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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是西方人，现在却成了东方人。他本是罗马人或法兰克人，在这块土地上却变成了加利利人或者巴勒斯坦人。他本是兰斯人或沙特尔人，现在却成了提尔或者安条克公民。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出生地。不仅有人娶了本民族的妻子，还有人娶了叙利亚人或亚美尼亚人，甚至是蒙恩受洗的萨拉森人。在外地出生的人，现在就和在这里出生的人一样；生来就是异族，而今却成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耶路撒冷居民、沙特尔的富尔彻
十字军用手中的长剑，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征服“海外国家”。虽然有时候会通过谈判和平受降，也常常抓走俘虏，但在他们穿越东欧、安纳托利亚和中东时，仍然屠杀了成千上万当地人，令同样多的人流离失所。穆斯林、犹太人和非天主教基督徒都成了他们狂热暴行的受害者。“海外国家”中的基督教邦国是由一系列被依次征服的贵族领地和公国成长起来的，耶路撒冷始终是它们的目标。十字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征服了耶路撒冷——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也是基督教最神圣的一座城市。当他们最终占领这座圣城时，将其变成了一座鬼城。这些人的杀戮欲望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越过城墙，杀光了城里的居民。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留下的灰烬、血腥和污秽中，锻造了耶路撒冷王国。十字军主张的领土被分割成四个不同的邦国：埃德萨伯国、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和耶路撒冷王国。这些领地的统治者控制并以基督之名占有各邦国之间的圣地。十字军东征实现了目标，并使较为幸运的骑士们大发横财。
这一胜利的消息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耶路撒冷还未出现在大军的视野内，许多人就已放弃了东征。沿途多次遭到失败和挫折后，夺取圣城的理想似乎是一件“傻瓜的差事”。东西方的行吟诗人和史家都以前所未有的热忱描绘了这次征服的故事。歌曲、故事和诗词都成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冒险、英雄主义和残暴行径的写照。最重要的或许是，人们也书写了历史，只是当时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边界尚未开始厘清，编年史作者经常自由地运用艺术手法。
“海外国家”的历史是中世纪世界历史中记录最完备的领域之一，为今天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宝藏。本书中使用的全部原始资料清单可在“参考书目”一节中找到。对于这一政治与军事较量最为激烈的时期，我们拥有不同民族的编年史：法兰克人、亚美尼亚人、拜占庭人、叙利亚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我们拥有那些权力者签署的宪章，它们提供了关于不同时代统治者以及他们如何运用权力的可靠信息。我们还拥有留存至今的文物、“海外国家”中尚存的要塞以及考古记录提供的证据。
我们虽然幸运地拥有了如此丰富的信息，却又不幸地身处这些叙事来源共同存在的偏见之中。留存至今的大部分编年史都是神职人员撰写的，他们都是信奉父权、宗教和禁欲主义的男人。这些男人不与女性共同生活，也不热爱女性，他们的生活中与女性来往甚少。这方面有一个显著的例外，那就是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宁娜所著的《阿历克塞传》，安娜是当时受教育程度最高、最富野心的女性之一。她所著的史书提供了一些关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和“海外国家”创立的信息，但即便是她的手笔中，也充满着那个时代重男轻女的思想：安娜·科穆宁娜当然绝非女权主义者。这一切都归结于作品的体裁，她选择的是一部编年史，这必然与男性编年史作家的传统和态度相结合。
同样，记录这一时代的穆斯林历史学家尽管不是教士，也同样出生于有深厚父权传统的社会，不认为记录女性活动有多么重要。因此，女性在战争、围城、国家治理和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一直都被忽视和贬低。中世纪男性编年史作者似乎都不愿承认和谈论女性的重要性，尽一切可能忽视她们。
“厌女症”和“父权制”这两个词在现代人考虑女性的表现和待遇时是至关重要的，在描述“海外国家”女性统治者的生活时，我们很想随意地使用它们。然而，将它们用在中世纪世界听起来很不合时宜。因此，我将保守地使用这两个词。对于一个消亡已久、时空上与我们相隔遥远的社会，将充满现代价值观判断的词语应用到它的成员和态度上总是很难的，但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中世纪的“海外国家”是在一个与发展这些术语的现代社会大相径庭的框架中运作的，那么结合使用它们就是很有益的。当时的人们将男女不平等当成一个法定事实，融入由基督教会和骑士精神定义的社会结构中，女权主义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
“厌女症”一词的现代用法指的是不合理地厌恶或害怕女性，并歧视她们。中世纪对女性的歧视颇为严重。女性在继承法和个人自由上的权利较少，当时通行的世界观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当时如果有人否认男人和女人在生活中的不同角色，就会遭到嘲笑，就像现在的人否认气候变化一样。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而且，作为现代读者，我们对中世纪妇女所受待遇的很多看法是通过神职人员的著作得到的，这可以归结为一个体裁的问题。编年史中介绍女性的方法，可能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她们在社会中的现实地位。考虑到这一点，“厌女症”一词用在中世纪社会上可能算不上合适，但用在中世纪编年史上可能更合适一些。
提尔的威廉所著的编年史《大海彼岸的历史往事》毫无疑问是耶路撒冷王国和海外基督教诸邦中所发生事件最重要、最详尽的记录。它是由中世纪较为机敏、缜密的一位历史学家写成的。提尔的威廉肯定是同代人中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大约1130 年生于耶路撒冷，早年在圣墓教堂天主教学校接受教育。因此，他的性格是在耶路撒冷旧城中心、基督教宗教中心形成的。1145 年，他离开“海外国家”前往欧洲，在巴黎和意大利游学十余载。1165 年，他返回“海外国家”，被当时的国王耶路撒冷的阿马尔里克任命为驻拜占庭大使。从这一职位，他先后升任提尔副主教、耶路撒冷书记长和提尔大主教。担任这些职务期间，他还成为了阿马尔里克的儿子的老师，以及耶路撒冷王国的宫廷历史学家。有了这样多彩多姿的经历和教育，他对自己记录的“海外国家”事件的文化和政治细节有着独一无二的理解。他的研究全面且丰富多彩，不仅引用了已有的编年史，还亲自采访目击者，也见证过他所描述的许多事件。
尽管威廉在编史时展现出了罕见的睿智和相对现代化的方法，在叙事中穿插了全局分析，但他的编年史仍不免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一些“厌女症”的迹象，也不乏政治上的偏见。在一千多页的编年史中，他只将百分之五的篇幅用于讲述女性的事迹。因此，我们必须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他的历史，如果落入陷阱，认定他所写的一切都是可靠的事实，那是相当危险的。威廉在作品中对女性的看法和描述更是如此，和大部分中世纪编史者一样，他喜欢将女性归入两个阵营之一：要么是罪人，要么是圣徒。他不愿意相信笔下的女性是和男性一样复杂的个体，更愿意将她们当成文学中的一个隐喻，而不是把她们描写成活生生的人。
耶路撒冷王国和其他海外基督教邦国是生活在袭击、入侵和灭绝威胁阴影下的边陲之地。欧洲移民对中东的习俗、地形和气候并不熟悉。这个社会是由在战争中取胜的军事精英、骑士、领主、男爵、伯爵、亲王和国王及其封臣组成的，他们治下主要是土生土长的基督徒。
“海外国家”的女性统治者生于一个不同文化交融的世界，身处一个被危机撕裂的地区。海外基督教诸邦是“法兰克人”创立的，这是对领导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欧洲人的统称。穆斯林编年史家称他们为“Faranj”或“Franj”，也有人将他们称为“拉丁人”；“拉丁东方”（Latin East）与“海外国家”是可以互换使用的两个词。法兰克人主要来自西欧和南欧，因此他们向东方输出的是天主教、封建和军事文化。然而，由于该地区的不稳定，以及中东本地居民的文化差异，“海外国家”中发展起来的文化与西欧有很大的不同，也明显不那么单一。耶路撒冷对远至爱尔兰和印度、文化各不相同的民族来说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圣地”诸城在中世纪也是独特的民族文化中心，不同信仰的人们都陷入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战争，以及夹杂其间那令人不安、通过谈判达成的和平。在地区冲突的背景下，这也是一个艺术繁荣、文化交融的时期。
中东本地土生土长的基督徒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叙利亚人、雅各布派教徒和马龙派教徒。这些群体往往按照种族和宗教界限区分，有着不同于西欧的文化和语言。在拉丁东方，十字军给予他们的权力少于欧洲天主教移民，而且，虽然他们在社会和法律层级上高于犹太人和穆斯林，但许多人仍被视为异教徒。尽管如此，在最高和最低的社会阶层中，合作和通婚都是得到鼓励的，特别是在埃德萨伯国的边疆区。
这样的合作对海外基督教诸邦的生存至关重要。占领军规模很小，许多十字军战士在夺取耶路撒冷之后返回西方，尽管鲍德温一世在位期间新一波十字军战士东行补充了“海外国家”中的法兰克人，但不足以占据和充满他们所主张的全部土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征服“海外国家”的得胜之师并没有为刚赢得的土地构建一个族群。他们主要是士兵，虽然有许多女性与大军随行，但在穿越欧洲和小亚细亚的艰苦行军中已大大减员。移民并不仅限于东征的主力军。不过，本地的基督徒逐步回归：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基督徒与天主教徒一同在耶路撒冷组成各自的社群，他们都得到了减税的待遇，这是为了鼓励新夺取土地上的殖民和贸易。
法兰克人逐渐开始适应新的环境，并在自己的文化中融入了当地文化的元素。关于这一点最流行的趣闻之一是：一位特别热心的法兰克骑士听说一些阿拉伯人有剃阴毛的习惯，于是要求一位男性浴室服务员以同样的方式为他和妻子剃毛，深感蒙羞的服务员将此事告知了编年史作家乌萨马·伊本·蒙奇德，后者也颇为震惊。毫无疑问，此事也令那位困惑不解的妻子蒙羞。
尽管人们倾向于将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视为“海外国家”中的死敌，一旦相遇就必定决心杀死对方，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海外国家”的各个城市中，特别是处于重要贸易路线的城市，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相对自由地混居一处，穆斯林只需要支付税费，就可以得到在基督教领地上贸易和生活的权利。双方的领导人也经常进行外交谈判。
男女之间的关系遵循西欧的模式。在制定法律的男性眼中，贵族妇女的主要作用是生儿育女，并将土地和封号传给丈夫和儿女。然而，由于“海外国家”局势不稳定，缺乏军事安全，她们的作用和能力显得更为突出。“海外国家”的作战人员预期寿命很短，即便没有被疾病或意外事故击倒，也可能在战场上或意外的突袭中遇害。贵族妇女通常比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更安全：她们生活在十字军时期中东兴起的城堡和修女院的高墙之后。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贵族妇女在作战中身亡的记录：上阵杀敌的任务很少落到她们头上，但她们确实要面对分娩的挑战。
“海外国家”的女性比正常情况下控制这些邦国的男性亲属活得更久，并开始通过自己的身份，成为了权力和政治忠诚度的关键。除此之外，耶路撒冷的国王们发现上天赐给自己的是女儿，而非他们极度渴望的儿子，这当然纯属偶然，但也迫使“海外国家”中的社会适应了“女王统治”的概念，吞下女性统治的苦果。
本书的两位核心人物是耶路撒冷女王梅利桑德和西比拉。这祖孙俩都曾是统治耶路撒冷的女王，因此关于她们的原始资料比“海外国家”的其他贵族妇女都要多。不过，她们的母亲、姐妹、侄女和表姐妹的生活也值得一提，她们各自以耶路撒冷王后、安条克亲王夫人等不同身份施政，在“海外国家”的内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