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王权

加冕

1701年1月18日，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在柯尼斯堡举行加冕仪式，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仪式之辉煌盛大，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历史上算得上前无古人。据目睹仪式者的记录，称选帝侯一家率领扈从、携带大量行李，动用了1 800辆马车，从柏林出发，沿着大路向东行进，前往举行加冕仪式的场所，加上沿路用来替换的马匹，总共准备了3万匹骏马。沿途的村庄无不张灯结彩，在大路的两侧布置熊熊燃烧的火炬，有些村庄甚至还用精美的布料装饰临街的房屋。1月15日，身着蓝色天鹅绒号衣，佩戴全新王室纹章的传令官进入柯尼斯堡，穿城而过，宣布普鲁士公国已经成为拥有独立主权的王国，为庆典拉开了帷幕。

1月18日晨，加冕仪式在选帝侯的谒见厅正式举行，厅内早已安放好了为仪式特意准备的王座。选帝侯身着猩红底色，饰有金色图案，钻石纽扣闪闪发光的华服，肩披配有白色貂皮内衬的深红色披风，在一小群男性家族成员、廷臣、地方大员的簇拥下，戴上王冠，拿起权杖，接受全体观礼人的效忠。接下来，他又来到妻子的寝宫，在王室成员的注视下，把她加冕为王后。等级会议代表宣誓效忠后，国王夫妇来到柯尼斯堡的城堡教堂，接受涂油礼。在教堂门口恭迎二人的是两位为了举行涂油礼而特意任命的主教，其中一位信奉路德宗，而另一位则信奉加尔文宗——涂油礼需要由两位宗派不同的主教共同主持的原因是，勃兰登堡-普鲁士是有两个宗教信仰的国家，一部分臣民信奉加尔文宗，而另一部分则信奉路德宗。唱诗班吟唱赞美诗、主教宣讲布道后，教堂内鼓号齐鸣，宣布国王即将登场，把仪式推向了高潮——弗里德里希起身离开王座，在祭坛前下跪后，加尔文宗的主教乌尔西努斯举起右手沾满圣油的两根手指，为弗里德里希的额头、左腕、右腕（手腕上涂油的位置位于脉搏的上方）施涂油礼。接下来，王后也接受了涂油礼。礼毕，教堂内鼓乐喧天，参加涂油礼的神职人员聚集到王座前，集体向国王宣誓效忠。新的一轮赞美诗、祈祷词结束后，一位身居高位的廷臣走上前来，宣读大赦令，宣布除了渎神者、杀人犯、欠债不还之人、冒犯君主之人，所有其他的罪犯一律无罪释放。 1

就典礼支出占全国财富的比例而论，1701年的加冕仪式毫无疑问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历史上花销最大的宫廷仪式。尽管在那个年代，宫廷仪式是用来展示权威的手段，各国的统治者全都乐此不疲，但比起正常的情况，普鲁士初代国王的加冕仪式也仍然太过奢华，显得非同寻常。为了支付典礼的费用，政府征收了一项特别王冠税，但税款的总额却只有区区50万塔勒——仅仅是王后的后冠就花费了五分之三的税款，而国王的王冠则用贵金属打造，镶满钻石，价格更为昂贵，不仅花完了剩余的所有税款，还产生了大量额外的支出。由于没有任何存世的史料全面记录了各项花费，想要计算出庆典的总支出并不容易，但还是有人做出估测，认为加冕仪式及配套的庆祝活动总共产生了600万塔勒左右的支出，差不多相当于霍亨索伦王朝中央政府整整两年的收入。

除了豪掷千金，加冕仪式在另一个方面同样也独一无二。仪式从头至尾，全都“量体裁衣”，是为了满足特定历史时刻的特殊需要而专门设计的产物。弗里德里希一世 亲自担任仪式的总设计师，一手包揽了所有的细节，大到全新的王室标志、世俗典礼的仪式过程、城堡教堂内的礼拜仪式，小到主要参与者衣装的样式、颜色，全都要亲自过问。虽然弗里德里希身边有精通宫廷礼仪，能够为加冕仪式建言献策的专家团队，其中诗人约翰·冯·贝塞尔学识最为渊博，自1690年起，直到弗里德里希去世为止，一直都担任宫廷典礼官，对英格兰、法国、德意志诸国、意大利诸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宫廷礼仪了如指掌，但凡是遇到与加冕仪式相关的重大事项，仍然只有选帝侯本人才有权拍板定夺。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加冕仪式不仅独一无二，还显得非常刻意，是一个借鉴了历史上欧洲各国加冕仪式的大杂烩，既效仿了一些最近的仪式，也看得到一些更为古老的仪式的影子。设计仪式时，弗里德里希除了看重仪式美学上的冲击力，还力图向世人展示，在他自己看来，国王的地位都有哪些本质特征。仪式使用的王冠不是有开口的圆环，而是采用由贵金属打造，顶部封闭的圆顶结构，象征着君主统辖一切，将世俗及宗教领域的最高权威集于一身的至高权力。此外，仪式上君主接受王冠的方式也与欧洲各国盛行的做法大相径庭，并没有由神职人员加冕国王，而是举行单独的加冕仪式，由国王自己亲手戴上王冠，之后再由神职人员施涂油礼，从而强调了国王独立自主，只对上帝负责，不受任何世俗及宗教权威制约的地位。约翰·克里斯蒂安·吕尼希是当时研究宫廷“礼仪科学”的知名专家，他在描述弗里德里希的加冕仪式时，特地解释了这一做法的重大意义。

那些由等级会议授权成为君主，获得君权的国王通常都会先接受涂油礼，之后再披着紫色的披风、头戴王冠、手拿权杖，端坐于王座之上[……]但陛下[弗里德里希一世]成为国王，既不借助等级会议的权威，也不需要其他任何[势力的]帮助，所以类似的权力移交过程完全是画蛇添足——陛下效仿古代的君王，以自身权力为依据，亲手戴上王冠，成为一国之君。 2

考虑到勃兰登堡选侯国和普鲁士公国最近的历史，仪式上的这些象征性的举措显而易见，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大选侯与普鲁士等级会议的权力斗争，尤其是与柯尼斯堡城的明争暗斗，仍然历历在目，让人心有余悸。加冕仪式前的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弗里德里希一直都把等级会议蒙在鼓里，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直到1700年12月，才单方面地告知即将举行加冕仪式的消息。此外，彰显新成立的王国的独立地位，驳斥波兰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以任何形式对普鲁士提出的主权诉求，同样也十分重要。1698年，英国特使乔治·斯特普尼在写给北方部 大臣詹姆斯·弗农的报告中指出：

勃兰登堡现在的这位选帝侯十分看重自己对普鲁士公国拥有绝对主权这件事——神圣罗马帝国所有其他的选帝侯、诸侯全都要获得皇帝的授权，才能成为一国之君，没有独立主权，所以普鲁士的特殊地位令勃兰登堡的选帝侯鹤立鸡群，拥有高于神圣罗马帝国所有其他君主的权力，而这也正是选帝侯想要获得更为高贵的头衔，把自己与其他的选帝侯、诸侯区别开来的原因。 3

弗里德里希之所以会选中“在普鲁士的国王”这样一个头衔（这个头衔的确显得非同寻常，动不动就被欧洲各国的君主、廷臣当作笑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王室普鲁士” 仍然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而这个头衔则表明新成立的王国拥有独立主权，能够彻底断了波兰当局利用“王室普鲁士”，拿主权问题做文章的念想。与维也纳当局谈判时，弗里德里希尤其小心谨慎，确保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措辞严谨，明确指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并不是“在普鲁士的国王”这一头衔的“创立者”（creieren），而只是“承认了”（agnoszieren）这个头衔的地位。柏林与维也纳当局达成的最终协议包含一个引发了极大争议的部分：一方面做足表面文章，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特殊的首要地位，是地位最高的基督教君主；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普鲁士王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帝国皇帝的承认并不是王国立国的必要条件，而只是皇帝表达善意的方式。

与之前经常出现的情况如出一辙的是，1701年时，柏林当局之所以会红运当头，是得益于国际局势的发展。要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遇到了麻烦，急需勃兰登堡的帮助，他多半就不会愿意与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合作，帮助他提升地位，获得国王的头衔。是时，西班牙的王位出现空缺，法国想要把路易十四的孙子推举为国王，而欧洲各国则结成联盟，与法国针锋相对，哈布斯堡王朝与波旁王朝旷日持久的龙争虎斗即将进入一个更加血腥的新阶段。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意识到大战已经迫在眉睫，认为必须做出让步，才能争取到弗里德里希的支持。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都开出了极其优厚的条件，弗里德里希一时间摇摆不定，不知应当如何选择，但最后还是决定与神圣罗马帝国结盟，以此为条件，于1700年11月16日与皇帝签订了《王位协定》（Krontraktat）。按照协定的规定，弗里德里希除了要派出一支兵力8 000人的军队，支持皇帝的对法作战，还应当做出各式各样更加笼统的承诺，表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而维也纳当局则不仅要承认“在普鲁士的国王”的独立君主地位，还必须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以及欧洲的大舞台上施加影响力，设法让这个新头衔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

弗里德里希成为国王后，不仅朝廷机构变得更加庞杂，宫廷仪式的奢华程度也今非昔比。许多仪式都有明显的历史意义：从加冕仪式的周年纪念日，到王后、国王的生日，到黑鹰勋章的授勋仪式，再到大选侯雕像的落成仪式，朝廷都举办了盛大的庆典。弗里德里希的父亲大选侯统治的一大特点是，他表现出了强烈的历史意识，认识到历史对统治者的重要意义——16世纪末时，这种意识就已经在西欧各国的朝廷流传开来，而弗里德里希则将这种意识融入了制度之中。 4 1688年，萨穆埃尔·普芬多夫接受弗里德里希的任命成为宫廷史官，之后编写了第一部系统性地利用政府文档的史书，出色地记录了大选侯的统治。

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打得不可开交，其他欧洲国家的朝廷焦头烂额，只想着如何与敌人交战、如何围攻敌方城堡的那段时间，普鲁士的宫廷反倒歌舞升平，一个在柏林亲历了那段历史的英格兰人对此颇有微词，宣称“表演、舞会，以及类似的娱乐活动”没完没了，似乎永无止境。 5 普鲁士宫廷生活的奢华程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对各国派驻柏林的使节来说，这意味着生活成本必将大幅增加。1703年夏，英国特使（后来的常驻使节）雷比勋爵递交报告，宣称自己的“马车、马具在伦敦显得气派，但在柏林却不够档次”。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外交使节时常在报告中大倒苦水，抱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宫廷突然变成了全欧洲最奢华的宫廷，要想按照新的标准，维持外交使节应有的排场，花钱简直像流水一样。房间需要重新装修，仆人、马车、马匹全都要按照更严格的标准配备号衣、装饰、马具，花销甚巨。“我这出使的差事肯定是个赔本的买卖了”，雷比不止一次在报告中叫苦连天，虽未明言，但他显然想要政府提供更多的津贴。 6

1705年2月，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第二任妻子汉诺威的索菲·夏洛特因病去世，宫廷大办丧事，也许是王室热衷于繁复宫廷礼仪的最生动体现。夏洛特王后去世时恰巧在娘家探亲，于是弗里德里希便派出一位身居高位的廷臣，命令他率领整整两个营的勃兰登堡士兵把灵柩护送回柏林。灵柩抵达柏林后被安置在灵床上以供瞻仰，为期六个月。宫廷下达最为严格的命令，要求普鲁士全国进入“最为庄严的哀悼期”，所有出入宫廷的人都必须身着黑色长披风，所有人的房间、马车、马具都必须“用黑布装饰，以示哀悼”，就连外国使节也不得例外。

宫廷深陷哀悼，那阵势我这辈子从来都没见识过——宫中所有的女性都戴着黑头巾、黑面纱，把脸包得严严实实，所有的男性都身着黑色的长披风，所有的房间都挂满了黑布，唯一的反差是每个房间里都点着的那四根蜡烛。一切都笼罩在黑色之中，要不是国王身后一直都跟着一个寝宫侍从，把他黑披风的下摆高高举起，你就很难认出眼前的人便是国王陛下。 7

弗里德里希除了更加重视宫廷奢华的气派、繁复的礼仪，还加大文化领域的投入，力度超过了霍亨索伦家族所有的前代君主。大选侯在位的最后几十年间虽然加大投入，在首都修建一批能够彰显君主权威的建筑，但如果与后继者弗里德里希在位时的大兴土木相比就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弗里德里希不仅请来瑞典的建筑大师约翰·弗里德里希·埃奥桑德，让他负责在夏洛滕堡 修建了一座配有大型园林的巨大宫殿，还在柏林城内安放了一大批用来展示君主权威的雕像，其中最具代表意义、最引人注目的当数雕塑家安德烈亚斯·施吕特设计的大选侯骑马像。饱受战火摧残的柏林城脱胎换骨，成了一座街道宽阔、建筑雄伟、充满艺术气息的朝廷所在之城。

1700年7月，弗里德里希借着争取国王头衔的政治博弈即将成功的东风，成立了王家科学学会，之后又把学会更名为普鲁士王室科学院——要知道，在那个历史时期，拥有王室科学学会算得上最能彰显统治者权威、最受追捧的殊荣之一。 8 哲学家莱布尼茨为纪念学会的成立（学会的正式成立日是7月11日，同时也是弗里德里希的生日）设计了纪念章。纪念章的正面是选帝侯的肖像，反面则是代表勃兰登堡的雄鹰直冲云霄，飞向天鹰座的图画，图画周围还刻有这样一句格言：“胸怀星辰，勇往直前。” 9

为了获得国王的头衔，拥有国王的排场，弗里德里希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之后为了维持国王的尊严，他更是铺张浪费，劳民伤财——那么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吗？弗里德里希的孙子弗里德里希二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广为人知：他不留情面，用尖刻的语言，完全否定了祖父的做法。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看来，祖父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在他的笔下，普鲁士王国首位国王的形象是如此糟糕：

他身材矮小，体态畸形，神情傲慢，样貌粗俗。他的内心就好似一面镜子，只能反射外部的景象，没有一丁点儿的内涵。[……]他把虚荣当作真正的伟大。他只注重外表，轻视那些货真价实，真正派得上用场的东西。[……]他是如此狂热，想要获得国王的头衔，不过是为了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好让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尽情地铺张浪费，享受盛大的宫廷仪式。[……]总的来说，他办小事时是个伟人，办大事时却变成了矮子。他的历史地位相当尴尬，无论是他的父亲，还是他的儿子，都拥有更突出的才华，足以令他的历史形象暗淡无光。 10

弗里德里希的宫廷产生了巨额开支，长远角度来看，肯定难以为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弗里德里希作为勃兰登堡-普鲁士的首位国王，也的确沉迷于盛大的节日庆典、繁复的宫廷礼节，乐此不疲。然而，过分强调弗里德里希的个人弱点，从某些方面来看，同样也是不公正的。在这一历史时期，弗里德里希一世并不是唯一想要获得国王地位的欧洲统治者——1691年，托斯卡纳大公获得了要求他人尊称自己“殿下”的权利；在之后的数年间，萨伏依公爵、洛林公爵也相继获得了相同的权利。从柏林当局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是，1690年代，不少与霍亨索伦家族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德意志统治者家族也动起了称王的心思。1697年，为了当选波兰国王，萨克森的选帝侯不惜皈依天主教；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汉诺威的选帝侯也开始与英政府接洽，讨论继承英国王位的可能性。 巴伐利亚的选帝侯和普法尔茨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也全都有称王的打算（他们的算计最终全都竹篮打水一场空），前者想要直接升格为国王，而后者则打起了“亚美尼亚王位”的主意。换言之，1701年，弗里德里希加冕称王的做法并不是个别君主凭着个人喜好，异想天开的结果，原因是17世纪末时，在神圣罗马帝国及意大利诸国，大部分统治者仍然没有获取王位，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弗里德里希不过是顺应潮流而已。国王的头衔的确十分重要，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是否拥有王位，关系到统治者能否在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得到拥有特权的地位。此外，由于那个年代签订意义重大的和平条约时也会认可国王的优先地位，所以这是有可能对政治博弈造成实际影响的重大问题。

近年来，学界对近代早期的欧洲宫廷作为政治及文化机构所起到的作用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让我们对宫廷仪式的实用性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宫廷庆典的作用十分重要，既可以传递信息，又能够彰显君主统治的合法性。1721年时，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弗指出，“普通人”缺乏理性，只懂得眼见为实，根本就无法领会“什么才是国王的威严”，但即便如此，如果让他“见识宫廷的盛大场面，让他的感官接受全方位的刺激”，那么他就有可能感受到君主的权威。沃尔弗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从任何角度来看”，无论是规模可观的宫廷，还是排场相对宏大的宫廷仪式，都“不是画蛇添足，不应遭到无端指责”。 11 此外，由于家族外交关系网络及文化纽带起到的连接作用，不同国家的宫廷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宫廷并不仅仅是各个统治者的领土上精英阶层用来开展社会生活及政治生活的中心，同时也是相互连接的节点，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国际宫廷网络。比如说，宫廷为加冕的周年纪念日举行盛大庆典的时候，都会有大量的外国访客前来观礼，更不要提那些从来都不会错过盛典的皇亲国戚、外国特使了。

每逢宫廷典礼，都会有具有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记录出版问世，一丝不苟地记载出席者的优先顺序、穿着打扮，描述典礼繁复的礼节、盛大的场面，不会落下任何细节，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典礼在欧洲国际宫廷网络内部的影响力。仪式化的治丧工作同样会留下官方记录，所以也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索菲·夏洛特王后去世后，弗里德里希之所以会下达命令，大办丧事，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表达他个人的丧妻之痛，而是要以治丧为名，向外界传达信息，让世人认识到自己的朝廷举足轻重的地位。信息的受众除了本国的臣民，还包括其他统治者的宫廷，这些统治者应当通过不同程度的悼念活动来致哀。这是那样理所当然，正因为如此，得知路易十四没有命令凡尔赛宫悼念索菲·夏洛特后，弗里德里希一世才会火冒三丈，而路易十四很可能是以此来表达对柏林当局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采取亲奥地利政策的不满。 12 悼念活动与许多其他交织于宫廷生活中的盛大仪式一样，也是用来传达政治信息的工具，是欧洲政治沟通体系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宫廷是一种工具，作用是当着国际“宫廷公众”的面，展现君主的身份地位。 13

1701年的加冕仪式并没有为普鲁士奠定为新王举办神圣加冕仪式的传统——这也许是这场盛大的仪式最为出人意料的结果。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继承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自小就对母亲喜爱宫廷礼节、沉迷宫廷娱乐的做法恨之入骨，长大成人后，更是对标志着父亲统治特色的种种仪式不屑一顾。他成为国王后，不仅根本就没有举办任何形式的加冕仪式，还大幅裁撤了父亲创立的宫廷机构。弗里德里希二世与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一样，也对各种炫耀统治者家族地位的做法嗤之以鼻，完全没有恢复加冕仪式的打算。勃兰登堡-普鲁士就此变成了一个没有加冕仪式的王国。此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历代国王沿袭旧制，把在柯尼斯堡接受普鲁士等级会议的效忠，在柏林接受霍亨索伦家族其他领地等级会议的效忠，当作确立自己统治者地位的即位仪式。

尽管如此，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回顾历史，还是会十分清楚地看到，获得国王头衔后，勃兰登堡政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在霍亨索伦王朝历代后继者的集体记忆中，与仪式相关的典礼尘封了很久。例如，弗里德里希一世在加冕的前一天设立了黑鹰勋章，用来奖励勃兰登堡-普鲁士王国最杰出的友人、臣仆。在之后的历史中，勋章渐渐地淡出了视线，不再具有重大的宫廷仪式作用，但到了184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位的时候，最初的授勋仪式依据历史档案得到了还原，重获新生。1861年，威廉一世继承王位后，决定不再接受等级会议的效忠（许多当时的普鲁士人都认为，效忠仪式太过陈腐，已经跟不上时代），转而恢复了在柯尼斯堡举行的加冕仪式，效仿弗里德里希一世，由自己亲手戴上王冠。 14 到了十年后的1871年，威廉一世又策划了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的行动，而他选择的日期恰恰是弗里德里希一世加冕仪式的纪念日——1月18日。综上所述，尽管1713年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突然做出了废除加冕仪式的决定，但仪式引发的文化共鸣并没有完全消失，依然影响着霍亨索伦王朝的政治生活。

此外，1701年的加冕仪式还预示着君主与配偶的关系即将发生微妙的变化。在17世纪的勃兰登堡选侯国，选帝侯的妻子、母亲成为独立的政治人物，在朝中呼风唤雨的情况并不少见，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当数约翰·西吉斯蒙德的妻子普鲁士的安娜。安娜是个性格刚烈、意志坚定的铁娘子，遇到丈夫发酒疯，便会毫不犹豫，抄起手边的盘子、杯子，劈头盖脸，向丈夫的脑袋砸去。西吉斯蒙德皈依加尔文宗后，勃兰登堡的宗教政治变得复杂多变，而安娜则成了这场政治游戏的主要玩家；此外，她还建立了为自己服务的外交关系网，几乎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到了1619年，西吉斯蒙德去世，她的儿子格奥尔格·威廉继位之后，安娜依旧我行我素。1620年夏，她独自与瑞典国王展开谈判，商讨女儿玛丽亚·埃莱奥诺拉与国王的婚事，根本就没有把贵为国家元首的儿子对这桩婚事的看法当回事。1631年，勃兰登堡遇到三十年战争期间最大的危机时，出面处理勃兰登堡与瑞典之间微妙的外交关系的人并不是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而是他的妻子普法尔茨的伊丽莎白·夏洛特、他的岳母路易丝·朱丽安娜。 15 换言之，在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妻子即便是在过门之后，也会以娘家的关系网络为依据，维护娘家的利益，对利益问题的看法通常与丈夫大相径庭。才智不凡的汉诺威公主索菲·夏洛特1684年时与弗里德里希三世（一世）成婚，在婚后对政策及利益问题的看法也与丈夫十分不同。她动不动就返回汉诺威，在母亲的朝廷长时间逗留（1705年，她在汉诺威罹患肺炎，因病去世），始终大力支持汉诺威的政策。 16 她反对弗里德里希加冕称王的计划，认为勃兰登堡选侯国的统治者获得国王的地位会损害汉诺威的利益。（据传，她认为加冕仪式单调乏味，竟然在仪式上吸起了鼻烟，好给自己“找点乐子”。） 17

考虑到上述背景，加冕仪式显而易见，为选帝侯与妻子关系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框架。选帝侯亲手给自己戴上王冠后，再加冕妻子，确立她王后的地位。当然，这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并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后果，再加上自弗里德里希举行第一次加冕仪式之后，18世纪期间，霍亨索伦王朝再也没有举行新的加冕仪式，国王也就没能以加冕王后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加冕仪式还是预示着霍亨索伦王朝内部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身份转化过程，国王将会成为王室毋庸置疑的首领，而王后的地位则在一定程度上并入了国王的地位。伴随着加冕仪式，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政体变得更加男性化，再加上霍亨索伦王朝获得了国王身份，地位明显要高于所有有可能与之联姻的德意志统治者家族，最终导致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第一夫人”可以自由行动的空间大不如前。18世纪时，尽管“第一夫人”中也不乏才华横溢，极有政治洞察力的女中豪杰，但她们却并没有像17世纪的前辈那样，独立自主，在政治上拥有令人惊叹的影响力。

弗里德里希一世以最戏剧化的方式，郑重其事，把大选侯为勃兰登堡-普鲁士赢得的不受神圣罗马帝国皇权约束的独立主权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自1640年起，勃兰登堡之所以能在欧洲小国中鹤立鸡群，赢得特殊的地位，既是因为勃兰登堡的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军事能力，也得益于大选侯锲而不舍的领袖精神，而如今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特别之处则体现在国际秩序中的正式优先地位上。 18 维也纳当局同样看到了这一点，很快就意识到，帮助勃兰登堡的选帝侯获取王位的做法是养虎为患，感到后悔不已。此外，“在普鲁士的国王”这一新头衔还在心理上起到了增强治下之民归属感的作用：弗里德里希称王前，勃兰登堡-普鲁士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名为普鲁士公国，不禁让人感到，普鲁士只是位于勃兰登堡核心地区边缘的“化外之地”，而到了“在普鲁士的国王”这一头衔出现之后，普鲁士转眼间就变成了勃兰登堡-普鲁士这个兼具王国、选侯国性质的全新混合体的重要部分，之后普鲁士一词进而又成了这个混合体的简称。此后，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每一个省份在正式名称中都加上了“普鲁士王国”这几个字。反对弗里德里希一世加冕称王的人会迫不及待地指出，既然勃兰登堡的君主已经拥有了国王的全部权力，弗里德里希根本就没有必要好大喜功，为自己争取新的头衔。这也许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一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赋予事物的名称终将改变事物的本质。

文化变革

普鲁士王国的头两位国王在各个方面都天差地别，很难想象有什么人能比他们之间的反差还要大。弗里德里希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彬彬有礼、热情好客。他不仅精通包括法语、波兰语在内的多门现代语言，还做了很多工作，在朝中推进对艺术和知识的探索。英国驻普鲁士的使节，长年在柏林生活的斯特拉福德伯爵（担任使节的时候他还只是雷比勋爵）对弗里德里希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脾气好、和蔼[……]大方、公正[……]伟大、仁慈”。 19 相比之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仅粗鲁到了极点，对人缺乏最起码的信任，还时而暴跳如雷，时而愁容满面。他虽然才思敏捷、聪明绝顶，却几乎无法正常地用德语读书写字（他也许患有失读症）。所有在文化和知识领域的探索，除非能表现出摆在眼前的实用价值（对他来说主要是军事方面的实用价值），否则他就都会嗤之以鼻。下文列出了一些他在政府公文上留下的旁注，可以让各位读者对他有时显得尖酸刻薄的说话方式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1731年11月10日：勃兰登堡派驻哥本哈根的使节伊瓦蒂霍夫要求政府提高津贴的额度。（弗里德里希·威廉：“那浑蛋想要涨工资——我看在他背上多抽几鞭子就好了。”）

1733年1月27日：提议将冯·霍尔岑多夫派往丹麦的信件。（弗里德里希·威廉：“我要吊死霍尔岑多夫。你竟敢向我推荐这浑蛋，但既然他是个狗杂种，那你就给我传一下话，让他去绞刑架上任吧。”）

1735年11月5日：库尔魏因递交的报告。（弗里德里希·威廉：“库尔魏因是个白痴，只配给我舔屁股。”）

1735年11月19日：下达给库尔魏因的命令。（弗里德里希·威廉：“你个王八蛋，要是再敢插手我的家事，我就要在施潘道要塞找个坟包把你埋了。”） 20

1713年2月，继承王位后才几天的工夫，弗里德里希·威廉就挥起大斧，向父亲创立的宫廷机构砍去。前文已经提到，他拒绝效仿父亲1701年时的做法，没有举行加冕仪式。核查王室的收支情况后，他立即采取极端手段，开始大幅削减宫廷开支。他事先没有给出任何通知，就解雇了包括巧克力师、两个阉伶 、大提琴手、作曲家、管风琴制造师在内，多达三分之二的宫廷仆人，而剩下的那部分仆人则必须接受幅度最高可达75%的降薪。他父亲在位时收集的很多珠宝、金银器皿、美酒、家具、马车都遭到了抛售，就连王家动物园的狮子也变成了送给波兰国王的礼物。得知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修订的雇用条件后，弗里德里希在位时受雇的雕塑家几乎全都在第一时间离开了柏林。普鲁士的宫廷如临大敌，人人自危。1713年2月28日，英国使节威廉·布雷顿在寄回国内的报告中指出，国王“一边中断津贴的支付，一边大幅削减王室年俸，忙得不可开交，许多风度翩翩的廷臣都如丧考妣”。太后宫中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不少可怜的侍女都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家投靠亲友”。 21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即位后的那几个星期肯定让约翰·冯·贝塞尔心如刀割。贝塞尔1690年起就一直为弗里德里希三世（一世）效力，他担任宫廷典礼官，不仅协助弗里德里希建立了宫廷的仪式文化，还为1701年的加冕仪式撰写了详尽的官方记录。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摧毁了他一生的工作成果，还不由分说，把他从国家官员的名单上除了名。他写了一封信，请求新国王给他安排其他的职位，但信刚刚送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手中，就被扔进了火炉。贝塞尔逃离柏林，前往德累斯顿，在萨克森选帝侯仍然十分讲究排场的朝廷找到新的职位，成了顾问官兼宫廷典礼官。

弗里德里希在位时建立的宫廷机构很快就枯萎凋零，被一个规模更小、成本更低、更加粗鲁、更为男性化的社交环境所取代。1716年夏，英国派往柏林的新任使节查尔斯·惠特沃思在报告中指出：“上一代普鲁士国王十分注重盛大的宫廷仪式，事事精心、非常讲究，而现在的国王陛下则恰恰相反，几乎没有举行过值得一提的仪式。” 22 新国王社交生活的中心是“烟草俱乐部”（Tabakskollegium）。俱乐部会在晚上举行讨论会，数量为8人到12人的参与者既有可能是枢密院的顾问官、高级官员、军官，也有可能是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使节、文人，他们会一边喝着烈酒，一边抽着烟斗，与国王一起谈天说地。讨论会的气氛不拘小节，参与者经常粗话连篇，不需要在意身份等级的差异——烟草俱乐部的一项规定是，国王到场时，所有的人都不用立正行礼。讨论的主题五花八门，从《圣经》的篇章，到新闻报道，再到政坛的八卦新闻、打猎时的奇闻趣事，可谓应有尽有，就连一些有伤风化的事情，比如女性的体香，都能成为谈资。参与者应当直言不讳，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经常争得面红耳赤；实际上，国王本人有些时候似乎还会煽风点火，主动引起激烈争论。举例来说，1728年秋的一个晚上，在黑尔姆施泰特大学任客座教授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克曼，与一位居住在柏林、名叫达维德·法斯曼的知名作家在讨论神学问题的时候撕破了脸，开始相互进行人身攻击，把其他的参与者逗得哄堂大笑。一位当时常驻柏林的使节在报告中记录道，哈克曼恼羞成怒，宣称法斯曼是骗子，而法斯曼：

大手一挥，狠狠地扇了哈克曼一耳光！[哈克曼]被打得一个趔趄险些撞到国王怀里。他[哈克曼]当即请示国王陛下，想要知道当着君上的面出言不逊、动手伤人的家伙是不是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看着儒雅之人斯文扫地的样子显然十分高兴，只是轻描淡写地答道，有些王八蛋就是活该被打。 23

雅各布·保罗·冯·贡德林的命运很有代表性，可以反映出1713年之后，国王身边小圈子的主要风气和价值观。贡德林出生在纽伦堡附近，先后在阿尔特多夫大学、哈雷大学、黑尔姆施泰特大学接受过教育，是弗里德里希一世在位期间受到柏林欣欣向荣的学术生活的吸引而来到首都的众多学者之一。他除了在柏林一所新成立的学校担任教授，向前来求学的贵族子弟传道授业，还是首席纹章官办公室（Oberheroldsamt）的史官，在朝中拥有荣誉职位。首席纹章官办公室是一个在1706年成立的机构，任务是从家谱的角度确定想要担任公职的贵族是否符合任职要求。然而，1713年时，贡德林遭遇了飞来横祸——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刚刚继位几个星期，就关闭了学校，解散了首席纹章官办公室。贡德林迎合国王的观点，设法在新的宫廷机构中谋得职位，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做了几年经济政策顾问官，因为提出了许多反对贵族的财政及经济特权的建议而出了名。他因功受赏，不仅获得了各式各样的荣誉头衔（比如“商业事务顾问官”和科学院院长），还成了烟草俱乐部的常客。实际上，直到1731年因病去世的时候，贡德林一直都在某种意义上保留着廷臣的地位，始终都靠着国王支付的俸禄生活。

然而，无论是作为教育家、廷臣为国王效力的履历，还是科学院院长的职位，抑或越来越长的学术出版物清单，都无法拯救贡德林，让他逃过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朝中成为受人欺辱的弄臣的命运。1714年2月，国王命令他一边不停地喝烈酒，一边发表演讲，向到场的宾客论述世间到底有没有鬼魂。这位商业事务顾问官喝得酩酊大醉，在出尽洋相，把听众逗得捧腹大笑之后，他才终于在两个掷弹兵护送下回到了房间，结果又被一个披着白床单，突然从角落里蹿出来的人影吓得失声尖叫。这种以贡德林为主角的闹剧很快就变成了常态。国王把他和好几只幼熊关在一个房间里，命人不断地从上方向屋内投掷烟花；他不仅被迫穿着粗糙模仿法国式样的古怪朝服，还必须佩戴一顶曾经属于前代国王，高高耸起，样式早已过时的假发；他被灌下泻药，锁在地下室里过夜；他遭人设计，不得不与一个整日以欺辱他为乐的廷臣用手枪“决斗”，完全不知道手枪里根本就没装子弹，大家都在等着看笑话。他不想开枪，甚至都不愿举枪瞄准，结果对手走到他面前，对着他的脸开了一枪，枪口喷出的火星把他崩得灰头土脸，他的假发也被火星点燃，围观“决斗”的人全都笑得前仰后合。他债台高筑，没办法离开柏林，不得不把国王奉为主人，每天都要遵从国王的意愿，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侮辱，以牺牲自己的荣誉、名声为代价，给国王和众多廷臣找乐子。面对生活上的种种不如意，本就好酒贪杯的贡德林很快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酒鬼，结果因为酗酒而遭到了更多的鄙视，反过来又让自己弄臣的形象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尽管如此，贡德林还是坚持学术研究，不断地发表学术论著，涉及的领域包括托斯卡纳的历史、帝国及德意志诸国的法律、勃兰登堡选侯国的地形地貌。

即便是在卧室里，贡德林也必须忍受羞辱——他的卧室里摆着一口酒桶形状，刷了清漆的棺材，棺材外面刻着这样一首讽刺诗：

这副皮囊里面有一个人

他好不奇怪，半猪半人

他年轻时聪明透顶，年老时才智尽失

他早上满腹经纶，晚上烂醉如泥

且听酒神巴克科斯放声高歌：

我的孩子，这人便是贡德林

……

读诗的人啊，你能猜出来吗

他到底是人还是猪？ 24

1731年4月11日，贡德林在波茨坦去世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命人戏仿弗里德里希一世在位时宫廷的巴洛克文化风潮，给他的尸体戴上长及大腿的假发，穿上用锦缎制作的马裤、饰有红色条纹的黑色长袜，然后再把他装到那个酒桶状的棺材里，放在一间四周摆满蜡烛的屋子里公开展示。包括前往莱比锡大集市的商旅人士在内，有许多观众前来参观这阴森森的景象。不久，贡德林与酒桶形状的棺材一起，被运往波茨坦城外的一座乡村教堂，在祭坛的下方入土为安。由于无论是路德宗，还是归正宗，所有当地的神职人员都出于道德上的考虑拒绝参与葬礼，作家（也是时常作弄贡德林的廷臣）法斯曼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讲。

贡德林“忍辱负重”的一生的另一面是新国王的统治不拘小节、强调充满阳刚之气的兄弟情谊的新气象。1701年，弗里德里希一世在举行加冕仪式时，尝试性地拉开了宫廷生活男性化的序幕，而到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位的时候，男性化的进程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宫廷的社会生活。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统治下，弗里德里希一世在位时曾经呼风唤雨的宫廷女性全都遭到排挤，变成了公共生活的边缘人物。1723年，一个来自萨克森的访客在柏林住了几个月，之后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指出，当时恰逢举行盛大宫廷节庆活动的季节，所有的活动全都“遵循犹太人的礼数”，女性必须与男性保持距离，而更让他惊叹不已的则是，许多宫廷宴会竟然完全没有女性参加。 25

反思1713年的统治者更迭时，我们很容易将其描述为文化变革。在行政管理领域和财政方面，统治者的更迭都没有打断既有的连续性，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在表现形式和文化这两个领域，我们却可以认为，与前一位统治者相比，后一位统治者的价值观和风格都发生了全面的逆转。普鲁士的头两位国王就好像光谱上的两个极端，而其后继者则会以他们为标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光谱的一个极端是霍亨索伦王朝的A型君主：慷慨大方，挥金如土，喜欢炫耀，不愿处理日常政务，注重形象。光谱的另一端是霍亨索伦王朝的B型君主：坚忍克己，勤俭节约，是个工作狂。 26 前文已经提到过，弗里德里希一世创立的“巴洛克”风格的统治方式以某种方式存留了下来，在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的集体记忆里不断回响，而在之后的历史中，由于不同时代的统治者都会有不同的品味、风格，所以普鲁士的宫廷肯定会时不时地再现弗里德里希一世在位时的辉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位时，宫廷支出再次出现爆炸式的增长，达到了平均每年200万塔勒左右，相当于国家总预算的大约八分之一（前任国王弗里德里希大王在位时，宫廷支出只有22万塔勒）。 27 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普鲁士的宫廷先是度过了一个相对节俭的时期，之后又在德意志帝国的末代皇帝威廉二世的统治下，见证了宫廷文化好似迟开花朵一样的最后一次绚丽绽放。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历史上，以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为代表的B型君主同样也后继有人，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留情面的旁注先是被他声名显赫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更风趣的方式）模仿，之后又被与他血缘关系更远的后代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模仿（他的旁注虽然要长得多，却没有那么风趣）。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喜欢华贵的平民服饰，只穿军装的习惯被弗里德里希二世继承了下来，之后代代相传，成了霍亨索伦王朝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一直延续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普鲁士的君主制度宣告结束的时候。B型君主的形象之所以在历史上表现出了如此强大的能量，不仅因为它与普鲁士后来在德意志的主宰地位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是由于它迎合了刚刚出现的普鲁士公众的价值观和偏好——公平正直、勤俭节约、为国家殚精竭虑的君主形象逐渐深入人心，成了普鲁士公众对王权特殊理解的外在体现。

行政机构

经常有史家提出，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统治与他的孙子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统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的关系。大选侯的成就主要是向国外投射勃兰登堡的权力，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则恰恰相反，因为创立了普鲁士的国家行政机构而被尊为普鲁士最伟大的“治内之王”。过分强调这两位君主的差别，有可能显得言过其实，普鲁士的行政管理措施并没有出现宫廷文化变革那般剧烈的变化。实际上，也许把从1650年开始，到1750年为止的这一百年视为霍亨索伦王朝夯实行政机构的过程，才是更为准确的说法。最开始时，该过程在财政收入的收取、对军队的管理这两个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选帝侯的财政收入由选帝侯直属领地产生的收入、通行税、矿产（选侯国境内的矿场都是选帝侯的财产）收入、独占经营权收入等部分组成，其收取过程一直都杂乱无章，而大选侯则是第一位开始简化收入的收取过程，加强中央控制的选帝侯。1650年代，勃兰登堡选侯国成立了用来收集选帝侯收入的行政管理机构，向财政收入管理的简化与中心化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但直到1683年，由精力无限的东普鲁士贵族杜铎·冯·克尼普豪森领导的中央财政收入管理办公室才终于把霍亨索伦王朝治下的所有领地都整合起来，开始直接管理选帝侯的全部收入。即便是到了大选侯去世之后，克尼普豪森也仍然在继续夯实选帝侯的收入管理机构：1689年，他主持建立了具有稳定制度架构的勃兰登堡-普鲁士中央财政收入管理办公室。多亏了这项制度创新，1689—1690财年成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历史上第一个可以总结出完整的收入支出决算表的年份。 28 1696年，勃兰登堡-普鲁士成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行政机构，负责管理选帝侯所有的直属领地，从而又向中央集权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9

在与养兵和发动战争相关的领域，勃兰登堡-普鲁士也表现出了相同的中央集权趋势。1655年4月，大选侯成立了战争总署，职责是组织军队，为军队提供财政及后勤支持。在一连串能力出众的行政官员领导下，战争总署逐渐成长，成了中央政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下属部门，不仅控制着所有用于军事支出的财政收入（包括捐税、货物税、其他国家提供的补贴），还逐步把地方官员纳入管辖范围，渐渐地侵蚀了等级会议收取税款的权力。1680年代，战争总署擅自扩大职权范围，开始关注国内制造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推出了一套方案，计划让勃兰登堡拥有以毛纺织为基础，能够自给自足的纺织业体系，另一方面又充当调解人，在地方上调解同业行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矛盾。将管理财政、经济、军事事务的行政机构融为一体并不是普鲁士独有的制度创新——实际上，这一切措施全都效仿了路易十四的权臣财政总监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的改革。

171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继位之后，改革获得了新的动力。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社交场合的表现不太正常，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有灵感的制度设计师，能够像建筑师设计建筑那样为行政机构绘制蓝图。他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行政管理，其根源可回溯至他父亲让他全面学习为君之道的时期。弗里德里希·威廉9岁时就按照父亲的命令，开始亲自管理自己位于柏林东南方武斯特豪森的私人庄园，在此过程中表现出了惊人的精力和责任心。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掌握与庄园日常经营相关的第一手经验——在当时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庄园仍然是经济运行的基本单位。1701年，年仅13岁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开始出席枢密院的会议；之后没过多久，他又开始接触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事务。

综上所述，到了1709—1710年，东普鲁士暴发瘟疫和饥荒，令普鲁士的王权陷入危机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威廉已经成长为一位对政府的内部运行机制了如指掌的王子。瘟疫总共造成大约25万人死亡，数量超过了东普鲁士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原因很有可能是，1700—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期间，萨克森、瑞典、俄国的军队在东普鲁士境内横行无忌，导致了疾病的传播。约翰尼斯堡是一座位于普鲁士南方，靠近普波边境的小城，在这座城市的编年史中，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市民回忆道，瘟疫虽然在1709年时绕城而过，却在1710年时变本加厉，大举来袭，“城里的两个传教士、两位教师，以及城镇议事会的大部分成员全都命丧黄泉。整座城市十室九空，市场竟然长满了杂草，只有十四个市民幸免于难”。 30 此外，东普鲁士祸不单行，同时还遭遇了饥荒，不仅削弱了人口对疾病的抵抗力，还饿死了大量瘟疫的幸存者，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瘟疫造成的冲击。成千个农场变成了荒地，上百个村庄被居民遗弃；在一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社会经济生活完全停摆。由于死亡率最高的地区是东普鲁士的东部地区，再加上国王是这一地区最大的地主，瘟疫暴发后，国王的收入马上就出现了崩塌式的下降。灾难发生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没有能力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实际上，不少重臣的反应是隐瞒信息，不让国王知道事态有多么严重。

东普鲁士的灾难把大臣和高级官员（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国王的亲信）的无能与腐败暴露得一览无余。朝中出现了一股志在推翻首席大臣科尔贝·冯·瓦滕贝格及其朋党的势力，就连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也参与了进来。一次官方调查曝出了公款遭到挪用、侵吞的大丑闻，其数额甚巨。瓦滕贝格被迫下野，而他的同伙维特根施泰因则被关进了施潘道要塞，在缴纳了7万塔勒的罚款之后，被驱逐出境。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来说，瓦滕贝格贪污案是一个塑造了他政治生涯的事件。此事不仅提供了让他首次主动参与政治的契机，还成了他父亲弗里德里希一世统治的转折点——此后，弗里德里希开始逐渐放权，让弗里德里希·威廉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最为重要的是，东普鲁士抗灾的大失败不仅在王储心中点燃了对制度改革的狂热执念，还令他对腐败、浪费、效率低下有了发自肺腑的仇恨。 31

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继位后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让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行政管理机构旧貌换新颜。他重启大选侯在位期间开始的机构整合改革，加大了改革的力度。勃兰登堡-普鲁士全国所有非税收入的管理实现了集中化；1713年3月27日，负责管理王室直属领地的直属领地管理总局（Ober-Domaänen-Direktorium）与中央财政收入管理办公室（Hofkammer）合并，成立了财政管理总局（Generalfinanzdirektorium）。从此往后，财政管理总局、财政总署（Generalkommissariat）成了掌握全国的财政大权的两大机构，前者的主要任务是管理王室直属领地产生的地租收入，而后者则负责向城镇收取货物税以及向农村地区的居民收取捐税。然而，这两个部门由于存在职权重叠的问题，很快就变成了死对头，反过来又引发了新的冲突。财政管理总局及其下属的省级办公室牢骚不断，宣称财政总署横征暴敛，影响了王室直属领地的承租人按时缴纳地租的能力。到了财政管理总局为了提高地租收入，鼓励承租人在农村地区开办酿酒厂、制造厂之类的小规模企业的时候，发牢骚的一方又变成了财政总署，原因是农村的企业不用缴纳货物税，会导致城镇的纳税人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1723年，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认定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把这一对冤家合并成一个权力巨大的超级政府部门，部门的名称是拗口的“财政、战争、直属领地管理总局”，简称管理总局（Generaldirektorium）。只用了两周的时间，原本下属于财政管理总局、财政总署的所有省一级、地方一级的机构就完成了合并。 32

在管理总局的最高层，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实行了一套名为“合议制”的决策机制。只要出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部门的所有大臣就都必须在部门的主会议室召开会议。会议桌的一侧是大臣的席位，而在另一侧落座的则是相关部门的枢密院顾问官。会议桌的一端设有主席位，永远都留着一张空椅子，等待国王出席会议——由于国王极少出席会议，所以主席位只是摆个样子而已。合议制的决策机制有多个优点：可以把决策过程公之于众，从而（在理论上）杜绝个别大臣把政府部门当成私人领地的现象，这个弊病在前代国王在位时表现得极为突出；可以确保各个地方、各个决策参与者的利益、偏见能够相互抵消；可以让决策者尽可能多地获得与决策有关的信息；而最为重要的则是，可以让参与决策的官员从全局看问题，统筹兼顾。为了推行合议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敦促之前在财政管理总局和财政总署任职的官员向彼此虚心请教。他甚至威胁要进行内部考试，以此为手段来测试，在之前互为死对头的两个政府部门任职的官员能否放下过往的恩怨，相互学习，有效掌握对方的知识。他的终极目的是，把在多个不同领域精通专门知识的人员整合起来，打造一支有机的、能够统一管理全国事务的专业行政团队。 33

管理总局在许多方面仍然与把政府分为不同部门的现代官僚体制迥然不同：管理总局划分职权范围的主要依据并不是职能的属性，而是与那个历史时期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行政部门一样，采用了以省一级的地域划分为主，以特定的政策领域为辅的混合体系。举例来说，管理总局的二部负责库尔马克 、马格德堡，以及军队的补给、驻扎；三部负责克莱沃公国、马克伯国、各个其他的飞地，以及食盐专营、邮政服务的管理工作。此外，在新成立的管理总局内部，由于职权划分并不明确，直到18世纪30年代时，总局依旧因为职权范围的重叠而存在严重的内部冲突——换言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成立管理总局的初衷是为了消除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竞争关系，但到头来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只是把问题转移到了管理总局的内部，结果反倒把部门间的竞争关系与各地、各省、中央政府三者间新出现的结构性冲突纠缠到了一起。 34

然而，从任职条件和总体风气来看，管理总局又与现代的政府部门有许多相似之处。夏季时每天早上7点，冬季时每天早上8点，在总局任职的大臣都必须召开全体会议。他们必须完成当天的工作任务，否则就不准下班回家。他们每周六都必须上班，检查一周的工作记录。如果他们某一天的累计工作时长超过了一定的小时数，那么总局就应当出钱，让他们吃一顿热饭，而前提条件则是，大臣必须分成两批轮流就餐，从而保证在一半大臣就餐时，另一半大臣可以继续工作。在上述规定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包括监管、规章制度、例行程序在内，许多现代官僚制度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都已具雏形。与大选侯、弗里德里希一世在位时的大臣相比，在管理总局任职的大臣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的机会要少了许多：管理总局的每一个层级都设有隐蔽的监督报告体系，（至少从理论上讲）能够把所有不合规的行为在第一时间上报给国王。罪行严重的官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从解除职务，到缴纳罚款、退还赃款，甚至还有可能在工作场所就地正法，以儆效尤。东普鲁士战争及直属领地官房委员冯·施卢布胡特的案件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他因为贪污公款而被处以绞刑，行刑地点是柯尼斯堡官房主会议室的正门口。

1709—1710年，东普鲁士遭遇大灾之后，弗里德里希·威廉变得尤其关注东普鲁士的情况。他父亲的政府已经成功地采取措施，吸引外国定居者，以及来自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其他省份的移民，让他们在一部分荒废的农庄定居。1715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起用一个出身东普鲁士显贵家庭，名叫卡尔·海因里希·特鲁克泽斯·冯·瓦尔德堡的贵族，让他主持东普鲁士的行政改革工作。瓦尔德堡把极不公平，对小农十分不利的现有税收体系当作改革的重中之重。按照东普鲁士的旧制，所有的土地所有者都应当以胡符[胡符（Hufe）是当时的基本土地面积单位，各地不等，相当于英格兰的“海得”]为单位，按照名下土地的面积，以固定的税率缴纳税款。然而，由于东普鲁士行政部门管理税收的机构基本上全都把持在贵族团体的手里，当局大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制止贵族低报应税土地面积的行为。与贵族地产的情况截然相反的是，农民上报的土地面积会受到最为严苛的审查，确保一胡符的土地都不会瞒报。此外，由于估税的过程完全不考虑土地的肥沃程度，没有把农作物的产出量当作标准，再加上小农名下的土地通常都更为贫瘠，所以按照税收占农作物产出的比例计算，与大地主相比，小农反倒要承担更为沉重的税负，从而让税制变得更加不平等。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看来，所有的社会秩序本身就都是不平等的，所以东普鲁士税收体制的问题并不在于不平等这个事实，而是在于这个特定制度的不合理运行导致税收的减少。归根结底，弗里德里希·威廉之所以会关注东普鲁士的税制问题，是因为他与一些在当时的德意志、奥地利最为著名的经济理论家一样，认为过度的税收会降低生产力，而且君主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保护”臣民。 35 他关注农民家庭的做法尤其具有说服力，证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统治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经改变了上一代统治者的重商主义倾向（重商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这种倾向会为了刺激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而牺牲农业从业者的利益。

瓦尔德堡以调查整理土地所有权的状况为起点，拉开了东普鲁士改革的序幕。统计数据指出，东普鲁士总共有3.5万胡符的应税土地被瞒报，面积相当于6 000平方千米。为了消除土地生产力差别所造成的税负不均问题，东普鲁士的直属领地管理机构制定了分类表，根据土地的品质，对所有的田产进行了全面的分类。上述措施落地后，当局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征收一种考虑了土地品质的差异，名为“一般胡符税”的新税款。瓦尔德堡在东普鲁士推行的改革与王室直属领地上更为透明、更为标准化的土地租用新规一起，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东普鲁士的农业生产力，还大幅增加了国王的财政收入。 36

就在一般胡符税的落实工作还在进行中的那段时间，弗里德里希·威廉又启动了一个漫长而艰难，名为“封建领地完全所有化”（Allodifikation der Lehen）的改革进程。这项改革顾名思义，是为了废除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早已变成官样文章的法律条款，那时贵族作为君主的“封臣”而“拥有”土地，在买卖和转让土地时，必须考虑到前一个所有者的继承人、后代的剩余权利要求。改革生效后，买卖贵族庄园的交易一旦成立，土地所有权就发生了彻底的变更，土地所有者投入资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积极性也会随之上升。这项改革将土地重新分类为“完全保有所有权的”（所有者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不受任何封建义务的约束）之后，作为交换，贵族地主必须接受一项永久的土地税。由于不同省份遗留下来的封建法律和习俗各有不同，改革的法律过程十分复杂。此外，由于贵族阶层极其看重自己传统的免税地位，并不十分在意那些早已陈旧过时，仅仅在理论上还有约束力的封建义务，所以改革在贵族阶层中还十分不得人心。他们认为，“封建领地完全所有化”不过是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改革的真正目的是破坏贵族阶层古老的经济特权——这种观点的确不无道理。在许多省份，当局与贵族阶层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谈判，才终于让这项新的土地税正式落地；在克莱沃公国和马克伯国，当局一直都没能与贵族达成一致，最终只好用“强制执行”的手段来征税。在不久前刚刚并入勃兰登堡-普鲁士，独立意识仍然相当强烈的马格德堡公国 ，改革同样遭到了强烈的反抗；马格德堡的贵族阶层先后在1718年、1725年两次派代表团前往维也纳，向帝国朝廷提出申诉，获得了有利于己方的裁决。 37

除了上述财政改革措施，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还推出了大量辅助性的措施来增加财政收入。他投入大量资源，排空1675年时让瑞典军队深陷泥潭的哈弗尔兰沼泽地，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把1.5万公顷的沼泽地变成了良田、草场。此外，他还启动了奥得河、瓦尔塔河、内策河河口三角洲的排水工程。这是一项史诗级的大工程，直到下一任国王成立奥得河委员会，把奥得河洪泛区约500平方千米的沼泽地变成良田之后，才终于大功告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遵循那个历史时期把人口数量当作衡量繁荣程度的主要指标的理念，出台了吸引移民的定居计划，意图提升特定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刺激制造业的发展。举例来说，按照定居计划的安排，来自萨尔茨堡的新教移民在东普鲁士最东端的农庄定居，而胡格诺派的纺织工人则在哈雷城安家，目的是挑战从萨克森公国进口的纺织品在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马格德堡公国独霸市场的地位。 38 18世纪二三十年代，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法规，废除了地方性行会的许多权力与特权，为制造业提供了更加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39

谷物经济是政府的干预活动尤其持久的领域之一。谷物是最基本的产品，不仅在经济流通中占比最大，同时也是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购买量、消费量最大的产品。国王的谷物经济政策是以实现两大目标为出发点制定的。第一个目标是，保护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谷物种植者和谷物商人，保证他们免遭进口谷物的冲击——就这一问题而论，波兰庄园生产的谷物品质高、价格低廉，是最令人头疼的竞争对手。 40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一方面制定了极高的关税，另一方面又对走私重拳出击。很难说清楚当局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制止了谷物的非法跨境流通。政府的记录中有大量针对谷物走私贩子的诉讼案，被告既有小商小贩，比如装作勃兰登堡边区的臣民入境，走私量只有区区几蒲式耳的一些波兰农民，又有组织要严密得多的走私集团，比如1740年时出现的那个从梅克伦出发，想要把整整13车谷物偷运到乌克马克的走私集团。 41

此外，为了避免谷物的价格因为歉收而大幅上涨，达到影响城镇制造业及商业经济活力的程度，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还扩大了大选侯原先为常备军提供军粮而建立的谷仓体系。弗里德里希一世在位期间，虽然谷仓体系保留了下来，但1709—1710年的大灾却证明，该体系管理不善、规模太小，无法满足平民经济的需求。自1720年代初期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开始建立一个由21座双用途大型谷仓组成的谷仓体系，准备让该体系在满足军粮需求的同时，起到稳定国内谷物市场价格的重要作用。各省的战争署和直属领地官房按照中央政府的命令，通过在价格低时买入，在供给不足时卖出，尽可能地维持谷物价格的稳定。这一套新体系先后在1734—1737年、1739年体现出了极高的价值，以低价出售政府的谷物储备为手段，缓解了连年歉收对社会和经济的冲击。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40年5月31日，也就是他去世的那一天下达了最后的几道命令，其中一道命令的内容是，管理总局应当立即购买谷物，在冬季到来之前，补充柏林谷仓、韦瑟尔谷仓、斯德丁谷仓、明登谷仓的库存。 42

不可否认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经济成就具有局限性，他在经济领域的视野也存在不少盲点。他受到在那个历史时期获得广泛接受的重商主义的影响，也倾向于对经济进行监管和控制。他的经济政策与大选侯更加注重贸易的经济政策大相径庭。大选侯在非洲的西海岸建立了一块名叫大弗里德里希堡的殖民地，希望能够把这块殖民地当作钥匙，打开殖民商业扩张的大门。弗里德里希一世出于感情上的考虑，保留了这块经营不善的殖民地，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则宣称，他“一直都认为所谓发展贸易是一派胡言，完全是异想天开”，在1721年时把殖民地出售给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 43 在国内，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商贸往来和基础设施建设也缺乏重视。他从来都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应当如何把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所有土地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他成为国王后，尽管连接奥得河、易北河的运河的修建工作的确加快了速度，中央政府的确实行了一套更为统一的谷物称量制度，国内的通行税也的确（克服了地方上的反对）有所下降，但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土地上仍然障碍众多，导致货物的流通困难重重。即便是在勃兰登堡境内，货物在跨省流通时也仍然必须缴纳通行税。无论是在东部，还是在西部，中央政府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设法把那些不与勃兰登堡接壤的国土整合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而是仍然在经济上把它们视为独立的诸侯国。到了17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去世的时候，勃兰登堡-普鲁士仍然与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有着很大的距离。 44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成为国王后，越发自信的王权与传统上权力所有者之间的对决进入了行政落实阶段。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与之前的所有国王不同，拒绝在继承王位时按照传统，向各省的贵族签发“权利让渡书”。王权并没有在各省的议会与既得利益者上演权力争夺的大戏（不管怎么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位期间，绝大多数地区的等级会议已经很少召开）。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政府步步蚕食，出台了一系列渐进式的措施，逐步削弱了贵族阶层的传统特权。前文已经提到，中央政府褫夺了贵族地主历史悠久的免税特权；之前对地方利益负责的机构渐渐地变成了服从中央政府权威的部门；政府限制了贵族出游和游学的自由，从而渐渐地把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地方精英阶层从神圣罗马帝国的跨国关系网络中剥离了出来。

上述转变绝不仅仅是中央集权的副产物；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一直都把削弱贵族地位的必要性摆在明面上，显然认为自己是祖父大选侯开启的历史性工程的继承者。“单就贵族阶层而论，”他在谈论东普鲁士问题的时候指出，“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以获得对普鲁士公国的绝对主权为手段，剥夺了他们原先拥有的大量特权，而我则以1715年时开征的一般胡符税为手段，迫使他们彻底地接受了从属地位[Gehorsahm]。” 45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时候，他着意任用平民出身的官员（这些官员大都因功受赏，获得了贵族身份），从而杜绝了政府官员因为牵扯贵族的团体利益而裹足不前的情况。 46 然而，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总是能在贵族中找到那些以特鲁克泽斯·冯·瓦尔德堡为代表的人选——他们个个才能出众，愿意协助国王落实政策方针，哪怕是贵族的团体利益会因此遭到损害，也在所不惜。我们并不是总能讲清楚，这些贵族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合作到底是出于何种动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只是被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行政理念所折服，甘愿为他效力；他们中的另一些人也许是对地方上贵族团体内部的风气心存不满，挟怨报复；还有一些人也许仅仅是想要获得中央政府支付的工资。各省的贵族阶层绝非铁板一块，派系斗争和家族竞争屡见不鲜，常常会造成个别贵族因为地方上的利益冲突而无视贵族阶层整体利益的情况。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认识到了这一点，从来都不会对贵族阶层的成员一概而论。“在与各省的所有贵族打交道的时候，你都必须和蔼可亲，”他在“1722年的教导”中告诫继承人，“要近忠臣，远小人，对忠义之士有功必赏。” 47

军队

想必阁下已经得知[……]新国王把军队的规模扩充到5万人的决心[……]审阅战争状态[即军费预算]报告书时，他在页边的空白处写道：就算我把武装部队的规模扩充到5万人，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因为军队是我唯一的乐趣。 48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继承王位时，普鲁士军队的规模为4万人。到了1740年他去世的时候，普军的规模已经超过了8万人，此等军力在时人看来与其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相当不成比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为由此产生的巨额军费辩护的理由是，只有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军费完全由本国自行解决的武装力量，他才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获得完全的自主权，不用像父亲、祖父那样束手束脚。

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对军队的态度又不禁让人觉得，对他来说，军队并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从他在位期间，一直都不愿轻易地用军队来为对外政策目标提供支持的做法就可以看出，这种直观的感受的确是能站得住脚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被军队井井有条的秩序深深吸引。自1720年代中期起，他经常身着普军的中尉或上尉制服。对他来说，身着军装的士兵在阅兵场上列队而行，以整齐划一的步伐演变出各式各样的队形，是最为赏心悦目的景象（实际上，他铲平了好几座王家园林，把它们改建成阅兵场，只要条件允许，就肯定会在能观赏士兵操练的办公地工作）。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铺张浪费的行为寥寥可数，其中之一便是他在波茨坦建立的一个由身材极其高大的士兵组成（他亲切地把这些士兵称为“lange Kerls”，即“大个子”）的近卫团。他浪费了巨量的金钱，在欧洲各地招募身材异常高大的士兵——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为身材高大而存在一定的身体缺陷，就身体状况而论，无法真正地履行士兵的职责。他请来画家为近卫团的士兵绘制单人的油画全身像，把他们的英姿永远地保留了下来。这些肖像画采用原始的现实主义风格，画中的士兵身材魁梧，手掌大如餐盘，脚蹬像犁铧一样大的黑皮鞋，就好像站在用黑色大理石雕刻的底座上一样。军队当然是用来实现政策的工具，但对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来说，它同样也是在人性、在制度上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军队是一个秩序井然、等级分明、充满阳刚之气的机构，个人的利益、身份完全服从于集体的利益、身份，国王的权威不会受到任何挑战，等级的差异意味着职能的不同，既不代表某个团体的利益，又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装饰——总而言之，军队是最为接近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心中理想社会的存在。

早在继承王位之前，弗里德里希·威廉就已经对军事改革饶有兴趣。1707年时，年仅19岁，仍然身为王储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便向战争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展示出了他对军事改革的兴趣。他在指导方针中提出，所有的步兵用枪都应当统一口径，从而保证所有类型的枪支都可以使用统一配发的弹丸；所有的作战单位都应当使用设计完全相同的刺刀；团一级作战单位的所有士兵都应当使用相同的匕首，而匕首的样式则应当由各团的指挥官确定；就连弹药袋也必须使用统一的设计，配备相同的背带。 49 在刚刚成为军事指挥官的那段时间，弗里德里希·威廉推行的一个重要军事创新是，在他自己指挥的那个团施行更为严格的全新操练制度，目的是增强部队的机动性，让原本规模巨大、难于调动的步兵阵列在地形复杂的情况下也能调动自如，以及确保部队能够连续不断地输出火力，实现最佳的作战效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弗里德里希·威廉目睹了普鲁士军队在1709年的马尔普拉凯战役中的表现，之后便开始渐渐地向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全部武装力量全面推行这种新的操练制度。 50

在刚刚继承王位的那几年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认为军事领域的头等大事是以最快的速度扩充军队的规模。最开始时，强制服役成了扩充军队规模的主要手段。征兵的任务不再由文官政府承担，而是交给了各地团一级作战单位的指挥官。征兵官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成了让平民又怕又恨的角色。他们四处游荡，寻找身材高大的农民、体格壮硕的工匠，在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尤其遭人痛恨。强制服役经常引发流血事件。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壮丁甚至会死在征兵官的手下。各地的抗议像潮水一样，汹涌不绝。 51 实际上，在强制服役的政策刚刚开始执行的那个阶段，由于征兵手段太过极端，恐慌的气氛很快就蔓延了开来。“[陛下]采取的[征兵]措施太过草率，就好像遇到了极大的危险一样，”英国使节威廉·布雷顿在1713年3月18日，也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继承王位才三个星期的时候写道，“农民经常被迫入伍，工匠和商人的子弟动不动就被迫离开工作场所。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会完全失去这里的市场，许多臣民也都会逃到国外，以求自保……” 52

面对强制服役所造成的乱局，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得不改变策略，在国内采取新的征兵手段。 53 为了取代这种征兵方法，他创立了一套复杂的征兵机制，后来被称作“征兵区制度”。1714年5月，他下达命令，宣布所有的适龄男性都有在国王的军队中服役的义务，所有逃往国外，想要逃避义务的人，都会被当作逃兵，受到惩罚。接下来，他又继续下达命令，给每个团级作战单位都分配了一个特定的区域（即征兵区），规定区域内的所有未婚男青年都必须登记入伍（enrolliert），在花名册上留下姓名。从此往后，只要自愿参军入伍的人数不足，各个团级作战单位就可以以花名册为依据，要求当地的男青年入伍，补齐人数。最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又建立了一套休假制度，允许士兵在完成基础军事训练后返回家乡，继续过平民生活。这样一来，当局就可以把休假的士兵当作预备役人员，要求他们在达到退伍年龄之前每年接受为期两三个月的巩固训练，而其他时间（除非发生了战争）则可以让他们从事和平时期的生产生活。为了进一步缓解征兵制度对经济的冲击，政府规定从事特定种类工作的人员可以免服兵役，比如拥有农庄，独立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又比如从事被认为对国家有价值的各类行业的匠人、工人，再比如政府雇员及各类其他人员。 54

上述军事领域的创新共同产生作用，催生出了一套全新的军事体系，一方面让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王权拥有了一支规模庞大、训练有素、由本国士兵组成的军队，另一方面又没有对平民经济造成太过严重的干扰。这意味着，在那个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军队仍然严重依赖外国士兵和雇佣兵的年代，勃兰登堡-普鲁士拥有了一支本国士兵占比高达三分之二的军队。尽管就领土面积而论，勃兰登堡-普鲁士仅在欧洲排第十，就人口数量而论，勃兰登堡-普鲁士更是仅排第十三，但这一套军事体系却让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政府组建起了全欧洲规模第四大的军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如果没有父亲留下的军事机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强权政治就只能是痴人说梦。

征兵区制度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对外打击能力，还对国内的社会和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重组之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军队成了迫使贵族阶层从属于中央政府的重要工具，作用超过了所有其他的组织。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的早期，他不仅禁止各省的贵族在外交系统供职，甚至还规定，贵族必须事先得到许可，才可以离开自己的领地。此外，他还命人编了一部花名册，把所有年龄在12岁到18岁之间的贵族子弟全都记录下来。政府以花名册为依据，在贵族子弟中物色人选，让他们进入不久前刚刚在柏林成立的候补军官学校接受训练（校址是贡德林曾经担任教授的那个贵族学院）。尽管贵族阶层怨声载道，一些贵族家庭甚至开始设法逃避征召，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却一直都没有改变这种把精英阶层成员征召入伍的政策。政府使用强力手段，迫使不愿让子弟参军的贵族家庭就范，用守卫把青年贵族押送到柏林的情况并不罕见。1738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开始进行年度普查，把所有尚未参军的贵族青年都登记在案；次年，他命令征兵区的特派员考察辖区内的贵族子弟，要求他们物色“长相好、身体健康、四肢健全”的人选，每年按照恰当的人数要求，把他们送往柏林，加入军官训练队。 55 到了1720年代中期的时候，在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土地上，几乎所有的贵族家庭都至少有一个子弟担任军官。 56

我们不应当把这种征召贵族子弟入伍的政策视为政府单方面强加给贵族阶层的负担——此政策之所以取得了成功，是因为它能够给贵族阶层带来实惠：贵族子弟有望获得政府支付的工资，可以享受到许多贵族家庭原本提供不了的较高生活水平；加入军队的贵族可以与国王建立密切的联系，更加接近王权；贵族可以获得与军人的光荣身份相对应的，能够体现贵族阶层历史内涵的地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征兵区制度的建立标志着王权与贵族阶层的关系来到了一个重要的节点。政府可以更加有效地掌控贵族地主庄园所蕴含的人员潜力，而贵族则开始渐渐地转变成一个为国家服务的阶层。所以说，马格德堡公国境内阿岑多夫的牧师，曾经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军队中担任随军教士的萨穆埃尔·贝内迪克特·卡施泰特对局势的判断很有道理——征兵区制度是“足以盖棺论定的证据，证明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获得了最为全面而彻底的统治权”。 57

一种极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征兵区制度创建了一套社会军事系统，把征兵制军队的等级结构与贵族地主庄园的等级结构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件无所不能的统治工具。按照这种观点，团一级的作战单位成了武装化的庄园，贵族地主变成了指挥官，而从属于贵族的农民则变成了士兵。最终的结果是，军队的价值观渗透了农村传统的社会支配及纪律结构，导致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社会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军事化转变。 58

然而，与上述观点相比，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贵族地主同时也是地方驻军指挥官的情况少之又少，是例外而非惯例。由于要求年轻人入伍接受基本军事训练的做法会导致劳动力的流失，引发农民的不满，所以农民家庭并不喜欢兵役制度。 59 普里格尼茨（位于柏林的西北方）的地方记录指出，农民为了逃避兵役而穿越边境，逃往与勃兰登堡接壤的梅克伦堡，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为了逃兵役，农民不惜采取极端手段，甚至会承认自己在村里有私生子，表示愿意与孩子的母亲成婚。有些时候，贵族地主也会出手相助。此外，无论是现役士兵，还是后备役士兵，都会忍不住利用士兵不受地方上司法管辖的特殊地位，与所在村庄的掌权者作对，非但不会加强庄园社区服从权威的社会氛围，反倒还经常会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素。 60

地方社区与军队的关系一直都十分紧张。地方上对团级指挥官专横跋扈的做派甚为不满：前来“搜集”新兵的指挥官有些时候会无视免服兵役的权利；尽管有规定禁止在收获的季节征召后备役人员，但指挥官还是会在秋收时要求后备役人员返回军队；地方上的指挥官会借着农民申请结婚许可的机会索要贿赂（在某些地区，这种索贿行为太过严重，以至于明显地拉高了私生子在新生儿中所占的比例）。 61 此外，由于农民是庄园的劳动力来源，贵族庄园主当然不愿意没有正当理由的外人随意干涉农民事务，所以庄园主同样也牢骚不断。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团级作战单位与农村社区之间还是发展出了某种共生关系。虽然在符合要求的男性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应征入伍（大约七分之一），但在农村地区，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在当地驻军的花名册上登记了姓名；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可以认为征兵区制度是以全民兵役的理论（但并没有具体实施）为基础的。虽然征兵区制度也存在免服兵役的规定，但这是在登记入伍之后才适用的。所有的后备役人员前往教堂做礼拜时都必须身着全套军服，每时每刻都在提醒着普通民众，军队就在他们的身边；军人自愿集结，在城镇、村庄的广场上操练的情况并不少见。兵役免除制度的存在导致军队在征召士兵的时候通常会优先考虑家境较差的人选，所以在农村地区，应征入伍的人员大都是没有土地的劳动者的子弟，而不是那些家境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的子弟，而这又有可能反过来加强了士兵对军人身份的自豪感。这样一来，现役士兵和后备役士兵就渐渐地成了一个在村庄中特征十分明显的社会群体，其背后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军服和某种（做作的）军人做派成了他们展示自身重要性和个人价值的重要工具，也在于应征入伍的士兵通常都是各个年龄段中身材最高大的人。虽然有些时候，身高低于169厘米的男青年也会应征入伍，成为负责运输和后勤的士兵，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矮小的身材都可以成为免费的车票，让人登上免除兵役的直通车。 62

征兵区制度有没有让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团级作战单位拥有更高的士气，变得更具凝聚力呢？弗里德里希大王对普鲁士军队的了解无人能出其右，他还见证了征兵区制度在三场令普鲁士国力耗竭的战争中的表现——在他看来，征兵区制度的确起到了那样的作用。在完成于1775年夏的《我那个时代的历史》（History of My Own Times）中，他写道，利用征兵区制度在普鲁士国内征召士兵的做法确保每个连的士兵都“来自同一个地区。实际上，在同一个连中，许多士兵都互相认识，甚至有着血缘关系[……]征兵区制度可以鼓励竞争，让士兵变得更加勇敢——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丢下亲朋好友”。 63

父子之争

如果研究一下三十年战争结束后霍亨索伦王朝的内部历史，我们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这段历史相互矛盾的两大特征之上。第一大特征是，霍亨索伦王朝一代又一代君主的政治意愿都出奇地一致。从1640年起，到1797年为止，每一位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都无一例外，扩大了领土的面积。大选侯、弗里德里希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政治遗嘱可以证明，这四位君主都认为自己肩负着一项循序渐进的历史任务，每一个人都会把前代君主未竟的事业视为己任。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勃兰登堡对外扩张的模式中和霍亨索伦王朝的记忆里看到历代君主持久不变的政治意图，只要时机成熟，它就会立即重新提出过去的领土诉求。

然而，一代又一代统治者看似没有任何间隙的延续性只是一个表象，其下方隐藏着父与子之间接连发生的矛盾冲突。1630年代，到了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的统治即将结束的时候，储君弗里德里希·威廉（也就是未来的大选侯）因为担心父亲想要迫使自己与奥地利的公主成婚，拒绝离开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返回勃兰登堡，霍亨索伦王朝历史上一系列的父子之争就此拉开了帷幕。实际上，弗里德里希·威廉甚至相信，朝中权力最盛的大臣施瓦岑贝格正在制定密谋，想要把他置于死地。1638年，虽然他终于返回柯尼斯堡，重新加入了父亲的朝廷，但父子关系仍然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格奥尔格·威廉从来都没有设法让弗里德里希·威廉参与国家政务，而是一直都完全把他当作外人。大选侯在留给继任者的政治遗嘱中写道，如果父亲没有把他完全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那么他“刚刚继承选帝侯之位时的统治就不会那样举步维艰”。 64

大选侯没有吸取足够的经验教训，在自己的统治即将结束的时候重蹈覆辙，与继承人爆发了矛盾。他一直都不十分看好储君弗里德里希——他最欣赏的继承者人选是弗里德里希的兄长，在1674—1675年的对法作战期间因痢疾而去世的卡尔·埃曼努埃尔。卡尔·埃曼努埃尔才华横溢、极具魅力，天生便十分适应军旅生活，而弗里德里希则高度紧张、过分敏感，还因为童年时受过的伤而有一点残疾。“我儿子一无是处”，1681年，24岁的弗里德里希已经娶妻成家的时候，大选侯在一位外国特使的面前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65 此外，由于弗里德里希与大选侯的第二任妻子荷尔斯泰因的多罗特娅关系冷淡，缺乏互信，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弗里德里希是他的生母即大选侯的第一任妻子最喜欢的孩子，但她去世后，大选侯的第二任妻子又为大选侯生下了七个子女。继母自然更加关心亲生的子女，冷落上一任妻子的骨肉。大选侯之所以会瞒着弗里德里希立下遗嘱，决定在自己死后以分割国土的方式为年龄较小的那几个儿子提供稳定的收入，正是因为他受到了多罗特娅施加的压力。只不过，弗里德里希在继承选帝侯的地位之后，并没有执行遗嘱的指示。

因此，大选侯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家庭关系越来越紧张，令他深受困扰的十年。1687年，弗里德里希的胞弟因为患上猩红热而突然去世后，他与父亲和继母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弟弟的死亡令本就疑心重重的弗里德里希陷入了彻底的恐慌：他认为这是一场阴谋，弟弟是中毒而死的，目的是为父亲第二次婚姻的长子继承选帝侯之位扫清障碍，而他自己将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在这一段时间，他恰好又经常肚子疼，原因多半是他为了预防中毒，服用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药粉、药水。一时间，朝堂上流言纷飞，弗里德里希更是逃回了妻子的娘家汉诺威，拒不返回柏林，宣称“既然弟弟显然是中毒身亡，那么继续留在柏林就是很不安全的”。大选侯火冒三丈，宣布将会剥夺弗里德里希的储君身份。直到帝国皇帝利奥波德和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同时出面调停，父子二人才终于言归于好，此时距离大选侯与世长辞已经只有区区几个月的时间。 66 毋庸置疑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要让储君接触国家事务，为继位做准备，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也就是之后加冕为普鲁士国王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决心避免重蹈覆辙。他竭尽全力，确保继承人一方面能获得最为全面的训练，可以掌握为君之道，另一方面又能拥有近乎独立的施展空间，可以锻炼统治国家的能力。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全面接触了所有主要的政府部门。他是一个难缠且不易管教的学童，经常让老师手足无措（据传，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导师让·菲利普·勒伯遭了不少的罪，宣称比起做他的老师，还是在船上当个划桨的奴隶要舒服一点），但他同时小心谨慎，从来都不会对父亲做出任何失礼的举动。1709—1710年的危机令王储与国王愚笨无能、管理失当的宠臣站到了对立面上，这成了父子关系紧张的导火索。弗里德里希将自己不与人争斗的理念贯彻到底，主动做出让步，把权力让给儿子，避免了父子关系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我们可以认为，弗里德里希在位的最后几年是父亲与儿子共同统治的几年。尽管弗里德里希摆出了寻求和解的姿态，但弗里德里希·威廉在继承王位之后，仍然决心彻底消除父亲创立的热情洋溢的巴洛克式政治文化。从重建东普鲁士，到打击腐败，再到扩建谷仓体系，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位时期的许多大规模的施政计划都可以理解为他对自己眼中父亲施政的不足之处所做出的回应。

比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与他当时只有十几岁，在未来成为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儿子之间的冷战，之前所有的父子矛盾都相形见绌了。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心理上，霍亨索伦王朝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如此激烈的父子之争。在一定程度上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强烈的独裁者气质是引发矛盾的根本原因。他本人一直都严格遵守父子间的礼仪，即便到了在外部环境的驱使下，不得不与父亲对立的时候，他也仍然对父亲十分恭敬，所以他完全不能理解自己继承人的任何忤逆行为。此外，无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感情上，他都无法把自己与自己在位时的施政成就分离开来，所以任何对他本人不敬的行为，在他看来都会成为对他的历史成就，甚至是对国家本身的重大威胁。他似乎认为，如果后继者在“信仰、思想、喜好”上与自己有任何不同，或者“简而言之，如果后继者不是与他完全一样，就好似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那么他为之努力的一切就肯定都会付诸东流。 67 弗里德里希年幼的时候就明显地表现出，他并不能满足上述严苛的要求。他经常摔下马，会被射击的声音惊吓到，显然不是块儿当兵的料。他举止懒散，蓬头散发，有睡懒觉的习惯，喜欢一个人独处，经常躲在母亲和姐姐妹妹的房间里读小说。在还只是个小孩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威廉就说话直来直去，甚至会诚实到不顾他人颜面的程度；而弗里德里希则说话拐弯抹角、话中带刺，就好像早已经发觉父亲对他抱有敌意，所以必须把真性情隐藏起来。“我真想知道这个小脑瓜里面到底都在想些什么，”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24年，也就是弗里德里希12岁的时候说，“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思考方式和我完全不一样。” 68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是，向弗里德里希施加压力，迫使他完成包括检阅士兵、巡视领地、出席枢密院会议在内，各式各样繁忙的日常琐事，不让他有哪怕一分钟的空闲时间。弗里德里希14岁时，神圣罗马帝国的使节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冯·泽肯多夫伯爵在一封信中写道，“王储虽然年纪还小，但看起来却老态尽显、身体僵硬，就好像他已然经历过了许多战斗一样”。 69 然而，就连泽肯多夫也可能看出来，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这些措施并不能起到预想中的作用。这只会适得其反，让弗里德里希的抵抗变得更加坚决顽强。他变得油腔滑调，善于用彬彬有礼的方式来抵抗父亲的意志。1725年夏，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检阅驻扎在马格德堡公国境内的各个团级作战单位时质问弗里德里希为什么老是迟到。弗里德里希虽然睡了懒觉，却信口答道，他穿完衣服后还要祈祷，所以多花了一点时间。国王追问，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不一边让仆人给他穿衣服，一边晨祷。弗里德里希则答道：“陛下肯定也承认，只有独自一人的时候才能好好祈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拿出一段时间专门用来祈祷。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听命于上帝，而不是遵从其他人的意见。” 70

到了16岁的时候（1728年），弗里德里希已经过上了两面生活。在表面上，他遵从父亲强加的严格时间表，会按时完成所有的任务，除非身边只有亲信，否则就一直表情冷如冰霜，从不透露内心的想法。在暗地里，他迷上了吹笛、作诗，还欠下了不少债。在胡格诺派的导师迪昂的帮助下，他收集了大量法语著作，这些藏书体现了他喜好世俗、开明、富于哲理之著作的文学品味，与父亲的世界观截然相反。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发现儿子与自己渐行渐远，开始变得越来越暴力，经常在公共场合对王子掌掴拳打，让他当众出丑。据传，有一次，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先是把弗里德里希暴打了一顿，然后吼道，如果打人的是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一世，而挨打的人是他自己，那么他就肯定会饮弹自尽。 71

1720年代末，父子间越来越严重的相互厌恶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1725—1727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与妻子汉诺威的索菲·多罗特娅一直都在与英格兰进行外交协商，讨论两国缔结双重婚约，让弗里德里希迎娶英格兰公主阿马利娅，让弗里德里希的姐姐威廉明妮嫁给威尔士亲王的可能性。帝国皇帝的朝廷担心普鲁士与英格兰的盟友关系会形成一个有损于哈布斯堡王朝利益的西方集团，开始施加压力，要求柏林方面放弃双重婚约。柏林的朝廷出现了一个亲帝国派，为首的两个人分别是帝国使节泽肯多夫，和深受国王信任，却很有可能收受了维也纳方面巨额贿赂的大臣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格伦布科将军。

王后索菲·多罗特娅坚决反对亲帝国派的阴谋诡计，认为双重婚姻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以确保儿子、女儿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有利于自己的娘家，也就是汉诺威和大不列颠的威尔夫家族的利益。多罗特娅对双重婚约的执念几乎达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这无疑反映出，由于在普鲁士王国的朝廷中，女性参与政治的空间受到了大幅挤压，她多年来积累了难以发泄的挫败感。

英格兰、奥地利、普鲁士、汉诺威的外交策略盘根错节，钩心斗角的气氛越来越强烈，令柏林的朝廷两极分化，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个派别。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担心维也纳方面与自己决裂，不再支持王储弗里德里希与英格兰公主的婚约，与格伦布科、泽肯多夫站到了一起，开始反对妻子，而王储则越来越认同母亲的外交策略，成了婚约积极的支持者。可想而知，最终占据上风的是国王的意愿，柏林方面放弃了与英格兰王室缔结双重婚约的想法。双重婚约危机与1630年代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在位最后几年间的父子之争颇为相似——当时的储君（未来的大选侯）因为担心父亲和首席大臣（施瓦岑贝格伯爵）会强迫自己与奥地利的公主结婚而拒绝返回柏林。

“英格兰婚约”之争成了促使弗里德里希在1730年8月时逃离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导火索——这场未遂的王储出逃事件成了霍亨索伦王朝历史上最具戏剧性、最令人难忘的事件之一。王储之所以会逃跑，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愤怒，也不是由于与阿马利娅公主的婚约告吹令他的个人情感受到了伤害——他根本就没见过这位英格兰的公主。实际上，1729—1730年，围绕着婚约展开的斗争与密谋仅仅是一个诱因，起到的作用不过是引爆了多年来弗里德里希因为父亲的苛待而积累的挫折感和怨恨而已。弗里德里希从1730年的春季开始制订逃跑计划，在初夏的时候敲定了方案。他的首要合作者是一个名叫汉斯·赫尔曼·冯·卡特的王室宪兵团军官。卡特当时26岁，是一个有头脑、有修养的人，因为热爱绘画、音乐而成了弗里德里希最要好的朋友——一部当时的回忆录宣称，二人“亲密无间”，“就好像一对小情侣”。 72 卡特帮助弗里德里希完成了逃跑计划的大部分具体准备工作。二人制订的逃跑计划在开始时就已经注定失败。他们做准备时完全没有保密意识，很快就引起了怀疑。国王除了向王储的导师、仆人下达命令，要求他们时刻保持警惕，还派人不分日夜地监视王储的一举一动。卡特原计划借着出差征募新兵的机会离开宪兵团，与王储一起逃走，却在临出发时得知上级取消了自己的出差许可，原因有可能是国王已经发现他参与了逃跑计划。当时正与父亲一起在德意志南部旅行的弗里德里希在最后的时刻决定，即便没有卡特的陪伴，也要继续执行逃跑计划——这个决定显得太过鲁莽，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弗里德里希的处境的确已经令他忍无可忍。8月4日至5日深夜，他悄悄地离开了位于施泰因斯富特村附近的营地。一个仆人看到了他离开的身影，马上就发出警报，营地的守卫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抓了回来。次日一早，他父亲得知了他逃跑未遂的消息。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命人用马车把弗里德里希押送至屈斯特林要塞，也就是大选侯在三十年战争形势最为严峻的那几年前去避难，度过了童年时光的那座堡垒。抵达要塞后，弗里德里希不仅被关进了地牢，还被迫穿上了棕色的囚服；负责守卫任务的士兵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不得回答弗里德里希提出的任何问题；弗里德里希可以借着一盏昏暗的油灯阅读《圣经》，但必须在每天晚上7点的时候准时熄灯。 73 调查启动后，弗里德里希受到了详细的审问。总审计长克里斯蒂安·奥托·米利乌斯被任命为主审官，按照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给出的列表，向弗里德里希提出了不下180个问题，比如：

179：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180：无视荣誉、密谋叛逃之人该当何罪？

183：他觉得自己还有资格继承王位吗？

184：他想求国王饶他一命吗？

185：既然向国王求饶等同于失去了荣誉，而失去荣誉之人是没有资格继承[王位]的，那么他愿意以放弃继承权为代价来拯救自己的生命，用毫无歧义的方式向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宣布，自己已经不再是王位继承人吗？ 74

无论是问题大声斥责、苦涩、偏执的语气，还是暗示弗里德里希有可能被处以极刑的语句，都可以明确地反映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当时的心境。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在他看来，弗里德里希的这种直接违抗父亲的做法罪大恶极。我们没有理由质疑，在好几个时间点上，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认为，处死王储是唯一可行的方案。面对审讯官，弗里德里希给出的答案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他对第184号问题的回答十分简单——他完全服从国王的意志，听任发落。他对第185号问题的回答则是：“他并不十分怕死，但也相信，国王陛下肯定不会给出太过严苛的惩罚。” 75 此时的弗里德里希仍然前途未卜，肯定胆战心惊，但他却仍然对答如流，表现出了极强的自制力，让人啧啧称奇。

在弗里德里希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的那段时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把满腔的怒火全都倾泻到了弗里德里希的朋友和同谋者的身上。弗里德里希在军中最要好的朋友，两个分别名叫施佩恩和英厄斯莱本的尉官被关进了大牢。多丽丝·里特尔出身波茨坦的市民家庭，她当时16岁，因为与弗里德里希像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那样眉来眼去而受到牵连，结果先是在波茨坦被行刑者押送，一边游街，一边接受鞭刑，之后又被关进了施潘道的济贫院，直到1733年才重获自由。汉斯·赫尔曼·冯·卡特是国王迁怒的主要对象，遭遇要比其他人糟糕得多。他的命运成为传奇，在勃兰登堡的历史想象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为审判出逃密谋的参与者而成立的特别军事法庭难以就卡特的量刑问题达成一致，最终在表决时以一票的微弱优势，做出了终身监禁的判决。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推翻了这一判决，要求法庭改判死刑。1730年11月1日，他颁布一道命令，列出了要求改判的理由。在他看来，卡特不仅计划做逃兵，要擅自离开王室的精锐近卫部队，还协助了王储的叛国行为，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欺君之罪。因此，他应被处以最严酷的死刑，亦即首先用烧红的铁钳将其肢解，然后悬尸示众。然而，考虑到卡特的家人，国王愿意格外开恩，把处刑方式改为斩首。按照国王的旨意，处刑的日期定在了11月6日，而处刑的地点则是屈斯特林要塞的地牢之外，王储能够在狱中看到的地方。

卡特似乎认为国王会在最后关头饶自己一命。他给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承认自己犯下了大错，承诺用余生忠心耿耿地为国效力，乞求国王的宽大处理，却一直都没有收到回信。11月3日，一位名叫冯·沙克的少校军官率领一队卫兵来到关押卡特的监狱，押着他踏上了前往屈斯特林的旅途。一行人每30千米换一次马，按照冯·沙克的回忆，卡特在途中表示想要给“因为他的行为而痛苦不堪的”他父亲写信（他父亲同样也在军中为国王效力）。获得许可后，卡特单独待在一间屋子里，开始写信。然而，过了一阵子，沙克在进屋检查情况的时候发现，卡特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哀叹“他实在是太伤心了，完全无法提笔”。沙克少校好言相慰，卡特终于平静了下来，开始动笔，在信的开头处写道：

父亲，一想到这封信会让您感受到作为父亲最难以忍受的悲痛，一想到您让我在这世间福乐安康的愿望已经化为泡影，一想到您的晚年必将无依无靠[……]一想到我年纪轻轻，就要告别人世，没能传宗接代，我就泪流满面…… 76

卡特在屈斯特林要塞度过了处刑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在传教士和军中友人的陪伴下时而唱赞美诗，时而祈祷，直到夜里三点前后，他才终于不再显得那么欢快，变得愁容满面。一位目击者回忆道，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血肉之躯正在挣扎”。然而，小睡了两个小时后，他再一次变得精神焕发、神色坚定。11月6日早上7点，他在一队守卫的押送下离开囚室，前往堆起了一座小沙丘，已经为行刑做好了准备的刑场。贝塞尔是屈斯特林要塞的随军教士，负责在前往刑场的路上为卡特提供精神支持，他后来回忆道，发现王储正站在地牢的窗前，观看行刑的过程后，卡特与他进行了最后的道别：

卡特左顾右盼，找了好久，终于看到他亲爱的[朋友]王储殿下正站在城堡地牢的窗前。他用法语说了几句礼貌而又友好的话，与王储做最后的道别，场面好不悲凉。[听过大声朗读的判决书，脱下外套，摘下假发，松开领带后，]他跪在沙丘上，大喊道：“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吧！”他刚刚用这样一句话把灵魂托付给上帝，刽子手科布伦茨就手起刀落，斩下了他获得了救赎的头颅[……]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只有尸身还有最后一丝生命，微微地颤抖了几下。 77

在处死卡特的同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还找到了一种最为有效，能让王储痛苦不堪的惩罚方式。得知卡特的命运后，弗里德里希苦苦哀求，表示只要父亲愿意饶卡特一命，那么他就愿意放弃王位继承权，哪怕是代卡特受刑也在所不惜，结果反倒被判站在地牢的窗前观看行刑的全过程。地牢的守卫按照命令，把他的脸按在铁窗上，不让他漏过行刑的任何一个细节。卡特身首异处的尸体被丢在了刑场上，直到下午两点才有人来给他收尸。 78

卡特死后，弗里德里希的命运发生了大反转。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怒火渐渐地平息了下来，开始思考如何让儿子回归正常的生活。之后的数月至数年，他逐步放松了对弗里德里希的限制，允许他离开屈斯特林要塞，前往屈斯特林镇居住，甚至还让他出席管理总局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屈斯特林城战争及直属领地官房的会议。对弗里德里希来说，这一段经历开启了他表面上与父亲专横的管教方式和解的过程。他行事低调，摆出了一副真心悔罪的姿态。他毫无怨言，忍受着要塞城镇屈斯特林单调乏味的生活。他恪尽职守，完成了所有分配给他的行政管理任务，在此过程中积累了有用的知识。最为重要的是，他放弃抵抗，接受父亲的安排，表示愿意与不伦瑞克-贝沃恩的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公主成婚。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的外甥女，她成为储妃的结果证明，普鲁士朝中支持帝国利益的一派大获全胜，战胜了支持与英格兰缔结婚约的派系。

这段经历是否给弗里德里希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彻底地改变了他的性格呢？卡特在屈斯特林受刑时，他晕倒在守卫的怀里，没有看到挚友身首分离的样子。卡特死后的好几天，他一直都心惊胆战，精神备受折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最开始时仍然认为，自己很快也会被处以极刑。1730年的这场磨难有没有人为地塑造出一个新的人格，让弗里德里希变得尖酸刻薄、待人冷漠，扭曲的内心就好像被困在鹦鹉螺形状的外壳里呢？抑或这场磨难只是加深了弗里德里希少年时就已经展现出来的善于隐藏、掩饰自我的倾向？说到底，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似乎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场危机对弗里德里希对外政策理念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奥地利人不仅出谋划策，密切参与了导致英格兰婚约破产的计划，在弗里德里希出逃未遂，引发危机之后，还参与了危机的处理过程。第一份旨在惩戒犯错的王子，让他回归正途的“政策”草案的递交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使节泽肯多夫——单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位的那段时间，帝国和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宫廷政治到底有多么盘根错节。弗里德里希迎娶的那个妻子实际上根本就是奥地利强加的人选。“如果我不得不与她成婚，”1732年时，他警告大臣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格伦布科，“那么她就会遭到慢待[elle sera repudiée]。” 79 弗里德里希的确这样做了，在1740年继承王位之后，把不伦瑞克-贝沃恩的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放逐到了远离公共生活的昏暗边缘地带。

综上所述，对弗里德里希来说，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生活方面，奥地利的帝国朝廷对勃兰登堡-普鲁士宫廷的领导与监控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1730年的危机及其余波进一步加强了弗里德里希王储对奥地利的不信任感，让他在文化和政治上更加接近维也纳当局的西欧宿敌法国。实际上，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弗里德里希的父子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更为充分的和解，正是因为1730年代期间，奥地利的对外政策令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挫折感变得越来越强烈（我们会在后文中讨论这一问题），为这对父子打开了和解之门。 80

国家的局限性

普鲁士史家奥托·欣茨在他成为经典史学著作的霍亨索伦王朝编年史中指出，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统治标志着“专制主义的完美状态”。 81 他想要表达的观点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省和地方的层面上颠覆了精英阶层的权力，把霍亨索伦王朝七零八落的领土融合到一起，组建了统一的、听命于柏林中央政府的集权式国家架构。前文已经介绍过，这样的观点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想方设法，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他使用的方法包括推行兵役制度、均摊税负、购买贵族土地、建立向柏林中央政府官员负责的省一级行政机构，来迫使贵族阶层听命于中央。他还增强了中央政府对谷物市场进行干预的能力。

然而，同样十分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脱离实际，夸大上述发展的意义。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位期间，“国家”的规模仍然十分有限。即便是把国王派往各省的官员都计算在内，中央政府的规模也只有区区数百人。 82 政府的基础设施仍然处在萌芽状态。中央与许多地方社区之间的沟通仍然速度极慢，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府公文要想送达目的地，就必须求助于顺路的牧师、教堂司事、客栈老板、学童。1760年时的一项调查指出，在明登境内，虽然邻近地区间的距离只有区区几千米，但包括官方通告在内的各类重要文件却要花上将近十天的时间，才能从一个地区传达至另一个地区。政府公文的第一站大都是酒馆，酒馆的顾客会一边呷着白兰地，一边传阅公文。到了抵达最终目的地的时候，公文全都“沾满油污、污秽不堪，收件人单是摸一下，就会打哆嗦”。 83 直到遥远的未来，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土地上才会出现包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邮政队伍在内的各类地方官员，把中央政府的指令落实到各省的各个地区。

统治者在柏林颁布敕令是一回事，想要让敕令在各地得到落实，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比如说，1717年的“学校敕令”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这道敕令十分著名，原因是经常有学者认为，它标志着霍亨索伦王朝的土地上出现了普及初等教育的教育制度。然而，敕令并没有在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施塔特颁布，原因是中央政府同意这两个地区继续遵循原有的学校制度。实际上，即便是在那些颁布了敕令的地区，敕令的规定也没有得到全面落实。1736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颁布了一道“新版敕令”，抱怨道，“朕[之前的]敕令虽有益处，却没有得到执行”，而一项以相关的地方记录为对象的深入研究则指出，在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土地上，许多地区根本就不知道，国王先后在1717年、1736年颁布了两道“学校敕令”。 84

所以说，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专制主义”根本就无法像一台运转顺畅的机器那样，在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上把君主的意志转化成实际行动。此外，掌握在各地、各省精英阶层手中的地方权力工具也没有凭空消失。举例来说，一项以东普鲁士为对象的研究指出，地方贵族展开了一场“游击战争”，抵抗中央政府对地方权力的步步蚕食。 85 东普鲁士设在柯尼斯堡的省政府（Regierung）仍然掌控在地方贵族的手中，可以继续在辖区内独立行使权力。国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终于开始渐渐地在地区军事长官（Amthauptleute）之类的关键地方官员的任命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任人唯亲、买官卖官这两种往往会巩固地方精英影响力的弊端仍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86 一项对1713—1723年东普鲁士地方官员的任命情况的研究指出，在所有有记录可查，可以还原历史真相的任命中，只有大约五分之一有国王的参与，而剩余的五分之四则全都由省政府直接任命——在之后的十年间，由国王参与的任命比例才终于上升到了接近三分之一。 87

在东普鲁士，地方精英发挥着影响力的非正式架构不那么显眼，却极其普遍——按照一位学者的说法，这就相当于“等级会议的地方治理机构以具有隐蔽性的形式”延续了下来。 88 实际上，有许多证据指出，18世纪中叶的那几十年间，在某些地区，地方精英对关键行政职位的控制力反倒有所上升。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位期间，勃兰登堡的贵族阶层也许基本无法在中央政府内部大展身手，但从长远角度来看，由于他们巩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权，总的来说，他们还是占到了不小的便宜。举例来说，他们保住了选举地区长官（也就是地区特派员）的权力——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官职，其担任者不仅可以与中央政府协商征税安排，还有权在辖区内分摊税负。虽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经常否决地区贵族大会推举的人选，但弗里德里希二世却承认了贵族按照自己的意愿提交候选人名单的权利，自己则只保留了最终的任命权，会在名单中挑出合适的人选。 89 远在柏林的中央政府官员干涉地方官员的选举、操纵现任官员行为的做法变得越来越少见。 90 所以说，中央政府以让渡一部分对地方的控制权为代价，换取了那些深受地区精英信任与支持的地方中间人的配合。

这种以相互协商、分享权力的方式在省级层面上实现权力集中的做法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正是因为它是一种具有隐蔽性的非正式方式。各省的团体权力、团体凝聚性就这样存留了下来，这反过来又能解释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相对平静之后，到了拿破仑时代天下大乱之际，各省的贵族阶层为何地位如此稳固，可以有效地挑战和抵抗中央政府的种种举措。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土地上出现核心官僚体制的过程既没有取代，也没有消除各地、各省原有的权力架构。实际上，中央政府进入了一种与地方权力共存的状态，只有在国家的财政和军事特权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与地方上的权力机构针锋相对，予以惩戒，而在其他时候则基本上不会插手地方事务。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一个看似矛盾的奇怪现象，即那段有时被称作勃兰登堡-普鲁士“专制主义崛起期”的时间，为何同时也是传统贵族巩固权力的时期。 91 无论是在大选侯的统治下，还是在18世纪，专制主义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崛起都不是一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零和博弈，而是一个不同的权力架构以互补的方式逐渐实现权力集中的过程。 BL80xWooRaAlOcfpI1NwfiAYKc1u/yYY7Z0CW15pwz4q5LAn2vqrnUbkmvURkeO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