薄雾中褪色成一道淡影。漫山遍野都是叫不出名字的植物，也有我能认出的芭蕉树。我们又经过一片竹林，竹干大都被挖了洞，大概是捕捉竹虫时留下的伤痕。
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们浑身早已湿透，忽然刮起一阵山风，隐隐吹来树林深处锯木的声响。越往前走，声音越大，最后简直变成无所不在的咒语。突然“咔嚓”一声霹雳似的巨响，周围瞬间静默了两秒钟，接着便是一棵大树轰然倒地的声音，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动。我还没从惊骇中回过神儿，便见一个腰间别着砍刀的黝黑少年，从树林里钻出来。少年见到我们，眼神交错，又往山上走去。赛齐告诉我，少年是爱伲人，他们的村落就在山上。
爱伲人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他们相信万物有灵，不信天主教，孩子不上学，部落里也无人识字。这时，从山上“呼啦啦”跑下一群爱伲小孩，正追赶一只破轮胎玩。他们全都光着脚，却跑得飞快，脸晒得黝黑，身上是又脏又破的衣服。有几个年纪小的没穿衣服，露出寄生虫造成的大肚子。
我分给他们集市上买来的威化饼，每人两块，很快就被一抢而光。我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很难集中，眼神涣散，像一群丛林里的小动物。一个胆大的小孩走过来，拉拉我的衣袖，想再要一块威化饼，我告诉他已经没了。于是，他们就“呼啦啦”地全都跑开了。
在我分威化饼的时候，赛齐一直说：“小心，不要吓到他们。如果吓病了，他们的父母会认为是你把孩子的灵魂吓跑了。”
我们穿过村口挂着图腾的大门，赛齐嘴里念叨着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不要害怕，我们不想惊动灵魂，我们是来做客的。”
我想起毛姆在书中写道，每个春季来临前，掸邦山地的“猎头”部落都会派出一小队男子，专门寻找合适的陌生人，猎取他们的头颅。按照山地部落的科学，新鲜的头盖骨可以保护谷物。之所以找陌生人，是因为他们不熟悉道路，灵魂不会跑出躯壳。
赛齐说，按照爱伲人的规矩，进村先要去族长家做客。族长去山上耕田了，我们便坐在茅草棚下。房子是用木板搭的，下面堆满木柴，进屋要爬一架竹梯。两个老妇人在棚下坐着，其中一个是族长的老婆，抱着一个酣睡的孩童。我环顾四周，没看到什么现代物品，只有木板上挂着一只停转的时钟。
爱伲人拥有一套现代文明的替代品。比如，他们没有牙刷和牙膏，但是每家都有一捆新摘的树叶。他们把树叶塞到嘴里咀嚼，那红色的汁液据说能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尽管这也让每个人的嘴都成了血盆大口。
几年前，爱伲人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种植鸦片，但是这些年，随着政府管控的加强，罂粟种植被禁止，爱伲人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贫困。他们种了一些水稻，其余的食物就靠打猎和采集蔬果补充。
赛齐说了几句什么，族长的老婆就打开门，示意我可以进去。屋顶很低，黑洞洞的，只从木板的缝隙间透进些光来。我看到屋里有一只大鼓，那是族人们祭祀时用的圣物。另一侧供奉着类似牌位的东西，那是爱伲人祖先的灵魂。根据爱伲人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一只寨犬。它帮助部落偷出属于神的稻种，于是部落首领将女儿许配给它，爱伲人就是这段联姻的后代。我悄悄退出来，免得惊动人或狗的灵魂。
这时，族长从山上赶了回来。他看上去六十来岁，十分健壮，两个耳垂上有铜钱大小的耳洞，是佩戴猴骨饰物用的。他穿一件杰克·琼斯牌T恤，那是美国人捐给教会、基金会的旧衣服，被一些商人收购，再用集装箱运到东南亚和非洲等地，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当地人——全球化就以这样的方式，把现代社会和山地部落联系在一起。
族长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上面一群爱伲人围坐在一起，正用长长的苇秆吸着苞谷酒，有些人身边还竖着吸鸦片用的土烟枪。族长说（赛齐翻译），这是十多年前一个法国人类学家拍的。他指着照片中的自己，咧嘴笑笑。那时的他，看上去比现在年轻得多。
我问族长今年多大岁数。
“四十六岁。”他说。
这个年纪原本正值壮年，可他看上去要老得多，双眼也已经蒙上一层白内障的雾霭。
族长家在村子的最高处，从这里能看见其他人家的房子，全都歪歪扭扭，有用木板搭的，也有用竹子建的。它们占据着茫茫大山的一角，外面的世界遥远得如同另一个星球。正是这大山阻隔他们，也是这大山保护他们。他们拒绝文化，拒绝现代文明，在自成一体的小世界里，依然保留着只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恐惧。每当满月时分，他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喝苞谷酒、抽鸦片，然后做爱、生育……在21世纪，还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无论怎么说，都已算是一个奇迹。
几个十来岁的爱伲女孩背着婴儿走过，其中一个年纪稍小，长得十分漂亮。
“如果她没结婚，又不是爱伲人，我说不定会娶她做老婆。”赛齐悄悄对我说。
“真这么想？”
“确实这么想过。两年前来这里，我就见过她，当时她还没结婚。”
“那为什么没娶？”
“爱伲人没文化，没法适应山下的生活。如果娶了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会笑话我。”
“她们能不能嫁到别的部落去？”
“她们一般只嫁给本族人。”
离开族长家，我们经过爱伲人的水车。这些竹子搭成的装置，能利用杠杆原理，把山里的溪水引进村子。几个爱伲女人正在车水，看到我们就笑起来，露出一嘴红牙。如果不是和朱老师有约，我倒是很想在这里住上一晚，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
我想起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句话：“去闻一闻一朵水仙花的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其香味所隐藏的学问比我们所有书本全部加起来还多。”
我们离开爱伲人的村子，打算往另一座山上走。那里有一个阿卡人的村落，如果幸运的话，可以在那里找到吃的。我们顶着烈日艰难地徒步，路上遇到一个阿卡猎人。他正躺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身边放着一把猎枪。
我问他在打什么。
“鹌鹑、山鸡。”他回答。
尽管阿卡人已经皈依天主教，文明程度较高，一些阿卡部落也慢慢从大山深处搬到山下，但是对他们来说，打猎依然不是什么娱乐活动，而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晚餐。
我祝他好运，然后继续往前走。
阿卡人的村子看上去比爱伲人的文明一些，村中还有一座木质教堂。我们在赛齐相熟的一户人家吃饭。这家的丈夫是阿卡牧师，墙上挂着他参加景栋牧师培训的照片。
女主人用木柴生起火，女儿打下手切菜。因为没有通风设备，木柴一燃烧起来，屋子里就开始浓烟滚滚。女主人一边咳嗽一边欠着身，把一只烧得乌黑的铁锅架到火上，开始做饭。
这样的条件，自然不用奢谈色香味，但的确是货真价实的阿卡料理：一盘花生米、一个鸡蛋饼、一碗野菜汤，还有辣椒和野菜拌在一起的咸菜。我付了自己和赛齐的饭钱后，就在牧师家坐下来吃饭。旁边一户人家的女主人凑过来，她戴着华丽的头饰，故意坐在我对面穿针引线，眼睛不时往我这里瞟。
赛齐告诉我，她的女儿在中缅边境的果敢赌场认识了一个中国人，后来跟着那人嫁到江苏。她还有一个女儿，待字闺中。
我问她，和嫁到中国的女儿是否还有联系。
“没了。”她说。但看上去并不悲伤，反而欣喜异常。
毋庸置疑，这段婚姻已经是阿卡村历史上最传奇的事件。
我在阿卡村买了猴骨手串和项链，然后徒步回拉祜人的村子。返回景栋的路上，我们在岔路口遇到等候的朱老师。他骑着摩托车，带我们前往汉人的村子。
朱老师告诉我，村子里的汉人大都是20世纪40年代逃难过来的，还有一些是当年败退缅甸的国民党将领李弥的残部的后代。村子看上去和中国普通的汉族乡村并无二致，家家户户都是砖石房子，有篱笆围起的庭院。村民基本以务农为生，过着辛苦而自足的生活。
中文学校在村里的一座佛寺里，把一间佛堂改为教室——这样做是出于安全考虑。
“缅甸政府希望推行去中国化教育，不支持建中文学校。”朱老师说，“我们把学校建在佛寺里，避免可能的冲击。”
学校后面是朱老师的学生孔招燕家的菜地，种着番茄和扁豆。与正规学校相比，它更像是一间乡村私塾。
“教材是怎么解决的？”我问朱老师。
“我们会从勐腊
那边托人买中国最新的教材，”朱老师说，“现在条件好多了，最开始我们找不到教材，只能从家里找旧书或者旧报纸来教学生认汉字。”
教材之外，更大的问题是师资。年轻人大都离开了景栋，愿意留下来并且教书的人越来越少。朱老师说，等他明年退休，教师的缺口会更大。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他也没有想好。
“如果身体允许，我愿意一直教下去。至于以后怎么样，只能以后再说。”
我随着朱老师走进学生孔招燕的家。孔招燕的父母是从云南来的，正在地里干活，只有她一人在家。孔招燕请我们喝茶，又拿出饼干和瓜子。她今年十六岁，跟着朱老师学习过两年。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她不得不提前辍学，准备去勐拉找工作。
“那边的中国人很多，做生意都用人民币。”孔招燕告诉我。
对于生长在掸邦的华人，似乎只有向北走、靠近中国才是出路，然而机会也意味着危险。勐拉距中国边境仅两公里，是毒品流向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也是赌场林立之地——这几乎算不上什么秘密。
对于学生的流失，朱老师显得忧伤而惋惜。他小声嘱咐孔招燕：“不管能不能在学校读书，都不要把学到的知识忘了。没有老师教，但是书本可以随时带在身上。”
孔招燕点点头，有些难过。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赛齐不明所以的啜茶声。朱老师看了看表说：“现在我们去温泉吧，再过一会儿太阳要落山了。”
我们和孔招燕挥手告别，骑上摩托。我坐在朱老师的车后座上，一路颠簸着往山里走。快到热海温泉时，我看见山坳中冒出的热气，再走近一些，便能闻到一股浓重的硫黄味。
温泉露天流淌着，像一锅热汤。只有泉眼附近，建了几座石屋。我们每人弄到一间单人房。房间里有一个三米多长、两米多宽的石头水池，足可容纳三四个人共浴。我扳开水龙头，四十二度的温泉水“哗哗”地涌进池子。
经过一天漫长的跋涉，此刻真是幸福时光。我像沙漠中见到绿洲的旅行者，由衷地感恩掸邦的馈赠。石房子简单、粗糙，几乎没有任何设施，但我已经满足。虽然泡过北欧和日本的温泉，但回想起来，似乎都不及掸邦温泉让人难忘。
等我从石房子里出来，泡得满面红光的朱老师已经等在外面。傍晚的光线柔和了许多，山风拂面而过。这时我才发现，温泉对面有几家露天小摊。朱老师带我们找了一家坐下，点了一碟炸竹虫、一篮子地狱鸡蛋，又要了几瓶缅甸啤酒。
炸竹虫香脆可口，半熟的温泉蛋剥开以后，撒上盐粒和胡椒。啤酒很凉，瓶身上带着水珠。
朱老师谈起故乡梅州。2000年前后，他总算和梅州同父异母的兄弟取得联系，双方在信中商定，找机会在梅州相聚。然而，从三年前开始，通信突然中断。朱老师寄到梅州的信，全因查无此人而被退回。他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没有线索。
“我想趁还能走路，回梅州看看，毕竟根在那里。但是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对这件事也没那么热心。”朱老师说。
我们喝完桌上的啤酒，又要了几瓶。直到太阳已经完全落山，周围响起此起彼伏的蛙鸣。朱老师站起身，走路已经有些踉跄，但他执意要送我回金龙旅社。显然，坐赛齐的车更为稳妥，但喝完酒后，朱老师的态度变得十分坚决。为了我们刚刚建立的友谊和中国人的面子，我只好咬牙坐上他的摩托。
我们在山间疾驰，眼前是无边的黑暗。夜色中，只有阵阵风声和群山扑面而来的剪影。越过朱老师的肩膀，我看到仪表盘上光亮微弱的数字在不断飙升——40、50、55、60……
在这条荒凉的山路上，我们仿佛正骑着魔法扫帚，御风而行。不知从哪里传来河水的咆哮声，朱老师在高速行驶中回头对我说：“白沙河。”我们跨过“嘎吱”作响的木板桥，河水奔腾不息的凉气让我完全清醒过来。我对朱老师说：“能不能停下来，让我上个厕所？”
我对着河水撒了长长的一泡尿后，望了望天上完美的银河。
“走吧。”朱老师突然说。
于是，我们继续朝景栋飞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