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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的一天”，哈罗德·尼科尔森在《1919年的媾和》中写道：“我们抵达时，克莱蒙梭已经就座，他的头上是厚重的天花板和‘国王独治’的画卷。他看上去瘦小、脸色蜡黄。这是一位重压之下的矮人……门口的共和国卫队士兵佩剑入鞘，发出响亮的声音。‘请德方代表进场。’克莱蒙梭说。德国人被引导到自己的座位上，克莱蒙梭立即打破了沉默。‘先生们，’他粗声粗气地说，‘会议开始。’他还加进了几个不恰当的词：‘我们到这里来签署和平条约。’然后，圣昆廷走向德方代表，神气活现地将他们引导到一张小桌子处，和约已经在桌上展开。他们在上面签字。”
“外面突然间传来了礼炮声，向巴黎宣告穆勒博士和贝尔博士已经签署了第二次《凡尔赛和约》。克莱蒙梭又粗声说：‘会议结束。’没有多讲一个字。”
“我们坐着不动，而德国人在引导下，就像犯人离开被告席一样，他们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远处的地平线。”
“我们继续坐着，等待五巨头走过。威尔逊、劳合·乔治、各自治领代表以及其他人，最后是步态摇摆不定的克莱蒙梭。我旁边的潘勒韦站起身来向他致意，伸出两只手握住克莱蒙梭右手的手套，向他表示祝贺。克莱蒙梭说道：‘是，这真是美丽的一天。’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在我附近的玛丽·穆拉特听到了他们的话。我问她：‘您相信吗？’她回答‘一点也不’，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就这样，“一战”的炮声远去，“二战”已在酝酿之中，虽然后者的根本原因和前者一样，可以从蒸汽机、账房一直追溯到部落人的本能，但直接原因就是《凡尔赛和约》。这并不是因为它的严苛，也不是因为它缺乏智慧，而是因为它违反了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协定。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是这种无耻的行为，使得希特勒有能力引领整个德国，并向德国人民证明，他对和约的侵犯是合理合法的。
下面简述一下这个故事：1918年10月5日，德国政府照会威尔逊总统，接受他的《十四点和平纲领》，请求进行和平谈判。三天之后总统作出了回答，询问自己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德国参加和谈的目的，只是为了对《十四点和平纲领》《四项原则》和《五项细则》中的条款细节表示赞同？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并进一步联系之后，11月5日，威尔逊向德国政府作出了最后的答复，称协约国各政府“宣布愿意按照威尔逊总统1918年1月8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十四点和平纲领》）中所列条款，以及此后的咨文谈到的原则基础上，与德国政府进行和谈。”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后来的凯恩斯勋爵）写道：“通过这一文件交换，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条约性质已经明确无疑。和平条款应该按照总统的演讲，和会的目的是‘讨论其适用细节’。签订和约的环境极其庄严且具有约束力；和约的条款之一就是德国应该遵守使其处于无助境地的《停战协定》。德国无条件地信赖《和约》，协约国承诺履行它们在条约中的职责，如果条约有不明确的地方，不能利用战胜国的优势。”
但是，协约国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相反，将德国置于无助境地之后，它们首先放弃了之前的和谈（包括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谈）中遵循的程序——与敌方全权代表进行口头协商；其次，它们在整个和会期间封锁消息；最后它们废弃了《停战协定》的条款，正如哈罗德·尼科尔森所指出的：“在威尔森总统的23个条件中，准确地说，只有4个进入了《凡尔赛和约》。”
关于第一点，和约签署时的意大利首相尼蒂在其《不平静的欧洲》一书中说道：
“……这将在现代史上永远留下一个恶劣的先例，违反所有誓言、先例和传统，甚至全然不听取德方代表的意见；此时留给他们的只有一个结局：签署《和约》，因为饥荒、物资短缺和革命的威胁使其别无选择……在教会的古老法律中规定，每个人都有解释的权利，甚至连魔鬼也不例外：Etiam diabulus aidutur（即使魔鬼也有解释的权利）。但是在国际社会认可的新民主制度下，竟然违背黑暗中世纪都恪守的戒律：保证被告的尊严。”
至于第二点，大家应该铭记温斯顿·丘吉尔于1919年3月3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讲：
“我们保持着全面的高压手段，或者使这些手段随时可用。我们也将保持封锁，保有强大的军队，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进军。德国已经非常接近弹尽粮绝的境地，我已经从陆军部得到报告，首先，全德国人民都饱受贫困之苦，其次，在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压力之下，德国的社会和民族生活结构已经濒临整体崩溃。因此，现在正是签约的时机。”
由此可以看出，逼迫德国在枪口之下签约正是西方列强的意图。
在会议召开之际，凯恩斯写道：“然后，他们就开始编织诡辩和虚伪解释的罗网，最终用来文饰整个条约中伪善的文字和内容。他们用这样的文字来迷惑巴黎人民：
公正是愚蠢的，只有愚蠢的人才公正。
这句话在空中盘旋，穿过烟雾和污秽的空气。
“最狡猾的诡辩家和最虚伪的起草者们开始忙碌起来，煞费苦心地运用了许多欺骗手法，即使是比威尔逊总统更聪明的人，也可能会被蒙蔽上一阵子。”
接着，他写道：
“他们并不关心欧洲的未来生活；也不会为未来的生存手段感到焦虑。他们的当务之急，或多或少的与国界和民族有关，与力量平衡有关，与帝国的权势有关，与未来削弱强大危险的敌人有关，与复仇有关，与将胜利者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转嫁给战败国有关。
“两种对世界未来的政策框架展开了竞争——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和克莱蒙梭的迦太基式和平。但是，两者之中只有一种能够实现；敌人的投降并非无条件的，而是基于对与和平一般性质相关条款的承认。”
因此，争斗的种子已经埋下，一场灾难性的冲突已经无法避免，它将比《和约》所平息的战争更加惨烈。
至少有一个人预见到了未来，尽管他也是行动中的一方。1919年3月25日，劳合·乔治向和会发出了一份题为“在最终起草《和约》条款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的备忘录，其中写道：
“……你们可以剥夺德国的殖民地，将其军备削减到警察部队的水平，使其海军沦为五等军队；无论如何都一样，最终，如果她认为自己在1919年的和平中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就会找到报复征服者的手段……和平的维持将……取决于是否有什么能不断地唤醒爱国主义、公正和公平精神……胜利时表现出来的不公正和傲慢，将永远不会被忘记或者原谅。
“基于这些原因，我强烈反对将更多德国统治下的日耳曼人转到其他国家的统治之下。德国人已经证明，他们是世界上最具活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如果将其置于许多小国的包围之下，这些国家中大部分都是由从未建立稳定政府的民族组成，且其中还有许多呼吁重新统一的日耳曼人，我无法想象，有什么比这更可能引发战争。根据我的判断，波兰代表关于我们应该将210万日耳曼人置于信奉不同宗教的人（这些人在历史上从未证明自己有建立稳定政府的能力）控制之下的提案，早晚将导致东欧爆发新的战争……”
这一警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相反，德国被迫承认对整场战争的罪责，承担所有代价。她的经济资源遭到掠夺和毁灭，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被转交给波兰，以建立波兰走廊。
这里没有必要详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声索不可能支付得起的赔款和分裂德国，1923年1月11日，法国占领了鲁尔区。这导致德国的财政崩溃，失业率高企。
许多英国人都认为，这是对《和约》的违背，约翰·西蒙爵士断言，这“实际上是侵略行为”；下院议员查尔斯·罗伯茨先生认为，“这是无法挽回的行动，最终结果只能是在未来造成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以我的观点，这意味着文明的毁灭……”另一位议员R.伯克利上校指出，“如果有一种边界行动可称为战争行动……那么法国政府进军鲁尔区的做法就属于此类。”《自由》杂志称“在几年内发生另一场战争的前景更加明朗而确定”；《自由年鉴》则指出：“一天一天，欧洲战争越来越确定……为预防措施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实际上，现在采取行动可能已经太迟了——对德国人的伤害已经足够深，可以延续到他们的报复能力恢复之时。”
法国的第二个目标是从奥地利到莱茵河下游地区建立一系列独立的天主教国家，以肢解德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国在占领鲁尔区的同时，紧锣密鼓地执行分离莱茵兰和将巴伐利亚转变为从属于法国的天主教君主国的计划。1923年10月，巴伐利亚的分离主义活动变得十分激进，在法国的指使下，巴伐利亚邦总理决定于11月9日（德意志共和国成立5周年）宣布独立。阿道夫·希特勒趁此机会走上了历史舞台。
“一战”中，希特勒曾是第16巴伐利亚步兵团的一等兵。停战之后，他加入了一个由6名成员组成、自称为德国工人党的政治组织，很快成为该组织的领导，并将其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希特勒强烈反对分裂，并“代表人民和祖国”，于11月9日和鲁登道夫将军率领三千多名追随者进军慕尼黑的军事统帅部，遭到拦截、射击和驱散。希特勒遭到逮捕，被判处在兰茨贝格要塞服刑5年。他在监狱里度过了13个月，写下了《我的奋斗》第一卷。正如M.弗里克所述，“新的德国是法国自己带来的：因为法国的暴政、侵犯和压迫。”
德国人找到了一位领导人——一位等待大事件的发生、以便招兵买马的人物。这个事件就是1929～1931年的经济风暴——战胜国政权财政政策的产物。1928年，民社党（纳粹）在国会中占有12个席位，但是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创造了与1923年类似的条件，1930年9月，纳粹党已经成长为德国第二大政党。3年之后，狡黠的希特勒利用失业现象和普遍的穷困，成为德国总理，成为德国元首之后，他开始逐条否定《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就像和约缔造者们否定停战协定的条款一样。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宣布重启征兵制度；1936年3月7日，德国重新占领了莱茵兰；1938年3月13日，德国吞并奥地利；同年10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1939年3月13日，德国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3月21日，希特勒要求将但泽归还给德意志帝国，德国应该得到通过波兰走廊的路径。
命运的车轮转了整整一圈，回到20年前的3月25日，当时劳合·乔治首相以真正凯尔特人的不凡视角预见到，将200万德国人置于波兰统治之下，“或早或迟必将导致在东欧爆发新的战争。”
其他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弗里克先生在劳合·乔治预言之后10年写道：
“如果德国赢得战争，会在现在的喀里多尼亚运河建立一个走廊，并给荷兰一条大约10英里宽的狭长通道，纯粹用于削弱英国。而波兰走廊这一罪行，其结果比这要严重1000倍。法国将这条走廊交给波兰的行为，或多或少地等同于将德国物产最丰富的一部分割让出去。法国的盟国同意这种罪恶行动，是有史以来对文明最严重的践踏……为了给波兰一个海港，对德国犯下了另一个罪行：但泽被从德国分离出来，成为一个自由城市。现在，但泽是德国最为德国化的城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相比……迟早，波兰走廊将会成为未来战争的起因，如果波兰不将这条走廊归还给德国……她（波兰）就要做好准备，应对和德国的灾难性战争、混乱，甚至有可能回到刚刚摆脱的被奴役状态。”
从上文可以看出，希特勒在3月21日提出的两点要求并非完全不合理。但是，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虽然正确地将这看作进一步侵略的借口，却在3月31日做出了最不明智的决定：向波兰做出支持的保证。这一保证宣称，“如果有任何明显威胁波兰独立的行动，波兰政府认为用国家力量抵抗关系重大，英国政府必将立即倾全力支持波兰政府。”
为了实现这一承诺，英国求助于苏联，但是斯大林认为另一场“资本主义”战争是有利的，而不是一种损失，这让谈判陷入争吵，直到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结盟，对波兰的保证变成废纸一张。
希特勒是1939～1945年战争的发动者，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促成希特勒行动的原因也毫无疑问，那就是巴黎和会上不受控制而又主宰一切的主席克莱蒙梭，以及他的杰作——《凡尔赛和约》。
就这样，1939年9月1日黎明，枪炮声再度响起：这次宣告的是第二次《凡尔赛和约》的终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