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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旅行多日以后，我发现最大的挑战不是到达一个地方，而是怎样到达。
我很少选择飞机，因为它把旅行简化为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的乏味转换。身在印度，但又和印度毫无关系。我也很少选择长途大巴。印度的路况之差、超载之严重，往往让我还没上车就已心生绝望。
刚开始，我租过几次车。那是在印度最贫穷的北方邦，与尼泊尔接壤的地方。我还记得我坐在那辆“塔塔”牌轿车上，手心始终处于冒汗状态。车内的劣质音箱轰鸣着印度歌曲，司机不时揉揉发红的双眼，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就打开车门，把一口痰吐在地上。他从不观察后视镜或侧后视镜——实际上，和很多印度司机一样，他把侧后视镜折了起来。而且只要遇到会动的东西，他就要鸣笛。一路上都是花花绿绿的重型卡车，后面粉刷着“鸣笛”或者“请按喇叭”的卡通字体。一看到这些卡车，司机们就格外兴奋，迫不及待地按起喇叭，仿佛这是在印度开车的最大乐趣。甚至在无人的旷野，他们也习惯性鸣笛，让汽车发出一声声宣告势力的哀号。
坐了几次汽车之后，我变得几乎神经衰弱，这使我最终决定买一本列车时刻表，开始火车之旅。
第一次到瓦拉纳西车站，我就感到非同寻常。
那是凌晨5点，天空刚刚破晓，车站却早已一片喧闹。缠着红头巾的苦力，用脑袋顶着行李快走；卖奶茶和咖喱角的小贩吆喝不停；乘客们打着哈欠下车，花一卢比买一根长十厘米的树枝当牙刷，把绿色的唾液吐在站台上。站台下是五颜六色的垃圾和人体排泄物，老鼠们在其间快乐地寻找食物。
在中国，我已见不到这样的场景。每当火车快进站时，乘务员都会毫不留情地把厕所门一锁，任谁也别想使用。但在印度——这个人口有十三亿的民主国家，谁也不能剥夺人民排泄的自由。火车上，一位英俊的婆罗门就对我说，站台下的景象不仅不应被视为对尊严的侵犯，还应被看作对自由的表达。
火车站外的广场上停满“觅食”的摩的，在昏黄的路灯下和城市一起被简略成一片低矮的剪影。空气中飘着牛粪和硫黄的味道。我不由得想起世界印度教大会上激进分子苏尼尔·曼辛卡的一句话：“神存在于牛粪中。”
牛是湿婆的坐骑，而瓦拉纳西正是“湿婆之城”——印度教最神圣的地方。这座建于五千年前的城市有两千多座印度教寺庙，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涌到这里。他们生时希望在恒河沐浴，死后梦想把骨灰撒进恒河。7世纪，玄奘大师来到这里，看到人数远超过佛教徒的湿婆派修行者从事苦行，求证生死。在《大唐西域记》里，他形容这里“闾阎栉比，居人殷盛，家积巨万，室盈奇货”。
如今，瓦拉纳西依旧繁华，以致交通堵塞成为无解的难题。当三轮车、汽车、摩托车、马车、牛车、圣牛、人和流浪狗一起挤在并不宽敞的马路上，你只能把目光移向天空，告诉自己如果“瓦拉纳西的每颗石子都是湿婆的化身”，那么你眼前的一切一定也都无比神圣。
黎明时分，我坐着一叶小舟，在恒河上漂流。一位印度教苦行僧曾希望把恒河之水从天上引下凡间，以净化人们的灵魂。恒河女神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水势太大，会淹没一切。苦行僧继续苦行，终于感动了湿婆。湿婆让浩瀚的恒河水流经自己的头顶，在他的发髻中，河水变成涓涓细流，它全长超过二千五百公里，成为印度文明的发源地。
此时，有人点亮荷灯。一盏盏荷灯顺流而下，像载着一个个往生的魂灵。一轮红日在对岸的白沙滩上喷薄欲出。我看到瓦拉纳西老城沉浸在半明半暗的光影中，仿佛是由火车站里那些黑瘦的双手所建，带着一种即兴的、未完工的壮美。
码头石阶上，朝圣者一边双手合十祷告，一边洗澡，不少人眼中含泪。不远处是火葬台，焚烧尸体的黑烟伴着乌鸦的鸣叫随风飘逝。
太阳升了起来，恒河一片金色。在如梦如幻的薄雾里，我突然看到一群人影——没错，我揉了揉眼睛——他们撩起印度长袍，像罗丹的“思想者”，正迎着朝阳，蹲在河边拉屎。
我再次感到瓦拉纳西的不同寻常。圣雄甘地说：“散布在这块土地上的，并不是一座座景致优美的小村庄，而是一坨坨粪便……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污染了神圣的河川，把圣洁的河岸变成苍蝇的滋生地……”一切都未曾改变，我甚至感到印度的力量正来自印度人这种近乎本能的生命延续感。
在藏传佛教里，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龙树菩萨的弟子提婆在恒河沐浴的人群中，洗一个装满脏东西的瓶子。当时还是婆罗门的马鸣问他：“你为什么只洗瓶子表面，而不管里面的污垢？”提婆反问道：“人们通过沐浴能洁净身体，可是能洁净内心吗？”
这是我去鹿野苑的路上读到的故事。它表现了一种典型的佛教思维——对婆罗门正统观念的消解和反叛。但佛教同样强调忍辱和非暴力，所以它最终抵挡不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鲸吞——距瓦拉纳西十公里的佛教圣地鹿野苑，如今已变成一座遗址公园。
在残垣断壁间的大树下，我看到很多情侣，让人意识不到正是在这里，佛陀首次开示他在菩提树下发现的一切：我们并不知道痛苦到底是什么。任何我们认为会让自己快乐的事物，若不是在痛苦边缘摇晃，就是瞬间变成痛苦的因。要认知世间明显的痛苦，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要感知在轮回中某些人所拥有的所谓“美好时光”其实就是痛苦，或将导致痛苦，却相当困难。痛苦并非从外在的源头降临到我们身上，而是我们自己情绪反应的产物。不论我们受了多少痛苦，不论我们感觉痛苦及其原因有多么真实，它其实是一种幻象，并非真实存在。佛陀告诉他的信徒，这个真谛是我们完全可以自己领悟的，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一条可以遵循的道路。
为了缅怀佛陀，我花了十卢比，相当于一块五人民币，进入鹿野苑。这里只有几个铁笼，里面养了些飞禽，最珍贵的是两只鹈鹕。旁边的小树林里，还有三只鹿，一只过来讨食，两只趴在树下。正当我掏出相机，准备记录佛历2555年的鹿野苑时，一个穿着印度长袍的精瘦男人从一棵树下走出来，眼睛里闪着鬼祟的光。
“朋友，需要帮助吗？”——印度人民习惯以“朋友”作为句子的开头，不管后面要讲什么，大有一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气势。
“不，谢谢。”
“我有一尊佛像，是从鹿野苑的达麦克塔上抠下来的。”他的声音与沿街叫卖果汁的小贩无异，“一千五百年历史，七千卢比，要多划算有多划算。”
我摇头。
他从长袍里摸出那尊石头佛像：“朋友，好吧，五千卢比就卖你。”
我加快脚步，不过很快又有一个小贩凑过来。他手里拿着一尊看上去就粗糙无比的佛像：“非常便宜，先生！一百卢比！”
我继续往前走，他也锲而不舍。一路上，他不断降低价格，由一百卢比降到二十卢比，最后破碎的声音终于由叫卖变成哀求。
“给我十卢比，先生，”他用手比画着，“吃饭。”
我拿出二十卢比放在地上，趁他捡钱的空当迅速离开。一道铁栏外，一双双黑瘦的手伸进来朝我喊着：“卢比！卢比！”
——我不叫卢比，也从未受到过如此欢迎。
佛陀入灭后两百多年，孔雀王朝出了一位笃信佛教的阿育王。他在鹿野苑树立起一座石柱，以纪念佛陀在这里初转法轮。7世纪，玄奘大师记载鹿野苑的寺庙里有小乘僧人一千五百名，精舍高达两百余尺，四周墙壁上都有佛龛，里面供奉着黄金佛像。10世纪起，印度教徒开始占领鹿野苑。两个世纪后，鹿野苑被伊斯兰教徒夷为平地，佛教徒纷纷逃亡。19世纪，已经沦为当地人养猪场的鹿野苑引发英国考古学者的兴趣，亚历山大·坎宁安主持的发掘工作由此启动。但那些曾经用来建筑佛寺的砖石，却被当地政府运往瓦拉纳西修建各种建筑，其中就包括瓦拉纳西火车站。
我曾问过一个来印度朝圣的缅甸和尚，如果佛陀真的具有无边愿力，为什么圣地会有那么多乞丐，会如此贫穷？
“的确，佛教以慈悲为怀，但你要知道，佛教同样讲究因果报应。也许这听上去有点不妥……”缅甸和尚顿了一下，思考着如何措辞，然后接着说，“但在我看来，印度人造了太多的业。他们毁坏佛像，种下孽缘。我认为，这是他们今生受苦的根本原因。”
“那么，缅甸呢？”
“苦难到处都是。”
我看着眼前的鹿野苑，想着缅甸和尚的话，感到一种无言的悲伤，好像我一路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目睹眼前的断壁残垣和那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们。那些已经毁坏的、腐烂的、衰败的，显现的不是文化的缺失和挫败，就是征服者的暴虐和贪婪。
我想到佛陀的教诲：“一切建造必会崩塌；我们生命中聚合的人或物，终将离散；我们所见的世界，是自己感知的结果，它并不真实存在。”
这时，一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仿佛为了表明他的真实不虚，他一到我面前就开口说话：“你是哪里人？”
后来，我得知这位拉亚帕拉先生是孟加拉人，定居伦敦。他正带着太太和儿子在印度旅游。
拉亚帕拉先生问我，对中国人来说上帝是谁？
我告诉他，在中国，有人信仰佛教，有人信仰基督，也有人信仰马克思，但大部分人没有信仰，也不把谁当作上帝。
拉亚帕拉先生并不太相信，他认为中国人一定有上帝，而且这个上帝是佛陀。我只好就此问题向他解释。
“佛陀并不是上帝，而是觉者。”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也就是觉悟的基因。所以佛经里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
拉亚帕拉先生摇摇头，他说：“佛陀怎么可能不是上帝？即使在印度教里，佛陀也是第九大神。”他的太太和儿子站在旁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好像在为这场争论做裁判。
拉亚帕拉先生站在树荫下，显出一副极力要说服我的样子，而我站在骄阳下，感到很有必要尽快结束对话。我对他说：“佛陀是中国人的上帝，你说得没错。”
我再次回到瓦拉纳西车站，因为人太多，只买到去格雅的站票。
8104号快车是典型的平民专列，它从旁遮普的阿姆利则一路颠到恰尔肯德的塔塔那迦——塔塔钢铁厂的所在地，需要三十四个小时。在我上车以前，它已经在路上吭哧吭哧地跑了一天一夜。在瓦拉纳西，它将停靠十五分钟，把已经饱和的载客能力再强行提高几个等级。
如今，我手里攥着的这张二等舱站票，已经因为紧张的心情而变得汗迹斑斑，像一根发软的面条。我想到甘地写过的情景：
“人们像对待羊一样对待三等舱的乘客，他们的舒适是羊的舒适。”甘地接着质问道，“一等舱的票价是三等舱的五倍，可三等舱的乘客是否享受到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一等舱的舒适呢？”
尼赫鲁也说：“即使看别人坐三等舱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于是1974年，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把三等舱改名为二等舱，但这不过是一段偷换概念的历史，丝毫无法平复我的心情。
车厢里果然已经人满为患。我上下左右环视一圈，视线所及处无不坐满印度同胞。他们大都穿着破旧的衬衫，我一进来，他们的身体和目光就围了过来。他们从没见过中国人，当我告诉他们我是从中国来的旅行者时，他们把我围得更紧了。
叫卖奶茶的小贩从人群中挤过去，一只老鼠趁乱爬出窗子。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主动和我攀谈起来。他说他叫阿密特，种姓是婆罗门。
在印度，种姓制度已于1947年废除，但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精神松绑就能消除的。在世俗生活层面，种姓仍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尤其是在这趟火车穿越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种姓的割据仍然十分严重。
因此，我能理解阿密特说到自己是婆罗门时，语气中含有的一丝骄傲。他还在上中学，和大多数印度年轻人一样，未来的理想是做软件工程师。可当我问他“要当软件工程师，最重要的科目是什么”的时候，他脱口而出的答案却是：“英语。”我问他为什么。
“如果懂英语，你就能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他说，“而且和中国相比，印度的最大优势也是英语。”
“如果能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你会去哪儿？”
阿密特想了想，回答道：“孟买。”
我问起他的老家北方邦，他摇了摇头。“这里穷人太多，他们拖了社会的后腿，”阿密特说，“我父亲经常教育我，学好英语，将来去孟买工作。”
这与我在中国很多县城里听到的答案几乎如出一辙，只需把孟买改为上海或者北京。只是我一时还搞不明白，学好英语和去孟买究竟有多大的联系。但或许对于一个远在印度最落后的邦的年轻人来说，去孟买的迫切性与学好英语的重要性是等量齐观的。
“你的英语已经很好了。”我对阿密特说。虽然我知道一个中国人对一个印度人英语的夸奖并不太具有说服力，但他还是得意地冲坐在旁边的父亲挑了挑眉毛。
阿密特的父亲递上一张名片，我也只好回赠一张。在这个热浪袭人的舱位，拥有名片是一件罕有的事，交换名片则更显得煞有介事。因此周围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手上的两张小卡片上，仿佛它们是两只名贵的小鸟，稍不留神就会夺窗而逃。
名片上写着，阿密特的父亲是德国拜耳医药公司驻印度分公司的市场营销员。
“生意不好做。”阿密特的父亲抱怨道。但他或许意识到和我说这些也于事无补，便转变话题，问我中国和印度哪个国家的穷人更多。
在印度旅行，我经常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你对印度的印象如何？中国与印度哪个更好？中国与印度谁未来更有希望？一般来说，我只需大而化之地谈两句，就足以应付这类交谈。
但这一次情况有点复杂。有整整一车厢的听众围着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和阿密特的父亲，阿密特又十分及时地将他父亲的问题转译为印地语，这更让我感到怎么回答都有些为难。
最后我只好使用外交人员的惯用招数：“据我了解，印度的穷人要多一些，但印度正走在高速发展的道路上，情况会越来越好。”
对于我的回答，印度听众表示满意，他们纷纷议论起印度和中国的前景。在一个拥挤得像罐头一样的二等舱，讨论国家前途是第二件相当奇特的事。
“印度很腐败，中国呢？”
“你们为什么支持巴基斯坦？”一个自称来自孟买的人说。
“现在印度已经强大起来了。”他最后总结说。他的话没有引起任何质疑，尽管周围的人看上去都那么贫穷。
“中国也很强大。”另一个人回应道。然后他还苦思冥想出一个例证：“中国玩具已经占领整个印度市场！”
透过没有玻璃的窗棂，风吹打在我疲倦的脸上。我看着火车穿行在恒河平原：农田、农民、水牛、村庄不断重复，像一幅单调的壁纸。我想到佛陀也曾走在这片土地上，而这里的景色恐怕从佛陀时代起就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
火车即将到达格雅。我想到在印度最畅销的小说《白老虎》里，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写了一个叫巴尔拉姆的年轻人。他就生在离格雅不远的小村庄，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但他出身于低种姓家庭，不得不辍学打工，后来到了新德里，给富人当司机。都市生活光怪陆离，有蟑螂和水牛，有客服中心和妓女，有贫民窟和购物中心，还有三千六百万零四个神，他目睹有钱人和穷人之间巨大的阶级差异。欲望，促使他思考如何让内心的老虎挣脱牢笼。他最终杀死他的主人，逃往IT之都班加罗尔。
这本书获得2008年的布克文学奖，或许是最能隐喻这片土地的小说。
“你能不能把名片还给我？”当我终于准备下车时，阿密特凑过来讪讪地对我说，“我父亲说，他只有这么一张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