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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道家思想
——世界文明之启明星

在人类文明的浩瀚星河中,中华文明俨然是那颗璀璨夺目的恒星,熠熠生辉。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各个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交流中不同文化互相碰撞、理解、借鉴,民族文化空间得以拓展。季羡林曾把中华文化比作长河,认为其从未枯竭,而保持其生机和活力的秘诀源于两股水的注入,分别是“从印度来的水”和“从西方来的水” ,分别说的是历时1100多年的佛经翻译和长达500多年对西方科技、文学、思想文献的翻译 。同样,中国思想的智慧之光也曾穿透历史的层层迷雾,在西方的精神危机中照亮人们的心灵。中国传统思想的种子散播到海外,开出绚烂的精神之花。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两大主流思想派别:一是以孔孟学说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二是以老庄学说为核心的道家思想。从国内的发展变迁来看,儒家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在中华文化圈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从文化典籍的海外传播史来看,道家文献的译介时间较早,其思想在海外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早在唐太宗时期,玄奘翻译的梵文版《老子》(即《道德经》)就被译介到海外。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在13世纪之后的三百年间主要停留在马可·波罗(Marco Polo)对富饶东方的浪漫叙事,而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翻译“四书”可看作西方对东方思想译介之端。老子的《道德经》节译本也于16世纪在西方出现。直到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西方才开始了《道德经》翻译的热潮。据《老子》外译版本专家、美籍学者邰谧侠(Misha Tadd)统计,截至2017年,《老子》在世界上已经拥有73种语言的1576个译本。 《老子》也成为迄今为止在海外传播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中国经典。

道家思想对世界思潮的影响于19世纪末逐渐显著。从国别来看,在欧洲各国的译介尤以德国的成就最为突出。1870年,德国汉学家维克多·冯·斯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ß)首次将《道德经》译为德语,该译本从首次出版到1959年共再版四次。1888年,德国汉学家、语言学家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的《〈庄子〉的文字对中国语法的贡献》开启了对《庄子》的语言研究之先河。1910年,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根据翟理斯(Herbert A. Giles)的英译本出版了德文版《庄子》。在德国,对道家哲学译介贡献最大的学者当数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他于1911年推出以王弼本为底本的《道德经》德译本,1912年推出《庄子的南华真经》德译本,该书在其后的20年间重印了10次。他在《中国学刊》上发表论文《庄子的一生及其作品》和《神秘主义者庄子》, 还著有《中国人的生活智慧》(1922)、《老子与道教》(1925)等著作。他还翻译过两本关于庄子的戏剧:《蝴蝶梦》(1926)与《劈棺》(1926) 。卫礼贤的著述和译本为后来的“道家热”奠定了基础。

中国经典的海外传播孕育了中西文化在思想层面的深度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发展和物质享受如电光火石般转瞬即逝,当时的知识分子正面临文化的颓败萧条,他们感到迷惘失意,苦苦追寻着心灵的归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道家思想的生存智慧成为治愈西方的精神灵药,欧洲出现了“道家热”现象,战败的德国学习热情最高。正如奈方(Nathorp)所言:“今日奄奄一息的西方,重新面向涌现神灵的阳光之处,人类及人所有的关于上帝和神灵弘伟梦想的真正诞生之地——东方。” 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在19世纪20年代经常出席卫礼贤举办的中国讲座,当时所讲的内容以老庄思想居多。他在1926年为卫礼贤的《道德经》德译本撰写书评时说:“中国的老子哲学两千年来在欧洲无人知晓,而在最近15年里被翻译成了欧洲的所有语种。”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演讲稿与论文中多次引用《老子》,他也曾与萧师毅合译过《老子》中的八章,他的工作室内挂的书法作品上写着老子的话:“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可见这一时期道家思想的传播热度非凡。

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方的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庄子》译本及研究成果。1889年,翟理斯(Herbert A. Giles)、理雅各(James Legge)的《庄子》英译本先后问世。20世纪20年代,瑞典传教士爱立克·福克(Erik Folke)出版了《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并把《老子》与《庄子》译为瑞典语。1942年,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翻译并出版了《道德经》法语全译加注本。1961年,西班牙传教士杜善牧(Carmelo Elorduy)出版了第一部直接从中文翻译的《道德经》西班牙语译本,1967年他又翻译了《庄子》,并在马尼拉出版。 [1] 1976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出版《〈庄子〉部分章节中词性不稳定的词》( Moot Words in Some Chuang-Tse Chapters ),以注释的形式研究和译介《庄子》。1981年,荷兰的《中国哲学》杂志第8期发表了加拿大学者包如廉(Julian F. Pas)英译的《逍遥游》和《齐物论》。

《庄子》的语言汪洋恣肆、浪漫唯美、诙谐幽默,是举世公认的文学高峰,虽然时空相隔,但其对世界文学艺术的影响非常深远。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文学创作颇受庄子影响,其《漆手杖》中有“庄周梦蝶”的影子,《圆形废墟》( Las ruins circulares ,1944)中出现了《齐物论》中“梦”的主题。他曾说:“魔幻文学祖师爷的头衔轮不到我,两千年前梦蝶的庄周也许当之无愧。” [2] 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也把庄子的蝴蝶梦写进与法国姑娘的婚礼赠诗中。他对庄子“齐生死”观念十分认同:“我最崇拜的散文家之一,是位中国人——庄子。我的确认为他对我们有用。我推荐所有人都读庄子的书,他与蒙田的著作一样重要。” 庄子也受到俄罗斯当代作家的青睐,2011年《山雀》第1期发表了女诗人E. 齐泽夫斯卡娅(Е. Зизевская)的一组诗,总标题就是《庄子之梦》,该诗只有简简单单的四句话:“假如我和你一起躺下,/我在梦里想吃东西,/而且越来越饥饿,/拥抱我你可愿意?”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虽然她对庄子的理解有限,但至少她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欧洲,道家思想在美国同样受到青睐,从剧作家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剧作《马可百万》《岁月无尽头》《送冰人来》中亦可明显看出老庄思想的影响。 当代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Yehudi Menuhin)在他随身携带的琴匣里总是放着一本书——《道德经》英译本,他要把西方的古典音乐和中国的古老哲学融合在一起。

庄子并未止步于文辞优美的文学大家,他的思想深邃高远,影响也远远不止于人文社科领域,甚至影响了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早期受到《庄子·应帝王》中“混沌”寓言的启发,把“道”同现代物理学的某些重要概念,如“场”和“能量”相联系,对基本粒子物理研究做出贡献。汤川秀树在自己多部论著的扉页上引用了庄子的格言,如“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天下篇》)。比利时俄裔物理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利戈津(Ilya Prigogine) 崇尚老庄哲学,他认为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中具有“自发运动”思想,若与西方思想传统结合,也许能创造一种面向未来的自然模型。他喜欢引用老子和庄子的话,例如《道德经》第三十四章中的“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庄子·天运》中的“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他认为,老子与庄子思想的自然辨证观为现代科学思想的变革提供了养分。1975年,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出版了《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The Tao of Physics: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llels Between Modern Physics and Eastern Mysticism ),提出“道哲学”成为后科学主义潮流。 他认为,“与机械论的西方观念相反,东方的宇宙观是‘有机’的。东方神秘主义者认为,可以感知的物体和事件都是相互联系的,只不过是同一终极实在的不同方面或不同表现。把感知的世界分割成单个的独立事物,并且觉得我们自己是这个世界中的独立自我,这种倾向在东方神秘主义者看来是谬想,它来源于我们进行衡量和分类的思想状态。” 这本书说明了近代物理学的新概念与东方哲学和宗教思想方面惊人地相似。

关于道家的鼻祖,学界公认为老子,但钱穆有不同意见。他认为,道家的开山大宗师应该首推庄周,因为庄周有确立一家思想系统的功绩 。庄子(约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蒙人(今河南商丘),曾任漆园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言:“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唐玄宗于天宝元年(742年)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尊《庄子》为《南华真经》。北宋陈景元说:“南华者义取离明英华,发挥道妙也。”南宋禇伯秀认为,南华之号“似是上天职任所司,犹东华、南极之类,不可以人间义理臆度,故诸解无闻焉” 。汉代《庄子》共五十二篇,至西晋已有散失。郭象合为三十二篇注之,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一般认为,内篇的《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七篇为庄子所著,外篇、杂篇为庄子的弟子后学所作。

庄子的思想丰富玄幻,是一座哲学智慧的宝库。与其他先秦典籍的阐释指向明显不同,在中国乃至西方的庄子学史上,《庄子》以难解著称。不同于西方哲学著作,《庄子》没有线性发展的哲学论辩,其思想诡谲玄奥,形象亦真亦幻,有虚有实,文本具有开放性特征,无论是中国的庄学研究还是西方的庄学研究,其解读比任何其他诸子百家都多元化。在中国庄学史上,《庄子》的注解传统悠久,流派不一而足,有以《易》解庄、以佛解庄、以儒解庄等传统。 在西方的庄子学史上,对庄子的解有神秘主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视角主义等传统。南宋学者叶适(1150—1223)曾说过:“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水心文集》)虽然叶适只简单归纳了几类人,但已见出不同追求和品格的人有不同的阅读体验。

目前,庄子思想在西方逐渐被接受,成为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相媲美的世界哲学的一部分,英语世界中的《庄子》研究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达到了可喜的水平,而国内学界对“海外庄学”的研究相对滞后。这种局面与《庄子》的海外传播现状不相称,与其丰富多元的哲学内涵、深邃悲悯的生命意识及其思想高度和深度不匹配。赓续中华传统文化命脉,本研究对近三十年的海外《庄子》研究成果进行爬梳和分析研究,一方面为国内的庄子研究提供新的资源材料、视角方法,同时对西方庄子的译释状况、研究方法、学术话语予以反思,以促进文化思想的深层次交流对话;另一方面从中洞察海外庄子研究的学术兴趣、问题意识,发现庄子思想在世界思想史中的价值,树立文化自信。如果能在上述领域尽绵薄之力,有所贡献,便达成了本研究的初衷。

[1] 杜善牧曾获得神学与哲学博士学位,他翻译的道家译本注重语言文字背后哲学概念的传译。他在《道德经》译本中梳理了东西方哲学概念的相似之处,在《庄子》译本中除了介绍庄子生平、写作背景等,还在注释中解释了文本中的历史人物及背景,同时也会援引了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等西方古代哲学家的相似观点。杜善牧并没有止步于翻译道家经典,他还根据自己的研究撰写关于道家的著作《道家思想64概念》( Sesenta y cuatro conceptos de la Ideología Taoísta )和《老子与庄子:伟大的道家思想家》( Lao Tse/Chuang Tzu: Dos grandes maestros del Taoísmo )。

[2] 参见阿根廷杂志《南方》( Sur )第5期中《叙事的艺术与魔幻》。 lrSW+E8qXa5l7AIfD4KtUujxD29QNOyMjzyCbiex93NY9pP/MRj4aZwOsaNW44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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