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特快：新德里—孟买

在印度坐火车，我曾有两个目标：一是坐一坐号称印度最豪华的“首都”特快的一等舱；二是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卧铺车厢。在新德里火车站，这两个愿望竟然同时实现。

“首都”特快始于1969年3月1日，连接首都新德里与其他重要首府城市。它是印度运行速度最快、条件最好的火车，票价也是普通特快列车的二到三倍，因此也就排除了一般印度百姓乘坐的可能性。它的主要客群是政府工作人员和商人。

我手上的车票赫然写着“‘首都’特快：新德里—孟买”。一上车，乘务员就告诉我，在凌晨4点到达古吉拉特邦的巴罗达之前，我将是这个包厢的唯一乘客。如果我愿意，他说，我可以换到已经有人的包厢去，这样晚上睡觉时就不会被后来上车的乘客吵醒。

“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说——的确发自内心，更确切地说是满怀喜悦。在印度，还有什么比在一等舱里拥有十二小时的独处更让人高兴呢？

列车刚开动，我就听到敲门声。打开门，一身西装、打着领结的服务员说：“我们很荣幸与您共同完成这段旅程。”然后，他躬身献上一朵娇艳的红玫瑰。

“坐一等舱的乐趣远胜过到达目的地的乐趣。”美国作家保罗·索鲁这么说。但我想不到“首都”特快的一等舱竟如此“浪漫”——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下男人献上的玫瑰。

列车一头扎进拉贾斯坦棕色、干燥、块状的山丘。在夕阳下，在一片片田地间，穿着鲜艳纱丽的女人头顶储水罐子，步态袅娜地回家。孩子们沿着铁路奔跑。远处是袅袅升起的炊烟。印度像一本书，一页一页地翻开，只因我花了相当于四百多元人民币的车费，就可以坐在远离尘嚣和酷热的空调舱里观看这一切。服务员搬出小桌子，送上下午茶，有红茶、咖喱角、巧克力、三明治、杏仁和甜品。还有一份《印度时报》，里面大讲着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近况。

火车经过一个又一个小站，多数车站除地名之外一无所有。一个简易的字幕灯写着“巴亚纳”，可巴亚纳却不见踪迹。周围越来越暗，我抬起头，看到了到印度以后的第一朵积雨云。大片灰白色的云，带着黑色边缘，堆积在天际线处。我经过的地方显然刚下过雨，到处是泥泞的积水，泛着棕黄色的水泡。但直等到了科塔，“首都”特快才真的置身云下。天空亮起一道道闪电，像有人不断划着火柴。雨斜劈在窗户上，外面是一片令人窒息的空旷。科塔是一座工业城市，附近有一座核电站，据说核电站的辐射量常年高于安全水平。看着桌上《印度时报》对日本核泄漏的报道，我感到这正是所有转型国家的通病：对遥远的事物津津乐道，对近在咫尺的苦难却视而不见。

列车终于冲出雨区，天空霎时开阔起来，铅铸般的星星锤打着列车的铁皮。晚餐已经准备好：欧陆烤鸡、蔬菜沙拉、米饭和冰激凌。这之后，列车将进入古吉拉特邦的地界。

这里是甘地的故乡，也是种族冲突最严重的地区。2002年，一列载有激进印度教徒的火车在古吉拉特邦的戈持拉附近遭到袭击。事件的起因至今仍有争议，但其结果是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五十多名印度教徒在车厢里被活活烧死。短暂的平静后，针对该邦穆斯林的系统性报复开始。官方成为这场报复的帮凶。依靠选民登记等官方记录，暴徒找出穆斯林的家和店铺，报复行动由此展开。两千多名穆斯林被印度教徒杀害。人权观察组织在一份调查中披露，被一群疯狂的暴徒追杀的穆斯林跪地求救，一名警察挖苦道：“我们没有接到救你的命令。”事件发生后，没有一名责任人受到惩罚，当地行政长官受到在古吉拉特邦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拥护，在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连任。

2007年，印度导演拉利特·瓦切尼拍摄了纪录片《寻找甘地》。在古吉拉特邦，他重走甘地1930年为抗议英国人提高盐税而进行的“食盐进军”（Salt March）的路线，发现社会阶级不平等、偏执和暴力等问题，仍困扰着这片土地。

“甘地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渐渐淡去。”瓦切尼说，“他仅有的存在似乎就是印在每一张印度卢比上的笑容。”

根据我手上的列车时刻表，“首都”特快在进入古吉拉特邦时就已经晚点一小时，可第二天一早，它却正点抵达孟买车站——真正的“印度奇迹”。正是在这里，初来印度的奈保尔惶恐万分，感到自己随时可能被人潮淹没。

我并没有觉得特别震惊——有了之前的经历打底，孟买的混乱简直可以看成是井然有序的变体。它有点像上海——这也是孟买商界领袖们的设想，让孟买成为上海一样的城市。他们希望把孟买打造成世界金融中心，与新加坡抗衡。

2003年，麦肯锡公司和名为“孟买第一”的商业团体合作完成了一份题为《展望2020》的报告，文中大致论述了如何通过基础设施改造、服务私营化以及贫民窟清理，实现让孟买变成上海的目标。从2004年起任印度总理的辛格对这个构想表示支持，他说这正是他的梦想，承诺政府将提供资源，支持这项计划。

“在私下交往中，我曾听许多金融界人士兴奋地谈起孟买如何成为全天候金融交易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个系统中，交易可以畅通无阻地从纽约转至伦敦、孟买、东京，再转回纽约。”印度问题专家米拉·坎达说，不过她也承认，“这些人眼中的孟买，与大多数人生活居住的孟买没有多少关系。”

这也是我在孟买的最大感触：一个心比天高却极度分裂的城市。正如印度诗人尼西姆·伊齐基尔在一首诗中写的：

歌唱和感觉都不适宜

这座绽放在贫民窟

和摩天大楼间的岛屿，它同时

精确地反映着我的思想历程

我来就是为了寻找理解它的路径

——《岛》

“孟买发展得很快，几乎每星期都有一座新楼拔地而起，”第二天一早，在“首都”特快上，巴罗达上来的孟买商人对我说，“你应该去看看克拉巴和马拉巴尔山的高级住宅区。”

但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路线。在孟买的生命线——西站和中央车站延伸出去的两条铁路干线之间，坐落着一个叫“达拉维”的地方。

“这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出租车司机对我说。他刚把车停到达拉维的边缘，一片规模巨大的贫民窟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

在很多西方人眼中，“达拉维”就是“绝望”的同义词：在污染严重的米提河畔二百一十六万平方米（不到五个天安门广场）的土地上挤了一百万人口。在那里，每一千五百人共用一间公共厕所——这个数字让人联想到清晨一长串人跺脚等待的场景。

达拉维之所以获得关注，是因为改造达拉维的项目已成为孟买形象重塑工程中的一部分。据报道，达拉维的开发项目是MM咨询公司的穆克什·梅赫塔的构想，2006年获得邦政府批准。总价二十五亿美元的招标项目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建筑及城市开发公司，印度业界巨头和来自韩国、迪拜的企业都想分一杯羹。有中国深圳和苏州等地的经济开发区成功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先例，印度深受鼓舞。届时，达拉维也将规划出一块经济开发区。

实际上，2005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就宣布启动“尼赫鲁全国城市改造行动”，承诺国家将拨款二百八十亿美元，大规模修整印度的六十三座城市。

“印度的未来与这项空前举措的成败息息相关。”米拉·坎达说，“城市运转不灵，印度想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想与中国、欧洲或美国比肩的梦想就难以实现。”

可是，当我来到达拉维，却没有发现任何改造工程的迹象。火车沿线的入口处，用废铁皮、木板搭成的棚屋上，俏皮地写着一个巨大的彩色单词：WELCOME。达拉维在欢迎谁呢？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所知的最友好、最安全的贫民窟。后来，我曾和一个来自阿根廷贫民窟的背包客谈及此事，他告诉我，在他长大的贫民窟有一句俗语：“进来，如果你想；出去，如果你能。”

“人们会把你身上所有好的东西抢走。”他一边用吸管喝着可乐，一边欢快地说。他从地球一端的贫民窟到另一端的贫民窟已经七年。他姐姐在老家开了一家杂货铺，不时收到他通过印度邮政寄回去的印度地毯和围巾，卖出后所得的收入又够他在印度继续优哉游哉地生活。

“我从不攒钱。”他懒洋洋地告诉我，“钱去钱来，我还是我。”

但在达拉维，人们却不能这么洒脱地生活。穿过那些幽暗的小巷，我的头顶上布满黑压压的电线，即使是白天也看不到一点阳光。干净的饮用水依然是奢求，很多户居民不得不共用一个水龙头，为水引发的争执时有发生。在狭窄的小巷里，我看到成群光脚的小孩，他们的无忧无虑，让我既安慰又悲伤。在稍显宽敞的干道上，到处是流动的人群。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可每个人都显得目的明确——除了我，看不到一个闲逛的人。

“这里叫什么？”我问一个卖木瓜的小贩。

“马腾加。”

“不是达拉维吗？”

“马腾加。”

在外人看来，达拉维是一个怪兽般的整体，整个区域都被称作达拉维。但在本地人眼中，达拉维则是由无数聚居地组成。我后来才知道，马腾加区域的居民全都是哈里亚纳邦的低种姓群体达利特——“不可接触者”。他们五十多年前就开始在此地定居，其中绝大部分人在孟买从事清洁行业。

马腾加的场景就像他们远在哈里亚纳的村庄：女人裹着头巾，在露天生火做饭，男人吸着水烟，一只瘦弱的山羊被铁丝拴在电线杆上，拼命够着一根墙上伸出来的枝杈。和中国的农民工类似，他们来到孟买也是出于生活所迫——经济的失衡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早已把他们的家乡摧毁。在孟买，在达拉维，他们希望能以一个群体的力量生存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只接纳同样来自哈里亚纳邦的人，这里的一切工作机会都不会流入外乡人手中。

马腾加并非特例。整个达拉维都被种姓、宗教和地域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区域。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穿越的不仅是一座贫民窟，而是整个印度社会的樊篱。

每个区域从事的工种也各不相同：有的生产皮具，有的制作陶器，有的生产甜点，有的回收塑料，有的打磨首饰。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低成本、低技术含量的小作坊，却能自给自足，甚至成为孟买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泰姬陵酒店卖的点心就是我们这里生产的。”在一个点心加工厂门口，工人哈吉对我说。这时，我已经快被整条街浓郁的酥油味窒息。

哈吉来自北方邦，和五个小伙子一起住在工厂对面。他说他只负责生产自己家乡的点心“咖喱角”。

“我们厂还有人来自旁遮普邦和西孟加拉邦，”哈吉说，“他们也生产各自家乡的特产。”

三年前，哈吉来到达拉维。他的几个亲戚已经先到一步。在他们的引荐下，哈吉得以进入这家点心厂。如今，他感觉自己已在达拉维站住脚跟。

“我喜欢达拉维，有吃的，有住的，”他对我说，“在我们老家，很多人都在乞讨，我的生活比他们强。”

哈吉的知足常乐就像是一声印度智慧的千古回音：“做你分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分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高尚。”在《薄伽梵歌》里，哈吉的祖先就这么说了。

但是，无论如何，改造达拉维的阴影依然在这片贫民窟的上空挥之不去。随着孟买的发展，达拉维的地价也在攀升。这里迟早会被铲平，为富人盖起一座座昂贵的住宅。

但所有改造计划似乎都忽视了一个事实：达拉维有成千上万像哈吉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住在达拉维，是因为他们能在这里找到工作。

从事城市规划多年的D. T.约瑟夫认为，没有把就业看作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孟买城市规划的一大缺陷。他同时认为，这并不仅是孟买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由于整个印度仍然囿于英国殖民时期的窠臼。

“你规划绿地、学校、医院，却不考虑穷人的就业问题，”这位老人对媒体说，“如果为了城市发展清除穷人的就业资源，实际上就是剥夺他们在城市某个区域生存的权利。城市被区隔成富人区和贫民窟，只有富人能享受到城市的便利，而穷人被遗忘在角落，苦苦挣扎。”

我住的旅馆离“印度门”不远，这是英国人留下的建筑，纪念乔治五世于1911年莅临印度。和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一样，“印度门”和大英帝国的关联如今已成为浪漫情调的一部分。为它增色的是那些住在充满殖民风情的拱廊下的人们。这中间，最穷苦的是科利人。他们是孟买的土著，早在孟买还是小渔村时，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如今，他们房子的破败程度丝毫不逊于达拉维，而不远处就是孟买豪华的富人区。还有形形色色的马路寄居者，他们在孟买做着各式各样的工作，但却住在街上。

从达拉维回来的晚上，我在古堡区的街上散步。整座城市已经从白日的狂乱中冷静下来。我绕过那些睡在街边的人们，那些黑瘦的男人，那些挺着肚子的孩子，那些穿着纱丽的女人，她们手上的镯子在街灯下闪着混沌的光芒。一种熟悉的抑郁感降临到我身上，就像那些漫长的午后，我坐在火车上穿越贫瘠、荒芜的土地。我感到，如果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这无边的、永恒的悲凉——我就会对印度一无所知。

一个马路寄居者模样的人朝我走过来。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于是转身往回走。他的同伴从另一个方向包抄过来。

“大麻？”

“不要。”

“女孩？”

“不要。”

“男孩？”

“……”

我朝他甩了下手。他耸了耸肩膀，嘟囔着“生活总得有点乐子吧”，消失在夜色中。

这或许是旅行最好的部分——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毫无疑问，我在印度碰到的多数人都是这种在贫穷、生存与道德的边界徘徊不定的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我们相遇，然后擦肩而过，走向各自的终点，不会再有交集。

我想起一名印度教徒对我说的话：“生命是一场幻觉。”这也让我最终停止对未来或往事的忧虑。聚会是为了告别，到达是为了启程。第二天，我将离开印度。此刻，我站在街上，看着整座城市渐渐睡去。 ptBCFtBV3FllQVR923EyrJsqnAIEn7SIf7x4CDfrQoq+KUAx3Eu6kXEuwrqMAD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