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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制定与实施”指“政府对国家语言事务治理是否有系统的计划和落实措施”（文秋芳2019a：62）。在国家通用语普及、国家外语教育和德语国际传播方面，德国不仅构建了完善的治理行政机构体系，而且对这三项语言事务的规划都具有系统性、长期性和延续性，具有强烈的顶层设计意识与超常的执行能力。
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德国因战后重建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引入外籍劳工。随着时代的变化，德国逐步建立系统的移民融入政策，尤其在移民文化教育、语言融入等方面采取多项措施，以促进移民对德国基本价值观的拥护、提高其德语能力和文化生活的参与度，现已形成了一个稳固而有效的国家通用语普及制度框架（唐艋2021）。针对德国移民的国家通用语普及政策在本书4.1节有专门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德国是最先在中学开设现代外语课程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制定现代外语教育政策的国家（张建伟、王克非2009）。作为德国国家层面最核心的教育协调机构，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从1955年开始规划外语教育，之后与时俱进地结合国情、时政和国际趋势的发展情况不断完善和修订规划，稳步有效地为国家战略服务。与此同时，从德国对外文教政策发展历程看，德国十分重视德语国际传播可持续化、规范化的推进方式，从1970年便开始出台政策文件，有序规划和实施世界范围内的德语对外传播工作。本节将分别重点阐述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和德国外交部两个体系制定的规划与具体实施情况。
德国1955年开始实施长期的外语教育规划，在新世纪欧盟多语政策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下，现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多元外语教育政策（王淑杰2011）。其核心目标是促进个人多元语言能力的终身发展，增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回顾德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发展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是突出外语学习的重要性，鼓励普及外语教育，以确保州际学生的流动性和语言交际能力。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先后颁布了《联邦德国州教育事业一体化协议》（又称《杜塞尔多夫协议》）、《汉堡协议》、《对主体中学的建议》、《对小学工作的建议》和《构造中等教育第二阶段的文理中学高级阶段协议》（又称《波恩协议》），对基础阶段外语教育的学校类型、课程设置、起始年级和教学要求等作出框架性规定，对德国的外语教育规划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之后有关部门多次修订补充相关文件，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杜塞尔多夫协议》在德国外语教育规划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协议统一规定了各州基础教育框架的范围（不包含小学和主体中学），确定了学校类型名称、课程设置、开学时间、假期长度等学校制度的细节，同时明确规定以现代外语或自然科学课程为重点的文理中学从5年级开始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开展教学。1957年4月1日该协议正式实施，从此外语逐步成为各州中学的一门基础课程。
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迫切需要大量外语人才。1964年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通过了《汉堡协议》，补充了对主体中学和实科中学的外语教学规定，以适应新的教育管理和发展需要。《汉堡协议》一经颁布，便取代了《杜塞尔多夫协议》，从此成为德国教育体系的基础，时至今日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协议明确指出，有效的教育规划是国家实现长期发展的前提，强调外语课对学生个体及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并明确把外语课作为基础课程的发展方向。该协议同时将外语教学的学校类型扩大为主体中学、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详细规定各类学校不同学段开设外语课的情况，要求第一外语（一般为英语）为必修课，并规定了开设第二、三外语作为选修课或必修课的学校类型和方案。1971年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又进一步完善该协议，补充规定文理中学从5年级起开设现代外语或拉丁语作为第一外语必修课，并增加了对专科高中的外语课要求。小学外语教学也在这一时期被提上日程。根据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发布的《对小学工作的建议》的指导意见，黑森州、巴登–符腾堡州、下萨克森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等均在小学教学大纲中规定从3年级起开设英语课，注重与中学的外语教学衔接。之后，1972年签订的《波恩协议》专门对文理中学的教学和考试实施改革，进一步明确了外语与德语、数学同为基础课程的地位，调整了外语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的教学安排。
两德统一和欧盟先后推出的“伊拉斯谟”“苏格拉底”和“达·芬奇”等教育计划，促使德国进一步统一完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包括提前开始外语学习的时间，丰富语种设置，提高外语教学质量，统一外语考试要求等，使德国外语教学在目标、内容、手段以及教学评估等方面朝着规范化方向迈进。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继续修订已有的决议，比如《波恩协议》（1988年修订）、《对小学工作的建议》（1994年修订）和《汉堡协议》（1999年修订
），对小学和文理中学的外语课提出改革建议：不仅要求小学重视相遇交际语的教学，以游戏方式授课，口语优先，将外语学习与其他专业课程的内容学习紧密联系等；而且提前了文理中学学生开始学习第二、第三外语的年龄，将高中阶段的外语课归入“语言–文学–艺术”模块，与德语、音乐、艺术同属必修科目。
在此期间，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相继颁布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土耳其语、波兰语、捷克语、汉语、日语等12个语种的高中毕业统一考试要求，
促使各州对各个语种教学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测试有了一致的评判标准，保证了各州的外语教学同步进行。
此外，德国还推出独具特色的“双语教学模式”（bilingualer Unterricht）
，把外语作为其他学科内容的教学语言，重视学生双语（即德语与外语）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1990年欧共体委员会和欧洲文化合作委员会将德国的双语教学模式作为成功典范推荐给欧洲各国。面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挑战，1998年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发布《双语教学方案——经验报告与深入发展的建议》，首次从学校数量、教学目标、教学大纲、课堂形式、成绩考核、教材与师资建设等方面全面梳理双语教学的发展过程与前景，强调双语教学的重要性和推广的迫切性。上述举措切实地推动了德国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深入发展和实施，进一步构建并完善了基础阶段的外语课程体系。
21世纪伊始，欧元区的建立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日益增多的移民与外国学生对德国的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2001年欧洲语言年提出的口号“母语＋两门外语”也使德国外语教育面临着语言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新要求。欧盟相继颁布的许多语言政策文件对德国的外语教学也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如《欧洲高等教育区：欧洲教育部长联合声明》（又称《博洛尼亚宣言》）、《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与评估》（下文简称“《欧框》”）、《促进语言学习和语言多元化行动计划（2004—2006）》以及《欧洲教育与培训合作战略框架》（束定芳2011）。在此时代背景下，德国外语教育规划进入了加强期，外语教育政策更具包容性，以语言多元化、文化多元化为外语教育方针和目标，以期促进所有语言的学习，包括区域性或少数民族的语言、移民的语言以及世界上其他主要语言（王淑杰2011）。
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在2000、2008年先后两次修订《波恩协议》，进一步明确外语教学、考核和毕业考试应达到的要求，强调外语课不得少于3学时/周，要求进一步扩展对语言结构的认识能力，注重语言交流和表达的能力，对德国外语教学尤其是文理中学的高中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1年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又在《汉堡协议》的修订版中增加了针对移民与外国学生的条例，其目的是通过对移民学生来源国语言和母语的认可，促进移民与德国社会相互融合，将母语和外语教育二者融为一体（张建伟、王克非2009）。
鉴于外语教育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日益重要，2011年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发布《关于加强外语能力的建议》（下文简称“《建议》”），明确未来的中小学外语教育目标是发展多语能力，加强欧洲文化多样性，促进人员流动性和融合，为国际化经济发展和工作需要服务。该文件还规定中小学外语教育要保持连贯性，各学段外语水平应达到《欧框》的不同语言能力等级，强调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与双语教学的第一工作语言尤为重要，同时明确外语教学应标准化、注重能力培养。《建议》是新时代下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专门为外语教育制定的纲领性政策文件，指明了德国基础阶段外语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2013年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在报告《小学外语教学：现状与理念2013》中，从教学目标、基本理念、课堂模式、与初中教学的衔接、评分标准和师资培养等方面盘点德国小学的外语教育情况，提出未来的发展建议，目标明确，任务具体。同年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再次发布《双语教学方案——经验报告与深入发展的建议》，强调新时代背景下双语教学的重要性和推广的迫切性。
从规划实施来看，这一时期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对外语教育规划实施的力度显著增强。为了改善和确保外语教育体系质量，提高各州外语教学的均衡性，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在2003、2004、2012年陆续颁布德国中学和普通高等教育入学资格的第一外语（英语/法语）国家教育标准，
2006年又发布了《教育监测总战略》，并成立了国家教育质量发展研究所，负责定期监测德国中小学实现教育标准的程度。德国中学第一外语教育标准由外语学科的教育意义、学科的能力领域、学科能力领域的标准、任务例题四个部分构成。其中规定了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某一时段预期具备的学科能力，详列了听、说、读、写和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学习方法能力等具体要求。此外，该文件着重体现中等要求，而非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通过任务例题来直观地说明教育标准。可见，德国中学第一外语教育标准聚焦学科能力，为学生、教师与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标准参照。在《教育监测总战略》框架下，受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委托，国家教育质量发展研究所开发测评工具，2009、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针对9年级学生的第一外语（英语/法语）科目定期开展抽样调查。为了准确展示测评结果，判断是否达到教育标准，该机构分别在2009、2014年制定了《实科中学毕业考试法语教育标准的听读能力等级量表》和《主体中学与实科中学毕业考试英语教育标准的听读综合能力等级量表》。这些文件实施手段具体、评估方法清晰，极大地提升了外语教育规划的执行力。通过比较目前已有的规划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联邦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对外语教育的规划种类不断增加，规划覆盖内容不断拓展，规划重点越来越突出，拟完成的任务也越来越具体、明确。
德语国际传播是德国对外文教政策最悠久的核心目标和任务之一。德国历届政府针对德语国际传播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划的工作重点和思路也经历了不断调整的过程。检视二战后德国对外文教政策的发展沿革，可看出德语国际传播规划主要经历了四个重要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关注焦点，政策规划与实施措施兼具战略性和针对性。
这一时期的规划注重德国文化宣传，维护侨民语言认同。二战后初期，德国担忧对外推广德语会被视为重返德国国家主义政治的象征，故在政策上明显持有“保守态度”，工作重点是建设德国海外学校，维护海外侨民的语言认同感与母语能力，旨在通过语言传播德国民族艺术保持侨居在外的德国人，特别是海外学校德国学生的民族性。
在这一时期，德国以文化外交为重大政策，将德语视为促进各民族理解的重要工具和交流手段，开始有序地规划和推动德语对外传播。1969年勃兰特政府开始在外交上实施缓和的“新东方政策”。在此背景下，德国对外文教政策进入改革期，德语国际传播规划开始进入议事日程，相继出台了《对外文化政策主导原则》《联邦议院对外文化政策调查委员会德国对外文化政策报告》（下文简称“《报告》”）和《联邦政府对联邦议院调查委员会之“德国对外文化政策”报告的意见》。这三份政策文件的核心内容规定了德国对外文教政策框架原则和目标，正式确定对外语言政策在对外文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明确提出德语是德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须加强和优化德语的海外传播工作。这一战略要旨延续至今，为德语国际传播规划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规划内容来看，作为德国第一份对外文教政策指导性文件，《报告》强调文化外交以交流、合作和伙伴关系为主导原则，对广义的文化概念进行阐释，指出文化是全体公民之事，是人类共享的精神营养与财富（郭原奇2012a）。对文化概念的这一界定有助于德语对外传播工作的开展，使其政策理念变得更具包容性。在“对外语言政策”一节中，《报告》总结了德语全球使用情况，分析了语言促进工作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还针对德语对外传播给出了一系列详细的规划建议，包括：（1）在联邦德国外交部成立德语海外促进和传播工作小组，外交部须跟踪观察德语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发展；（2）在国内增加教授席位，建立高校对外德语专业学院、教学法研究中心等机构，使对外德语教学课程更具科学性，更符合教学法；（3）提高在德外籍劳工的德语知识水平；（4）在国外要特别重视在当地教学机构中促进德语教学；（5）应与相关国家共同呼吁在更多的跨国组织和国际会议中使用德语。
这一时期的规划工作将对外语言政策视为交叉任务，注重将德语教学推广进入国外国民教育体系，同时带入欧洲视野，拓展语言推广版图。1985年联邦德国政府发布《德语在全球的地位报告》，对德语国际传播工作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盘点和调查，进一步强调德语对外传播的重要性，要求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德语学习的吸引力和需求，加强在学校领域的德语对外推广（Andrei 2007）。在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90年代初两德统一的背景下，德国加大了在中东欧地区和独联体国家中的德语对外传播力度，通过建立歌德学院稳定德语在这些地区作为第二外语的地位，消除德语对外传播在东、西欧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状况。另外，欧洲其他地区、北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地区以及中等发展国家也是这一时期德语传播的重要地区。为了更有效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传播德语，德国驻外使领馆和当地的文化中介机构专家为近百个国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德语传播方案（王志强、王爱珊2014）。
为了保障德语对外传播规划落实有力，增强其操作性和可评估性，1994年德国启动了对外文教政策年度报告发布机制，逐步完善了德语国际传播工作的顶层设计。截至2021年已发布24份报告，通过宏观层面的政策评估和微观层面的数据信息分析，全面评估对外文教政策的实施情况，为下一年政策规划和调整提供客观依据，使德语国际传播工作进一步有序化、规范化和透明化。在内容方面，对外文教政策年度报告通常包括四个部分：（1）“综述”，即主要概述该报告年度对外文教政策实施的总体效果；（2）“战略目标与任务”，即主要介绍政策目标、框架条件、战略、结构和资金使用情况；（3）“活动重点”，即介绍各个工作领域中实施的重点举措，其中德语国际传播的工作信息汇集在“教育记事”版块下，包括对外德语教学、PASCH项目与海外学校等；（4）“中介机构”，即专门介绍执行对外文教政策的中介组织与机构，包括歌德学院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等。
进入21世纪后，规划工作引入全球化思维，将语言视为世界公民关键素养。这一阶段的德语国际传播规划制定与实施更为系统、全面，规划内容和落实举措愈加丰富。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变化和挑战，德国外交部在2000年出台了《对外文化政策——2000方案》（下文简称“《2000方案》”），2011年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文化教育政策——赢得伙伴、传播价值、代表利益》（下文简称“《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文教政策》”），明确规定了德国在全球化时代对外文教政策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步骤，将德语国际传播进一步提升为该政策的重要手段、核心任务和核心内容，并与时俱进地调整德语对外传播规划的重点和举措。
具体而言，《2000方案》强调，面对全球新竞争，在海外推动德语传播的目的是保障德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促进措施包括：（1）与目的国参与德语传播的中介机构进一步加强合作；（2）集中向国外优秀学校和高校派遣或介绍专家（语言教师、专业教师），并以多种方式加强教师培训和进修；（3）进一步加强同当地语言培训机构的合作；（4）通过语言课程、德语文化活动、戏剧表演和电影，向外国大学生和研究人员提供在德国学习和研究的奖学金；（5）可持续地巩固德语在欧洲机构的地位。11年之后，《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文教政策》将德语国际传播的定位上升至国家对外战略高度，指出德语国际传播不仅意味着传播现实的德国形象，有利于增进人们对德国价值的理解，而且也会强化德国经济、科学和教育的区位优势。在具体的促进措施上，该文件要求：（1）应加大在金砖国家、G20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新兴国家推广德语的力度；（2）通过文化周、文化月、文化年和德语年等国家层面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促进德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推广。
这一时期德国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新措施，各文化中介机构也推出一系列项目，对德语国际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国家层面的重大举措包括以下几点。（1）自2006年起，德国外交部与中介机构每年签订年度目标协议，目的是提高透明度和管理效率，对规划中的任务目标进行明确的责任分工和详细分解，以更好地监督实施情况，更有效地利用资源。（2）2008年启动PASCH项目，旨在加强德国伙伴国家学校的德语教学，实施的重点地区和国家为亚洲新兴地区、中东地区、中欧和东欧地区以及独联体国家。德国外交部负责总体协调，歌德学院、德国海外学校教育司、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和教育交流中心负责实施。截至2017年已形成了一个拥有1800多所伙伴学校、容纳60余万中小学生的全球网络。（3）建立海外学校是德语对外传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因此2013年德国颁布了《海外学校资助法》，这是近百年来首次在法律层面保障德国海外学校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有助于海外学校持续稳定地发展。该法案的颁布和实施也被视为德国对外文教政策中“一个新的里程碑”（Auswärtiges Amt 2013：23）。（4）在海外开展大型文化和语言宣传活动，全面展示德国的文化、经济、科学和社会发展，如德印语言年（2011—2012年）、德俄语言年（2012—2013年）、德巴语言年（2013—2014年）和德中语言年（2013—2014年）等。这些大型海外宣传活动为德语对外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5）鉴于教育在未来的重要意义，2009年德国外交部提出了“科学外交”的倡议，强调教育、科学和研究在德国外交中的重要性，鼓励高校响应该倡议。在此倡议下取得的最显著的成绩是“德国高校海外项目”（deutsche Hochschulprojekte im Ausland），即德国大学与国外大学合作提供大学课程。该项目虽然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但是德语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完成项目学习的学生通常能达到《欧框》的A1或A2水平，基本具备日常生活交际或日后专业交际所需的德语知识（缪雨露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