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47年2月25日，盟军柏林占领当局的代表签署法令，废除了普鲁士的国家地位。自此以后，普鲁士彻底地成了历史。

普鲁士这个自成立之初便成为德意志军国主义、反动思潮传播者的国家在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

为了维护和平、守护各民族的安全，为了确保德国在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重建政治生活，管制委员会决定颁布如下法令：

条款一

普鲁士、其中央政府及其所有附属机构自即日起全部废除。 1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第46号法令绝不仅仅是一道行政命令，因为占领当局把普鲁士从欧洲地图上抹去的做法同时也相当于对普鲁士做出裁决，为其盖棺论定。普鲁士与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萨克森不同，并不是一片普通的德国领土，而是为祸欧洲的德意志弊病的发端之地，是导致德国偏离和平发展道路、放弃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罪魁祸首。1943年9月21日，丘吉尔在英国议会发言，指出“普鲁士是德国的核心，是反复出现的疫病的根源”。 2 所以说，从象征意义的角度来看，把普鲁士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抹去是一项很有必要的举措。普鲁士的历史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压在生者心头。

这个极不光彩的结局让处理本书的主题压力重重。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早期，史家对普鲁士历史的描述大都相当正面。普鲁士学派的新教历史学家大唱赞歌，宣称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不仅是理性行政的实施者、进步的推动者，也是把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国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法国的波拿巴主义者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的解放者。该学派的历史学家认为，1871年成立的以普鲁士为主导的民族国家是宗教改革之后，德意志历史演变自然且不可避免的最佳结果。

1945年后，纳粹政权犯下的滔天罪行已把德国的历史笼罩在阴影之下，这种用正面的眼光评判普鲁士历史的观点渐渐失去了市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指出，纳粹主义的出现并不是意外事件，而是“[普鲁士]慢性疾病的急性症状”；就心态而论，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做出选择，成为普鲁士人”。 3 一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步入现代之后，德国的历史没能走上“正常”（如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道路，没能进入相对自由、纷扰较少的政治成熟期。这种观点指出，法国、英国、尼德兰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将旧精英和旧政治制度的权力一扫而空，而德国则从来都没有发生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取而代之的是，德国走上了一条“特殊道路”（Sonderweg），在道路的终点迎来了长达12年的纳粹独裁统治。

在这种畸形的政治环境的形成过程中，普鲁士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纵观德意志诸国，普鲁士看起来正是“特殊道路”的种种典型症状表现得最为明显的那个国家。在所有这些症状中，当数容克地主阶层屹立不倒的权势最为突出。容克地主是居住在易北河以东地区的贵族地主，他们长期把持普鲁士的军政大权，在乡村地区一手遮天，在欧洲经历了革命浪潮的洗礼之后，他们的主宰地位保留了下来。无论是对普鲁士，还是进而对德国来说，这一弊端造成的后果似乎都是灾难性的：普鲁士和德国出现了反自由的、没有包容性的政治文化，表现出了一种比起法律赋予的权利，更加尊重强权的倾向，建立了一脉相承、未曾中断的军国主义传统。几乎所有分析德国走上“特殊道路”原因的见解都把失衡的或者说“不完全的”现代化进程视为症结所在，认为在德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没能跟上步伐，被经济领域的创新和增长落在了后边。根据这种解读，普鲁士是德国及欧洲现代历史的万恶之源。普鲁士把本国独有的政治文化强加于刚刚诞生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扼杀了德国南部更加自由的政治文化，令其彻底边缘化，从而为之后的政治极端主义和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普鲁士对威权主义的推崇、对强权充满奴性的顺从，为民主制度挖掘了坟墓，为独裁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地基。 4

上述范式转移式的历史见解转变引起了那些想要为普鲁士这个已经被废除的国家正名的历史学家（他们大都生活在联邦德国，政治取向十有八九是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们如数家珍，列举了普鲁士取得的成就——清正廉洁的公务员体系；对宗教少数派的包容态度；一部广受称赞，引得德意志诸国争相效仿的法典（1794年颁布）；（19世纪时）在欧洲鹤立鸡群的识字率；效率极高，堪称范式的官僚体系。他们提醒人们关注生机勃勃的普鲁士启蒙运动。他们着重指出，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在面临危机时会转变重组，重获新生。“特殊道路”范式着重指出普鲁士人在政治上充满奴性，对强权卑躬屈膝，他们则反对此说，强调普鲁士历史上的那些值得回顾的反抗强权的事迹，尤其是对1944年7月时，普鲁士军官在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大书特书。在他们的笔下，普鲁士并非十全十美，却仍然与纳粹创建的种族主义国家截然不同。 5

1981年，柏林举办了规模庞大的普鲁士展览会，吸引了不下50万观众观展，将这股以友善的眼光回顾普鲁士历史的浪潮推向了高潮。由多国学者组成的国际团队收集了大量的实物及文本展品，观展者可以一间接着一间，在摆满展品的展厅内踱步，按照时间顺序，回顾普鲁士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展览会除了展示诸如军事装备、贵族族谱、描绘宫廷生活的图像、重现历史上重大战役的画作之类的展品，还以“包容”“解放”“革命”为主题，设置了一系列主题展厅。展览的目的并不是勾起观众对普鲁士历史的怀旧之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许多政治立场偏左的批评家看来，展览对普鲁士的描绘确实显得太过正面），而是交替展现光明面和黑暗面，从而让观众对普鲁士的历史“形成平衡的认知”。评论展览时，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大众传媒，都把普鲁士对当代德国人的意义当作重点。许多相关的辩论都着重分析了应当如何看待普鲁士坎坷的现代化历程，可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一种论点认为，当代的德国人一方面需要承认普鲁士的“美德”，比如克己奉公的公共服务体系，又比如包容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应当与那些不太讨人喜欢的普鲁士传统划清界限，比如让专制统治者大权独揽的政治习惯，又比如过分颂扬军事成就的倾向。 6

虽然展览已经结束多年，但普鲁士却仍然是一个可以让意见两极分化的议题。1990年之后，两德统一，首都也由“西部”信奉天主教的波恩变成了“东部”信奉新教的柏林，不禁令人忐忑不安，担心仍然未被彻底压制住的普鲁士历史传统掀起新的波澜。“旧普鲁士”的精神有没有可能阴魂重现，困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呢？虽然作为一个政治体的普鲁士已经灭亡，但“普鲁士”一词已变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标志，获得了新生。德国的一部分右翼势力把普鲁士当作标语，认为“旧普鲁士”的“传统”是一种美德，能够制衡包括“方向感迷失”、“价值观丧失”、“政治腐败”、集体认同下降在内的当代德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7 然而，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普鲁士”仍然是德国历史上包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傲慢自大、反对自由在内所有令人作呕的弊端的代名词。虽然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早已不再存在，但只要有人提到了普鲁士具有象征意义的某种特质，围绕着普鲁士的争论就多半会死灰复燃。1991年8月，弗里德里希大王的遗骸在由他下令修建的无忧宫重新下葬，引发了不少激烈的讨论，甚至还有人提出计划，认为应当重建位于柏林市中心宫廷广场的霍亨索伦宫，引爆了热火朝天的公开辩论。 8

阿尔文·齐尔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领导的勃兰登堡州州政府工作，原本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部长，却因为在2002年2月，讨论是否应当接受将柏林市与勃兰登堡州合并到一起的提案时发表不当言论，在一夜之间成了德国全国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宣称“柏林-勃兰登堡”一词太过绕口，为什么不直接把合并之后新成立的行政区称作“普鲁士”呢？齐尔的发言引发了新一轮的激烈辩论。对齐尔的提议持怀疑态度的人警告普鲁士会因此余烬复燃，德国全国的各大电视台纷纷播出电视谈话节目，讨论齐尔的提议，《法兰克福汇报》更是刊登了一系列大标题是《普鲁士应当存在吗？》（Darf Preussen sein？）的专题文章。汉斯-乌尔里希·韦勒教授是“德国特殊道路”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为《普鲁士应当存在吗？》系列撰写了一篇小标题为《普鲁士毒害了我们》（Prussia poisons us）的文章，用慷慨激昂的语言驳斥了齐尔的提议。 9

只要试图理解普鲁士的历史，就肯定无法完全避开上述争议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评价普鲁士的历史，都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普鲁士在德国20世纪灾难连连的历史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把希特勒夺取权力这件事当作唯一的切入点来解读普鲁士的历史（实际上，无论分析哪个德意志邦国的历史都是如此），这同样也不意味着我们应当用非黑即白的道德标准来评判普鲁士的历史，好似完成任务一样，颂扬光明面，痛斥阴暗面。当代的历史讨论（还有一部分专业的史学著作）充斥着对普鲁士历史两极分化的评判，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这不仅过分简化了原本极其复杂的普鲁士历史，还会把普鲁士的历史压缩成一套证明德国人有罪的民族目的论。只不过，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普鲁士在成为德国的邦国之前，早就已经成了一个欧洲国家。在这里，我要提前摆出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德国并没有成就普鲁士，反倒是导致普鲁士走向毁灭的祸根。

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把普鲁士的历史记录分成善恶两类，没有拿出天平，称一下普鲁士的历史到底是善多一点，还是恶多一点。同样，我也不会宣称自己外推出了“经验教训”，不会给出道德上、政治上的建议，去指点现在及未来的读者。翻开本书之后，各位读者会发现，书中的普鲁士与某些痛恨普鲁士的学者笔下的普鲁士十分不同，不是一个好似白蚁巢一样冷酷森严、嗜血好战的国家，但书中同样也不会出现亲普鲁士的学者笔下好似围坐在炉火周围，回顾美好的往昔一般，对普鲁士的历史太过温情的记述。我很庆幸自己是一个出生在澳大利亚，在21世纪的剑桥大学工作的历史学家，在记述普鲁士的历史的时候，不会感到自己肩负着某种义务（或受到了某种诱惑），既不需要扼腕叹息，也不必歌功颂德。因此，本书的目的是，探究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成就了普鲁士，之后又让普鲁士走向毁灭。

近年来，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它强调民族和国家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难以确定的外部条件的影响下出现的。这种观点认为，民族和国家是有人设计、有人建造的“大厦”，而修建大厦的砖瓦则是在意志的火焰中“烧造”出来的集体身份认同。 10 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像普鲁士那样，如此让人信服地证明这一观点：普鲁士是一个由七零八落的领土组成的国家，既没有天然的边界线，又没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语言、传统饮食。此外，普鲁士时不时地对外扩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吸收了新的人口，即便经历了困难重重的同化过程，这部分人口也不一定能够培养出对普鲁士的忠诚感，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领土分散、文化缺乏一致性所造成的困难。把生活在普鲁士境内的居民塑造成“普鲁士人”是一个缓慢而又一波三折的过程，早在普鲁士的历史正式终结之前，这一过程就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实际上，就连“普鲁士”一词本身都显得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它并不是取自霍亨索伦王朝位于北方的核心腹地（也就是以柏林为中心的勃兰登堡藩侯国），而是取自一块远在霍亨索伦王朝世代相传的领地的最东端，位于波罗的海之滨，与核心腹地并不接壤的公爵领地。尽管如此，勃兰登堡的选帝侯还是在1701年获得国王身份的时候，把普鲁士选作新王国的国号。普鲁士传统的核心与精髓恰恰是传统的缺失。普鲁士这个干巴巴的，只存在于抽象思维中的政治体到底是如何变得有血有肉的？普鲁士到底是如何从一张刻印君王头衔的清单成长为一个既有凝聚性，又充满活力的国家的？普鲁士是如何学会赢得臣民的忠诚，让他们自觉为国效忠的？这便是本书将要回答的几个核心问题。

在通俗语言中，“普鲁士”仍然代表着某种特殊的专制制度，给人以一种井井有条的感觉，所以一提到普鲁士的历史，就很容易想象出这样的图景：霍亨索伦王朝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制订了周密的计划，按部就班，不断地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整合王朝的领地，扩大领地的范围，挤压地方贵族的生存空间。要是这样讲的话，那么普鲁士就是一个从中世纪的混乱与蒙昧中崛起的国家，它冲破了传统的禁锢，建立了理性的、包容一切的秩序。本书的目的正是推翻这一套说法。我在打开普鲁士的历史画卷时，首先试图确保秩序和混乱在这段历史中的地位都能得到恰当体现。战争是最为可怕的混乱，同时也是从始至终贯穿普鲁士历史的一个重要元素，以复杂的方式影响着中央政权的形成过程，既起到了促进作用，又表现出迟滞作用。至于政府在普鲁士国内巩固中央权力的过程，我们只能把它看作在瞬息万变，有时甚至显得极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一个具有偶然性的拼凑过程。有些时候，“行政管理”完全可以视作受控动荡的代名词。即便是到了19世纪，在普鲁士境内的许多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力也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中央政权”当作普鲁士历史无关紧要的脚注。实际上，我们应当把普鲁士的中央政权理解为政治文化的产物，认识到它是某种形式的反身意识。普鲁士思想形成的一个令人惊叹的特点是，认为普鲁士历史独具特色的观念，从出现之日起，就一直都与宣称中央政府具有合法性、必要性的主张交织在一起。举例来说，17世纪中叶时，大选侯提出，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君主制中央政权的行政架构内是最保险的方法，可以最为有效地抵御外侮。虽然时不时地有史家重申这一论点，用看似客观的语言，给它披上了一件名叫“对外政策优先”的外衣，但我们却必须认识到，这一论点本身也是普鲁士中央政权演化过程的一个环节，只是大选侯用来为自己的至高权力提供依据的一个说辞罢了。

换言之，普鲁士历史同时也是普鲁士历史的历史，因为普鲁士的中央政权一直都在一边演变，一边编写自己的历史，将自己过去的经历与当下的目标描述得越来越丰富详细。19世纪初，为了应对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巩固摇摇欲坠的中央政府，普鲁士的统治者用独特的方式不断地升级措辞。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普鲁士中央政府大吹大擂，用无比崇高的语言把自己粉饰成历史进程的推动者，结果真的把自己塑造成了某种特殊现代化道路的模范典型。然而，普鲁士的中央政府在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人心中的威信与地位，与其在绝大多数普通普鲁士臣民的生活中的具体分量没有多少关系。

普鲁士的统治者代代相传的领地只能算是平平无奇，与普鲁士在历史上显赫的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算得上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勃兰登堡是历史上普鲁士的核心省份，到访的游客通常都会大吃一惊，发现这片土地竟然如此缺乏资源，这里的城镇竟然如此土气，令人昏昏欲睡。眼前的一切很难让人把这片土地与那个名叫勃兰登堡的政治体非同寻常的历史角色联系起来，更不要提用所见所闻来解释勃兰登堡为何会拥有如此特殊的历史地位了。七年战争（1756—1763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伏尔泰眼看自己的好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面对法国、俄国、奥地利组成的联军时疲于应对、陷入窘境，有感而发写道：“应该有人写上那么一小段文字，讲讲现在发生的事情。这样一篇文章多少能解释为什么勃兰登堡这样一个土地多沙贫瘠的国家会变得如此强大，与它对抗的联盟竟然足以令法王路易十四在位时的历次反法同盟相形见绌。” 11 普鲁士拥有强大的实力，但国内却资源匮乏，无法提供足以支持强大国力的物质基础，这看似不合理的反差实际上反倒有助于解释历史上作为欧洲强国的普鲁士为什么拥有一个令人最为捉摸不透的特点，亦即普鲁士有些时候会表现出与国力不相称的强大实力，另一些时候又会变得危如累卵，显得极为弱小。一提到普鲁士，普通人马上就会想到包括罗斯巴赫会战、洛伊滕会战、莱比锡战役、滑铁卢战役、柯尼希格雷茨战役、色当战役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成就。然而，在历史上，勃兰登堡-普鲁士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站在政治灭亡的边缘：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是如此，在七年战争时也是如此，而在1806年，拿破仑击败了普鲁士的军队，一路乘胜追击，横跨北欧，把普鲁士的国王赶到普鲁士领土最东端的梅默尔时亦是如此。普鲁士的历史当然有军力强盛，不断巩固对外扩张成果的时期，但交织于其中的同样也有长时间的收缩和衰退。普鲁士一直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脆弱感，给普鲁士的政治文化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是隐藏在普鲁士出人意料的成功背后的阴暗面。

本书将会探讨普鲁士如何取得成功，之后又如何走向灭亡。只有同时了解成功和灭亡这两个过程，我们才能真正搞清楚，为什么普鲁士这样一个在众人认知里显得那么强大的国家会突然从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彻底消失，落得一个无人哀悼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