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毁灭

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1648年），德意志的土地变成了上演欧洲浩劫的大舞台。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与神圣罗马帝国国内新教势力的对抗发展成了一场欧洲大战，丹麦、瑞典、西班牙、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法国全都卷入了战争。从西班牙与宣布独立的联省共和国之间的争斗，到北欧诸国对波罗的海控制权的争夺，再到法国的波旁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由来已久的大国争霸，德意志诸国的领土成了一场又一场欧洲大战的战场。 1 在这场战争中，尽管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发生过战斗，也经历了围城战，也遭受过军事占领，但大部分战斗却发生在德意志诸国的土地上。对于无天险可守的内陆国勃兰登堡来说，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大灾难，把勃兰登堡选侯国所有的弱点都暴露得一览无余。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勃兰登堡面对着种种令人绝望的选择，无论如何应对，自己的命运都被其他国家完全掌握。勃兰登堡的选帝侯既没有能力守卫边疆、保护臣民，又没有办法让治下之民服从自己的命令，甚至都不能确保自己能够一直保有选帝侯的头衔。各国军队涌入勃兰登堡边区的各个省份后，法律变得形同虚设，地方上的经济活动受到干扰，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对过去的记忆都遭到了不可逆的破坏，彻底失去了连续性。150余年后，弗里德里希大王写道，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领土“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变成了不毛之地，被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哪怕到了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破坏的痕迹仍然可见”。 2

腹背受敌（1618—1640）

勃兰登堡毫无准备，完全无法应对这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所带来的挑战。勃兰登堡没有摆得上台面，可以用来对外作战的军事力量，拿不出讨价还价的资本，既无法获得盟友的回报，也没办法迫使敌人做出让步。在南方，与勃兰登堡选侯国直接接壤的卢萨蒂亚、西里西亚全都是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波希米亚王国的世袭王领（只不过，萨克森选侯国以签订租约的方式，获得了对卢萨蒂亚的实际控制权）。卢萨蒂亚、西里西亚以西是同样也与勃兰登堡接壤的萨克森选侯国。在战争的早期，萨克森选侯国一直都奉行与帝国皇帝密切合作的政策。勃兰登堡北方的边境线毫不设防，向丹麦、瑞典这两个信奉新教的波罗的海强国门户大敞——国力衰弱，由年老体衰的博古斯拉夫十四世统治的波美拉尼亚公国是勃兰登堡唯一的北方邻国，完全无法起到屏障作用，阻挡从波罗的海南下的外国军队。无论是在西部，还是在遥远的普鲁士公国，勃兰登堡的选帝侯都束手无策，没有任何手段可用来保护自己新获得的领地免遭入侵。所以说，从各方面来看，勃兰登堡都应当在这场战争中小心谨慎。此外，勃兰登堡的选帝侯顺从帝国皇帝的习惯仍然根深蒂固，这也强化了这种事事小心的倾向。

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1619—1640年在位）是个胆小怕事、优柔寡断的人，可谓生不逢时，完全没有能力化解勃兰登堡在战争中陷入的极端困境。他一方面担心勃兰登堡有限的资源将会迅速耗竭，另一方面又害怕国土会遭到报复性攻击，所以在战争的最初几年，一直都推三阻四，不愿与任何一方缔结盟约。虽然他在道义上支持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亚等级会议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的斗争，但到了内兄普法尔茨的选帝侯率军进入波希米亚，与等级会议并肩作战的时候，他却打了退堂鼓，一直都在袖手旁观。162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丹麦、瑞典、法国、英格兰等国的朝廷合计建立反哈布斯堡联盟的那段时间，勃兰登堡游走于大国外交的边缘地带，急切地施展着手腕。一方面，勃兰登堡先是在1620年时把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的妹妹嫁给瑞典国王，试图劝说瑞典出兵与帝国皇帝交战，之后又在1626年把选帝侯的另一个妹妹嫁给了特兰西瓦尼亚大公——特兰西瓦尼亚大公信奉加尔文宗，在土耳其人的支持下不断地与哈布斯堡王朝交战，成了一个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疼不已的强敌；另一方面，勃兰登堡又摆出了一副忠心耿耿的姿态，不断地向信奉天主教的皇帝宣誓效忠，对英格兰与丹麦在1624—1626年期间成立的反对皇帝的海牙联盟也避之唯恐不及。

然而，上述措施并不足以保证选侯国不会受到交战双方施加的压力，甚至都不能保护选侯国的土地免遭交战双方的军事入侵。1623年，蒂利将军率领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在施塔特隆击败新教军队之后，位于威斯特法伦行政圈内的马克伯国、拉文斯贝格伯国变成了天主教联盟驻扎军队的地方。格奥尔格·威廉虽然很清楚，想要远离麻烦，就必须保证自己治下的全部领地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抵御所有的来犯之敌，但问题却在于，他财力有限，无法有效地支撑起这样的武装中立政策。勃兰登堡等级会议的成员几乎全都信奉路德宗，对信奉加尔文宗的格奥尔格·威廉满腹狐疑，不愿为他提供资金支持。1618—1620年间，等级会议的成员大都支持信奉天主教的皇帝，担心信奉加尔文宗的选帝侯会与外国势力结盟，令勃兰登堡陷入危险的境地。在等级会议看来，对勃兰登堡来说，最佳的政策是放低姿态，在暴风雨结束之前，不要引起任何一个参战方的敌意。

1626年，就在格奥尔格·威廉与等级会议僵持不下，想要获得资金支持的那段时间，普法尔茨选侯国的将军曼斯费尔德伯爵率领的军队和其丹麦盟军先后进入阿尔特马克与普里格尼茨，纵兵为祸，引发了一场大灾难。乱兵破门而入，把教堂洗劫一空；瑙恩镇被夷为平地；为了迫使村民交出财物，入侵者动不动就放火烧村。勃兰登堡的一位重臣谴责了曼斯费尔德的行径，结果遭到丹麦特使米茨拉夫骄横跋扈的回应：“无论选帝侯愿不愿意，[丹麦]国王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做法。对国王陛下来说，不愿与他做朋友的人，全都是他的敌人。” 3 然而，丹麦人在勃兰登堡边区还没安顿下来，就吃了败仗，被敌人逼得连连后撤。1626年夏末，帝国和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在不伦瑞克公国境内的巴伦山麓卢特附近击败丹麦军队（8月27日）之后，帝国军队占领了阿尔特马克，而丹麦军队则撤退到了位于柏林北方及西北方的乌克马克和普里格尼茨。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率兵在普鲁士公国登陆，开始把普鲁士当作向波兰发动战争的前哨基地，根本就没把勃兰登堡选帝侯对普鲁士的领土主张放在眼里。此外，诺伊马克也遭到了为皇帝效力的哥萨克雇佣兵的入侵，同样被战火蹂躏，惨遭掠夺。梅克伦堡公国与勃兰登堡接壤，只要看一看梅克伦堡公爵的命运，就可以充分地认识到，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到底面对着多大的威胁。梅克伦堡公爵因为支持丹麦人而遭到严惩，被剥夺了爵位，而梅克伦堡则成了战利品，被皇帝赐给了靠当雇佣兵起家，在朝中权力极大的指挥官华伦斯坦伯爵。

改变策略，与哈布斯堡阵营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事情要是像这样继续下去，”格奥尔格·威廉一度陷入绝望，向近臣吐露心声，“我怕是就要疯了，因为我心里实在是太难过了。[……]我别无选择，只能加入皇帝的阵营；我只有一个儿子，只要皇帝能保住帝位，我和我儿子就多半能保住选帝侯的头衔。” 4 1626年5月22日，选帝侯不顾更加倾向于严守中立的枢密院顾问官和等级会议的反对，与皇帝签订了盟约。按照盟约的规定，勃兰登堡选侯国的所有土地都必须向帝国军队开放。由于帝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华伦斯坦伯爵一向都以向被占地区的居民强征的方式来解决部队的粮草、住宿、军饷问题，勃兰登堡吃了大苦头。

所以说，与皇帝结盟并没有让勃兰登堡获得喘息之机。实际上，到了敌军一溃千里，帝国军队节节胜利，实力在1620年代末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皇帝斐迪南二世似乎根本就没把身为盟友的格奥尔格·威廉放在眼里。1629年，斐迪南颁布《归还教产敕令》，宣布将会以1552年为准，在该年属于天主教教会的“所有大主教区、主教区、教长区、修道院、医院、教会捐赠”，都应当“物归原主”，哪怕必须为此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由于在勃兰登堡境内，已经有大量的教会机构划归新教教会管理，敕令有可能对勃兰登堡造成严重的损害。敕令一方面承认了1555年的宗教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又按照该方案的规定，把加尔文宗排除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秩序之外，宣布只有天主教和路德宗才是得到正式认可的宗教信仰，“所有其他的教义、宗派都不被容忍，必须严令禁止”。 5

1630年，瑞典高调加入德意志内战，虽然让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侯国获得了喘息之机，但同时也在政治上令勃兰登堡遭受到了更大的压力。 6 1620年，格奥尔格·威廉的妹妹玛丽亚·埃莱奥诺拉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成婚。古斯塔夫·阿道夫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醉心于战争与征服，同时又像传教士一样，热衷于欧洲的新教事业。随着瑞典在德意志的内战中越陷越深，古斯塔夫考虑到自己没有任何一个能够算作盟友的德意志诸侯国，所以下定了决心，要与内兄格奥尔格·威廉缔结盟约。格奥尔格·威廉并不愿与瑞典结盟，其中的原因倒也不难理解。过去的15年间，古斯塔夫·阿道夫一直都在波罗的海东岸开疆拓土，征服了大片的土地。他接连对俄国发动战争，为瑞典获得了北起芬兰，南至爱沙尼亚的成片领土。1621年，他再一次对波兰发动战争，占领了普鲁士公国、征服了利沃尼亚（也就是现在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他甚至还逼迫年事已高的梅克伦堡公爵签订协议，规定公爵死后，梅克伦堡应当并入瑞典，从而釜底抽薪，直接废除了勃兰登堡与梅克伦堡这个北方近邻很久之前就达成的领地继承协议。

这一切都表明，无论是作为盟友，还是作为敌人，瑞典都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国家。此时，格奥尔格·威廉又有了保持中立的想法。他计划与萨克森合作，建立新教势力圈，一方面可以团结新教势力，反对《归还教产敕令》的执行，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帝国皇帝和他位于北方的敌国之间形成缓冲地带——1631年2月，这一政策开花结果，成了《莱比锡协定》。只不过，上述外交操作几乎没有化解勃兰登堡在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受到的威胁。维也纳当局勃然大怒，不断地提出警告，发出威胁。与此同时，瑞典军队与帝国军队在诺伊马克境内持续鏖战，逐渐占据上风，把帝国军队赶出诺伊马克，占领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兰茨贝格、屈斯特林这三座要塞城市。

瑞典军在战场上大获成功后，古斯塔夫国王变得底气十足，提出勃兰登堡必须与瑞典建立明确的盟友关系，把格奥尔格·威廉希望保持中立的强烈表态当成了耳边风。他对勃兰登堡的一位特使说了这样一段话：

别跟我提什么保持中立，我一点都不感兴趣。[选帝侯]如果不愿成为朋友，就只能变成敌人。到了我抵达选侯国边境的时候，他必须表明态度，要么热情相迎，要么冷眼相待。这场战争是上帝与魔鬼的决战。要是内兄想要与上帝站在一起，他就必须加入我；要是他宁可与魔鬼为伍，他就只能与我兵戎相见了；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7

格奥尔格·威廉闪烁其词，想要拖延时间，却发现古斯塔夫已经率军逼近了柏林。威廉大惊失色，急忙将家中女眷送出城外，然后前往东南方距离柏林只有几千米的科佩尼克，与入侵者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决定古斯塔夫可以以客人的身份，率领一千名士兵进入柏林，与选帝侯继续协商。之后的几天，酒桌变成了双方的谈判桌，为了促使选帝侯签订盟约，瑞典一方不仅开出了诱人的条件，宣布愿意把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勃兰登堡，还暗示国王有可能把女儿嫁给选帝侯的儿子。格奥尔格·威廉决定加入瑞典的阵营。

导致选帝侯完全推翻之前的对外政策的部分原因是，瑞典军表现得咄咄逼人，令人心生畏惧——谈判进行到某个节点的时候，瑞典军甚至直接在柏林的城墙外架起大炮，把炮口对准王宫，好让本就进退维谷的选帝侯集中精神，尽快做出决定。只不过，1631年5月20日，蒂利率领的帝国军队攻下了新教城市马格德堡，同样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让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变得更加倾向于做出与瑞典结盟的决定。马格德堡陷落后，帝国军队除了像大多数取得围城战胜利的军队一样，大肆掠夺，还更进一步，屠杀了城内的居民，犯下的暴行成了德语文学作品中难以磨灭的记忆。百余年后，弗里德里希二世用他那字斟句酌的古典文风，描述了马格德堡惨遭屠城时的景象：

帝国军队在这座不幸的城市恣意妄为，没有什么能够节制帝国士兵，他们在愤怒的驱使下完全丧失理性，犯下了最为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成群结队，手持利刃，在街上狂奔，不分青红皂白，将老弱妇孺屠戮殆尽，城内居民无论是奋起反抗，还是引颈就戮，都难逃一死[……]放眼望去，眼前只有仍然在抽搐、一丝不挂，或堆在一起，或倒卧街头的躯体；受害者死前的哀号与施暴者愤怒的吼叫混在一起，难分彼此…… 8

马格德堡不仅是一座拥有大约两万居民的城市，同时也是德意志境内最为重要的新教中心之一，所以对当时的德意志新教信徒来说，马格德堡的遭遇同样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生存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小册子、报纸、大报 在欧洲各国广为传阅，用通俗的语言描述了帝国军队犯下的种种暴行。 9 在神圣罗马帝国所有信奉新教的地区，帝国军队恣意妄为、屠杀新教臣民的消息掀起轩然大波，没有什么比这更令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威信受损了。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叔叔克里斯蒂安·威廉藩侯是马格德堡的署理主教 ，所以马格德堡的遭遇对勃兰登堡造成了尤其严重的冲击。1631年6月，格奥尔格·威廉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与瑞典签订了盟约，同意按照盟约的规定，向瑞典军队开放施潘道要塞（位于柏林以北不远的地方）、屈斯特林要塞（位于诺伊马克境内），并且每月向瑞典交纳3万塔勒 。 10

勃兰登堡与瑞典的盟约和之前与帝国皇帝的盟约同样短暂。1631—1632年，由于瑞典军队与萨克森选侯国的盟军一起高歌猛进，深入德意志的南部、西部，接连重创帝国军队，新教势力渐渐地在战争中占据了上风。然而，由于在1632年11月6日的吕岑战役中，古斯塔夫·阿道夫卷入骑兵混战，战死沙场，瑞典人锐气尽失，放缓了进攻的步伐。接下来，瑞典军又在讷德林根战役中遭到重创。到了1634年年末的时候，瑞典已经彻底地失去了之前的优势地位。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一方面被战争耗得筋疲力尽，另一方面又急于分化瑞典人与德意志新教诸侯，他果断抓住机会，提出温和的和谈条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信奉路德宗、在1631年9月与瑞典结盟的萨克森选帝侯撕毁与瑞典的盟约，重新加入了皇帝的阵营。比起萨克森的选帝侯，勃兰登堡的选帝侯面临的选择可就要困难得多了。一方面，在《布拉格和约》的草案中，皇帝虽然宣布大赦，而且还放弃了自己早些时候在《归还教产敕令》中提出的一些太过极端的要求，却仍然对加尔文宗的宗教宽容问题只字未提；另一方面，瑞典人仍然不依不饶，想要与勃兰登堡签订新的盟约，甚至还开出了比上一次更为优厚的条件，宣布等到神圣罗马帝国国内的战争结束之后，瑞典将会把波美拉尼亚的土地全部交给勃兰登堡。

格奥尔格·威廉左右为难，拖延了好一阵子，才做出艰难的选择，决定加入皇帝的阵营。1635年5月，勃兰登堡与萨克森、巴伐利亚，以及许多其他的德意志诸侯国一起，在《布拉格和约》上签了字。作为回报，帝国皇帝承诺将会尊重勃兰登堡对波美拉尼亚公国继承权的主张。此外，皇帝还派出一支军队，协助勃兰登堡边区的防务，而格奥尔格·威廉则更是加官晋爵，获得了帝国军队大元帅的头衔——考虑到威廉在军事上毫无建树，这大元帅的头衔显得有些名不副实。为回报皇帝，选帝侯承诺征召2.5万名士兵，与帝国军队并肩作战。不幸的是，对勃兰登堡来说，由于在德意志的北方，势力的平衡又一次发生了改变，这个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言归于好的决定来得很不是时候——1636年10月4日，瑞典军在维特施托克战役中击败萨克森选侯国的军队，瑞典人再一次成了“勃兰登堡边区的领主”。 11

格奥尔格·威廉在位的最后四年一直都在设法把瑞典人赶出勃兰登堡；1637年3月波美拉尼亚公爵去世之后，控制波美拉尼亚同样成了威廉的重要目标。他虽然再三尝试，想要组建属于勃兰登堡自己的军队与瑞典人对抗，却只获得了一支规模极小、装备极差的部队。这支部队非但没能守卫国土，保护选侯国免遭瑞典军队和帝国军队的蹂躏，其中的一部分军纪较差的作战单位反倒加入了劫掠者的行列。瑞典再一次入侵勃兰登堡边区之后，选帝侯被迫踏上逃亡的旅途（在之后的历史中，勃兰登堡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者还会多次陷入相同的窘境），前往相对安全的普鲁士公国，于1640年在普鲁士离世。

政治

百余年后，弗里德里希大王对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做出的评价是“治国无能”，而一部记录普鲁士历史的著作则更是言辞刻薄，宣称格奥尔格·威廉作为选帝侯最大的缺点并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没有脑子，做不出决定”。接下来，这本书的作者又补充道，如果出现了两个这样的选帝侯，那么勃兰登堡“就书写不了什么像样的历史，最多只能留下一部地方志”。在二次文献中，类似的论调屡见不鲜。 12 格奥尔格·威廉当然算不上什么英雄人物，就连他本人心里也十分清楚这一点。年轻的时候，他在打猎时遇到事故，受了重伤，大腿上一道深深的伤口久治不愈，演变成了慢性炎症，导致他只能坐轿子出行，极大地限制了他的活力。在那个历史时期，德意志的命运似乎完全掌握在那些威武雄壮的军阀手中，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坐着轿子四处躲避未经许可便进入其境内的各路军阀，实在是很难让人对他抱有信心。“一想到我的领土就这样遭到蹂躏，一想到我遭到蔑视，彻底变成了笑柄，”他在1626年7月时写道，“我就心痛不已。世上所有的人肯定都认为我是个胆小如鼠的懦夫……” 13

只不过，在这一历史时期，勃兰登堡的对外政策之所以会表现出犹豫不决、左右摇摆的特征，主要原因并不是统治者的个人性格，而是因为从本质上讲，这位统治者一直都面临着困难的选择，始终进退维谷。格奥尔格·威廉面临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不可回避的结构性困境。这一点十分值得强调，因为这会让我们注意到勃兰登堡（以及之后的普鲁士）历史的一个恒久不变的特点。柏林的决策者一次又一次发现自己腹背受敌，不得不在不同的选项间左右摇摆。每当陷入这样的窘境，勃兰登堡的君主就多半会被扣上迟疑不决、当断不断的帽子。造成这一状况的并不是任何简单意义上的“地理”原因，而是因为在欧洲强权政治参与者的心理地图上，勃兰登堡的位置十分特殊。只要在脑海中描绘一下17世纪早期时，瑞典-丹麦、波兰-立陶宛、奥地利-西班牙以及法国这几个欧洲大陆权力集团之间斗争的主要前线，我们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勃兰登堡本身，还是其近乎不设防的东西部属地，都位于数条前线纵横交错的战略要地。在之后的历史中，虽然瑞典的国力大不如前，波兰也很快就步其后尘，但崛起之后加入大国行列的俄国取代了这两个国家，把同样的问题再一次摆到了勃兰登堡的面前。所以在柏林，勃兰登堡历代政府都必须在结盟、武装中立、独立行动这三个选项中做出艰难的抉择。

随着勃兰登堡在军事及外交领域陷入了越来越棘手的困境，柏林的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它们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想要实现截然相反的外交及政治目标。勃兰登堡应当延续传统，继续向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效忠，与哈布斯堡王朝站在一起，以此为手段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吗？这是亚当·施瓦岑贝格伯爵所支持的观点。信奉天主教的施瓦岑贝格出生在马克伯国，曾经支持勃兰登堡对于利希公国、贝格公国继承权的主张。自1620年代中期起，他在柏林成了亲哈布斯堡派的领导人。两位最具权势的枢密院顾问官莱温·冯·克内泽贝克、萨穆埃尔·冯·温特费尔德与施瓦岑贝格针锋相对，是新教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哈布斯堡阵营、新教阵营对勃兰登堡对外政策的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626年，选帝侯被迫与哈布斯堡阵营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施瓦岑贝格借机给温特费尔德扣上了叛国罪的帽子，不顾等级会议的反对，迫使他出庭受审，把他赶出了国。然而，到了1630年秋，瑞典人在战场上占据上风的时候，柏林又出现了一个由信奉加尔文宗的大臣西吉斯蒙德·冯·格岑领导的亲瑞典派，迫使施瓦岑贝格离开柏林，在克莱沃过上了赋闲生活。只不过，到了1634—1635年，帝国军队重新在战场上占据上风之后，施瓦岑贝格重返柏林，再一次执掌大权。

朝中的女性同样也对对外政策有着强烈的看法。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年轻的妻子是普法尔茨选侯国信奉加尔文宗的统治者弗里德里希五世的妹妹。她的故乡普法尔茨被西班牙和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占领，遭到战火的蹂躏，所以她当然十分仇视帝国。除了选帝侯的妻子，选帝侯的岳母、姑姑也全都支持反对帝国的对外政策——前者逃离普法尔茨选侯国的首府海德堡，前来投靠女儿，而后者则嫁给了弗里德里希五世的弟弟 。选帝侯信奉路德宗的母亲普鲁士的安娜同样也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反对者，经常直言不讳，发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意见。1620年，她不顾贵为选帝侯的长子格奥尔格·威廉的反对，促成了女儿玛丽亚·埃莱奥诺拉与信奉路德宗的瑞典国王的婚事。 14 安娜的目的是增强勃兰登堡对普鲁士公国的控制力，但考虑到当时瑞典正在与波兰交战，再加上波兰国王在名义上仍然是普鲁士公国的君主，这种与瑞典王室联姻的做法是极具挑衅性的外交策略。上述朝中女性主动参与外交活动的做法是有力的证据，足以证明在当时的勃兰登堡，王朝政治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保证君主的配偶、女性亲属拥有足够的话语权，能够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各个王朝的女性成员除了是有生命的担保物，可以用来传递继承权，同时也可与外国朝廷保持着意义有可能十分重大的关系，所以她们并不一定认为自己必须遵循君主制定的政策。

选帝侯的朝廷是一个小圈子，其外部还存在着由地方上的掌权者组成的权力架构，即由信奉路德宗的贵族代表组成的省一级等级会议。各省的等级会议一直都对有政治冒险倾向的所有对外政策满腹狐疑，而如果他们怀疑此种政策是为了实现加尔文宗的利益，那么质疑的声音就会尤其强烈。早在1623年时，等级会议就派代表团进谏，警告选帝侯不要被“鲁莽行事的顾问官”慷慨激昂的话语冲昏了头脑，提醒他等级会议对选帝侯的军事义务仅适用于“事态紧急，必须用军事手段来守卫领土的情况”。即便是到了新教联盟及帝国派出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入侵勃兰登堡之后，等级会议也仍然无动于衷，不愿回应选帝侯的请求。 15 在地方上的贵族看来，等级会议有两大职责，分别是预先阻止没有必要的冒险行为，以及保护各省的特权架构，防止地方特权遭到中央的侵害。 16

在和平时期，想要消除地方上的这种消极抵抗态度是一项很难完成的任务。1618年之后，由于在战争的初期，选帝侯对地方上的这种团体权力架构有着严重的依赖，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格奥尔格·威廉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行政机构，无论是征收军事捐税、军粮，还是征集任何其他的军需，都必须依靠等级会议的协助。等级会议仍然牢牢地把控着各省的税收机构。此外，由于等级会议不仅十分了解各地的情况，在地方上也很有权威，所以军队无论是想要利用民舍临时宿营，还是想要穿过某一地区，都必须依靠等级会议的组织协调。 17 在某些情况下，等级会议甚至会与率兵入侵的指挥官单独谈判，就捐税的支付问题达成一致。 18

尽管如此，由于战争越拖越久，地方贵族在财政上的特权开始变得越来越脆弱。 19 既然外国的诸侯和将军们向勃兰登堡的省份勒索捐税时没有任何顾忌，那么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为什么就不能分一杯羹呢？这意味着选帝侯必须废除等级会议自古以来就拥有的各项“自由权利”。选帝侯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不仅信奉天主教，又是一个外国人，与各省的贵族阶层没有任何利益关联的施瓦岑贝格。他立即采取行动，开始独立地征收一项新的税款，完全没有按照惯例让各省的税收机构参与。他限制了等级会议监管政府支出的权力。此外，他还暂时废除枢密院，成立了一个名叫战争委员会的机构来履行枢密院的职责，根据候选人是否完全不受等级会议的影响来确定委员人选。简而言之，施瓦岑贝格在财政领域建立起了一套专制制度，打破了勃兰登堡边区团体财政共治的传统。 20 格奥尔格·威廉在位的最后两年，施瓦岑贝格实际上已经成了率领军队与瑞典作战的最高统帅。在他的领导下，勃兰登堡早已溃不成军的作战部队重整旗鼓，孤注一掷地与入侵的瑞典军队进行游击战。他不留情面，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因受到战争摧残而财力枯竭的城镇提出的免税请求，与入侵者谈判的人（比如说就部队在民居中驻扎的问题进行谈判）则全都被他当作叛国贼。 21

在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古人眼中，施瓦岑贝格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等级会议最开始十分支持他小心谨慎的亲帝国外交政策，但之后又因为他侵犯等级会议的团体权利而对他恨之入骨。他善于玩弄权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枢密院内树敌众多，而他的天主教信仰更是进一步在枢密院内激发了政敌对他的仇恨。1638—1639年，在施瓦岑贝格的权势如日中天的那段时间，柏林城内流传着许多小册子，宣称他是一个“对西班牙人卑躬屈膝”的统治者。 22 然而，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后世之人还是能够十分明确地认识到，这位权臣开创了不少意义重大的先例。他的军事独裁结束之后，一种新的理念被广泛接受——如果局势需要，那么中央政府就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扫除等级会议特权、团体财政共治这两种复杂烦琐的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施瓦岑贝格掌权的那几年可以视为勃兰登堡进行的第一次没能取得决定性结果的“专制”统治实验。

满目疮痍

对勃兰登堡的臣民来说，三十年战争意味着法律的缺失、悲惨的生活、贫穷、掠夺、不确定的未来、背井离乡、死亡。1618年战争开始之后，选帝侯不愿冒险倒向新教阵营的决定，在战争的最初几年让勃兰登堡免遭战火的蹂躏。1626年，丹麦进军德意志北部之后，勃兰登堡遭到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入侵。在之后的15年间，丹麦、瑞典、普法尔茨、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就像走马灯一样，轮番占领勃兰登堡的各个省份。

对于外国军队所到城镇，面前只有三个选择，要么开城投降，任由敌军入城，要么冒着敌军破城之后挟怨报复的风险，坚守城墙，要么干脆弃城逃跑。举例来说，勃兰登堡西部哈弗尔兰地区的城镇普劳厄就在1627年4月10日那天抵挡住了一小支帝国部队的进攻。然而，到了第二天，帝国投入更多的兵力，再一次发动进攻的时候，该城的居民还是只能弃城逃跑。帝国军队刚刚占领普劳厄，就遭到了丹麦军队的攻击，所以普劳厄又被丹麦人占领，遭到了第二次洗劫。帝国军队兵临哈弗尔河畔勃兰登堡 城下的时候，位于哈弗尔河右岸（南岸）的旧城的市长和城市委员会同意开城投降，但位于左岸（北岸）的新城的市政官员却拒不投降，在烧毁连接新旧两城的桥梁后紧闭城门，只要帝国军队接近城墙就开火射击。接下来，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帝国军队用大炮轰开了新城的城墙，然后一拥而入，把整个城区洗劫一空。 23

那些受到战争影响最为严重的省份大都与哈弗尔兰、普里格尼茨相似，是所经的河流扼控主要的行军路线，因为军事意义重大而在战争期间反复易手的地区。1627年夏，丹麦军队与帝国派驻哈弗尔兰的要塞驻军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不停地烧杀抢掠，把包括莫斯劳、雷措、泽尔贝兰、大贝尼茨、施托尔恩、瓦塞尔祖佩在内，一连串名字古色古香的村庄变成了废墟。 24 绝大多数指挥官都把麾下的军队视为私人财产，除非绝对必要，否则就会尽量避免交战。所以说，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两军对垒的情况相对少见，各路军队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行军、调兵遣将、占领地盘上面。这样的作战方式虽然让士兵尝到了甜头，但所到之处的民众却全都吃了大苦头。 25

战争开始后，税赋和其他各类强制征收的款项都大幅增长。首先，勃兰登堡的臣民必须定期缴纳“捐税”，即一种由勃兰登堡的中央政府征收的税款，兼具土地税、人头税的特点，目的是为选帝侯的军队提供军费。接下来，他们还要缴纳名目繁多的其他税款。这部分税款的征收者既有外国军队，也有本国军队，征收的理由既有可能是合法的，也有可能是非法的。有些时候，政府官员、城镇的长官及市政官员会与占领军的指挥官就税款的征收问题达成一致。 26 然而，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同样屡见不鲜。比如说，1629年冬，哈弗尔河畔勃兰登堡新城的占领军指挥官就狮子大开口，要求新城的市民提前支付占领军之后九个月的军费。无理的要求被拒绝后，指挥官便以让士兵在居民家中住宿为手段，来惩罚市民。“占领军会把那些他们喝不完，浪费不完的东西彻底毁坏；他们把啤酒倒掉，把酒桶砸破，把门窗砸碎，把火炉砸烂；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破坏得一干二净。” 27 在柏林以北不远处的施特劳斯贝格，当地的居民必须按照每个士兵每天2磅面包、2磅肉、2夸脱啤酒 的定额，向曼斯费尔德伯爵手下的士兵提供军粮；许多士兵并不满足于居民提供的定额军粮，而是“狼吞虎咽，把所有能找到的食物一扫而空”。这样做的结果是，居民的营养物质摄入水平陡然下降，导致死亡率急剧上升、适龄妇女的生育率明显下降，甚至偶尔会逼得平民吃人肉充饥。 28 许多城镇居民干脆扔下所有的家什，弃城而逃。 29 士兵在居民家中长期住宿时，双方关系紧张，但又抬头不见低头见，许多目击者的证言都证明，士兵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干勒索、偷窃之类的一锤子买卖。

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勃兰登堡境内的许多地区，居民都不停地遭到敲诈勒索，渐渐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份撰写于1634年的报告可以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这对位于柏林以北的上巴尔尼姆地区到底意味着什么。1618年时，上巴尔尼姆地区的人口在1.3万人上下，但到了1631年时，却只剩下了不到9 000人。1627—1630年，上巴尔尼姆的居民总共向帝国军队的指挥官支付了18.5万塔勒；1631—1634年，该地区的居民向瑞典-勃兰登堡联军缴纳了2.6万塔勒的捐税；同样也是在1631—1634年，该地区的居民还额外向瑞典军提供了5万塔勒的补给费；此外，他们还向萨克森选侯国的骑兵团提供了3万塔勒的补给费，向勃兰登堡的不同指挥官提供了5.4万塔勒的军费，并且缴纳了各式各样其他的税款、单次税捐；更有甚者，过境的军队还经常用非正式的手段敲诈勒索，把他们的财产没收充公。在这一历史时期，购买一匹马只需要20塔勒，购买一蒲式耳 的谷物只需要不到1塔勒；有三分之一农民拥有的土地不是已经荒废，就是没有耕种；战争严重地干扰了经济活动，彻底破坏了许多对技术有要求的制造行业；城镇周围的田地经常遭到过境骑兵的踩踏，导致即将成熟的庄稼颗粒无收。 30

在对三十年战争进行描述的文学作品中，暴行故事（讲述那些士兵对平民犯下的极端暴行的叙事）如此之多，一些历史学家甚至想要把此类作品视为“描述毁天灭地的狂怒的神话”或“记录无尽毁灭、无限痛苦的传说”。 31 毋庸置疑的是，在那个时代描述三十年战争的文学作品中，暴行故事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比如说，菲利普·文森特 的著作《德意志哀歌》（The Lamentations of Germany）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书图文并茂，除了列出无辜之人遭到的残忍虐待，还配上了标题为“吃小孩的克罗地亚人 ”“用割下来的鼻子、耳朵做帽带”之类的木版画。 32 尽管许多暴行故事都显得太过耸人听闻，但我们也不应忘记，这些故事描述的事情全都源于生活，至少间接地记录了真人真事。 33

哈弗尔兰地区的官方报告记录了包括殴打、放火烧屋、强奸、肆意破坏财产在内，多到数不清的战争暴行。普劳厄郊区（位于哈弗尔河畔勃兰登堡以东，两地相距只有几千米）的居民描述了1639年元旦那天，帝国军队穿城而过，前往萨克森时的景象：“许多老人被折磨致死、被枪杀；大量的妇女、少女被强奸致死；儿童被吊死，有些时候甚至被活活烧死，被剥光衣服，在极寒的天气中活活冻死。” 34

彼得·蒂勒是距离波茨坦不远的贝利茨镇的海关官员、镇书记员，他撰写了一部回忆录，算得上是勃兰登堡的臣民对三十年战争最为令人难忘的记录之一。他在回忆录中描述了1637年，帝国军队经过贝利茨镇时的所作所为。为了让镇里的一个名叫于尔根·韦伯的面包师供出藏钱的地点，帝国的士兵“把半个指头长的木条捅到了他的[阴茎]里——请大家原谅我粗鄙的用词”。 35 蒂勒还描述了一种名叫“瑞典麦芽酒”的逼供方式——“瑞典麦芽酒”据称由瑞典人发明，但大量的报告表明，所有的军队都使用了这种逼供方法，之后这种方法更是成了所有描述三十年战争的文学作品中必然出现的情节：

杀人不眨眼的强盗拿起一根木棍，把它捅到了可怜虫的嗓子眼里，先是搅了几下，然后就开始向嘴里倒水，之后又倒进了沙子，甚至是粪便，为的只是让那个可怜虫供出藏钱的地方。在贝利茨，一个名叫达维德·奥特尔的镇民就遭到了这样的虐待，没过多久就死去了。 36

一帮帝国军队的士兵抓住了另一个名叫克吕格尔·莫勒的镇民，将他四马攒蹄，牢牢捆紧，然后把他架到火上烤，直到他供出了藏钱的地方。然而，第一帮帝国士兵刚刚拿着钱扬长而去，就有第二帮帝国士兵闯进了镇子，开始四处劫掠。得知第一帮士兵文火慢烤，已经迫使莫勒交出一百塔勒之后，他们又把莫勒拖了回去，把他的脸摁到火里烤，“直到他被活活烧死，他的脑袋竟然像烤鹅一样皮开肉绽”。一个叫于尔根·莫勒的牛贩子与克吕格尔·莫勒一样，也因为乱军想要逼他供出藏钱的地方而被“活活烧死”。 37

1638年，帝国军队和萨克森选侯国的联军途经普里格尼茨境内位于柏林西北方向的小镇伦岑时，士兵先是把房屋内所有的木材、家什都洗劫一空，然后放火烧屋。户主从大火里抢救出来的所有财物也全都被士兵夺走。帝国士兵刚刚离开，瑞典人又攻了过来，对伦岑进行了新的一轮烧杀抢掠，“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对待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镇民，即便是土耳其人也从来不会如此凶残”。1640年1月，伦岑当局撰写了一份官方报告，在报告中描绘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他们把本镇诚实的镇民汉斯·贝特克绑到木桩上，点火炙烤，从早上7点，一直折磨到了下午4点。贝特克就这样在惨叫和极端的痛苦中离开了人世。”瑞典人砍断了一个老人的小腿，让他无法行走；用开水烫死了一个主妇；扒光小孩子的衣服，在冰天雪地中把他们活活吊死；把受害者赶进寒冷刺骨的水塘。总共有差不多五十人，“无论男女老幼，高矮胖瘦，就这样被虐待致死”。 38

与入侵者相比，选帝侯自己招募的士兵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同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士气低下。军官经常用严厉的惩罚残酷地对待手下的士兵。在冯·罗乔上校指挥的团，军官动不动就“找各种琐碎借口殴打、刺伤”士兵，“用夹道鞭刑 、烙刑来惩罚”士兵，有些时候甚至还会割下士兵的鼻子、耳朵。 39 考虑到前述因素，士兵在对待所到之处的平民时同样毫不留情，也许就不令人意外了。勃兰登堡的士兵“经常敲诈勒索、烧杀抢掠”，激起了极大的民愤。由于民众的抗议太过频繁，施瓦岑贝格伯爵亲自出马，在1639年召开特别会议，在会上训斥了那些纵兵为祸，因为手下的士兵态度无礼、手段残暴而激起民愤的指挥官。 40 然而，没过多久，勃兰登堡的指挥官就把施瓦岑贝格的训诫忘得一干二净：两年后，柏林附近的泰尔托地区递交报告，指出指挥官冯·戈尔达克率领的军队在该地四处掠夺，糟蹋了所有的庄稼，“用非人的手段”对待当地居民，“与敌人相比，残酷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41

准确地估算暴行在这场战争中发生的频率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暴行的记录经常出现在那个历史时期各式各样的记录中，从个人的自述，到地方政府的报告书和请愿书，再到文学作品，都提到了士兵犯下的暴行——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士兵向平民施暴肯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战争暴行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的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 42 战争暴行给三十年战争下了定义，捕捉到了一些与战争相关的真相，并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秩序彻底崩溃，男女老幼在不受控制的暴力面前毫无抵抗之力。

勃兰登堡1618—1648年的人口记录也许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勃兰登堡的臣民在这场战争中承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物价连年居高不下，平民经常因为营养状况不佳而抵抗力低下，导致诸如斑疹伤寒、腺鼠疫、痢疾、天花之类的传染病在人群中肆虐。 43 在战争期间，勃兰登堡边区总共有大约一半的居民死亡。在不同的地区，死于战火的人数不尽相同；那些因被水体或沼泽包围而免遭军事占领，也不会有军队经过的地区通常不会受到太严重的影响。举例来说，1652年的一次调查指出，在奥得河的沼泽洪泛区，即奥得沼泽，在三十年战争开始的时候有人耕种的农庄中，只有15%仍然处在荒废状态。而在近15年的时间内几乎一刻不停地遭到战火蹂躏的哈弗尔兰，这一比例高达52%，与奥得沼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巴尔尼姆地区的民众在战争期间除了要缴纳大量捐税，还经常被迫让士兵在家中住宿，到了1652年的时候，该地区仍然有58.4%的农舍处在荒废状态。在勃兰登堡北疆位于乌克马克境内的勒克尼茨地区，农舍荒废的比例竟然高达85%！在位于柏林以西的阿尔特马克，人口的死亡率呈现出由西向东逐渐升高的趋势。阿尔特马克靠近易北河的东部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经常有军队过境，总共有50%～60%的人口死于战火；在阿尔特马克的中部地区，人口的死亡率下降到了25%～30%，而西部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则是15%～20%。

一些最为重要的城镇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哈弗尔河畔勃兰登堡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全都位于经常有军队经过的关键地区，在战争中都失去了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柏林-克尔恩的卫星城镇波茨坦、施潘道损失了超过40%的人口。普里格尼茨同样是一个有大量军队经过的关键省份，战争开始的时候，该省共有40个经营大庄园的贵族家庭，到了1641年的时候，这40个贵族家庭只剩下了10个。此外，在普里格尼茨境内，包括维滕贝格、普特利茨、迈恩堡、弗赖恩施泰因在内的一些城镇甚至变成了空无一人的死城。 44

我们只能猜测，上述灾难到底对大众文化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不可能得到任何准确的答案。战争结束后，在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定居的家庭大都是外来的移民，比如荷兰人、东弗里西亚人、荷尔斯泰因人。在某些地区，战争造成的冲击太过强烈，竟然阻碍了集体记忆的传承。学界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在德意志的全部土地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即1618—1648年的战争抹消了民间对之前发生的战争的记忆，以至于中世纪的、古代的、史前的城墙和土木工事失去了原来的名称，全都变成了所谓的“瑞典人的城墙”。在某些地区，战争似乎切断了个人记忆的传承，而由于以村庄为基础的习惯法的权威和延续性十分依赖个人的记忆，三十年战争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在生还者中，没有人年纪足够大，还记得“在瑞典人到来之前”的样子。 45 这也许正是勃兰登堡边区缺少民间传统的原因之一。到了19世纪40年代，收集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并出版故事集的做法风靡一时，许多受到格林兄弟启发的故事爱好者想要在勃兰登堡边区找到类似的传说，却空手而归。 46

我们将把三十年战争描述为“毁天灭地的狂怒”的做法称作神话，并不是因为这样的描述没有事实依据，而是因为这样的描述在集体记忆中变得根深蒂固，成了用来思考问题、认识世界的工具。托马斯·霍布斯之所以会称颂把所有合法力量都集于一身的利维坦式国家，称其为人类社会的救星，正是因为无论是他的故乡英格兰，还是欧洲大陆，都爆发了宗教争议引起的内战，让他目睹了战争中的狂怒。霍布斯提出，与其眼睁睁地看着秩序和公正因为内战而荡然无存，不如把所有权力都交给君主制的国家，换取人身及财产安全。

萨穆埃尔·普芬多夫是对霍布斯的作品理解最为深刻的德意志读者之一。普芬多夫是萨克森的法学家，他与霍布斯一样，也以反乌托邦式观点看待周遭的暴力和失序，并以此为依据论证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他在《普遍法学要论》（Elements of Universal Jurisprudence）一书中提出，单靠自然法则无法保证人类正常的社会生活。除非建立“最高权威”，否则人就会把暴力当作实现自身福祉的唯一手段，“届时天下必将大乱，彻底变成加害者与反抗者决一死战的战场”。 47 所以说，国家无比重要，因为国家的主要目的是“以合作互助的方式把人组织起来，避免通常都会出现的人与人相互伤害的情况”。 48 三十年战争造成的伤痛在普芬多夫的语句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是，以中央集权为手段来防止社会失序是国家存在的法理依据；在勃兰登堡，这种观点尤其掷地有声。这种观点给出了无可辩驳的哲学答案，能够让与格奥尔格·威廉针锋相对的省一级等级会议无言以对。普芬多夫在1672年写道，既然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处理国事都肯定要产生支出，那么君主就有权“按照所需承担的支出数额，迫使个人交出一部分财产”。 49

综上所述，普芬多夫从内战的回忆中提炼出了一套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为国家权力的扩张打下了基础。普芬多夫认为，等级会议的“自由权利”必须服从国家的“必然要求”。普芬多夫晚年时前往柏林，成为勃兰登堡的宫廷史官，为勃兰登堡近年来的经历编写了一部编年史，把这一套理论融入其中。 50 在普芬多夫编写的这部史书中，执行官式君主的出现是重中之重：“他所有思考的尺度和焦点都是国家，所有举措都好像一条条直线，全都指向这个名叫国家的圆心。” 51 与16世纪晚期开始出现的那些粗略的勃兰登堡编年史不同，普芬多夫的编年史是由一种历史变革理论引导的，注重国家的创造性、变革性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普芬多夫创造出了一种既充满力量，又十分优雅的叙事方式，无论是好是坏，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对普鲁士历史的理解。 xJoM3XWHP3eyORWs4G9wSfxnas1095EqZNhET/mjcFtXy4EUAyM0pB49D+KHX8K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