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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能力的发展是翻译教学和培训的重要目标，但是翻译能力在不同教学或培训环境下的发展规律研究仍是相对新兴的领域（Williams 2013：113）。翻译能力模型通常预设译者具有完美的翻译能力（Pym 2003：487），但实际情况下，译者个体之间的差异非常普遍。另外，译者翻译能力还可能因接受培训而发展变化。因此，接受翻译培训的时长对译者翻译能力发展的影响，也是新兴研究领域之一（Malkiel 2004）。
在对比外语教师和职业译者翻译表现差异的基础上，PACTE系列研究提出翻译能力模型。Hurtado Albir（2017：3）提出，翻译能力包含决策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专业知识的交际能力等相关能力。PACTE的实证研究区分了动态翻译概念和静态翻译概念。动态概念侧重文本性、解释性、交际性和功能性，而静态概念侧重语言学和字面义。自2011年起，PACTE研究小组以130名翻译学员为考察对象，研究他们的翻译能力习得。PACTE（2015）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翻译学员在翻译能力习得过程中对有关翻译知识和概念的掌握程度。该研究的被试为一、二、三、四年级的本科生和刚毕业的本科生，共五个小组；研究考察他们对翻译知识的掌握是更倾向于动态还是静态，同时考察他们的翻译知识是否具有一致性（coherent）。调查问卷包含以下维度：翻译和翻译能力概念、翻译单位、翻译问题、翻译过程中的阶段、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翻译纲要的作用以及目标读者的角色。该研究发现，随着培训时长的增加，翻译学员的翻译概念愈加动态；翻译知识动态化的进展体现了翻译能力习得进程。
Angelone（2013）研究翻译学员使用译后修订工具的情况。通过分析学员问题与决策综合报告（integrated problem and decision reporting，简称IPDR）记录、口头汇报以及屏幕记录等，研究发现学员在识别问题和修订错误时会使用译后修订工具。该实验中，翻译学员完成九篇译文，在翻译过程中使用IPDR记录、口头汇报、屏幕记录这三种工具中的一种，并在完成任务后就自己识别–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反思。翻译学员在实验过程中可以任意修改译文，之后对其打分，评分项目包括标点符号、拼写、词汇、句法、文体以及误译等。每个学员的犯错频次以及在使用修订工具过程中修订的错误总数等都被纳入计算范围。研究结果表明，屏幕记录是改正错误时最有效的过程记录方式之一。因此，研究者建议将屏幕记录纳入翻译培训。Turkmen & Can（2019）探究学术翻译培训过程中影响学员翻译能力提升的因素，发现该翻译培训对改进翻译内容质量及完善体例等方面都有帮助。他们进一步指出，译后修订包括修订机器翻译的产品，也包括修订翻译学员的译作。译后修订对翻译学员的能力提升有积极作用，因此为翻译培训提供了新视角，建议将其作为翻译培训的重要内容，并进一步研究其作用与实践。
大多数翻译能力模型都假定翻译能力能够提升，而职业译者通常具有较翻译学员更高的翻译能力，因此基于职业译者和翻译学员的实验目的就是分析职业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经验，为翻译培训提供借鉴，以提升翻译学员的翻译能力。
Hvelplund（2016）收集两组译者的翻译过程信息，考察翻译过程中认知资源的有效分配机制。分配机制有三个指标：灵活性（flexibility）、自动化（automaticity）和处理流程（processing flow）。研究通过分析职业译者和翻译学员的眼部追踪和键盘录入信息发现：职业译者能更有效地分配认知资源；职业译者的注意力时长展现出更多变化、更大的认知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职业译者的认知压力更小。
Kim（2006）采用问卷调查和有声思维的研究方法，探究了职业译者、翻译学员和语言学习者三类被试进行译入翻译时，他们在理解过程中是如何使用语言外知识的。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与翻译问题紧密相关的语言外知识可以使理解过程更简洁、高效且译文质量更高；翻译中如果缺乏语言能力和语言外知识，则需要更多翻译努力。因此，广博的通识知识和特定的专业知识，以及更多的投入（包括使用各种翻译策略和进行复杂的认知处理），都是获得高译文质量的保障。Jensen（2011）基于实验发现：不管是职业译者还是翻译学员，他们的注意力大多分布在目标语上；翻译学员花在源语上的时间比职业译者要长。Zheng（2014）使用有声思维、译文质量评估和回顾式访谈的方式获取新手、半熟手和职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理源文本、使用词典等参考资料的数据，结果发现：随着翻译能力水平的提高，译者使用参考资料的目的更多地从理解原文转向优化译文；职业译者使用参考资料的方法更灵活多样，他们更了解如何有效地使用参考资料，如经常进行反向查询，更频繁地借助个人的内部资源等。因此，翻译经验和资料查询能力是决定查询频率和翻译过程效率的重要因素。
de Sutter et al. （2017）针对英译法、法译荷两个翻译方向，分别收集职业译者译文、职业作家原创语言文本、翻译学员译文，制作成三个语料库，译文的文体包括小说和新闻。研究者基于语料库，提取翻译学员和职业译者译文的25个独立于语言和文本的特征以及5个基于某种特定语言的特征，通过比较译文和原创文本评估译文的可接受度。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翻译学员和职业译者之间存在差异：翻译学员译文的可接受度较低，译文特征偏离原创文本的规范。研究者认为，基于语料库的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可以客观地评估译文质量，并能为学习者偏离原创规范的语言提供反馈。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除使用传统的人工翻译之外，使用机器翻译人工修订也很普遍。修订能力是翻译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将眼部追踪和键盘记录结合起来探讨修订能力的研究还不充分。Daems et al. （2017）比较翻译学员和职业译者使用两种翻译方法时的翻译过程及翻译产品质量，研究点包括翻译学员和职业译者的翻译速度、认知负荷、产品质量及外部资源的利用等方面。该研究采用眼部追踪、键盘记录、问卷调查和回顾式访谈等方式调研了10名翻译学员和13名职业译者。被试分两个阶段完成翻译任务：第一阶段对两篇新闻文本进行人工翻译；第二阶段对两篇机器翻译的新闻文本进行修订。接着，两组被试对刚翻译的文本进行回顾，标记翻译难点。该研究发现，翻译学员和职业译者在翻译过程和翻译质量上的差异低于预期，而人工翻译和译后修订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翻译学员较职业译者花费更多时间完成翻译任务，但两组被试的翻译质量没有显著差异。不过文本分析显示，翻译学员的主要难点是意义转换、表达流畅性和逻辑问题。翻译学员和职业译者在外部资源的使用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不管是哪种翻译任务，外部资源对两组被试来说都不可或缺。两组被试对待两种翻译方法的态度也一致：他们更倾向进行人工翻译，但是不反对译后修订，尽管对翻译学员来说，译后修订的完成速度比人工翻译快，认知负荷低于人工翻译。而对于职业译者来说，采用两种翻译方法时他们的翻译速度和认知负荷不存在显著差异。
Schaeffer et al. （2019）基于翻译学员和职业译者修订的六篇人工翻译的英译德文本语料，对比分析他们修订过程中的眼部追踪数据。被试修订的文本包含根据错误分类学划分的六类错误类型。通过记录、比较翻译学员和职业译者修订各类错误时的首次注意时间（first fixation durations）、凝视时间（gaze durations）和总阅读时间（total reading time）以及回视路径（regression path）等眼部运动数据，以及分析键盘录入行为，研究者重点探讨了翻译学员和职业译者翻译能力高低与修订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翻译学员修改的错误数量显著低于职业译者；翻译学员将更多的认知努力应用到修改文本表面错误上，例如一致性、语法等，并花费更长时间多次检查一致性层面的错误。
基于不同方向的翻译实践很早已经存在（Beeby 2009：64），而且双向翻译实践对于增进民族间的语言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译出翻译活动需求的日益增加，学者对于双向翻译的研究兴趣也进一步提升。翻译方向不是由源语和目标语决定，而是取决于译者是自外语译入自己的母语，还是自母语译出至外语（Pokorn 2011）。传统观念认为，译入母语的翻译产品质量优于译出至外语的翻译产品质量。以Newmark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只有译入才能保证翻译的自然、准确和高效（Newmark 1988：3），而译出则可能使译者陷入困境（Keeley 2000：19）。但是译入优于译出的观念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已有很多研究证伪了这一观点。当前的实际情况是，能够进行译出翻译的译者人数不足以完成大量的翻译任务（McAlester 1992：292）。以国际翻译家联盟的一项调查为例，超过一半参与调查的译者承担过译出翻译任务（IAPTI 2015：13）。翻译市场中的译出需求不断增长，译出翻译方向的研究受到重视（Ferreira 2014：110）。不过目前来看，不同翻译方向的实证研究较少，结果也存在争议（Godijns & Hinderdael 2005）。
翻译涉及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信息传递，翻译能力框架的构建预设译者掌握了两种语言。从心理学实验结果来看，双语者进行词汇译入和译出时，存在认知负荷的差异（Kroll & Stewart 1994）。如果译者掌握的两种语言能力不平衡，译入和译出的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可能存在差异。Campbell（1998：4）指出，不应该在翻译能力框架设定中预设译者完美地掌握了两种语言，而应将语言能力视为翻译能力的子能力，译者的翻译能力应能够被“描述和讨论”。Lorenzo也认为，“一直以来，翻译理论都持规范视角，将翻译构念理想化，而没有观察译者的真实表现”（转引自Pavlović 2007b：82）。因此，双向翻译能力研究对翻译培训和翻译评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研究译者完成的译入和译出翻译任务，考察他们在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中的异同，是有效探究其大脑“黑匣子”的方法（Malkiel 2004：208）。在有关翻译过程的探讨中，译者双向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机制也成为了研究热点之一（Alves & Gonçalves 2013；Buchweitz & Alves 2006；PACTE 2011）。理论上，译者译入时需要较多认知努力以理解源语文本，而译出时需要投入更多认知努力以输出符合目标语文本规范的译文。但相关实证研究比较少（Pokorn 2005：x），且结果存在争议。
在有关译入和译出时译者所需翻译时长的研究中，Jakobsen（2003）、Malkiel（2004）和Buchweitz & Alves（2006）都发现译出用时更久。Jakobsen（2003）发现译者需要更长时间检索对应词，译者的修改次数在译出时更少。Malkiel（2004）同样发现译出用时超过译入，不过若译者译入时击键的次数多于译出，译入不一定较译出更容易。与Jakobsen（2003）采用相同被试完成双向翻译任务不同，Malkiel（2004）采用了两组被试分别完成译入和译出任务，这也可能是结果出现差异的一个因素。Buchweitz & Alves（2006）发现译出时翻译单位更多，而且通过分析水平不同的两组被试（翻译专业研究生和非翻译专业研究生）的翻译过程发现，新手译员在翻译过程中修改次数和反复特征更多，不过该研究没有严格区分修改目的。Ferreira（2014）借鉴Buchweitz & Alves（2006）的研究，采用键盘记录和回顾报告的方式比较8位职业译者译入和译出的认知过程差异，分析翻译过程中译者遇到的词汇问题和解决方式，以及如何借助外部资源获得解决方案等。该研究发现译者译出时虽然提出了更多问题，但是与译入任务相比也未能提供更多解决方案。
Lörscher（1992，2005）以有声思维为研究工具分析被试的翻译过程。Lörscher（1992）发现在译入和译出过程中，被试的思维过程基本相似；译入过程中，翻译策略的描述较译出更简单。Lörscher（2005）进一步提出，职业译者和翻译学员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使用存在频次和分布上的显著差异。
在译入和译出哪一项任务更容易这一问题上，Pavlović（2007a）发现翻译学员主观上认为译出任务更容易，挑战了传统观念。Pavlović & Jensen（2009）从实证角度验证了这一观点。他们通过眼动数据分析了8名被试在译入和译出过程中的认知负荷。分析的四个认知指标分别是：凝视时间、平均注意时间、任务总时长和瞳孔扩张情况。研究发现，不论翻译方向如何，译者处理目标语文本的认知努力超过了处理源语文本的认知努力。不过，此研究没有探讨译入和译出文本的质量与认知努力的关系。PACTE（2009）研究发现，翻译方向影响译者表现，译入成绩高不代表译出成绩也高。Fonseca（2015）通过键盘记录仪、眼动仪和反思等方法收集数据并分析发现，职业译者在译入（葡萄牙语–英语）和译出（英语–葡萄牙语）过程中并未体现出认知努力的明显差异，因此不支持译出更难的假设。不论翻译方向如何，职业译者在处理翻译单位时存在相似性。所以该研究认为翻译策略对翻译过程产生影响，而非认知负荷。Tirkkonen-Condit（2000）研究发现，翻译方向不会影响被试在翻译过程中的策略，职业译者会在草拟阶段付出认知努力，同时监控翻译的整个过程；注意力如何分配与译文质量并无直接相关性。
Pavlović（2010）关注三人小组合作进行译入和译出的翻译过程。该研究采用录像和录音设备记录12名翻译学员生成译文并讨论的整个翻译过程。小组完成不限时翻译任务的讨论后，形成合作翻译报告。通过分析他们遇到翻译问题的类型和数量、给出的临时解决方案、内部与外部资源的利用、方案的评估与确定、译文质量等各个指标，研究者能够揭示出翻译方向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了解小组合作与独自完成翻译任务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表明：小组合作完成翻译任务和个人独自完成翻译任务时，遇到的问题和提供的解决方案均不受翻译方向的影响，但是分布略有差异；译入质量更高，译入时学员也更多地表现出直接给出暂定解决方案的情形，而不是寻求外部支持。
翻译能力研究工具日趋多样化，但是这些研究工具的效度也受到质疑。Dimitrova（2005：175）采用脚本记录器和有声思维的方式，记录了翻译水平不同的9名被试在俄译瑞典语的译入任务中是如何翻译隐性逻辑连接词的。翻译过程记录和译文的对比表明，这两种研究工具记录的只是“翻译的写作过程，而不是翻译的整个认知过程”。
Lafeber（2012）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40项对翻译最具影响力的技能或知识类别，其中前10项是：（1）确保译文完成；（2）清楚传达原文信息；（3）掌握原文的相关知识；（4）确保译文连贯性；（5）掌握目标语言拼写规则；（6）掌握目标语言语法知识；（7）识别难懂文章的意思（meaning of obscure passages）；（8）掌握目标语言词汇；（9）捕获原文的微妙之处；（10）掌握目标语言标点符号规则知识。之后，研究通过调查专家对年轻的职业译者译文质量的评价，归纳概括了专家眼中的译文严重错误和需要最多修改时间的错误，由此总结新职业译者最需要培训的方面。结果表明：译者欠缺的子能力与主观认为的子能力重要性排序存在差异；新职业译者至少在18个项目的能力上有所欠缺。了解翻译能力子成分的重要性顺序，特别是译者欠缺的能力列表，非常有助于译者培训。他们技能和知识较缺乏的前10个项目类别分别是：（1）产出流畅的译文；（2）识别难懂文章的意思；（3）简练巧妙地表达译文；（4）捕获原文的微妙之处；（5）遵守公司内部风格规范；（6）重塑译文表达；（7）具备相关主题知识；（8）觉察到不一致、自相矛盾处；（9）产出地道的译文；（10）传达原文意图传达的效果。
Heeb（2016）调研从事双向翻译的职业译者与只从事译入翻译的职业译者的自我评价，探究这两组被试对于职业角色和责任的自我认知是否存在差异。研究者分析被试的回顾式口头汇报发现，在职业角色和责任的自我认知这一翻译能力的组成方面，两组被试的看法不存在显著差异。
从认知翻译学视角研究译入和译出具有重要意义。理解和解释翻译的认知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广泛、深刻地理解翻译任务中两种语言的作用（Ferreira et al. 2016）。实证研究对译入和译出过程的分析表明，在比较和对比双向翻译时，考虑译者的个人特征也很重要。
除此之外，译入和译出任务涉及不同的体裁（Beeby 2000；Campbell 1998）。译入和译出翻译能力的要求和培养也会有差异，例如译出翻译能力可能侧重市场所需的标准化体裁。因此，译入和译出产品的评价标准也应不同（Ferreira 2014：110；McAlester 2000）。Campbell（1998）提出了文本分析途径，可用于评价不同体裁的译文质量，也可以分析学员在翻译能力发展过程中的译文质量。
翻译实证研究中常预设职业译者的翻译能力为理想的翻译能力构成，职业译者与翻译学员的表现差异被视为后者应加强的部分；但是如果按照动态翻译理论框架，翻译能力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螺旋上升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有停滞或后退的现象。那么对比职业译者与学员的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到底哪些特征是高水平翻译能力的体现，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在翻译能力发展研究中，很多认知过程的研究结果未能与翻译产品的质量进行关联或验证。不同侧面、不同被试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翻译过程中译入和译出存在差异，译者不同的能力水平是影响研究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鉴于目前研究的语言对和被试数量都较为有限，其概括性也受限。在有关翻译方向的研究中，语言对和测量工具的使用存在较大差异，翻译能力发展研究需要考虑此类差异对研究结果概括性的影响。因此，该领域仍然需要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Pavlović 2010：64）。
共时研究通常会考察译者某一时刻的翻译能力和翻译表现，收集数据较快；历时研究则需要指定研究时间，在此期间每隔一段时间对译者进行一次评估，最终通过评估各阶段的翻译表现推断译者翻译能力的发展。鉴于翻译能力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历时研究是研究翻译能力发展的最佳选择（Göpferich 2013；Rest 1979）。Rodríguez & Schnell（2012）采用历时研究方法探究本科生译出（西班牙语–法语或西班牙语–德语）能力发展。他们通过对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进行采样，观测学生在接受培训的不同阶段如何处理翻译任务、选用了哪些策略解决翻译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具备翻译流程激活能力等。研究目的是帮助学生提升元认知意识，使其加强翻译过程中的自我调节并优化翻译。这对于在翻译教学中加强过程教学很有裨益。Göpferich（2013）带领的TransComp团队采用历时研究方法，研究12名翻译学员三年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成品，并将其与10名职业译者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成品进行对比，从而探讨翻译学员的翻译能力发展。TransComp因此追踪翻译能力各项子能力，尤其是策略能力、翻译流程激活能力、工具和研究能力。策略能力用于统筹翻译能力各项子能力；翻译流程激活能力包括记忆和实施语言对相关的转换；工具和研究能力涵盖对传统翻译工具和现代电子工具的使用。共时研究中被试的翻译能力水平不同，因而无法推测翻译能力的子能力是如何随培训时间发展变化的，但历时翻译能力研究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只是历时研究需要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研究过程中无法避免研究对象因各种原因流失的情况；同时，历时研究需要准备多套难度相当的翻译任务，更加耗时耗力（Göpferich 2009，2013）。
作为模拟历时研究的横断面（cross-sectional）研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对不同翻译水平的人群进行研究，弥补了人力、时间等方面的不足，是目前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PACTE系列研究在内的多项研究均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通过比较和对比不同翻译能力水平的译者在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上的差异，推测其翻译能力的具体呈现。
Castillo（2015）借鉴PACTE的翻译能力模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调研翻译学员在翻译能力发展过程中译文可接受度的变化。该研究共考察49名处于五个不同学习阶段的翻译本科（五年制）学员完成译入（英语–西班牙语）翻译任务时的表现。研究发现，一年级至五年级的学员译文总体上呈现出可接受度提升的趋势，不过上升的趋势不均衡。与一年级学员相比，二年级学员的译文可接受度呈现出较大提升；自二年级至五年级这四个阶段，译文可接受度提升较小。就完成翻译任务方面而言，学员自三年级开始在修改阶段花费时间更长，而用于草拟阶段的时间大大缩短。
Kuznik & Olalla-Soler（2018）探讨了翻译学员翻译能力中工具使用能力的发展，特别是对电子资源的使用。该研究同样为模拟的历时研究，被试包括五组学员，从一年级新生至初入翻译市场的译者共130人。研究关注五个与译入和译出相关的指标：资源数量、总检索时间、翻译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检索时间、检索数量和检索类别，将这些指标与翻译产品质量进行关联分析，并比较翻译学员与译者的工具使用情况。研究发现：翻译学员的工具使用能力呈非线性发展趋势；译出时，五个指标都呈增长趋势；资源检索时间以及检索数量与最终翻译产品质量无关；译入和译出在工具使用情况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工具使用情况取决于翻译学员要解决的翻译问题，有的学员很少使用工具却能够产出令人满意的翻译产品。通过对比翻译学员与译者的表现，研究发现：相比初入翻译市场的译者，翻译学员使用资源的数量、起始和修改阶段的检索时间、检索次数和使用两种或多于五种检索工具的数量更少；但是他们在译文生成阶段的检索时间、检索类别以及在检索时使用三种检索工具的数量更多。
教育心理学认为，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概念非常重要，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会加深对理论和概念的理解，甚至会进行概念的理论重构。Chodkiewicz（2020）完善了PACTE关于隐性翻译知识的问卷，调查本科新生刚入学和接受两年翻译教学（或外语教学）后在翻译知识和概念方面发生的变化；通过考察学员不同阶段所掌握的翻译知识，了解他们采用的是动态还是静态的翻译方法。该研究共邀请25名学生参与，通过分析问卷，收集学生总体变化趋势和个人变化。结果表明，大多数学生对于翻译概念的了解既有动态特征又有静态特征，通常会随着培训时间增加而变得更加动态化，但并不呈线性发展。该研究发现，学生后续学习中因过度概括而形成的错误观念有时会取代之前掌握的某些动态翻译原则。对每个学生的分析表明，学生掌握动态翻译概念
的步调和程度差异很大，也表明翻译能力习得的效果因人而异。采用动态系统调查翻译能力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例如如何找到可以测量、评估以及培训后可以发展变化的翻译能力变量，因为翻译能力各项子能力通常以非线性的方式发展。虽然有些研究已经表明，学员的最终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中的产品存在差异，但是翻译能力各个成分发展与时间变化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我国翻译历史悠久，虽然以往研究以译入为主，译出相对薄弱，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中外人文交流”和“讲好中国故事”等实践的展开，译出翻译成为向世界说明中国，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汇通和融合，完成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代重大使命的途径之一（黄友义2008：9）。黄友义（2015：5）认为，自2011年起，中国的翻译市场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中国已从一个输入型翻译市场转变为输出型市场，未来这种趋势会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新时期译出翻译可能有更多的需求。我国存在双向互译的现实需要，译入和译出翻译都需要充分重视。如翻译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培养方案都设置英汉双向互译的课程，以期培养可以兼任译入和译出的翻译人才。目前我国翻译专业建设已基本照顾到这一需求。
尽管如此，目前翻译人才培养和翻译能力发展仍然面临着挑战。“开放的、走向‘一带一路’的中国需要培养大量的、高水平的翻译和翻译学人才，而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只有对接这个目标才有它存在的价值”（王东风2020：6）。我国翻译本科专业建立于2005年，“翻译本科专业的学生并没有展示出明显的专业优越性”（王东风2020：9）。翻译作为新兴学科，应注重系统、全面的人才培养，完善一条龙的人才培养机制，使不同层次无缝对接。
收集学习者在不同学习阶段的翻译能力表现数据，形成其翻译能力发展的轨迹，不仅是翻译能力动态发展的数据支撑，也是形成性翻译教学和评估的重要途径。此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对翻译能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若能概括出不同阶段学习者翻译能力发展的规律，用于教学和评估，可以极大地提高翻译教学效率和评估效率。刘和平（2011：40）指出，从理论层面上看，翻译学员的翻译能力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语言能力培养阶段和翻译技能训练阶段。翻译专业本科属于翻译入门阶段，应以语言能力发展为核心，辅以提升翻译技能；翻译专业硕士阶段以提升技能为核心，形成自动化过程，辅以提升语言能力。
葛晓华（2018）的研究结合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借助翻译评测和语料库等分析工具进行实证研究，考察同一外语水平、两个层级学员的双向翻译能力。翻译评测的结果表明，学员的译入翻译成绩与译出翻译成绩因翻译任务的体裁不同而呈现出错综的关系。与反向翻译相比，学员正向翻译时译文的词汇密度更高，语块数量更多，正确率更高，学员的自我评价也更高；学员的自我评价与译文质量不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学员仍需要加强自我评价和监控能力。经分析发现，翻译散文体裁时，学员英译汉成绩明显高于汉译英成绩（p＝0.000），符合以往研究对双向翻译的认识，即学员正向翻译比反向翻译的表现要好。完成汉译英时，学员虽然可以理解汉语源语文本的意义，但使用英语表达过程中出现较多偏差；另一方面，学员对汉语源语文本的理解不准确，也影响了翻译成绩。翻译新闻类体裁时，学员汉译英得分显著高于英译汉（p＝0.000），这一结果与正向翻译水平高于反向翻译水平的普遍假设存在偏差，需要进一步从分项得分、译文文本以及调查问卷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可以确定的是，翻译新闻体裁时，学员对汉语的理解对最终翻译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两组学生译出的译文特征对比表明，译入任务的译文词汇变化度更高，且不受源语文本体裁的影响，但是产品质量并不与词汇变化度呈正相关关系。
通过对比职业译者和翻译学员在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上的异同，可以明确翻译学员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例如，龚锐（2014）对比分析职业译者和无笔译专业训练的口译学员的笔译能力，发现他们之间存在差异：职业译者初译的时间更长，检索和查证更多；后者的监控能力较弱，译文质量也不及职业译者。王湘玲等（2016）通过调研职业译者和翻译学员的翻译元认知监控因子，得出如下结论：职业译者与翻译学员最显著的差异是自我调节能力，其他四个差异为意图评估、事先计划、自我评价和翻译监控；翻译学员的翻译能力表现与事先计划、自我评价、翻译监控三因素呈正相关关系；职业译者的翻译能力表现与元认知监控等五因素呈现相关性。王律等（2019）对比职业译者和翻译学员英译汉的翻译过程，借鉴Göpferich（2009）研究框架统计两组被试在控制加工过程中的理解型、产出型和付出型问题的数量，从而计算出单位翻译任务量中被试能识别出的翻译问题数量；借鉴Krings（1986）关于翻译策略的编码将被试翻译过程中的策略作了分类统计；借鉴Göpferich（2009）对翻译错误的评估方法，统计两组被试译文中的错误；最后通过有声思维、问卷、访谈进行数据信息的三角互证。该研究发现，职业译者与翻译学员在翻译问题的识别、策略选择和译文质量上存在差异。翻译学员遇到的翻译问题总量比职业译者多一倍左右，且以复合型和产出型问题居多。在问题解决的控制加工过程中，翻译学员往往局限于使用网络检索等微观策略解决问题，而职业译者更倾向采取推理、监控等宏观策略。职业译者能根据具体情境解决问题，译文质量优势明显（王律等2019：80）。
国内进行双向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探究双向翻译中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的异同，一方面能够为翻译教学和培训提供针对性的教学方案和方法，另一方面有助于翻译产品质量的评估。
Dong & Lan（2010）和龚锐（2014）都在实证层面挑战了译入产品质量优于译出产品质量的传统观念。在Dong & Lan（2010）的研究中，105名被试进行译入或译出翻译。其中，41名英语为母语的熟练译者进行汉译英的译入翻译，30名汉语为母语的熟练译者进行汉译英的译出翻译，另外34名汉语为母语的翻译学员同样进行汉译英的译出翻译。通过对比分析三组译者译文的语篇特征和衔接手段，研究发现两个特征可以区分两组熟练译者的翻译能力，七个特征可以区分以英语为母语的熟练译者和汉语为母语的翻译学员的翻译能力。此外，两组熟练译者的译文差异较小，可能的原因有：汉语为母语的熟练译者与英语为母语的熟练译者汉译英的能力相近；源语文本特征可能对译文质量产生影响。该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只考虑了三组译文的语篇特征。龚锐（2014：135）发现，职业译者具备更强的检索验证和监控能力，他们的译出质量不仅不比译入质量差，甚至还要更好。
Su & Li（2019）通过眼部追踪确定翻译学员英汉互译视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而探究翻译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学员双向翻译中遇到问题的内容和数量不一致，语言对因素影响翻译过程。汉译英方向的视译相比英译汉方向的视译需要更多的认知努力。例如，翻译汉语的标点符号和加工中心语后置的名词短语需要付出更多，这也证明了翻译方向的不对称性。
从文献梳理来看，国内翻译能力研究以教学为主，涵盖了译入和译出两个方向，但是探讨翻译培训中课程设置、教材和教法、双向翻译策略和翻译能力测评是否存在差异的系统研究较少；以翻译学员为主体，从译入和译出两个视角探讨学员翻译能力发展轨迹的研究仍然鲜见。鉴于对译者双向翻译过程和产品的研究有助于发现翻译中文化、语篇、语用等方面的差别，对于改进翻译教学方法、更有效地评估翻译能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译入、译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