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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综述类。 期刊论文与博士论文大多包括译本综述。例如，汪榕培的期刊论文《契合之路程：庄子和〈庄子〉英译本》（1997）涉及20世纪70年代之前译本的综述。刘妍的博士论文《文化与语言的跨界之旅：〈庄子〉英译研究》（2012）运用萨义德旅行理论，把翻译比喻成译者携带译本的文化因素和语言特色去他乡旅行的过程，把《庄子》的英译历程按时间顺序划分为四个阶段，并从人名、地名双关和象征意义方面比较了原文的多个译本。徐来《英译〈庄子〉研究》（2008）考察了庄子作为文学文本和哲学文本的译介，并以理雅各、冯友兰及葛瑞汉三人的译本为案例分析了三者英译庄子的特点。
英译方法研究。 期刊论文如刘妍《梅维恒及其英译〈庄子〉研究》（2011）以梅维恒（Victor H. Mair）的译本为例分析了其英译本中人名、韵文及意象的翻译方法。黄中习《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以〈庄子〉英译为例》（2010）主要以庄子英译参照，提出典籍英译方法论。博士论文如吴加益《英语世界〈庄子〉文献学的研究》（2012） [4] 梳理了英语学术界的《庄子》文献学研究历史，评估了不同翻译版本和文献的正确性，通过版本研究、文字注释和平行语篇来制定特殊的文献研究方法，寻找解决阅读和翻译的办法。何颖《英语世界的庄子研究》（2010）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视角探讨了文学跨界变异问题。
英译批评类。 国外的此类研究可见于庄子研究文章中对翻译零星的批评。例如，汉斯·格奥尔格·梅勒（Hans-Georg Moeller）的《阐释道家：从蝴蝶梦至渔网寓言》（ Daoism Explained: From the Dream of the Butterfly to the Fishnet Allegory ，2004）批判地分析了翟理斯对“庄周梦蝶”故事的翻译，提出西方哲学传统对翟理斯翻译的影响，揭示其翻译的西方化倾向。爱莲心的《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 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Inner Chapters ，1989）对葛瑞汉和尹懋可（Mark Elvin）“庄周梦蝶”的英文翻译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翻译与观点的联系。集中于一个译本的分析和批评的文章有林顺夫的《道的转化：葛瑞汉〈庄子〉内篇翻译批评》（1992）、乔纳森·赫尔曼（Jonathan R. Herman）的博士论文《庄子文本及翻译问题：马丁·布伯的翻译与评注的批判性研究》（1992） [5] 。相比于国内的聚焦翻译策略分析，国外的同类研究已进入译者的文化背景与文化意识分析，有益于深化翻译研究。
综上所述，目前的译本研究在介绍层面的描述性研究较多，深入研究译本文化语境和译者文化阐释空间的并不多。译本评析材料主要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译本，对近三十年的英译成果关注不多，语文学的描述性讨论较多，对涉及庄子哲学思想层面的研究比较匮乏。在有限的研究中，立足于原本的特点与视角研究较多，真正发掘译释西方语境的几乎未见。封闭性的研究较多，与国外庄学界的对话与互动研究较少，需要有研究来揭示新时期庄子英译的发展和走势，为国内的庄子哲学研究提供有效的借鉴与批评指南。
哲学概念英译类。 例如，刘乾阳《跨文化视角下〈庄子〉“道”的英译研究》（2012）分析了四个英译本对“道”的翻译。徐来的博士论文有对“道”“天”“气”等哲学术语的翻译研究。
专题研究类。 例如，姜莉《〈庄子〉英译：审美意象的译者接受研究》（2014）从美学角度剖析了《庄子》文本“意象思维”的特点，以其现实和超越的审美意象为切入点，讨论了代表庄子思想的意象传译问题，并对作为特殊的接受群体代表的英译者进行了个案分析。郭晨《〈庄子〉内篇寓言故事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阐释》（2015），分析了庄周蝶梦、庖丁解牛、鲲鹏故事、无用之树等寓言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阐释。
西方庄学史类。 例如，安蕴贞《西方庄学研究》（2012）总结了《庄子》在西方研究的历史，分三阶段展现了庄子哲学在西方接受的概貌。该书收集了一些原始资料，具有史学价值，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分期有待进一步商榷。彭姗姗《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英语世界中作为哲学家的庄子》（2005）分析以葛瑞汉、陈汉生和安乐哲为代表的哲学家从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角度的诠释。周炽成《从爱莲心的庄学研究看西评中》（2006）讨论了爱莲心以西方的哲学概念和分析技巧来突出庄学特色的研究方法。
诠释派别讨论类。 主要见于国外的两篇博士论文，一是乔柏客（Paul Kjellberg）的《庄子与怀疑主义》（ Zhuangzi and Skepticism ，1993），立足于怀疑主义，介绍并分析了现代西方将庄子哲学诠释为“自由”“神秘主义”“相对主义”“技术性”“自发性”五种倾向，对韦利（Arthur Waley）、吴光明（Kuang-ming Wu）、爱莲心、艾文荷、葛瑞汉等人的哲学观点进行分析，展现了庄子哲学在西方的诠释倾向。二是乔中哲（John Trowbridge）的《怀疑主义与多元主义：有意识的生活之道庄子之建议》（ Skepticism and Pluralism: Ways of Living a Life of Awareness as Recommended by Zhuangzi ，2004），把庄子哲学研究放置在西方怀疑主义的语境之下，梳理了的怀疑主义传统，对爱莲心、艾文荷、陈汉生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怀疑主义和多元化思想。
庄子哲学相关译作与学术著作的书评和时评是观察近三十年国际庄学研究的窗口，可以由点及面进一步追溯有关评论者与译释者之间的话语互动、话语实践形成和学术发展过程，回答中国传统思想典籍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现状的问题。可以通过书评涉及的庄学译作与著作，考察主要译释者的观点交流，梳理《庄子》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世界的发展脉络。
由孔丽维翻译的王博的学术著作《庄子哲学》（2004）英译本的书评
[6]
指出，翻译面临的困难既来自汉语和英语两种迥异的语言差异，也来自中国和美国学术写作方式的差异，肯定了孔丽维译本两方面的成就：一、展现了王博分析庄子哲学的思想深度；二、译文文体符合西方读者期待。书评也提及西方学术界在研究《庄子》过程中的方法论困境，即因为庄子思想的多元化特点，把其归类为某一种哲学或思想非常困难。
北美的《庄子》研究中充斥着各种“主义”（ism）、矛盾以及不可调和的论战。《庄子哲学》与之不同，很少运用某种“主义”，而是综合地（synthetically）、共时地（synchronically）囊括了不同的世界观、知识论、认识论、存在论和伦理观点。
《道家哲学介绍》的书评 [7] 介绍了著作的构成。第一章介绍阅读和解释道家哲学的语境和“文本现象学”（textual phenomenology）方法。第二章讨论道家术语“道”“德”“天”的概念。第三章书评作者不同意该书作者的观点，认为该文本应叫作《老子》，而不是后人称谓的《道德经》，书评作者认为尽管“道”与“德”是文本的核心，却隐含着一种肯定的、概念上的绥靖和有害的文本元素。第四章、第五章多采用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翻译讨论《庄子》，涉及的概念有梦、觉、大、无用、无为、终其天年等，不仅从《庄子》本身探讨了术语，而且提供了非道家声音的中国哲学传统。第五章探讨外篇和杂篇的作者。最后两章是全书的核心，讨论《列子》和《庄子》关于技艺的哲学，探讨了自由活动的认识论含义。该书评肯定了《道家哲学介绍》的重要贡献，即：避免给道家强加各种标签，提供简短、明晰的道家哲学思想介绍和术语，使学界用以描述文本的现代语言标准化，为研究亚洲比较哲学的学者提供便利。
《比较哲学的终结和比较思想的任务》的书评
[8]
讨论海德格尔、德里达、老子、庄子四个思想家。该书前三章分别论述海德格尔、德里达和道家，最后一章进行跨文化思想对比。作者认同安乐哲与郝大维对于道家的解释，认为跨文化语言是非形而上学的语言。与“外国”思想相遇成为战胜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论和实践思考，把海德格尔的思想代入跨文化领域，并展示早期和同时代翻译家在翻译道家文本时出现的错误，他们通过西方的哲学、神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眼睛，把形而上的思想带入异质文本，
该书作者布里克（Burik）集中于传统中国语言表述的非形而上思想，对中西哲学文化间对话有重要贡献。
《反理性主义：克尔凯郭尔和庄子的宗教思想》的书评 [9] 作者认为，世界观大相径庭的人可以对话，在《徐无鬼》中描述惠子去世，庄子悲哀无人可以共语。作者认为庄子和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虽然在历史语境、哲学背景和宗教观点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在“反理性主义”方面具有共性，可以就此进行对话。作者把非理性的讨论建立在战国和早期欧洲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发掘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根基。该书评作者认为比较两种传统不必依赖第一层次的信仰，该书为哲学和宗教领域介绍了新的比较宗教学方法。
综合国内外翻译学界和国外哲学界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由于学科差异，尽管研究对象相同，但研究的聚焦点有很大差异，国内翻译学界在典籍翻译的领域较多的涉及翻译历史、翻译方法的讨论，而国外的哲学学科多涉及主义与立场之争（如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等命题），而基于文化交汇的翻译实践的批判分析与反思较少。从葛瑞汉译本把《庄子》视为哲学文本开始，其在英语语境的研究重心发生转向，《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研究面临新形势。也就是说，《庄子》不仅仅是一般的中国经典，而且还是具备哲学思想性的典籍，这时它的翻译就不仅仅是文辞的传达，而如何体现其思想也成为其在国外译介的关键。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并没有跟进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我们亟须对以《庄子》译释的哲学转向为起点的近三十年译释进行系统性研究。直到晚近以来，中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当前我们应该关注海外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典籍的诠释成果，非常有必要从“翻译”与“诠释”的角度来检验和反思庄子哲学的（思想）海外译介传播及学术成果研究。西方对中国思想典籍的研究就像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既可以了解对方的立场，也可以反观自身，从而跳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为当代的中国学界展现更广阔的视野。英国诗人（Rudyard Kipling）曾经说过：“如果英国人只知道英国，又能知道英国多少？”（What should they know of England who only England know?）“他山之石”的视角可以扩大思想文化的意义，推进国内庄子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可为今后的重译和新译提供参考。本研究尝试以近三十年庄子的英译与诠释为对象，系统地考察和总结相关翻译与诠释成就，分析翻译特征，采访参与翻译与诠释活动的代表人物，勾勒译释合流的发展趋势，借鉴翻译研究的诠释视角、文化视角、运用汉学主义、比较哲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理论进行多角度分析。
关于文化相遇的研究框架，钟鸣旦在《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17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中讨论了三种明末清初中欧文化相遇研究：一是以传播者（即传教士）及其贡献、影响为主体的传播类框架；二是以文化传播的接受者为研究主体的接受类框架；三是创新类框架，指向接受者及其文化形象是被文化传播者建构出来的这一符号事实。随后他提出了第四种互动交流类框架，即通过强调传播者、接受者互动过程的双向性，对前三类框架做出进一步的改进。他认为，研究关注的主要焦点，应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交换的结果：新的文化产品（一种文本、一个形象，或是社会网络）。
受钟鸣旦启发，庄子哲学的英语诠释和翻译的研究可以从译释主体的角度讨论其贡献和影响，也可以讨论英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状况，以及庄子在西方文化形象的建构，还可以讨论译者和读者的互动。在实际研究中，这几种框架往往交织在一起，本书研究侧重于描述庄子被建构的思想文化形象。同时，庄子文本也有其“自在”的特征和属性，在译者与作者的交流中产生新的生命，翻译文本和学术论文、编著都属于新的文化产品，这些也是本书讨论的重点。
[1] Peter 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 pp.39-48.
[2] 参见Steve Coutinho, Zhuangzi and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Vagueness, Transformation and Paradox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47-59.
[3] See Hans-Georg Gadamer , Truth and Method .
[4] Ng, Ka Yi, A Research of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s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Zhuangzi （Ann Arbor, Mich.: UMI, 2013）, Thesis（Ph.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该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解释了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定义了关键词，列举了目前英语世界庄子文献学研究现状。第二章描述英译学界对庄子生平的研究，包括他的名字、住所、任职和年龄。第三章考察了从巴尔福（Frederic H. Balfour）、翟理斯到任博克的翻译，讨论了各自的译文的得失，同时也指出了英语翻译和基于英语翻译对庄子研究的整体情况和局限，以及英语学界这方面研究的缺陷。第四章讨论了英语学界庄子研究文献学的成就，勾勒葛瑞汉、罗浩（Harold D. Roth）、孔丽维（Livia Kohn）、刘笑敢、何溪悟（Brian Hoffert）、麦大伟（David McCraw）对西方学界庄子文献学研究总体经验和特点概况。第五章总结英语学界庄子文献学研究的意义。特别指出了阅读和翻译庄子的困难，从版本学的文献方法、词汇和平行文本，一个特别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可以建立起来。第六章得出结论，发现通过该研究后庄子在英语学界研究可能的方法。
[5] 乔纳森·郝尔曼的这篇博士论文于1996年正式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 I and Tao: Martin Buber's Encounter with Chuang Tzu 。这部著作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用英文翻译了马丁·布伯的德语译文 Reden und Gleichnisse des Tschuang-tse（ Talks and Parables of Chuang Tzu）和评注；第二部分以诠释学的方法提出了三个问题。1．历史问题：文本的重构；2．诠释学问题：文本的诠释；3．进一步阐释：文本的接受。他认为布伯的德语《庄子》是布伯哲学发展的转折点，代表了学术界称为“比较神秘主义”的实例。该书认为，布伯的德语译文主要参照翟理斯和理雅各的英译文，语言上与巴尔福的英语版本有些类似。该译本共翻译了从《庄子》前25章中摘选的54个故事或对话，后面的诠释部分有对前文翻译的引用，有对老子思想以及庄子和老子思想关系的讨论，与以往对庄子翻译段落的评论不同，这部分更是一种独立的关于道家教导的文字。
[6] Hans-Georg Moeller, Review of Zhuangzi: Thinking Through the Inner Chapters, by Wang Bo. Translated by Livia Koh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 66.3（July 2016）, pp.1040-1043. 该书的作者王博系北大哲学系教授，中文版于200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的译者为孔丽维，英译本书名为 Zhuangzi: Thinking Through the Inner Chapters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hip in Daoist Studies）。
[7] Sydney Morrow, Review of An Introduction to Daoist Philosophies, by Steve Coutinho,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 65. 2（2015）, pp.623-625.
[8] Adam Longhnane, Review of The End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Comparative Thinking , by Steven Burik（New York: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2.3（2012）, pp.433–436.
[9] Jung H. Lee, Rewiew of The Sense of Antirationalism: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Zhuangzi and Kierkegaard , by Karen L. Carr, and Philip J. Ivanhoe, Dao, 10（2011）, pp.245–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