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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二世的新遗嘱规定，耶路撒冷王位的继承权将在梅利桑德公主、她的丈夫富尔克和幼子（未来的鲍德温三世）之间平均分配。在这肃穆的场面之中，尽管这一令人震惊的改变尚未得到贵族们的认可，但安茹的富尔克也不敢提出任何反对。在家人和支持者簇拥下，一位国王已近弥留，这不是他的女婿开始就此前的协议提出抱怨的时机。鉴于当时的情况，或许富尔克并不认为这份新遗嘱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这份文件尽管来得非常蹊跷，几乎忽略了所有法律程序和惯例，但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
就妇女在海外国家社会中的地位而言，这一事件的意义几乎无与伦比。富尔克无疑认为，王冠和王权只会传给他，分享权力是当时的人们完全不熟悉的概念。否则，为什么他会不顾在法兰西的丰厚财产，与梅利桑德在不稳定的海外国家成婚？事实上，鲍德温选择将国王的权力遗赠给他的女婿（他收养的男性继承人）身边的女人，说明他坚守“母系”路线和同族继承，而非男系继承。除此之外，这也是对女性在家庭之外能力的正式承认。梅利桑德是在父亲身边成长的，从小时候起她就得到了最高议会的支持，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父亲了解她的特质，遗诏也是对此的正式承认。人们当然可以认为，鲍德温二世的这一策略只是为了确保外孙的继承权，梅利桑德的权利只是保全年幼的鲍德温三世的一种工具，但鲍德温二世是个坚定、务实的统治者。即便他的最终目标是鲍德温三世的继承权，他在做出这个决定，让女儿分享权力的时候，也必然相信她能够捍卫王国和家族的利益。
实际上，鲍德温二世将继承权均分给三位继承人的做法在他刚去世时没有产生什么后果。此举当然不意味着王国将划分成三个部分，属于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即便三人中的每个人都分得相同的权力，这个王国也不会分裂，富尔克仍将享有名义上的统治权。鲍德温的遗嘱给了梅利桑德权威，但并不一定赋予她权力。不过，在象征意义如此重要的时代和地区，这仍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策略，垂死的国王想必深知这一点。
鲍德温二世心中似乎顾虑重重，他可能觉得除了临终的肃穆场合之外，如此狡猾的政治伎俩都无法侥幸成功。因此，他一直等到富尔克无法理直气壮地提出反对，且许多最好争执的贵族不在场的这一刻。
我们必须要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促使鲍德温在临终前对遗嘱做出如此修改？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很好理解：他希望确保王权留在自己的血统之中，也就是原十字军骑士的血统之中。第二个原因更为复杂，与耶路撒冷王国和周边公国的不稳定与脆弱有关。穆斯林对手的威胁巨大，将统治权留给富尔克这种素有争议的人物是非常冒险的。尽管他有着高贵的血统、巨大的财富，以及在海外国家的经历，但对于当地贵族而言，他不过是个外来者，无法理解该地区错综复杂的内部政治形势。富尔克终其一生，在精神和忠诚度上都更像西方人而不是东方人。鲍德温肯定已经看出，同时将权力传给出生时就是海外国家公主、以耶路撒冷继承人的身份成长起来的梅利桑德，是更明智的做法。
富尔克的大批随从骑士给王国的贵族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些随从也带来了复杂的问题。他们都希望在东方得到土地、头衔和其他特权，作为忠诚和服务的报酬。这些移民涌入海外国家，在巴勒斯坦的贵族们中引发了不同的情绪，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财富、工作和土地遭到威胁，对富尔克及其追随者保持警惕，可能还会将其当成不受欢迎的入侵者。
鲍德温二世深知这些潜在的冲突，因此认为将王权授予富尔克一人是轻率的。他允许梅利桑德分享王位，就能确保其他情况下统治者突然变更的现象不会出现，也能保证海外国家贵族的团结。
这种团结是非常有必要的。耶路撒冷王国的敌人正开始团结在总督（塞尔柱人称为“阿德贝格”）赞吉周围，产生了远比以前更严重的威胁。随着赞吉的崛起，他的势力从摩苏尔延伸到阿勒颇，这一地区不同的穆斯林团体开始团结在一个指挥官之下，更齐心地抵抗基督徒。
据传，赞吉是德意志公主艾达的儿子，艾达是奥地利边疆伯爵夫人，于 1101 年的赫拉克勒亚之战中被俘并送到后宫，成为一位穆斯林领主的性奴。不过，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只是十字军传说和民间故事的一部分，说明这位善战的穆斯林王子充满着神秘感。赞吉一生以残暴闻名，不仅在战场上，在自己的宫廷里也是如此。他是个高大的男子，有“一双令人融化的眼睛”。赞吉是削弱和击败东方法兰克人的三位穆斯林英雄之一，另两位一是他的儿子努尔丁，二是萨拉丁本人。
穆斯林方面的资料通常倾向于过分的陈词滥调，以及对英雄人物的赞美，但赞吉却没有得到这种待遇，从一开始就被描绘成野蛮的暴君。据乌萨马·伊本·蒙奇德叙述，每当有一名士兵开小差，就会有两个无辜的人被砍成两半作为惩罚。另一位编年史家记录道，赞吉有一次酒后发怒，抛弃了一位妻子，并看着她在马厩里遭到马夫们的强暴。他令自己的人民和敌人同样感到恐惧。
话虽如此，编年史作者们也敬佩他的丰功伟绩：他是一个不知疲倦、卓有成效的军事领导人，一生中赢得了“英雄”“信仰战士”“猎鹰王子”等称号。伊本·艾西尔认为，赞吉是伊斯兰世界一直期待的领袖，也是抵抗法兰克人的先锋，正是他促使伊斯兰世界团结起来将法兰克人逐出东方。艾西尔在他的编年史中热情洋溢地写道：“真主希望指派一位能够报复法兰克人恶行的人【……】他没有看到任何人比这位领主更有能力完成此项命令，没人比他更坚定、目标更明确、眼光更敏锐。”鲍德温二世在位末期和梅利桑德掌权初年，赞吉是法兰克人的主要对手。事实将会证明，他是一个凶残的敌人。
1128 年，赞吉经过努力，夺取了战略上十分重要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确立了对基督教徒的真正威胁。对赞吉扩张行为及其影响的恐惧，很可能是促使鲍德温二世推进梅利桑德与富尔克婚姻的首要原因。鲍德温急于确保继承权的安全，为他的继承人寻找一位强有力的伴侣，并确保她能生下一个儿子。除此之外，鲍德温二世在位末期，海外国家长期缺乏人力。十年前的 1119 年，阿勒颇前统治者曾在与安条克公国的一场激烈战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此战被称为“血地之战”。这是一场给海外国家基督徒带来严重长期后果的惨败，因为安条克的绝大多数精锐部队遭到歼灭，这座城市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寡妇城”。
鲍德温二世不想将王国留给不受欢迎的富尔克，从而进一步削弱基督徒在东方的地位。更好的办法是同时将权力留给女儿，梅利桑德有一半的亚美尼亚血统，完全是在东方成长的，能够得到本地贵族的效忠，她的血统与本地区土生土长的基督徒也有着联系。
女性继承权在中世纪世界是个敏感的话题。这与社会所遵循的父权原则相悖，因此，在欧洲和中东，将女性作为王国继承人的想法都是不同寻常的。在这两个地方，此类想法都是很冒险的，结果也彰显了两个地区情况的不同，耶路撒冷的鲍德温二世的遗嘱是有效的，而英格兰的亨利一世则没能做到。由此可以看出，梅利桑德能够成为耶路撒冷女王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所处地区的不稳定局面。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海外国家渴望稳定和持续性，加上男性继承人的缺乏，才造成了梅利桑德和富尔克顺利继承，而玛蒂尔达和戈弗雷却举步维艰的这种差异。
鲍德温二世将权力均分给富尔克、梅利桑德和年幼的外孙，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他或许困扰于一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那就是富尔克试图摆脱梅利桑德，迎娶另一个女子，因此鲍德温希望让梅利桑德拥有自己独特的世袭权利。由于他建立的“三足鼎立”局面中包含年幼的鲍德温三世，如果梅利桑德去世，或者富尔克停妻再娶，那么王位不会传给富尔克再婚后的任何后代。
鲍德温二世和埃德萨的乔斯林（1131 年去世）是初代十字军骑士的代表人物，他们是耶路撒冷王国的缔造者和捍卫者。这些人放弃了西方的生活，经历一个艰险的旅程，创造了新生活。他们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并看着朋友和同袍死去，终于开辟了一块本不存在的基督教领地，并在穆斯林的不断攻击下保住了它。富尔克是个局外人，尽管他曾于 1120年访问圣地，但不像梅利桑德那样流淌着耶路撒冷的血液，也不像鲍德温那样，为这片土地洒过热血。对鲍德温和他的贵族们而言，将来之不易的耶路撒冷传给一位不曾为之受苦、为自己赢得特权的西方骑士，是不恰当的。
除此之外，我们应该回到鲍德温将王国留给女儿的初衷，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为女儿骄傲，也承认她的能力。梅利桑德在动荡的为政期间展现了力量、魅力和“不同寻常的智慧”，这些特质无疑在年少时就已开始表现出来。
除了个性之外，梅利桑德相比富尔克还有多种自然的优势。通过母亲与亚美尼亚人和希腊正教会的联系，她已经赢得了最高议会和当地人的忠诚，这些人包括西方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和希腊正教徒。梅利桑德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鲍德温都被囚禁或者外出作战，因此培养她成长的任务主要落在莫菲娅肩上，这无疑使她熟知东方基督教徒的习俗。
然而，比鲍德温允许梅利桑德继承王位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梅利桑德捍卫和维护王位的能力。一般的女子可能只会屈从于丈夫的意志和当时的习俗，让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与丈夫的权力融为一体，从不敢表达或执行自己的观点。梅利桑德走的是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而且在捍卫耶路撒冷女王的世袭权力时毫不妥协。
尽管鲍德温的临终遗嘱与法不合，但梅利桑德和富尔克还是于 1131 年 9 月 14 日在圣墓教堂共同受膏并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