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是松花江的一条大支流,发源于小兴安岭西南侧,流经松嫩平原东部13个市县,在哈尔滨以下4公里处注入松花江。呼兰河因萧红的《呼兰河传》,从自然地理上的一条河流,流进了文学,也流进了千家万户。让全世界记住呼兰河的,是萧红的《呼兰河传》。呼兰河带着萧红的童年记忆、气质风格进入了文学的版图中。
萧红故居位于现今哈尔滨市呼兰区城文化路29号,占地面积7125平方米,分东西两个院落。两院共有房舍30间,东院8间,西院22间。东院五间房后有一近2000平方米的菜园,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与呼兰河边的童年最紧密的记忆,是萧红对祖父深远而长久的眷恋。萧红曾说:“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一座城对于萧红而言,最重要的是城里有一个重要的人。萧红祖父的慈蔼,让萧红一生都不断回忆和留恋着这样的时光。萧红家的大花园里有蜂子、蝴蝶、蜻蜓、蚂蚱等各种昆虫,就像鲁迅的百草园一样。因为祖父整天都在后园里,于是萧红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
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地,西一脚地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籽踢飞了。
百草园,是浙江绍兴新台门周家的一个菜园,也是作家鲁迅幼年时玩耍的地方。鲁迅曾写下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回忆童年的上学时光与在百草园中的美好过往。
后花园里的一老一小和泥土亲密地接触,祖父不会怪罪萧红的淘气和笨手笨脚,反而在这个过程中还和萧红聊起不同种子的特性,有时也让萧红来猜一猜那些不曾见过的植物是什么。祖父总是一边被尚且不懂很多作物知识的萧红逗得哈哈大笑,同时也一边耐心地告诉萧红作物真正的名称。“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着‘温暖’和‘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一老一小,一位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和一个对一切还充满新鲜感的孩童,在后花园里合成了一个短暂的美好的童年的梦。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很难想象,几经漂泊辗转的萧红,还能将童年的往事写得如此动人,有人说《呼兰河传》很少有父母的印记,但正是父母的缺席,恰好成全了《呼兰河传》,这里面没有最完整的童年,却让创伤中的萧红找到了最令人动容的童年,即便是早早就知晓“周围尽是些凶残的人”的萧红,也不免流露出了克制的温情。在回忆后花园的童年往事中,萧红也许再一次回到了一个天真烂漫的梦中,获得了短暂的休憩。就在有着蝴蝶、蚂蚱、谷子、倭瓜、小白菜、韭菜……的后花园里,萧红拥有了人生第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无拘无束的,甚至可以肆意妄为;在这里,萧红和最湿润的土地亲密接触,和不同的植物近距离接触。对于孩童来说,自然界拥有生命的一切动植物,都是他们童年的玩伴,因为萧红和它们一样,幼小而充满探索的渴望,生命力旺盛地感受着这个世界。花花绿绿、色彩斑斓的后花园,给了萧红对自然的第一感受,而后花园中的自然也安抚了萧红的心灵,打开了她对周遭世界敏感的触角;重要的是,这段温馨而天真烂漫的记忆竟成为萧红苦难一生中最温柔和善意的时光。当萧红深陷战火中的香港、病痛缠身时,这些脑海中远去的记忆或许曾把她带回一个没有苦痛的世界,《呼兰河传》是萧红的告慰。
童年的萧红是敏感而细腻的,一方面有着小孩的天真,另一方面也用毫无保留的心思洞察着周围的一切。与祖父的柔软与慈蔼不同的是,萧红的祖母更像是一位善于训诫调皮捣蛋儿童的大家长。萧红曾记得,为了纠正萧红爱捅破纸窗的“毛病”,祖母拿了一根针放在纸窗的外面,一次萧红手指捅破纸窗时,被针狠狠地扎了。祖母的劝诫方式让萧红很多年后还是很笃定地说出“我很不喜欢她”这样的话。祖母用最简洁也最粗暴的方式阻止了小孩子的淘气,但那伸出手就被狠狠刺痛的手指,让萧红对成人世界的“恶意”多了敏锐的痛感,这样的痛感甚至是伴随她一生的——对外在世界的防范和警惕。萧红记忆中的母亲也是“夜里也是照样地喊,母亲吓唬我,说再喊她要打我”
。旧式家庭的教育方式有着积重难返的原因,但对于萧红这样天生敏感的人来说,足以造成影响其一生性格的心理创伤。女性长辈在萧红童年记忆中扮演着严肃甚至冰冷的家长角色,对于孩童的体认和理解不及祖父的万分之一,而正是因为这两种形象的并存,萧红用犹疑的眼光打量周遭世界的时候,内心深处也丢不掉对外在世界温情的渴望。萧红对于父亲则是从始至终的否定态度,甚至有些仇恨的心态。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尔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成年后的萧红在回忆童年时,依旧保留了孩童最直接、原始的思维方式。在萧红的童年中,父亲的角色不是缺失,而是负面的典型。父亲的阴影伴随了萧红的一生。
不是每一位作家都有一座童年的后花园,而萧红的后花园尤为独特。萧红的人生就是在不断追寻和建设曾经的后花园,这源于萧红对温暖和爱的体验特别地敏感和强烈,萧红对爱的敏感体现在对缺少爱的时刻怀疑与渴望爱的时刻期待。这一方面源自萧红感受到的爱太过于少了,稀有的温暖对于一个天生敏感的人来说,足以让她刻骨铭心,甚至一生处在对温情的回忆中,饱尝人生的遗憾和无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敏感的萧红感受到了截然不同、差异极大的两种情感——温情和冷漠、慈蔼和残酷同时降临在萧红身上,她一面厌恶和害怕严苛冷漠的成人世界,一面处于对稀少的温暖经久不息的回忆中,感受到失去的痛苦;加之在萧红身上的,还有残忍的家长式的行为暴力,这里的暴力不是说某一种确切的暴力行为,而是萧红家族中以严苛训诫和家长做派行事的长辈们给萧红造成的心理压力。因此,萧红的孤独、倔强甚至不惜打破常规的反抗日益在内心积累。对于萧红来讲,童年里的后花园时期是人生中短暂而宝贵的时光,她曾用无须顾忌的儿童心态去拥抱过大自然,不需考虑大人的规范,不需在意训诫,也不需提防不知从何而来、何种方式的残酷惩罚。自由感受和生长,是后花园里独有的待遇。
梳理萧红童年中的几个关键人物,他们似乎就代表了两个极其相反的倾向,当然这其中也有敏感的人对某些情感容易放大的原因。萧红对温暖和残忍的行为感受都更深刻,或者说用更加关切的眼光去在意。对于敏感的人来说,疼痛的记忆更容易横亘在所有的记忆中,因此萧红在很小的时候就感受到情感的残酷与冷漠,在这一点上,萧红与鲁迅有相通之处。萧红记忆中的祖父是那么完美而温柔,祖母、父亲、母亲则是那么冷漠而狠心。萧红一生在情感上的不安,来自童年严重分化的情感体验。而逐渐长大的萧红,性格中滋生了最为独特的气质:反抗。萧红最早也是最大的一次反抗,就是反抗为还上初中时的她就定好的包办婚姻。1930年,19岁的萧红奋力逃脱包办婚姻,从家乡呼兰县城一路逃到哈尔滨。萧红选择了离家出走,与她同行的是叔伯姑姑的儿子陆振舜。他们来到了北平(即今北京),萧红就读于女师大附中。但因为家里不再提供任何经济来源,迫使萧红不得不于1931年1月返回家乡。在这一次出走和返回的波折中,萧红在闭塞的呼兰小城引起了不少关注,父亲宣布开除萧红族籍,断绝父女关系。她回到家不久,就被囚禁在更为闭塞的伯父家。在长达十个月的软禁中,萧红再一次逃离了呼兰,此后,她便再也没有回到过这片曾经哺育她的土地上。然而,萧红的突围是从一种危机进入了另一种危机之中。
包办婚姻指男女双方不是基于自愿结合,而是由第三者(包括父母)违背婚姻自由的原则,包办他人的婚姻行为,是封建婚姻制度的主要形式和重要特点,以门当户对为基础,以父母之约、媒妁之言为条件和途径,而婚姻当事人间往往缺乏感情。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萧红的反抗: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的反抗、情绪和思想上的反抗。但值得追问的是:萧红的反抗究竟是为了什么?反抗给萧红带来了什么?
萧红的反抗最初是一种长时间压抑的发泄,但这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而是在极大的生存压力下,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选择了逃离。与其说萧红是受到了五四风潮的影响,不如说萧红是借助五四新文化的风潮,对长久压抑的儿童脆弱情感做了一次释放。萧红为什么要逃离包办婚姻,不是因为包办婚姻的对象,而出在“包办”两个字上。与其说萧红的逃婚是一种女性的觉醒,不如说萧红的逃婚是自我的觉醒、对自我的捍卫,不论这样的自我是什么样的,捍卫自我的重点是捍卫行为本身。而萧红做出这一切的动机在于,在萧红的童年经历中,萧红对亲情的期待与温暖的亲情的缺失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萧红在情感的冰冷鸿沟中,选择了自我防卫。有学者就曾指出,萧红从祖父这样的祖辈男性那里得到了许多溺爱与保护,又从父亲那里受到了太多的冷落乃至萧红眼中的侮辱,这种反差直接造成了萧红对于男性的认知偏差。一方面,萧红对于男性有着无法摆脱的依赖性;一方面,萧红又有着当时一般女性所没有的对于尊严的极度维护和遭受不公平待遇时的激烈反抗。而萧红的离家出走,可以看作对男性权威的反抗,同时也是对自我感情的正当防卫,这一举动是萧红对两种男性第一次表明自我的态度。萧红的反抗是为了弥补自己内心情感的缺失,是保护自我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