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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能力研究萌芽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拓展，21世纪逐渐发展壮大并进入实证研究阶段。最近阶段呈现出不同于早期翻译能力研究的特点：除了翻译能力构成要素的持续性探讨外，翻译技术能力、翻译修改能力、译后编辑能力等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Hurtado Albir（2021）在《劳特里奇翻译与认知手册》（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中以2000年为界限，将翻译能力研究划分为发轫期（2000年以前）和强化期（2000年以后）。本章以Hurtado Albir（2021）提出的翻译能力发展的历史阶段为脉络，综述翻译能力构成要素的相关研究，而其他新兴翻译能力如翻译技术能力、翻译修改能力和译后编辑能力等方面的内容将在后续章节中专门探讨。
在这一时期，翻译能力构成要素的研究散见于学者的论述中。Hymes（1971）认为翻译是交际行为，译者需要具备源语语言能力、目标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翻译过程是译者综合运用各种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过程。Wilss（1976）认为翻译能力包括三个部分：源语接受能力、目标语再现能力和超能力（super-competence）。源语接受能力是解码和理解源语的能力；目标语再现能力指在目标语中使用语言和语篇资源的能力；超能力指在源语和目标语语言文化和篇章系统之间转换信息的能力。Nord（1991）认为翻译能力包括转换能力、语言学能力和文化能力。Pym（1991）提出翻译能力最简方案（minimalism），强调译者需要掌握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将同一源文本生成多种目标文本的能力；二是从系列目标文本中快速且有理有据地挑选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译本的能力。Nord（1992：47）将翻译能力进一步细化为接受能力、篇章分析能力、研究能力、转换能力、文本产出能力、翻译质量评估能力，以及源语和目标语的语言和文化能力。她认为翻译能力的培养目标是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产出满足“忠实和忠诚”标准的译文。Neubert（1994：412）将翻译能力定义为译者应对翻译过程中易于变化的任务的能力，具体包括语言能力、主题能力和转化能力。评估翻译能力的参数涵盖语言能力、文本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和转换能力，其中转换能力可以将翻译能力与其他能力区别开来。
Kiraly（1995：108）进一步指出，有关译者能力的探讨拓展了翻译能力研究的范围。译者能力模型强调译者需要具备权衡翻译情景的能力；掌握与翻译相关的知识，如源语和目标语的语言学知识、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具备构建目标语文本的能力等。
此阶段表现突出的团队是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PACTE研究小组，该团队成立于1997年，于1998年提出翻译能力模型（PACTE 2003）。他们认为翻译是复杂的交际活动，涉及翻译过程中作出决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翻译能力与双语能力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专长知识（PACTE 2003：44）。针对以往翻译能力研究中的不足，如策略能力、心理–生理能力研究不充分，不同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阐述较少，翻译能力习得过程模型讨论欠缺，尤其缺少实证研究等问题，PACTE团队提出了第一个相对全面的翻译能力模型（PACTE 2003：47）。该研究为基于六个不同语言对的笔译实证研究，包括英语–西班牙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西班牙语、英语–加泰罗尼亚语、德语–加泰罗尼亚语、法语–加泰罗尼亚语等。研究被试有两组：一组是有五年及以上从业经验的职业译者；一组是没有职业翻译经验的语言教师。研究采用PROXY录屏、问卷调查、直接观察、回顾式有声思维等三角验证法（triangulation）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能力模型和动态翻译能力习得模型。所谓动态，是与翻译的静态概念相对，即将翻译看作一个集合语篇、解释、交际和功能的概念（Hurtado Albir 2017：4）。
PACTE团队认为，翻译能力与双语能力不同。双语能力只是翻译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能力还体现在专长知识上，包括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和程序性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后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大。陈述性知识指知道关于“什么”（knowing what）的知识，该知识较容易表述，如知道哪些网页对译者有帮助；程序性知识指知道“如何做”（knowing how）的知识，该知识较难表述，需要反复练习才能熟练使用，如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和经济性，知道如何使用网页（PACTE 2003：45）。该研究认为，两组被试的陈述性知识有一定差异，职业译者具有更强的动态翻译观，而外语教师的静态翻译观更强（Hurtado Albir 2017：283）。
PACTE初期翻译能力模型由六个互相联系、有层级关系的子能力构成（见图1.1），包括双语交际能力、语言外能力、职业工具能力、心理–生理能力、转换能力和策略能力。转换能力位于翻译能力的核心；策略能力则位于最重要的位置，因为翻译过程中发现问题、作出决定、弥补其他子能力不足等都需要调用策略子能力。这些子能力在翻译能力模型中的重要性并非一成不变，如译出翻译过程中工具能力发挥的作用更大（PACTE 2003：47-48）。
图1.1 PACTE初期翻译能力模型（PACTE 2000：101）
翻译能力培养的目标是将具备一定翻译能力的新手培养成具有较高翻译能力的专家。翻译能力习得是重构且获得各翻译子能力的过程。受翻译方向、语言对、文体以及领域知识等各方面的影响，各子能力一直处于动态、螺旋式发展中。各子能力之间的发展虽不平衡，但有一定层级关系且相互联系。在习得翻译的过程中，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相互交融，不断发展和重构。习得程序性知识、获得策略子能力的过程对于培养翻译能力尤为重要（PACTE 2003：49-50）。
学界关注翻译能力各个要素，如双语能力、语言外知识、文档能力和工具能力等，其中转换能力最受关注。此阶段翻译能力模型的雏形基本形成，尤以PACTE团队初期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型最受关注。该阶段的不足之处是翻译能力的实证研究仍然相对缺乏（Hurtado Albir 2021：395）。
在这一时期，多位学者重新思考且优化了早期的翻译能力构成要素研究；实证翻译研究逐步加强，出现了相对成熟的翻译能力模型；一些专门讨论翻译能力的重要著作或论文集相继出版，如Schäffner & Adab（2000）的《培养翻译能力》（ Develop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Schwieter & Ferreira（2014）的《翻译能力发展：来自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from Psycho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Science ）、Hurtado Albir（2017）的《基于PACTE团队的翻译能力研究》（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by PACTE Group ）等。
Neubert（2000）指出，翻译能力除了复杂性（complex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外，还有近似性（approximation）、开放性（openendedness）、创造性（creativity）、情景性（situationality）及历史性（historicity）等特点。这些翻译能力的特质或构成要素贯穿翻译过程始终，反映了译者必须具备的知识结构、认知机制和能力构成。基于翻译和语言学习的关系、译者培训过程中理论的重要性、翻译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等，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提出了翻译能力最简方案。他认为信息化时代重新回顾最简方案非常有必要。翻译能力的核心是能够产出多种可行的译文并快速选择唯一契合的译文这一点仍未改变（Pym 2003：491）。他认为电子工具（如网络引擎）只是加速产出更多可选目标语文本的手段，或是支持去掉可选项的辅助。新技术没有改变这些任务的要求。本部分将重点介绍优化的PACTE翻译能力模型、TransComp翻译能力模型、初始和优化的EMT翻译能力框架。
PACTE研究小组在1998年提出的翻译能力模型基础上，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借助相关翻译知识问卷、动态翻译知识指数（dynamic index of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翻译知识一致性指数（coherence coefficient of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等，调研了识别、解决翻译问题和作出翻译决策的方法。随着实证研究进展和新技术发展，该团队不断修正翻译能力模型，于2003年提出优化模型。该模型优化了翻译能力的定义、前期模型中翻译能力各子能力间的作用等（PACTE 2003）。
翻译能力涉及从理解源语到产出目标语整个翻译过程所需的基本知识系统（PACTE 2003：57-58）。优化模型包括五个子能力（双语子能力、语言外子能力、策略子能力、工具子能力和翻译知识子能力），它们通过激活系列心理–生理要素起作用（PACTE 2003：58）（见图1.2）。优化模型的主要变化体现在以下方面。（1）模型去掉了转换能力。转换能力不能区分双语者和职业译者。职业译者拥有转换能力，但是其专长在于将各种翻译子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因此，转换能力不应是翻译能力的核心。（2）模型将策略能力看作核心翻译能力。策略能力在许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可以激活、监控其他翻译子能力，对其不足进行控制和弥补，促进翻译能力之间相互作用，因此广泛应用于规划翻译项目、识别翻译错误、应用翻译策略、评估翻译过程等任务中。（3）模型将翻译知识能力作为独立的翻译子能力之一，而在初始模型中，它属于语言外能力和职业工具能力。（4）模型将心理–生理能力修改为心理–生理要素。该方面的经验积累有助于形成专家知识。此外，模型还有一些细微变化，包括表达更为精炼准确等，比如使用子能力代替初始模型中的能力等。
图1.2 优化的PACTE翻译能力模型（PACTE 2003：60）
经过优化的PACTE翻译能力模型整合、重组了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更重视程序性知识。该模型不仅较直观地勾勒出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也呈现了具体的、可执行的翻译子能力。基于各具体翻译子能力设置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模块，操作性会更强。
2007年12月，受奥地利科学基金会支持，格拉茨大学苏珊娜·戈夫瑞克（Susanne Göpferich）教授领衔设计翻译能力历时研究项目TransComp，追踪研究了12名母语为德语的翻译本科学生及10名有10年以上职业翻译经验的译者。研究人员采用有声思维、按键记录、屏幕录像、短期回顾式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耗时三年记录了翻译学员的翻译能力发展，提出了TransComp翻译能力模型（见图1.3）。该模型包括六个翻译子能力：（1）双语／多语交际能力，相当于PACTE模型中的双语能力，指掌握源语和目标语中的词汇、语法和语用知识的能力；（2）专业领域能力，相当于PACTE模型中的语言外能力；（3）工具和研究能力，相当于PACTE模型中的工具能力，指使用传统词典和电子翻译工具的能力；（4）翻译流程激活能力，包括对某些特定语言对进行转换操作、生成可以接受的目标语言对的能力；（5）心理–运动能力，指译者阅读源语和生成译文过程中的动力，动力越强，所需的认知努力越少；（6）策略能力，与PACTE模型中的策略能力类似，可以控制其他子能力。上述六大能力都受制于三个因素：（1）翻译规范和翻译任务；（2）译者的自我观照和职业价值观；（3）译者的心理–物理倾向（Göpferich 2009：21-23）。
图1.3 TransComp翻译能力模型（Göpferich 2009：21）
与PACTE翻译能力模型相比，TransComp翻译能力模型涵盖的成分更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中间的车轮形部分，是翻译能力模型的主体部分；下方的三个矩形部分，既包括翻译规范等外围因素，也包括译者自身素质和能力；右上角部分，包括可用的外部信息、资源、工作环境等。另外，该模型强调动机的重要性，动机与策略能力同位于翻译能力的核心。整体而言，TransComp模型特别重视策略能力、翻译流程激活能力、工具和研究能力；这三种能力是区分具有翻译能力与未经专门翻译训练的双语者的重要参数（Göpferich 2009：30）。
从现有研究看，对比翻译学员、职业译者等不同类型译者翻译过程及其翻译产品的研究较多，但对比各个变量相互关系及探讨翻译能力历时变化的研究却相对较少。TransComp模型基于三年多跟踪实证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翻译活动所需的能力，有助于拓展翻译理论，对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启发很大。但该模型包含的成分较多，可能会陷入Pym（2003：487）担忧的状况：多成分能力模型不缺少翻译是什么、如何教等方面的讨论，但哪个阶段需要哪些特殊指导和训练、教授多长时间等讨论却相对欠缺。
受欧盟“达芬奇项目”（Leonardo da Vinci Programme）资助，自2004年10月1日起，欧盟委员会启动EMT课程，面向各成员国招标合作培养单位，培养高层次专业翻译人员。2009年，EMT专家组（EMT Expert Group 2009）发布了EMT翻译能力框架（见图1.4），规定了学员毕业时需要具备的翻译能力。该翻译能力框架由六个模块组成：翻译服务提供能力、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信息挖掘能力、技术能力和主题能力。翻译服务提供能力位于能力框架的中心。该翻译能力框架看上去像车轮，通常称为EMT能力车轮（EMT Wheel of Competence）。该能力框架符合当时翻译市场变化、译者的职业化需求，尤其是翻译市场上技术变化的需求，成为欧盟开展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的主要参考。
图1.4 EMT翻译能力框架（EMT Expert Group 2009）
尽管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且对翻译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人类智慧、知识和技巧仍是保证翻译质量的核心要素。大数据时代，市场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译出翻译需求激增，挑战了传统的母语规则；人工智能、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机器翻译和其他原先用于商业的翻译技术工具逐渐用来辅助人工翻译等。这些变化影响了翻译过程和翻译市场，也影响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EMT 2017）。顺应这些变化，EMT专家组于2017年推出了修订后的翻译能力框架，以适应新形势下的翻译教学和译者培训（见图1.5）。
图1.5 2017版EMT翻译能力框架（EMT 2017）
新版翻译能力框架由语言与文化能力、翻译能力、技术能力、个人与人际能力、服务提供能力五部分组成。五种能力似链条的齿轮，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共同推动译者提高翻译能力。该版框架突出了技术能力和个人与人际能力的重要性。技术能力除常规的翻译技术能力外，还特别包括了机器翻译的基础知识和能力，以及翻译技术的应用、研发和应变能力。个人与人际能力是软能力，有助于译者与市场有效接轨。具体包括：译者能够规划管理时间、压力、工作量；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任务；重视团队合作；善于使用社交软件；适应工作环境；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提升等（EMT 2017）。
2017版翻译能力框架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将语言和跨文化能力合二为一，成为语言与文化能力；第二，将翻译能力作为独立的能力，2009版中的主题能力纳入翻译能力范畴；第三，将信息挖掘能力和技术能力合并为技术能力，着重强调了基于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能力的重要性，体现了技术发展尤其是优化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对翻译的深远影响；第四，将翻译服务提供能力中的个人与人际能力独立出来，强调译者与客户或者同伴积极合作、积极利用各种通信工具和社交媒体等合作完成翻译任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