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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短暂的一生，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去了11个地方：呼兰、哈尔滨、青岛、上海、东京、北平、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从北到南，从中国到日本，再返回中国。萧红无时不是在漂泊、无处不是在辗转，和每一座城一样，充满着悲伤。虽然五四一代人的足迹同样是辗转不定的，但萧红的辗转带有更多漂泊的意味，甚至可以说萧红前半生是在流浪，后半生才是在漂泊，这其中有着极为曲折的求生历程。更为重要的是，萧红没有一个可以回得去的故乡、一个足以抚慰人心的城市或地点。如果探究一下萧红对不同地方是否存在情感上的依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萧红与这些地方的关系是隔膜的，萧红扮演的是局外人的角色，萧红对这些城市的记忆是自己在这些城市中感受到的生存危机和破碎的情感体验。
1936年萧红在东京
如今的萧红故居内有一幅她的人生旅途行走图。短短的人生中，她走过了那么多地方，从一个异乡到另一方陌生的土地，今天不知道明天的落脚之处。这幅图让人们瞬间明白了什么叫作“步履匆匆”！萧红常以无家人自称，在组诗《苦杯》中说：“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
在散文《失眠之夜》中又说：“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
正因为萧红拥有寂寞孤独的童年、漂泊流浪的生涯、辗转波折的爱情、孤独凄凉的逃难，才使她对人生的苦痛有着深刻的体悟，并且能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关注并思考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才使她能够绘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作品拥有足够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久远的魅力。
1927年，萧红第一次离家到哈尔滨。萧红小学毕业后想继续读书，但她的父亲不允许。在萧红的商量、哀求之下，依旧行不通。萧红以不读书便出家为尼要挟，她父亲这才妥协。1927年，萧红正式告别呼兰来到哈尔滨，就读于东特女一中（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1930年，萧红为了逃脱父亲给她的包办婚姻，和她青梅竹马的表哥陆振舜逃到北平。不久，家人断了萧红和陆振舜的经济来源，两人不得不回到呼兰。这是萧红的第一次逃离和出走，经历了订婚、悔婚、出逃北平、重返呼兰后，从此她就一直处于逃离和漂泊状态。空间上的不停变更其实也是内心的不断游移。萧红带着反抗和期许不断变更行迹，也在不断的人生起伏中渴望一种安稳和停息。但她始终在路上，离她的故乡越来越远。
1930年10月起，萧红在东兴顺旅馆被困了约一年的时间。“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萧红在东兴顺旅馆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被扣留和威胁的时候，她写了这首诗，同时她给《国际协报》副刊的编辑裴馨园写了一封呼救信。很快，她就得到了援助。这样的举动，都可以让人看出萧红在思想和行为上与传统女性的不同之处；并且，萧红对于当时的文人，或者说进步青年之间的互助是抱有希望的。也是在这一次的求救中，萧红认识了萧军。萧军的出现，最开始不是爱情上的，而是生存上的，进而是文学上的，在面临相似的生存危机与共同的文学追求情况下，才有了爱情的出现。因此，萧红最初的这段感情，可以看作复杂的历史情景下，各种情感的复杂交织；这份感情有着捉襟见肘的窘迫，也有着侠义相助的浪漫。之后，萧红和萧军住进了一家白俄经营的欧罗巴旅馆，在现在的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十道街10号，夹在尚志大街和中央大街之间。在欧罗巴旅馆中，萧红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在这些散文中，萧红以亲身的经历诉说着生存的重压、生存的艰难、贫困的煎熬，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肉体上的极度饥饿。“除了一张床，地下有一张桌子，一张藤椅。离开床沿用不到两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开门时，那更方便，一张门扇躺在床上可以打开。住在这白色的小室，我好像住在幔帐中一般。”
1932年11月至1934年6月，二萧又搬到商市街25号，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中对此有大量记述。那时，他们两人在哈尔滨，吃黑列巴蘸盐，喝白水，体会到极度的饥饿和寒冷。在这些日子里，萧红有过午夜时分因为饥饿无法入睡而想要偷列巴圈的想法，也有过萧军第一次拿到20元工资，两人到馆子里喝丸子汤的经历。《雪天》中，萧红写到了一种很值得品味的状态：“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这使我不能再睡，小屋子渐渐从灰色变作黑色。睡得背很痛，肩也很痛，并且也饿了。我下床开了灯，在床沿坐了坐，到椅子上坐了坐，扒一扒头发，揉擦两下眼睛，心中感到幽长和无底，好像把我放下一个煤洞去，并且没有灯笼，使我一个人走沉下去。”
1933年5月，萧红处女作《王阿嫂的死》（笔名悄吟）发表在哈尔滨的《国际协报》上。
萧军，中国现代作家，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田军等。1932年，与落难中的萧红结识，后共同生活。1933年10月与悄吟（萧红）出版小说、散文集《跋涉》。
一切街车街声在小窗外闹着。可是三层楼的过道非常寂静。每走过一个人，我留意他的脚步声，那是非常响亮的，硬底皮鞋踏过去，女人的高跟鞋更响亮而且焦急，有时成群的响声，男男女女穿插着过了一阵。我听遍了过道上一切引诱我的声音，可是不用开门看，我知道郎华还没回来。
小窗那样高，囚犯住的屋子一般，我仰起头来，看见那一些纷飞的雪花从天空忙乱地跌落，有的也打在玻璃窗片上，即刻就消融了，就成水珠滚动爬行着，玻璃窗被它画成没有意义、无组织的条纹。
我想：雪花为什么要翩飞呢，多么没有意义！忽然我又想：我不也是和雪花一般没有意义吗？坐在椅子里，两手空着，什么也不做；口张着，可是什么也不吃。我十分和一架完全停止了的机器相像。
——萧红《雪天》，选自《商市街》
1933年5月21日，萧红完成《王阿嫂的死》（短篇小说，署名悄吟），收入1933年10月五画印刷社印刷出版的三郎、悄吟合著《跋涉》一书。
1934年的初夏，萧红和萧军在东北籍作家舒群的邀请下，登上了开往大连的火车，开始了他们向南逃亡的旅程。6月15日，他们终于到达了青岛。“流浪去吧，哈尔滨也不是家！”
对于离开和流浪，萧军倒是满怀斗志和激情，但或许对于萧红来说，离家越来越远的脚步，又时时让她的心低沉。《漂泊者萧红》当中有两句话：“漂泊者萧红，无论在哪里，都看不到苦难的边际。她需要一道坚实的岸。”
或许，这更契合萧红的心迹。以自由的追求从旧家庭中突围出来，但新组建的家庭却陷入了个体生存的危机。在青岛，萧红、萧军给鲁迅写信，很快收到回复，并被邀请去上海。
来到上海的二萧，迎来了文学创作上的高峰时期。鲁迅先生时常邀请萧红到家里吃饭、交谈，不仅给了萧红文学上的指引、生活上的开导，还给予了萧红一定的经济援助。萧红的《生死场》发表时，鲁迅亲自写序推荐，出版后轰动一时。鲁迅也经常向朋友推荐这本书，可以说，《生死场》与鲁迅有着文学精神上的相通，甚至在鲁迅看来，当时那批作家中，萧红最有希望。
1934年，萧红、萧军在离开哈尔滨前夕合影
1934年夏，萧红在青岛樱花公园
1934年11月，萧红、萧军与作家张梅林离开青岛抵达上海。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特意将两人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不久，萧红、萧军、叶紫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
1936年7月，萧红东渡日本。在日本时，她曾写下：“夜间：这窗外的树声，/听来好像家乡田野上抖动着的高粱，/但，这不是。/这是异国了，/踏踏的木屐声音有时潮水一般了。”
虽说萧红曾在文字中流露出在日本时读书、写作、休养，获得了生命片刻的宁静，这是她的黄金时代，但就是这样的“黄金时代”也是充满着异国他乡孤身一人的凄凉和满心的伤痛。1937年1月，萧红回国，一回到国内，萧红就去了鲁迅墓前。她写下了《拜墓》（节选）：
跟着别人的脚迹，/我走进了墓地，/又跟着别人的脚迹，/来到你的墓边。/那天是个半阴的天气，/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我就在你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只说一声：久违。
鲁迅是萧红文学上的恩师，也是知己。鲁迅对文学青年萧红的提携和帮助，对萧红来说，是命运中极大的幸运和转折。
1940年，萧红和端木蕻良去了香港。同年，她发表了《呼兰河传》。决然离家始，无家可依终，萧红漂泊流离的一生，最终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经年的颠沛流离，使萧红患上了肺结核。1942年1月22日，因为被错动了喉管手术，萧红呼吸道阻塞窒息而死，31岁在香港去世。当时，香港被日军占领，各种物资紧缺，端木蕻良很难买到骨灰盒，不得不去一家古玩店买了一对素雅的花瓶，用来替代骨灰盒。端木蕻良将萧红的骨灰分装在两只花瓶中，其中一只埋在浅水湾。戴望舒曾写下：“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另一只则埋在由圣士提反女校改建的战时临时医院。多年后，端木蕻良去世，根据他的遗嘱，他的另一半骨灰，由夫人钟耀群带到了香港，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的树丛中，陪伴着萧红。香港的浅水湾旁，萧红终于停下了她生命漂泊的脚步，在中国北方出生，在南方离世，萧红一生兜兜转转，身上背满离愁和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