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非同寻常的德意志之光

恢复

1640年时的苦难和无望就好似一幅背景图，在它的映衬下，勃兰登堡在17世纪下半叶的恢复看来是那么非同寻常。1680年代时，勃兰登堡已经拥有了一支享誉国际的军队，兵力在2万人到3万人之间波动。 1 勃兰登堡建立了一支规模不大的波罗的海舰队，甚至还在非洲的西海岸拥有了一块面积不大不小的殖民地。一道陆桥横穿东波美拉尼亚，把勃兰登堡选侯国与波罗的海的海岸连接了起来。勃兰登堡成了能够与巴伐利亚、萨克森平起平坐的区域强国，不仅是他国眼中抢手的盟友，在意义重大的和平协议中，其作用也举足轻重。

主导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君主是史称“大选侯”的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年在位）。弗里德里希·威廉是第一位有大量肖像画存世的勃兰登堡选帝侯，其中大多数是由他本人亲自出资请人绘制的。这些肖像画就好像一套档案，记录了这个在位48年，也是霍亨索伦王朝在位时间最久的君主随时间变化的容貌。在大选侯刚刚继位的那些年，画中人长着一头飘逸的黑发，昂首挺胸、英姿飒爽；到了大选侯统治的末期，画中人体态臃肿、满脸横肉，头发也变成了层层叠叠的人工卷发。尽管大选侯的容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些栩栩如生的画像仍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画中人那一双充满智慧的黑眼睛目光犀利，直视观画人。 2

弗里德里希·威廉继承父亲的地位成为选帝侯时年仅20岁，就治国理政而论，他完全是个门外汉，既没有接受过训练，也没有任何经验。他大部分的童年时光都在屈斯特林要塞度过，原因是这座要塞地处偏远，周围全都是阴暗的森林，不会遭到敌军袭扰，可以保证他的安全。他在课上学习的除了现代语言，还有诸如绘画、几何、防御工事修建等专业本领，其他时间他则定期狩猎，猎物包括雄鹿、野猪、飞禽等。与父亲、祖父不同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7岁时就开始学习波兰语，以便日后与普鲁士公国的封建宗主波兰国王打交道。由于军事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勃兰登堡边区瘟疫肆虐，他在14岁的时候被送到了相对安全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在那里度过了之后四年的时光。

弗里德里希·威廉既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又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个人回忆录，所以想要准确地判断青少年时期在联省共和国度过的这四年时光到底对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虽然与父母保持着书信联系，但他在信中的用词却一直都郑重其事，整篇都是空洞的恭维话，显得极其疏远。 3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联省共和国接受教育的经历的确增强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对加尔文宗事业的忠诚感。弗里德里希·威廉是勃兰登堡选侯国历史上第一位父母都信奉加尔文宗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这个名字同样也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历史上没有先例，这正是为了象征柏林（威廉是他父亲的中间名）与他的舅舅弗里德里希五世统治的信奉加尔文宗的普法尔茨选侯国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直到弗里德里希·威廉这一代，霍亨索伦王朝才终于彻底完成了他的祖父约翰·西吉斯蒙德在1613年时以皈依加尔文宗的方式开始的重大战略调整。1646年，弗里德里希·威廉迎娶联省共和国执政官奥兰治亲王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19岁的女儿，信奉加尔文宗的路易丝·亨丽埃特，进一步加强了勃兰登堡与加尔文宗势力的联系。

除了与加尔文宗势力的联系，弗里德里希·威廉在联省共和国长时间旅居的经历在其他方面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在莱顿大学学习，接受了法学、历史学、政治学教授的指导。莱顿大学是在当时十分流行的新斯多葛主义国家理论著名的学术中心，向弗里德里希·威廉传授的课程强调了法律的权威、作为秩序守护者的国家的庄严性、君主地位以责任和义务为核心的特征。新斯多葛主义尤其注重的一点是，军队必须服从国家的权威和约束。 4 尽管如此，对弗里德里希·威廉来说，最重要的知识并不是课堂上教授的内容，而是他在联省共和国城镇的街道、港口、市场、阅兵场的所见所闻。17世纪早期是联省共和国国力最为强盛、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在60余年之久的时间内，这个信奉加尔文宗的小国不仅击败了军力强大的天主教国家西班牙，获得了独立地位，还成了欧洲首屈一指的全球贸易和殖民扩张中心。在这一过程中，联省共和国除了建立起坚实的财政体系，还发展出了独特的军事文化，在军事上展现出了明显的现代特征：定期让士兵接受系统性的战场演习，不同兵种间的高度职能分化，以及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队伍。弗里德里希·威廉有充足的机会，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联省共和国的军事实力——1637年，他前往联省共和国军位于布雷达城下的军营，拜访与自己有亲属关系的执政官奥兰治亲王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目睹了共和国的军队攻下这座12年前被西班牙人攻陷的要塞城市的过程。

成为选帝侯后，弗里德里希·威廉自始至终，一直都在竭尽所能按照自己在尼德兰的所见所闻来重塑国家。1654年，他以奥兰治亲王拿骚的毛里茨的操典为基础，为勃兰登堡的军队制定了训练制度。 5 他始终坚信，“航行和贸易是国家的主要支柱，国民必须在海上开展贸易，在陆地上进行生产制造，才能吃得饱，穿得暖”。 6 他着了魔一样，认为只要获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勃兰登堡就能表现出更大的活力，更好地开展商业活动，变得像阿姆斯特丹那样富有而强大。17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甚至与他国协商，签订国际商业条约，为勃兰登堡尚不存在的商船队争取到了特别有利的贸易条件。17世纪70年代末，在一个名叫本亚明·劳勒的荷兰商人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一支规模不大的船队，进行了一系列的私掠和殖民活动。1680年，劳勒在现代加纳的海岸上建立了一座名叫弗里德里希堡的小型殖民要塞，让勃兰登堡在西非的黄金、象牙、奴隶贸易中分得了一杯羹。 7

我们可以认为，弗里德里希·威廉重塑了选帝侯这一职位。约翰·西吉斯蒙德、格奥尔格·威廉只是偶尔过问政事，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则工作起来“比秘书都要勤奋”。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十分新鲜、值得一提的事情。无论是他对细节的记忆，还是他冷静持重的性格，抑或他那为了处理国事，可以久坐一天，与臣下协商的耐力，都让他身边的大臣赞叹不已。 8 就连眼光绝不算差劲的帝国使节利索拉也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勤于政事的作风赞不绝口：“我实在是太佩服这位选帝侯了——他乐于阅读篇幅长、细节极多的报告书，明确地要求大臣必须编写这样的报告；他亲自阅读所有的报告，解决所有的问题，下达所有的命令[……]而且从不落下任何事情。” 9 “作为一国之君，”弗里德里希·威廉宣称，“我身上的责任事关全体臣民，不是我个人的私事。” 10 虽然这句话原本出自哈德良皇帝之口，但弗里德里希·威廉能说出这样的话，仍然意味着他对君主的角色有了全新的认识。君主之位绝不仅仅是一个尊贵的头衔，也不等同于一系列的权利与收入，而是一项按理来说，统治者必须全身心投入的天职。弗里德里希·威廉前期的统治确立了他的形象，使他看上去成了全身心地投入公职，为国家奉献一切的模范。他的榜样在霍亨索伦王朝的传统中变成了一个强而有力，具有象征意义的标杆，他的后继者们如果不能效仿，就会被拿来与他相比。

扩张

1640年12月，就是在弗里德里希·威廉成为选帝侯的时候，勃兰登堡仍然处在被外国军队占领的状态。尽管勃兰登堡在1641年7月与瑞典签订了为期两年的休战协定，但瑞典军依旧烧杀抢掠，做出各种不端行为。 11 1641年春，负责管理被战火摧残得不像样子的勃兰登堡的总督埃内斯特藩侯致信弗里德里希·威廉，在信中总结了勃兰登堡极度悲惨的状况：

整个国家陷入了如此悲惨而贫穷的境地，仅仅用语言已经难以表达我们对无辜平民的同情。总的来说，就像那句俗话讲的一样，马车一头扎进了泥潭，越陷越深，想要脱身，就只能指望上帝的特别帮助了。 12

管理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勃兰登堡实在是一副太过沉重的担子，埃内斯特藩侯终于不堪重负，变得恐惧不安、夜不能寐，出现了偏执的妄想。1642年秋，他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他开始不停地在宫殿内一边踱步，一边自言自语，动不动就大叫一声，扑倒在地。9月26日，他撒手归西，医生认为他的死因是“过度忧郁”。 13

直到1643年3月，弗里德里希·威廉才终于离开相对安全的柯尼斯堡，返回已经化作一片废墟的柏林。他发现柏林面目全非，他几乎认不出来了。市民不仅人数大减，营养状况也十分糟糕；而建筑物则不是被大火摧毁，就是受损严重，亟待维修。 14 困扰他父亲的老大难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勃兰登堡没有武装力量，无法确保国家的独立地位。施瓦岑贝格建立的那支规模有限的军队早已不复存在，重新组建军队的经费也没有着落。1644年，枢密院的顾问官，曾任选帝侯导师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冯·洛伊希特马尔撰写了一份报告，总结了勃兰登堡面临的困境：他预测波兰只要恢复元气，感到自己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就会马上占领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被瑞典占领的现状很有可能不会改变；在西方，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控制着克莱沃公国。勃兰登堡正站在“悬崖边上，随时都有可能堕入深渊”。 15

为了重新确立国家的独立，为了有效地主张自己对各个领地的所有权，选帝侯需要一支既能灵活应变，又纪律严明的作战部队。建立这样一支武装力量成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在位时念念不忘的重大事项之一。勃兰登堡的陆军部队虽然扩编的速度不太稳定，但兵力一直在急速增长，从1641—1642年时的3 000人增长到了1643—1646年时的8 000人，到了1655—1660年的北方战争 期间又增长到了2.5万人，最终在1670年代的法荷战争期间增长到了3.8万人。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在位的最后十年间，这支军队的兵力一直都在2万人到3万人之间波动。 16 弗里德里希·威廉借鉴法国、尼德兰、瑞典、神圣罗马帝国的经验，集各国之所长，改进军队的战术训练和武器装备，把勃兰登堡的军队变成了一支紧跟欧洲军事创新前沿的作战部队。步兵不仅淘汰了长枪，不再使用长枪兵，还改进了火器，用重量更轻、射速更快的燧发枪替代了笨重的火绳枪。炮兵部队实现了火炮口径的标准化，变得能够效仿瑞典人开创的先例，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运用野战炮。军校成立后开始训练军官，让军队拥有了一个标准的职业化核心团体。一系列举措改善了服役条件，包括为伤残和退役的军官提供生活保障，使得军队的指挥架构更稳定。上述改进反过来又增强了普通士兵的凝聚力和士气，到了1680年代，勃兰登堡的军队已经变成了一支因为军纪严明、逃兵率极低而享誉国际的武装力量。 17

弗里德里希·威廉在位初期为了完成特定战役的作战任务而临时组建的部队渐渐演变成了一支可以称为常备军的武装力量。1655年4月，弗里德里希·威廉设立了战争总署署长（General-kriegskommissar）一职，命令这一职位的担任者效仿勒·泰利耶和卢瓦侯爵 不久前刚刚在法国设立的军事管理体系，以相同的方式管理军队的资金及其他资源。最开始时，设立战争总署只是战争时期的临时措施，后来战争总署才成了全国性的常设机构。1679年之后，在波美拉尼亚出身的贵族约阿希姆·冯·格伦布科的领导下，战争总署把职权范围扩张到了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所有土地，渐渐地取代了等级会议任命的官员，开始履行在地方上征收军费、维持军纪这两项一直以来都由等级会议履行的职责。尽管到了1688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去世的时候，战争总署和直属领地官房（Amtskammer）仍然都只是规模相对有限的政府机构，但到了他的后继者在位的时候，这并没有妨碍这两个机构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战争机器和类似国家的中央权力机构在发展过程中相辅相成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只有在把战争机器与其在传统上一直都赖以为基础的地方贵族完全剥离开来之后才能出现。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间，北欧仍然战端不断，经常爆发激烈的军事冲突，所以对勃兰登堡来说，拥有这样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武装力量意义十分重大。弗里德里希·威廉在位时，两位外国统治者就像两片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一直影响着勃兰登堡的对外政策。第一片阴影是瑞典国王卡尔十世。卡尔是一位闲不下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君主，他一直都有对外扩张的企图，似乎决意超过声名赫赫的前任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他入侵波兰，引发了1655—1660年的北方战争。他原本的计划是，首先征服丹麦和波兰，占领普鲁士公国，然后率领大军南下，像古代的哥特人那样洗劫罗马，但实际情况却是，瑞典在他的领导下陷入战争的泥潭，用了足足五年的时间来争夺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控制权。

1660年，卡尔十世去世，瑞典的国力开始衰退，此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成了笼罩勃兰登堡政治视野的第二片阴影。1661年，枢机主教马萨林去世后，开始亲政的路易迅速扩大法国战时武装部队的规模，令法国的总兵力从7万增长到了（1693年时的）32万。他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比如1667—1668年与西属尼德兰的战争，1672—1678年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战争，以及1688年与普法尔茨选侯国的战争，最终确立了法国在西欧的霸权地位。

在如此危险的国际环境中，弗里德里希·威廉麾下的那支规模不断壮大的军队成了无价之宝。1656年夏，他率领一支兵力8 500人的部队，与卡尔十世合兵一处，在华沙之战（7月28日—30日）中击败了由波兰人和鞑靼人组成的规模庞大的联军。 18 1658年，他改变阵营，与波兰、奥地利结盟，共同对抗瑞典。1658—1659年，旨在对抗瑞典的勃兰登堡-波兰-帝国联军组建完成之后，大选侯被任命为指挥官，从一个侧面证明，他在区域政治中的地位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联军发起了一系列成功的攻势，先是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日德兰克敌制胜，之后又在波美拉尼亚高奏凯歌。

1675年，弗里德里希·威廉独自率军，在费尔贝林之战中击败瑞典，这是他在位期间最为激动人心的军事成就。法荷战争期间，勃兰登堡加入了旨在限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政策的反法联盟。1674—1675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与奥地利的军队一起在莱茵兰作战时，瑞典国王乘虚而入，以获得法国提供的军费补助为目的，派出一支由卡尔·古斯塔夫·弗兰格尔将军率领，兵力1.4万的军队，入侵了勃兰登堡。瑞典的行径唤醒了三十年战争期间的惨痛回忆：瑞典军一如既往，在位于柏林北方的乌克马克纵兵为祸，该地区不幸的居民深受其害。得知瑞典入侵的消息后，弗里德里希·威廉勃然大怒。“我无法做出别的决定，”2月10日那天，他对奥托·冯·什未林说，“必须报仇雪恨，惩罚那帮瑞典人。”他虽然因痛风而卧床不起，但仍然火冒三丈地接连发送措辞严厉的紧急命令，要求所有的臣民，“无论是不是贵族”，都必须“手刃所有的瑞典入侵者，只要抓住了瑞典人，就要拧断他们的脖子[……]不得手下留情”。 19

5月末，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弗兰肯与勃兰登堡的军队会合，之后率领全军以每周超过100千米的速度急行军，于6月22日抵达了距离瑞典军队司令部所在地哈弗尔贝格城只有90多千米的马格德堡。勃兰登堡军的指挥层向马格德堡周围的居民打探情报，得知瑞典人分散部署在哈弗尔河对岸，并且在哈弗尔贝格、拉特诺、哈弗尔河畔勃兰登堡这三座要塞城市集中了一定的兵力。由于瑞典人一直都没有发现勃兰登堡的军队已经近在眼前，弗里德里希·威廉和麾下的指挥官格奥尔格·德夫林格决定攻其不备，派出一支兵力仅7 000人的骑兵部队发动奇袭，攻击瑞典人设在拉特诺的据点；此外，他们还命令1 000名火枪兵乘坐马车，跟随骑兵部队一起发动攻击。滂沱的大雨和泥泞的道路虽然降低了奇袭部队的行军速度，但同时也提供了掩护，导致驻扎在拉特诺的瑞典军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没能提高警惕。6月25日清晨，勃兰登堡军发起攻击，只付出了极小的伤亡代价，就消灭了拉特诺的瑞典驻军。

弗里德里希·威廉攻下拉特诺后，瑞典军的阵线被截成了两段，为费尔贝林之战这场他在位时最为著名的战斗搭好了舞台。为了合兵一处，避免被各个击破，驻扎在哈弗尔河畔勃兰登堡的瑞典军撤出城市，取道乡间，意图向西北方迅速前进，与驻扎在哈弗尔贝格的主力部队会合。然而，瑞典军低估了撤退的难度，因为春夏时节的哈弗尔兰大雨如注，沼泽地被大水淹没，变成险恶的泽国，一片汪洋之中只有像小岛一样露出水面的草地、沙洲，狭窄的堤道在其间纵横交错。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选帝侯的先头部队堵住了离开哈弗尔兰的主要通道，迫使瑞典军后撤至林河岸边的小镇费尔贝林。抵达费尔贝林后，瑞典军的指挥官弗兰格尔将军命令手下的1.1万名士兵摆出防御阵形，将7 000名瑞典步兵布置在阵地的正中央，骑兵则在两翼。

面对兵力多达1.1万的瑞典军，选帝侯身边只集结了大约6 000名士兵（包括绝大部分步兵在内，勃兰登堡军有相当一部分作战力量没能赶到战场）。此外，瑞典军的野战炮数量也相当于勃兰登堡军的三倍。然而，选帝侯抓住了一个战术上的机会，弥补了己方在兵力上的劣势。弗兰格尔指挥失误，没能占领一个地势不高，却能俯视瑞典军右翼的沙丘。选帝侯立即把己方全部的13门野战炮部署在沙丘上，开始轰击瑞典军的阵线。发现自己犯下大错后，弗兰格尔命令瑞典军右翼的骑兵在步兵的支援下占领沙丘。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骑兵对攻成了战斗的焦点，骑兵的冲锋、反冲锋好似潮起潮落一般，瑞典军不断尝试夺过敌军的野战炮，结果一次又一次地被勃兰登堡的骑兵击退。所有这类交锋都笼罩在情报缺失造成的战争迷雾中，而在这场战斗中，哈弗尔兰沼泽地夏季真实的浓雾让战场的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双方的指挥官都很难协调己方的作战力量。瑞典军的骑兵首先败下阵来，逃离战场，令瑞典军的一支名叫多尔维希近卫团的步兵部队成了勃兰登堡骑兵的刀下鱼肉。这个总兵力为1 200人的近卫团只有20人逃离战场、70人成为俘虏，其余的士兵全都变成了刀下鬼。 20 次日，勃兰登堡军驱逐了一小支瑞典占领军，攻占了费尔贝林镇。瑞典人兵败如山倒，四散而逃，想要穿过勃兰登堡边区回到安全地带。在瑞典军向北逃窜的过程中，沿途的农民抓住这个报仇雪恨的机会，砍杀了大量的瑞典军，因此死亡的瑞典军人数甚至有可能超过了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一份当时的报告指出，在距离勃兰登堡与波美拉尼亚边境不远的维特施托克镇周围，农民屠杀了包括数名军官在内的300个瑞典官兵，“尽管好几个军官出价2 000塔勒，求农民饶自己一命，但报仇心切的农民还是砍了他们的脑袋”。 21 由此可见，“瑞典恐怖”仍然在老一代人的记忆里十分鲜活，影响到了勃兰登堡的臣民对待瑞典入侵者的态度。7月2日，所有没有被俘、被杀的瑞典入侵者全都逃离了选侯国的领土。

对选帝侯和他的随从来说，诸如华沙之战、费尔贝林之战等胜利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在那个年代，军事成就会带来赫赫威名，勃兰登堡军队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其创立者的威望和声誉。在华沙之战中，弗里德里希·威廉经常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接二连三地冒着被敌军炮火击中的危险指挥战斗。后来他用文字回顾了战斗的过程，命人在海牙将其出版发行。在萨穆埃尔·普芬多夫为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统治时期编写的史书中，这份记录成了与华沙之战相关的篇章的依据——普芬多夫编写的这部史书全面而复杂，标志着勃兰登堡记述历史的方式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22 这一切都表明，勃兰登堡的统治者已经具有了更高的历史自觉性，开始主动地创造、叙述自己的历史。路易十四为后继者撰写了一份“国王回忆录”，在回忆录中指出，每一位国王都有责任向“所有的后来者”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 23 大选侯虽然从未像与自己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路易十四那样，以编写史书的方式来为自己创造个人崇拜式的历史记忆，但他同样开始主动想象后人将会如何看待自己，如何评价自己取得的成就。

在1656年的华沙之战中，勃兰登堡的军队证明了自己是一支斗志昂扬，可以依赖的友军；在19年后的费尔贝林之战中，选帝侯的军队虽然兵微将寡，为了赶到战场，还不得不急行军，却仍然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击败了在欧洲令人闻风丧胆的瑞典军队。在这场战斗中，55岁高龄、身体已经发福的选帝侯仍然身先士卒，出现在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他与麾下的骑兵一起，向瑞典军的阵线发起冲击，结果陷入重重包围，多亏了手下的九个龙骑兵拼死相救，才得以脱离险境。勃兰登堡取得费尔贝林之战的胜利后，出版物中第一次出现了“大选侯”这一尊称 。在17世纪的欧洲，大报时常歌功颂德，宣扬统治者的伟大，因此大选侯的尊称本身并没有什么格外引人注目的地方。然而，与许多其他近代早期出现的带有“大”字的尊称（包括没能流传开来的“路易大王”——这是奉承太阳王的小册子作家想出来的尊号；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大帝”；“伟大的马克西米利安”——现在，只有死硬的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才会使用这个尊称）不同的是，大选侯的尊称存留了下来，令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成了近代早期唯一的没有帝王的头衔，但直至今日仍然被广泛地用带有“大”字的尊称称呼的统治者。

此外，费尔贝林之战还把历史与传说牢牢地联系到了一起。这场战斗铭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剧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把费尔贝林之战当作戏剧《洪堡伯爵》（Der Prinz von Homburg）的背景，对历史记录进行了戏剧化的改编，讲述了一位军官如何因为不听命令，擅自向瑞典军的阵地发起冲锋，虽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却仍然被判处死刑，之后又讲述了这位军官如何刚一承认自己罪有应得，就得到了选帝侯的赦免。无论是对勃兰登堡的臣民，还是对后世的普鲁士臣民，弗里德里希·威廉之前的选帝侯全都是神秘莫测的古人，与他们相关的一切早已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而“大选侯”则截然不同，被奉为三位一体的开创者，获得了超凡的人格，不仅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历史，同时也是让这个国家的历史变得有意义的存在。

盟友

“盟友固然好处不少，”弗里德里希·威廉在1667年时写道，“但拥有属于自己的，能够靠得住的力量仍然要比盟友管用得多。统治者要想得到尊重，就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和资源。感谢上帝，多亏了这二者，我才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 24 这段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感悟很有道理，其目的是为大选侯将要继承选帝侯之位的儿子提供指导。到了第二次北方战争结束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威廉已经成了一位不可小觑的统治者。他变成了极有价值的结盟对象，想要与他结盟的国家都必须提供巨额的补助金。此外，他还成了区域内重大和平协议的主要参与者——任何一个在他之前统治勃兰登堡的选帝侯都没能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

1640年之后，勃兰登堡之所以能够恢复国力，开始对外扩张，强大的军事实力只是一个因素而已。即便是在勃兰登堡拥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可以在区域冲突中打破势力均衡之前，弗里德里希·威廉也能够仅仅凭着利用国际秩序来获得大片领土。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勃兰登堡之所以能够成为大赢家，完全是因为法国的支持。法国正在德意志诸国中寻找盟友，用来为本国对抗奥地利的政策提供支持，所以设法帮助弗里德里希·威廉与（法国的盟友）瑞典达成妥协，让勃兰登堡获得了东波美拉尼亚的土地（不包括奥得河）。接下来，法国又与瑞典一起，共同向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施压，迫使他把哈尔伯施塔特主教区、明登主教区、马格德堡主教区 的土地划给勃兰登堡，作为对仍然被瑞典占领的那部分波美拉尼亚土地的补偿。在弗里德里希·威廉长达48年的统治中，这几块通过和平条约得到的土地是最重要的对外扩张成果，面积远超通过其他手段得到的土地。1648年的和约生效后，霍亨索伦王朝的领土以阿尔特马克的西境为起点，呈弧形延伸到波美拉尼亚海岸线的最东端——此后，勃兰登堡的核心腹地与普鲁士公国之间的距离缩小到了不到120千米。勃兰登堡的面积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邻国萨克森，成为德意志诸国中第二大的，仅次于哈布斯堡君主国。这一切都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勃兰登堡的军队仍然规模极小，几乎无法对地区局势造成影响的时候完成的，整个过程未放一枪一炮。

1657年时，勃兰登堡获得普鲁士公国完全主权的过程与上述过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首先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在1655—1660年的北方战争中，选帝侯的军队不断壮大，总兵力达到了2.5万人。选帝侯先是与瑞典并肩作战，之后又加入了波兰-帝国联军的阵营，从而得以和远在东方、易受攻击的普鲁士公国保持联系，不被参战国从中阻断。1656年，瑞典与勃兰登堡的联军取得华沙之战的胜利后，卡尔十世放弃了占领普鲁士公国进而将其并入瑞典的想法，同意把公国的全部主权让给勃兰登堡。然而，到了瑞典军吃了败仗，被赶回丹麦之后，卡尔十世的承诺变成了空头支票——瑞典失去了决定普鲁士公国主权归属的资格。这样一来，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如何让波兰人同样像瑞典人那样，承认勃兰登堡拥有普鲁士公国的全部主权。与之前一样，选帝侯虽然并不能控制国际局势的发展，却仍然成了国际局势的受益者。波兰国王与俄国沙皇的关系恰巧在这个当口上发生危机，导致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土地随时都有可能遭到俄国的进攻。所以，波兰国王扬·卡齐米日急于瓦解勃兰登堡与瑞典的同盟关系，从而消除勃兰登堡造成的军事威胁。

更加巧合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斐迪南三世于1657年4月驾崩，让弗里德里希·威廉获得了以选帝侯的选票为条件，要求哈布斯堡王朝在普鲁士公国的问题上让步的机会。哈布斯堡王朝不出所料，果然开始向波兰国王施压，要求他承认勃兰登堡的选帝侯拥有普鲁士公国的主权，而由于只要瑞典或俄国再次入侵，波兰就需要依靠奥地利的支持，所以哈布斯堡王朝的这个要求难以抗拒。1657年9月1日，波兰与勃兰登堡在韦劳签订秘密条约， 按照条约的规定，波方同意将普鲁士公国的“全部主权”让与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不含先前的附加条件”，而选帝侯则承诺帮助扬·卡齐米日共同对抗瑞典。 25 没有什么能比这一纸条约更充分地展示出，影响勃兰登堡对外扩张机会的机制有多么复杂，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了地缘政治的影响。签订秘密条约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威廉已经组建了一支兵力强大的军队，能够成为强而有力的盟友，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有利因素，但真正让普鲁士公国的主权问题以对勃兰登堡有利的方式画上句号的，并不是选帝侯本人付出的努力，而是当时的国际局势。

反之，如果勃兰登堡的目标得不到国际局势的支持，那么单方面使用武力的做法，哪怕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最终也会一事无成。1658—1659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作为指挥官，率领由奥地利、波兰、勃兰登堡三国的军队组成的联军与瑞典作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可谓连战连捷，先是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日德兰克敌制胜，之后又在波美拉尼亚高奏凯歌。到了1659年，攻势结束的时候，勃兰登堡的军队已经占领了除沿海城市施特拉尔松德、斯德丁之外，瑞属波美拉尼亚的所有土地。然而，这一连串的胜利并不足以让选帝侯在他得到的波美拉尼亚那饱受争议的部分土地上站稳脚跟。由于法国出面干涉，表明了支持瑞典的立场，《奥利瓦和约》（1660年5月3日）只是在总体上认同了波兰三年前在韦劳对勃兰登堡做出的让步。换言之，选帝侯虽然加入了反瑞典联盟，但除了让自己对普鲁士公国的主权得到更为广泛的国际承认之外，勃兰登堡没能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勃兰登堡的选帝侯能够从上述事件中进一步总结出这样一个经验教训（如果他对这一点还没有了解的话），即在国际体系中，实力较弱的国家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凌驾于现有的国际秩序之上。

1675年，勃兰登堡在费尔贝林之战中击败瑞典之后，一模一样的事情再次上演。选帝侯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经历了令人精疲力竭的战争，终于把所有的瑞典人都赶出了西波美拉尼亚，但这却仍然不足以让他获得对这一地区的所有权，原因是路易十四并不打算让法国的盟友瑞典变成任由勃兰登堡宰割的鱼肉。法荷战争接近尾声时国力日渐强盛的法国态度十分坚决，提出勃兰登堡必须把被占的波美拉尼亚土地全部交还给瑞典。维也纳方面也支持法国的要求：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压根就不希望“波罗的海之滨出现一个新的汪达尔人 的国王”；比起一个强大的勃兰登堡，他更希望与一个国力衰弱的瑞典为邻。 26 1679年6月，选帝侯虽然火冒三丈，却无能为力，最终只得放弃自己为之奋战多年的西波美拉尼亚，授权特使与法国签订《圣日耳曼和约》。

勃兰登堡旷日持久的奋力抗争只获得了令人心灰意冷的结果，这再一次证明，勃兰登堡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却仍然只是一个小角色，决定结果的还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们。尽管在波兰与瑞典之间的地区性冲突中，弗里德里希·威廉利用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到了国际冲突直接涉及霸权国家利益的时候，他就束手无策了。

要想有效地利用国际秩序，就意味着必须在正确的时刻加入正确的阵营，而这又意味着，一旦当前的盟友变成了累赘，甚至只是显得不合时宜，就必须立即改变阵营。从1660年代末到1670年代初，弗里德里希·威廉一直都在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疯狂地来回摇摆。1670年1月，在经过长达三年的协商，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之后，勃兰登堡终于与法国签订了为期十年的盟约。然而，到了1672年夏，由于法国出兵攻打联省共和国，在此过程中入侵克莱沃公国，一路烧杀抢掠，选帝侯马上改变策略，向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皇帝伸出了橄榄枝。1672年6月末，双方签订盟约，规定勃兰登堡将会与皇帝一起出兵，确保神圣罗马帝国的西部边境免遭法国入侵。然而，到了1673年夏，选帝侯又一次开始与法国商讨结盟的可能性；同年秋，以利奥波德皇帝、联省共和国、西班牙的三方同盟为核心的全新反法联盟成立之后，他又开始渐渐向反法联盟靠拢。到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在位的最后几年，勃兰登堡的对外政策再一次显露出见风使舵的模式。勃兰登堡一方面接连与法国签订了一系列盟约（1679年10月、1682年1月、1684年1月），另一方面又在1683年派出一支部队，协助哈布斯堡王朝击退围攻维也纳的土耳其军队。到了1685年8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又和联省共和国签订了一份大部分条款都针对法国的盟约（与此同时，他又不断地给法国打包票，宣称自己对法国绝对忠诚，不断地要求法国按时支付补助金）。

奥地利的军事战略家蒙特库科利伯爵有这样一句至理名言：“结盟的本质是，只要缔约的一方感到任何不便，盟约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27 然而，即便是在那个把盟约看作短期应急措施的历史时代，弗里德里希·威廉“狂乱的出尔反尔”也显得与众不同。只不过，他的表现虽然看似癫狂，实际上却有理可循。为了解决不断壮大的军队所产生的军费问题，弗里德里希·威廉必须不断地获得其他国家提供的补助金。不断地改变结盟对象会迫使有可能成为盟友的国家竞相出价，从而抬升结盟的要价。弗里德里希·威廉朝秦暮楚的做法，同样也反映出勃兰登堡维护国家安全的需求十分复杂。要想在西边维护领土完整，就必须与法国和联省共和国保持友好的关系；要想维护普鲁士公国的领土完整，与波兰的友好关系就必不可少；要想保证勃兰登堡整个波罗的海沿海地区的领土安全，就必须遏制住瑞典；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要想维持选帝侯的地位，实现选帝侯对继承权的主张，就必须与皇帝保持友好（至少也要说得过去）的关系。所有这些需求都在不同的节点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决策网络，不断地生成难以预测、瞬息万变的结果。

上述问题在大选侯在位的时候尤其令人头疼，但这并不意味着到了大选侯去世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之后的历史中，普鲁士的君主、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必须在相互矛盾的结盟对象间做出艰难的抉择。这个难题令君主身边的决策层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举例来说，1655—1656年冬，北方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选帝侯举棋不定，无法决定应当加入哪一个阵营，结果不仅他身边的大臣、顾问官分成了“瑞典派”“波兰派”，就连他的家人也出现了意见分歧。面对朝中犹豫不决、意见不合的气氛，选帝侯身边最具权势的一位顾问官下了这样一个结论：选帝侯和他手下的谋臣“想要他们不想要的东西，做了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做的事情” 28 ——不仅前一代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经常遭受类似的指责，勃兰登堡后世的许多君主也经常因此而遭人指摘。决策机构时不时地发生内部分裂，形成不同的派别，支持水火不容的观点，是普鲁士政治始终难以改变的一个结构性特征。

波美拉尼亚出身、信奉加尔文宗的枢密院顾问官保罗·冯·富克斯提出，选帝侯不应与任何一个结盟对象建立长久的盟友关系，而是应当始终奉行“钟摆政策”（Schaukelpolitik） 29 ——弗里德里希·威廉正是听取了他的建议，才会像上文叙述的那样，在盟友之间反复摇摆。就这一点而论，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做法与前代选帝侯截然不同，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虽然格奥尔格·威廉也会在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之间左右摇摆，但他每一次调整对外政策，都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压力。“钟摆政策”一词意味着勃兰登堡开始主动选择反复无常的对外政策，与格奥尔格·威廉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则又意味着，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变得越来越不看重向皇帝效忠的义务。1670年代，勃兰登堡与哈布斯堡王朝一次次想要建立盟友关系，共同应对法国造成的威胁，结果反倒把两国在地缘政治利益上的巨大分歧暴露得一览无余（直到19世纪，无法在地缘政治利益上达成一致一直都是困扰奥地利、普鲁士双边关系的一大难题）。奥地利的朝廷不止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挫败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雄心大志是正合心意的事情。一想到勃兰登堡遭到的冷待，弗里德里希·威廉就怒发冲冠。1679年8月，得知维也纳支持把西波美拉尼亚归还给瑞典的方案后，他对枢密院的首席大臣奥托·冯·什未林说道：“你心里很清楚，皇帝和帝国是怎样对待寡人的。既然他们首先背信弃义，让寡人独自面对敌人，那么除非他们的利益与寡人的利益一致，寡人也就没必要顾及他们的利益了。” 30

然而，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威廉不愿破釜沉舟，与维也纳彻底决裂，这同样引人注意。他始终都是神圣罗马帝国忠诚的选侯，在1657年的皇帝选举和之前所有预选中，他一直都支持哈布斯堡王朝的候选人利奥波德一世。 31 17世纪时，在勃兰登堡的旗帜上，象征霍亨索伦王朝的雄鹰胸前有一面盾牌，盾牌上一直都画着代表帝国世袭宫务大臣地位的金色权杖，骄傲地展示着选帝侯在帝国礼制中的重要地位。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看来，帝国是自己所领之地未来福祉不可或缺的守护者。帝国的利益当然并不等同于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的利益，所以弗里德里希·威廉心里也十分清楚，有些时候，要想守护帝国的制度习俗，就必须与皇帝针锋相对。尽管如此，对勃兰登堡来说，皇帝仍然一直都是茫茫星海中的北极星。1667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写给后继者的“父亲的教导”中指出，“你应当时刻牢记，必须尊重皇帝和帝国”，这一点十分重要。 32 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一方面满腹怨气，想要反抗皇帝；另一方面又积习难改，极其尊重（至少是不愿推翻）帝国的制度习俗。这两者的奇特组合是普鲁士对外政策的另一大特征，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末期。

主权

1663年10月18日，身着盛装的等级会议代表在柯尼斯堡的城堡前齐聚一堂，准备向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宣誓效忠。宣誓仪式庄严肃穆，选帝侯身披猩红色的披风，站立在高台之上，身后是普鲁士公国的四位重臣，他们各自拿着一个象征普鲁士公爵权力的标志：公爵的头冠、一把宝剑、一根权杖、一柄元帅的指挥杖。仪式结束后，城堡敞开大门，按照传统的要求，展示君王的慷慨，迎接八方来客。等在门外的市民一拥而入，加入庆祝的行列，宫中的内侍则开始向人群抛撒黄金和白银打造的纪念章。一座仿照霍亨索伦王朝的雄鹰形象打造的喷泉设有两个喷水口，分别用来喷洒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终日不息。宫殿的接待厅内安放了二十张摆满珍馐美馔的大桌子，用来招待前来参加仪式的等级会议代表。 33

仪式的编排方式不禁让人回想起古老的传统。在西欧，自12世纪起，向君主宣誓效忠一直都是展现君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式。效忠是一个法律程序，象征着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宪政关系由此“实现、巩固、长存”。 34 等级会议的代表按照历史悠久的传统，跪拜在选帝侯的面前，左手横放在胸前，右手举过头顶，伸出拇指、食指、中指，立下誓言，承诺他们“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情况下”，都不会断绝自己与新君主的君臣关系。据说，在仪式中，右手伸出的拇指、食指、中指分别代表圣父、圣子、圣灵；“在握在拳中的另外两根手指中，无名指代表潜藏在人类心中的宝贵灵魂，而小拇指则代表重要性不及灵魂的肉体”。 35 在效忠仪式上，具体的政治从属行为就这样与人类对上帝的永久服从融为一体。

这种借用历史悠久的传统的做法并不足以掩饰霍亨索伦王朝的权威在普鲁士公国立足未稳的现实。1663年，等级会议的代表在柯尼斯堡立下效忠誓言的时候，选帝侯对普鲁士公国的合法主权刚刚尘埃落定。尽管三年前的《奥利瓦和约》正式承认了选帝侯对普鲁士公国的主权，但从那一刻起，它就遭到了公国居民的极力反对。柯尼斯堡城出现了群众运动，反对选帝侯的行政管理机构在城内确立权力的做法。直到选帝侯当局逮捕了一位领导运动的政治人物，并且派出军队，用大炮瞄准市中心后，城内才终于恢复了秩序，为和解的达成创造了条件，促成了1663年10月18日那天在宫中举行的确认协议生效的隆重仪式。然而，仅仅过了不到十年的时间，选帝侯当局就又一次遭到了柯尼斯堡城的公然反抗，不得不再次派兵围城。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间，选帝侯当局与地方特权的守护者之间冲突不断，这种现象不仅在普鲁士公国十分普遍，在克莱沃公国也时有发生，甚至就连勃兰登堡都不例外。

君主与等级会议之间的冲突绝非不可避免的。从本质上讲，君主与贵族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贵族阶层负责管理地方事务，收取税款。此外，他们还会向君主提供借款——例如，1631年，格奥尔格·威廉把名下的两块直属领地当作抵押物，从一个名叫约翰·冯·阿尼姆的勃兰登堡贵族那里获得了5万塔勒的借款。 36 贵族的财富为君主提供了借款担保，而到了战争的时候，贵族更是要提供战马和士兵，帮助君主守卫国土。然而，在17世纪，君主与贵族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君主与等级会议之间的冲突似乎已经不再是个别情况，而是变成了常态。 37

从本质上讲，君主与等级会议之间之所以会爆发冲突，原因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并不一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等级会议和他们所代表的地区重申，他们应当把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所以君主无论是想要保卫自己统治的任何一块土地，还是试图主张对某一片土地的合法主权，他们都必须全力配合。 38 然而，由于等级会议一直都认为从宪政制度上讲，不同的地区全都是选侯国独立的组成部分，相互间不存在任何横向的绑定关系，只与选帝侯存在自上而下的从属关系，所以等级会议完全不会从这种全局的角度看问题。在勃兰登堡边区的等级会议看来，克莱沃公国、普鲁士公国全都是“外省”，勃兰登堡完全没有理由为这些省份浪费资源。 39 同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争夺波美拉尼亚的战争也只是君王之间的私人“恩怨”，在勃兰登堡的等级会议看来，选帝侯无权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而动用臣民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财富。

等级会议认为，选帝侯应当持之以恒，严格遵从等级会议的“独有特权、自由、条约、采邑豁免权、婚姻协议、领地契约、古老的传统、法律与正义”。 40 在等级会议的精神世界里，主权是混合且相互重叠的。克莱沃的等级会议不仅一直都保留着派驻海牙的外交代表，直到1660年才撤销代表处，在遇到柏林方面的非法干涉时，还会向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帝国议会求助，有时甚至连维也纳当局也会成为求助的对象。 41 此外，克莱沃的等级会议还经常与马克伯国、于利希公国、贝格公国的等级会议通气，商讨如何应对（和拒绝）选帝侯的要求。 42 普鲁士公国的等级会议倾向于把邻近的波兰视作等级会议古老特权的守护者。选帝侯手下的一位高官气急败坏，宣称普鲁士等级会议的领导层是“波兰人的好邻居”，“完全不关心应当如何守护[他们自己的]国家”。 43

弗里德里希·威廉的野心越来越大，没过多久，就引发了与等级会议的激烈冲突。他重用几乎全都信奉加尔文宗的外国人，让他们在各地担任权力最大的行政官员，冒犯了大多信奉路德宗的贵族阶层。这样的做法侵犯了贵族阶层珍视的“出生地权”（Indigenat）。“出生地权”是一项在勃兰登堡的所有省份都历史悠久的宪政传统，其主旨是只有“本地人”才有资格在地方行政机构任职。常备军同样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等级会议之所以反对建立常备军，不仅是因为这会产生大量的军费开支，还因为等级会议把持的古老的地方民兵体系也会被取代。在普鲁士公国，常备军问题尤其事关重大，原因是民兵体系备受珍视，象征着公国古老的自由权利。1655年，选帝侯当局的行政管理机构提出建议，认为应当废除民兵，用直接接受柏林指挥的常备军取而代之，结果遭到了等级会议的强烈反对。等级会议宣称，如果传统的方式不足以守土卫国，那么君主就应当下令让“全体臣民赎罪、祈祷”数日，“求得上帝的庇护”。 44 这和英格兰“乡村辉格党”的看法有着十分有趣的相似之处。“乡村辉格党”反对扩编常备军，请求政府保留由乡绅阶层控制的地方民兵力量，指出国家的对外政策应当由其武装力量决定，而不是相反。 45 无论是在英格兰，还是在普鲁士公国，农村精英阶层的“乡村意识形态”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兼具地方保护主义、守护“自由权利”、反对国家权力扩张的特点。 46 1675年，英格兰出现了一本反对常备军的小册子，指出“贵族阶层和常备军就好似两个水桶，一个桶里面的水少了多少，另一个桶里的水就要多出来多少……” 47 ——许多普鲁士贵族肯定会强烈赞同这个观点。

在选帝侯当局与等级会议的所有矛盾中，争议最大的当数税收问题。等级会议寸步不让，指出无论是征收金钱，还是以任何其他的方式征税，都必须事先获得等级会议代表的同意，否则收税就属于非法行为。然而，1643年之后，由于勃兰登堡开始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区域内的强权政治，仅仅依靠旧有的财政机制已经无法满足中央政府的财政需求。 48 1655—1688年，大选侯的军费支出总额高达5 400万塔勒。尽管大选侯接连不断地与其他国家签订盟约，利用外国政府提供的补助金解决了一部分军费问题，尽管大选侯自己名下的直属领地产生的收入同样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尽管大选侯可以利用君主的特权，以提供邮政服务、铸币、征收关税等方式获得收入，但由于所有这些创收途径总共只提供了不到1 000万塔勒的军费，剩余的差额仍然必须以向国内各地区的民众征收税款的方式来弥补。 49

在克莱沃公国、普鲁士公国，甚至是在作为霍亨索伦王朝核心腹地的勃兰登堡，等级会议都极力反对大选侯以征收新税的方式来为军队筹措军费。1649年，尽管大选侯谆谆告诫，指出自己统治的所有土地都已经变成了“由同一个头脑指挥的四肢”（membra unius capitis），所以自己必须像守卫“选侯国的一部分”那样保卫波美拉尼亚，但勃兰登堡的等级会议却仍然拒绝为旨在将瑞典军队逐出波美拉尼亚的作战计划提供军费。 50 在克莱沃公国，由于富有的城市贵族仍然把大选侯当作外国干涉者，等级会议不仅恢复了克莱沃公国与马克伯国、于利希公国、贝格公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会议的主要发言人甚至还把当时的局势与几年前的英格兰内战相提并论，扬言会像议会派对待查理一世那样对待选帝侯。由于等级会议背后有联省共和国仍然驻扎在克莱沃公国的军队，弗里德里希·威廉宣称要采取“军事行政措施”的威胁基本上只是空话。 51 选帝侯同样遭到了普鲁士等级会议态度坚决的抵抗。在普鲁士公国，等级会议一直独霸一方，会按时举行全体会议，牢牢地把控着中央及地方政府、民兵武装、公国的财政。此外，由于按照传统，普鲁士公国拥有向波兰国王申诉的权利，想要用武力恐吓的手段来迫使他们就范也绝非易事。 52

1655—1660年的北方战争爆发之后，选帝侯与等级会议之间关于税收的争议达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选帝侯一上来就使用武力胁迫的手段来消除等级会议的抵抗。他单方面地公布每年的征税额，采用军事“行政措施”来收取税款——克莱沃公国受的影响最为严重，在战争期间年平均捐税额的增幅超过了选帝侯统治的其他所有地区。等级会议中领头的反对者不是遭到威胁，就是被捕入狱。 53 所有的抗议都被当成了耳边风。此时神圣罗马帝国总体的法律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动摇了地方精英主张特权的法律基础，弗里德里希·威廉因此而获益。由于帝国的选帝侯大都与自己国内的等级会议存在各式各样的冲突，皇帝迫于他们的压力，在1654年颁布法令，规定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臣民“都有义务向君主提供必要的协助[……]帮助君主维持设防地点的驻军”。虽然把这道法令比作“专制主义的《大宪章》”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项法令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不利于主张团体权利的变化。 54

在所有以等级会议的权利为焦点的争议中，最为激烈的当数普鲁士公国的等级会议与选帝侯的矛盾。在普鲁士公国，北方战争的爆发同样激化了矛盾。1655年4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召集普鲁士议会，想要就军费问题达成一致，但哪怕是到了8月，瑞典军队造成的威胁已经有目共睹的时候，等级会议也不愿让步，只同意提供不超过7万塔勒的军费——考虑到比普鲁士公国更为贫穷、人口更少的勃兰登堡当时每年都要向选帝侯提供36万塔勒的军事捐税，7万塔勒的金额确实微薄。 55 1655年冬，弗里德里希·威廉率军进入柯尼斯堡之后，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过多久，强制征收就变成了惯例，普鲁士公国的军事捐税额急速增长，在1655—1659年达到了平均每年60万塔勒。当局进行了一连串的行政改革，让选帝侯能够绕过等级会议直接征税。两项最为重要的改革措施是：第一，成立权力极大，不仅可以管理财政事务，还能够征用臣民财产的战争署；第二，将博古斯拉夫·拉齐维尔侯爵任命为代表选帝侯的普鲁士总督，命令他监管手握权柄的最高委员会成员（Oberraäte），这些人传统上可以独立行事，代表等级会议统治普鲁士公国。

签订《韦劳条约》（1657年）、《奥利瓦和约》（1660年），获得对普鲁士公国的全部主权之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下定了决心，要与普鲁士等级会议达成永久性的协议。然而，等级会议一直不愿承认这两项条约的有效性，提出任何改变普鲁士公国宪政机制的措施都必须以选帝侯、普鲁士公国等级会议、波兰王国的三方协商为基础。 56 1661年5月在柯尼斯堡召开的会期长达一年的“大议会”上，等级会议抛出了一套意义深远的方案，在方案中提出了下列要求：等级会议永远拥有向波兰国王申诉的权利；除了少数几处沿海的驻军地点，选帝侯必须撤走驻扎在普鲁士公国境内的所有军队；非普鲁士出身的人不得担任官职；议会有权定期召开会议；一旦等级会议与选帝侯出现纠纷，波兰国王就可以自动介入，居中调停。想要就上述问题达成一致本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而柯尼斯堡的市民越来越躁动不安、越发不肯妥协的态度更是进一步加大了谈判的难度。由于首府充满了火药味，为了避免谈判受到影响，选帝侯的重臣奥托·冯·什未林于1661年10月命令议会改变会议场所，前往位于柯尼斯堡以南，气氛相对平静的巴滕施泰因。直到1662年3月，等级会议得知派往华沙的代表团无功而返，波兰方面不愿提供任何实际性的帮助之后，贵族团体才终于服了软。

与此同时，柯尼斯堡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极端，局势的发展表现出了在欧洲其他地区也能观察到的模式。城内每天都有人举行抗议集会。在捍卫城市团体权利的活动家中，有一个名叫希罗尼穆斯·罗特的商人地位十分重要。旧柯尼斯堡由三个“城市” 组成，他是其中一个名叫克奈普霍夫的城市的市政委员会主席。1661年5月26日，奥托·冯·什未林邀请罗特前往柯尼斯堡的公爵城堡，想要与他单独会面，劝说他采取更为温和的立场。然而，两人的会面出了天大的岔子。什未林递交的报告宣称，罗特出言不逊、态度强硬，发表了许多不当言论，比如“所有的君主，无论他表现得多么虔诚，他打心底里也肯定是暴君”——这些话在罗特出庭受审时都成了证据。罗特对会面的回忆与什未林的报告截然相反，指出自己有理有据，捍卫了柯尼斯堡古老的自由权利，反倒是什未林在会谈时勃然大怒，一边挥舞双臂，一边出言威胁。 57

由于柯尼斯堡城市当局一直都护着罗特，不仅拒绝把他逮捕下狱，甚至都没有限制他的活动，所以尽管选帝侯方面不断地骚扰罗特，他还是一如既往，继续煽动民意，与选帝侯当局为敌。他前往华沙，觐见波兰国王，目的据推测是讨论波方出面支持等级会议的可能性。1661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选帝侯终于失去耐心，率领2 000名士兵进入了柯尼斯堡。此后，选帝侯当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将罗特逮捕，草草审理后即做出有罪判决，把他关进了派茨要塞。派茨要塞所在的科特布斯是霍亨索伦王朝位于萨克森选侯国境内的一块飞地，距离柯尼斯堡十分遥远。在刚刚入狱的那几年，罗特的监禁条件并不是十分糟糕——他住在舒适的房间内，午餐时能够享用六道菜，还可以沿着要塞的上层城墙放风。

然而，1668年时，当局发现罗特与留在柯尼斯堡的继子保持着秘密的书信联系，在信中破口大骂，攻击那些代表选帝侯管理柯尼斯堡的官员，称他们是“目中无人的加尔文宗信徒”，所以施加了新的限制。送信人是一个出生在柯尼斯堡的士兵，当时在派茨要塞服役，他同样遭到了惩罚。最开始时，弗里德里希·威廉宣称，只要罗特承认自己“有罪”，真诚地悔罪，请求宽恕，那么他就会让罗特重获自由，但罗特却一直都立场坚定，指出自己没有恶意，只是尽到了对“祖国”的责任。在当局截获罗特的信件后，得知内情的选帝侯决定永远也不释放这个惹是生非的市政官。罗特又坚持了好几年，到了70岁高龄的时候才终于给弗里德里希·威廉写信，乞求自由，宣称自己是选帝侯“忠顺的臣民”。 58 然而，直到1678年夏，入狱整整17年的罗特在派茨要塞撒手归西的时候，选帝侯也没有赦免他。

希罗尼穆斯·罗特被捕入狱后，选帝侯扫清了与普鲁士等级会议达成过渡性和解方案的障碍。尽管在1670年代早期，双方又因为税收问题爆发了冲突，选帝侯派出军队用武力强征税款，到了1672年1月的时候，选帝侯当局甚至还在普鲁士公国处死了一个政治犯，而这也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在位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处决； 59 但普鲁士人终究还是渐渐地承认了选帝侯的君主地位，接受了与之相应的财政制度。到了1680年代，普鲁士等级会议的政治统治终于彻底结束，只留下了一场令人怀旧的梦，追忆着普鲁士公国在波兰国王温和的统治下“那仍然难以忘怀的幸福、自由、安宁”。 60

朝野之间

选帝侯的行政管理机构渐渐地摆脱了对地方精英的依赖，变得越来越独立。选帝侯的直属领地占到了勃兰登堡领地总面积的近三分之一，在普鲁士公国的占比更是达到了一半左右，所以只是简单地改进直属领地的管理效率，就可以大幅增加选帝侯的收入基础。第二次北方战争期间，在新机构直属领地官房的监管下，直属领地的管理工作变得更加精简高效。货物税是一项将货物、服务当作征收对象的间接税，同样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措施——选帝侯先是在1660年代末期零敲碎打，在勃兰登堡境内的各个城镇逐渐征收这项税款，之后又把范围扩展到了波美拉尼亚、马格德堡、哈尔伯施塔特、普鲁士公国。在解决了地方上对征收方式的争议之后，接受中央指挥的税收专员（Steuerraäte）成了货物税体系的掌控者。没过多久，税收专员就承担起了许多其他的行政职能。对选帝侯来说，货物税是一项重要的战术工具，原因是它可以分化等级会议内部不同的团体，挑动对立，从而削弱等级会议与中央政府对抗的能力。此外，由于货物税只针对城镇征收，可以让农村生产者在与城镇生产者的竞争中占据优势，选帝侯既榨取了各地区的商业财富，又不会得罪实力强大的贵族地主家庭。

此外，弗里德里希·威廉还重用加尔文宗的信徒，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以此来加强自己的权威。这并非只是宗教偏好的问题，而是一项选帝侯有意施行的政策，目的是打压信奉路德宗的等级会议，让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主张。弗里德里希·威廉手下有好几位重臣是信奉加尔文宗的外国侯爵，比如长时间担任克莱沃总督的约翰·毛里茨·冯·拿骚-锡根，又比如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克·冯·瓦尔德克伯爵（之后成为侯爵）——他行事浮夸，是威斯特法伦行政圈内一个小国的统治者，曾经为联省共和国的军队效力，之后在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时期的前半段成了影响力最大的重臣。安哈尔特的约翰·格奥尔格二世同样是一位外国重臣，他指挥了勃兰登堡在1672年时的军事行动，之后还担任过勃兰登堡的总督。出身波兰-立陶宛王国，在第二次北方战争期间被任命为普鲁士公国总督的博古斯拉夫·拉齐维尔侯爵也是一位既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的侯爵爵位，又信奉加尔文宗的重臣。1658年之后，勃兰登堡的大臣奥托·冯·什未林成了柏林的朝廷中地位最高的官员。他是一个皈依了加尔文宗的波美拉尼亚贵族，为选帝侯办了许多事情，比如收购贵族的地产，将其纳入选帝侯的直属领地。总的来说，在大选侯在位期间获得任命的高官要员中，有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是归正宗的信徒。 61

任用外国人，让他们成为官员是大选侯在位期间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在勃兰登堡，几乎没有任何在1660年之后获得任命的重臣是勃兰登堡选侯国的本地人。雇用有才华的平民（主要是律师），让他们进入民政及军政部门的上层任职的做法加深了政府机构与地方精英之间的鸿沟。17世纪末，在霍亨索伦王朝处在萌芽阶段的官僚体系中，生活在勃兰登堡腹地的容克贵族已经遭到了边缘化。由于容克贵族作为精英阶层的成员，遭到了三十年战争的冲击，在战后恢复缓慢，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这种边缘化的趋势在不断加速。从1640年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即位时开始，到整整100年后，他的曾孙弗里德里希大王即位时为止，在所有重要的朝廷、外交、军事职位中，只有区区10%的担任者是勃兰登堡贵族地主阶层的成员。 62 贵族地主在官场上失势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与君主和中央政府联系更加紧密，与地方贵族关系更为疏远的全新官员阶层。

这场中央与地方精英之间的斗争并非你死我活，必须有一方无条件投降才能宣告结束。中央政府并不打算直接支配地方精英，而只是想要控制传统权力框架中的一些特定机制。 63 弗里德里希·威廉从来都没有废除等级会议的想法，也没有迫使他们完全服从选帝侯权威的打算。他在位时，中央政府的目的始终都是有限和务实的。地位最高的官员经常表明态度，敦促政府在与等级会议打交道时要灵活多变，多一些宽容。 64 克莱沃总督毛里茨·冯·拿骚-锡根侯爵是一个性情温和，喜欢做和事佬的人，他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调解君主与地方精英之间的矛盾。 65 弗里德里希·威廉在普鲁士公国的主要代理人拉齐维尔侯爵、奥托·冯·什未林也是温和派的人物，全都较为同情等级会议的诉求。只要仔细阅读一下枢密院的会议纪要，我们就会发现，会议的议程充斥着各地等级会议提出的申诉、请求，而选帝侯则当场回应了大部分的申诉，批准了大部分的请求。 66

没过多久，等级会议，或者说至少是等级会议中的贵族团体，就在己方利益与选帝侯的主张之间找到了折中点。他们审时度势，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就会与团体的其他成员分道扬镳。意识到作为指挥官加入军队是一条十分光荣、极具吸引力的道路，既能够提升社会地位，又可以提供稳定的收入之后，他们集体失语，不再反对选帝侯建立常备军的做法。 67 他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选帝侯在枢密院顾问官的辅佐下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利。他们心中设想的是，中央政府机构与地方显贵之间应当建立起互补的关系。克莱沃的等级会议在1684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选帝侯不可能对国内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所以必须依靠手下的官员，但问题却在于，官员都是凡人，都会像凡人那样表现出种种缺点，受到种种诱惑。所以说，等级会议的作用是，制衡地方治理机构，纠正地方政府犯下的错误。 68 比起1640年代的那些短兵相接的交锋，双方已经在和解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武力胁迫的手段的确起到了让地方精英就范的作用。然而，与武力胁迫相比，以长时间的谈判、调解为手段达成利益一致的方法虽然效果没有那么立竿见影，但意义却重要得多。 69 勃兰登堡的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种双管齐下的灵活方法，一方面由选帝侯唱白脸，时不时地使用强力手段，迫使地方精英做出重大让步，另一方面又由选帝侯手下的官员唱红脸，设法让双方重新达成共识。这种脚踏实地的方法也让各地的城镇得到了好处。1665年，马克伯国位于威斯特法伦行政圈内的小城索斯特正式向选帝侯效忠。作为回报，选帝侯允许索斯特保留其古老的“宪政制度”，承认该城以选举的方式从城市精英团体中选出官员执掌的独特自治及城市司法体系拥有合法地位。 70

如果从农村地区的角度出发，分析17世纪末时的局势，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贵族阶层保住了大部分的司法自主权和社会经济权力，仍然是各地的主导力量。他们仍然有权自主集会，讨论事关本地福祉的议题。他们仍然掌握着在农村地区征收税款、分配税负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地区层面（Kreisstaände）上，等级会议仍然有权选举地区长官（Landrat），保证这个在行政体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能够继续起到中间人的作用（直到18世纪末），除了要向君主负责，还要对地方上的团体利益负责。 71

只不过，如果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土地的政治权力架构上，那么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央政府与各省等级会议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各省贵族团体的全体代表大会变得越来越少见——1683年，阿尔特马克、米特尔马克的贵族召开了最后一次这样的代表大会。从此往后，一种名为“小型委员会”（engere Ausschüsse）的小规模常设代表机构成了管理等级会议事务、处理等级会议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途径。贵族团体离开了国家的权力巅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地方事务上，不再抱有全国性的政治野心。朝廷与乡野终于各奔东西。

遗产

17世纪末，勃兰登堡-普鲁士已经成了仅次于奥地利的第二大德意志邦国，其星星点点的领土就好像一长串大小不一的垫脚石，把莱茵兰与波罗的海东岸连接到了一起。16世纪时的婚约、继承权约定所描绘的远大前景大都变成了现实。1688年5月7日，也就是在大选侯去世的两天前，他躺在病榻上，对聚在床边、泪流满面的家人、臣下说道，蒙上帝恩典，他漫长的统治虽然困难重重，可谓“战火不断、麻烦连连”，但还是令人满意的。“所有人都知道我刚刚继承选帝侯之位时，国家那一片混乱、让人心碎的样子；借着上帝的帮助，我改善了国家的处境，成了一位受到朋友尊敬、令敌人胆战心惊的统治者。” 72 在之后的历史中，他声名赫赫的曾孙弗里德里希大王宣称，大选侯的统治开启了普鲁士走向强国之路的历史，因为普鲁士之所以会变得如此伟大，正是由于大选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世纪时，在普鲁士学派为普鲁士歌功颂德的宏大叙事中，这一论点的回声仍然响彻云霄。

显而易见，大选侯在位时在军事和对外政策领域的壮举正式地让勃兰登堡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1660年起，弗里德里希·威廉成了普鲁士公国这块位于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的土地的绝对统治者，从而超越祖先的政治地位，不再只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邦君，而是成了站在欧洲这个大舞台上的君主。弗里德里希·威廉派特使前往路易十四的朝廷，获得了“Mon Frère” 这个传统上法国国王只授予绝对君主的正式称谓——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大选侯到底有多重视自己的新地位。 73 大选侯的后继者弗里德里希三世更是利用自己对普鲁士公国的绝对主权，为霍亨索伦家族获得了国王头衔。久而久之，甚至就连勃兰登堡这个古老而受人尊敬的名称也渐渐失去了光彩，被“普鲁士王国”这个新名称所取代——在18世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普鲁士王国”一词来指代霍亨索伦王朝位于北方的所有领土。

大选侯本人也十分清楚自己在位期间发生的这些变化到底有多重要。1667年，他为继承人撰写了一篇“父亲的教导”。在开篇处，他按照君王遗嘱的传统格式，告诫继承人一定要信仰虔诚、敬畏上帝，但他很快就话锋一转，开始更为广泛地讨论问题，把文章变成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先例的政治论文。他着重指出了现在与过去的巨大不同，提醒继承人，成为普鲁士公国的绝对统治者以后，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不用再像祖先那样忍受被迫臣属于波兰国王这一“无法接受的局面”。“这一切都难以言表，相关的档案和记述将会证明这一点。” 74 此外，大选侯还告诫下一代选帝侯，在处理眼前的棘手难题时，应当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仔细研读历史档案后可以发现，不仅与法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十分重要，在这种关系和“你作为选帝侯，必须对帝国和皇帝表现出的尊重”之间找到平衡同样十分重要。此外，大选侯还在文中强调了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础的新国际秩序，提出守护新秩序的重要性，指出在必要的时候，无论哪一方或哪几方势力想要推翻新秩序，勃兰登堡都必须挺身而出。 75 简而言之，大选侯不仅十分清楚自己的历史地位，还对历史的延续性与变革的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着充分的认识。

大选侯之所以十分警惕历史的偶然性，是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取得的成就十分脆弱：既然有人成事，就肯定会有人败事。瑞典人正等待良机，“或使用奸计，或动用武力”，夺走勃兰登堡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控制权。波兰人则会伙同普鲁士人，只要一出现机会，就设法让普鲁士公国恢复“之前的状态”。 76 所以说，大选侯认为，自己的继任者不应当继续扩张勃兰登堡王朝的领土，而是应当守护那些已经合法地属于自己的东西：

一定要竭尽所能，始终与帝国所有的选帝侯、诸侯、等级会议建立互信友好的关系，与他们保持联系，千万不要引起他们的敌意，要始终维护美好的和平。既然我们的王朝已经受到上帝的祝福，获得了许多土地，你就必须一心一意地保卫国土，切记不可为了获得新的土地而遭到记恨与敌视，结果反倒因此丢掉了已经拥有的土地。 77

大选侯战战兢兢的语气把勃兰登堡-普鲁士对外政策的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十分值得注意。在观察国际局势的时候，柏林当局一直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性。不安分的行动主义之所以会成为普鲁士对外政策的标志性特点，最初的原因正是三十年战争造成的创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我们可以在“父亲的教导”悲伤的语句中听到这段记忆的回响：“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如果你只是作壁上观，认为战火仍然远离自己的边境，事不关己，那么你的土地就会成为上演悲剧的舞台。” 78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1671年与首席大臣奥托·冯·什未林的对话中，我们再一次听到了相同的声音：“我已经体会过了保持中立是怎么回事；即便是最为有利的中立条件，也会让你受到糟糕的对待。我立下誓言，到死也不会再做出保持中立的决定。” 79 这种挥之不去的脆弱感成了一个影响勃兰登堡-普鲁士历史的核心问题。 BL80xWooRaAlOcfpI1NwfiAYKc1u/yYY7Z0CW15pwz4q5LAn2vqrnUbkmvURkeO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