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每一次文化的繁荣、社会的发展与重大变革都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密不可分。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史和发展史。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进入蒸汽时代；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以发电机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引领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以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人类登上了信息时代的舞台。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以及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了人类工业史上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比以往任何一次工业革命都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四次科技革命使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激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现今，科学技术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已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信息过载、物联网、语联网、区块链、数字人文、数字鸿沟等大量技术术语被媒体和大众广泛使用，体现了信息技术对全球社会与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Cronin（2013）在其专著《数字化时代的翻译》（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中提出了“everyware”的概念，泛指数字化时代下包括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在内的各种电子工具的广泛运用。在泛在网络的支持下，这些设备无处不在，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他还强调：“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翻译的方式、内容、实质、主体等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Cronin 2013：90）。现今，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前人对未来社会和翻译途径的描述正在成为现实。同时，上述变化也促使我们采取新的理念和视角重新审视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从学科建设来说，翻译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翻译学的初始和发展阶段，许多概念需要厘清，许多问题亟待解决。1972年，翻译理论家詹姆士·霍姆斯（James S. Holmes）在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文，提出要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构想（Holmes 2000），被译界称为“翻译学科的创建宣言”（Gentzler 1993：92）。自从其提出翻译学的构想之后，国内外学者从语言学、文化学、交际学、符号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不同学科、不同途径对纷繁复杂的翻译问题开展了多维度、多层次、多模式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然而，回顾翻译研究历史，前人对翻译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概念、翻译性质、翻译历史、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等本体性问题，对新生的翻译技术研究关注度不够，甚至忽视了翻译技术在整个翻译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新技术对翻译活动和翻译模式的冲击越来越大。方梦之（2014：5）指出：“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发展，翻译技术突飞猛进，翻译系统功能不断改善，语言服务行业生产力持续提高，传统的手工模式被信息技术的洪流淹没。”尽管翻译技术已经成为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主流翻译理论常常忽略了翻译技术，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完全将翻译技术纳入其研究视野（Munday 2009：15；O'Hagan 2013：509；Williams 2013：79）。谢天振（2012：13-14）指出：“……不少人至今仍然停留在文学翻译阶段的译学理念上，并以文学翻译的理念、标准、方法论来看待今天的一些非文学翻译事实、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我们的翻译研究滞后于时代语境的变化，期待有新的突破。

随着时代的发展，翻译学先后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以Roman Jakobson、Eugene A. Nida、John C. Catford、Peter Newmark等语言学派为代表）、文化转向（Bassnett & Lefevere 1990）、社会学转向（Pym 2001）、生态转向（胡庚申2008，2011）、技术转向（Cronin 2010；O'Hagan 2013；张成智、王华树2016）等不同转向。翻译研究中出现的多种“转向”，引发了一系列的翻译社会变革和相关的理论创新，同时，也造成了群体性的理论焦虑和理论困境。胡庚申（2013：5）一针见血提出了问题：“‘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触礁搁浅时，翻译研究应‘转向’何处？翻译理论研究新的‘兴奋点’‘生长点’‘拓展点’又在哪里？”翻译理论研究的这些困惑引人发思，催人探索。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生活经历深刻改变，呈现出跨界交融、人机协同、群智开放、万物互联等新特征，经济社会各领域走向智能化。得益于算力、算据和算法上的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势如破竹，引发全球各行各业颠覆性的变革。与此同时，现代语言服务市场不断壮大，翻译技术发展方兴未艾，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翻译教学的新范式（Chan 2014：xxvii）。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华树、刘世界（2021：87）认为翻译研究出现了显著的技术转向，并明确了翻译技术转向的内涵，即在新时期由综合性的技术驱动引发了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整体性变革，既涵盖翻译研究的对象、问题、方法、趋势等，又涵盖翻译实践的对象、主体、模式、环境等整体性的技术化变革。翻译学出现技术转向是当代翻译实践方式重大转变的结果，需要人们重新审视翻译研究（Cronin 2010：1）。

新时代、新现象、新技术、新问题等对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新的挑战。传统的文学和语言学理论很难描述和解释建立在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翻译实践，更不用说去规范和指导广阔的翻译实践。这就要求翻译研究者以当今翻译实践为对象，归纳新技术现象、新技术问题背后的规律，革新翻译理论，与时俱进，促进翻译学科健康发展。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深入研究翻译技术的内涵、要素关系、功能作用，构建翻译技术的研究框架，可为新的翻译现象研究提供新的解释途径，对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以及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语言服务在新时代呈现出全球化、产业化、智能化、生态化等显著的发展趋势，进一步促进了翻译技术的深入发展。翻译技术的发展是翻译理论和实践活动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是人工智能时代翻译市场迅速发展的客观要求。智能翻译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语言服务产业的生产关系，革新了语言服务产业的面貌，拓展了翻译活动的时空布局，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畴。新时代的翻译研究者需要打破传统的翻译认知藩篱，将翻译基础研究与翻译技术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新时代、新环境中的翻译学科框架体系，进一步推动翻译研究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本书以翻译技术为研究对象，总体上探讨了翻译技术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本体论集中在第一到第三章，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分别对应第四、五、六章。在这条逻辑主线之下，力求各章节结构布局合理，篇幅详略得当，内容囊括翻译活动全流程中的主要技术，包括翻译搜索技术、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机器翻译技术、译后编辑技术、机器口译技术、翻译质量保障技术、本地化技术、语料库和术语库等主要翻译技术及相关研究主题。具体来说，第一章探讨翻译技术的基本概念、构成、分类、属性、研究定位和意义等；第二章探讨翻译技术系统的概况、发展阶段、生命周期和发展趋势等；第三章分析翻译技术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研究建议；第四章探讨翻译技术的作用对象、使用主体、作用层次、作用流程，并以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为对象进行个案分享；第五章重点分析翻译技术与翻译过程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翻译技术主体的行为、能力、伦理规范和教育等，以及翻译过程中的其他要素，包括翻译流程、翻译模式、翻译环境与翻译标准等；第六章通过多视角、多领域构建翻译技术研究框架，讨论了翻译技术各个分支的研究重点和趋势，为翻译技术的未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基础，以推动翻译技术研究的创新发展。本书理论与实践兼备，适用于口笔译从业人员、语言服务企业管理者、高校翻译专业师生以及翻译研究人员。

在国家人工智能技术战略的推动之下，翻译技术正在成为具有显著发展前景的新兴领域，给当代译学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力。作为新时代语境下的翻译理论新形态，翻译技术是多门学科交叉的产物，是当代翻译研究的重大现实需求和创新性内容拓展，已经成为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以聊天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简称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性内容技术（AI Generated Content，简称AIGC）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新技术和新问题不断出现，翻译研究范式受到多方面的挑战。面对翻译技术研究转向的多维性、复杂性和多变性，传统的理论阐释在很多时候已然捉襟见肘，亟需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帮助人们走出理论焦虑。本研究基于前人的应用翻译研究成果，采用关联互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深入研究翻译技术这一相对较新的译学现象，积极探寻现代翻译技术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旨在提升人们对翻译技术的普遍认知，推动现代翻译研究的创新和发展。只有不断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与时俱进，不断促进翻译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的迭代升级，推动翻译学科知识的重构与本体世界的重建，才能开创人工智能时代翻译研究的新局面。

王华树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中国外文局翻译院智能翻译实验室
2022年09月01日

参考文献

Bassnett, S. & A. Lefevere.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 London: Pinter Publisher.

Chan, S. （ed.）. 2014.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Cronin, M. 2010. The translation crowd. Revista Tradumàtica: Tecnologies de la traducció （8）: 1-7.

Cronin, M. 2013.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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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mes, J. S. 2000.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L. Venuti （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72-185.

Munday, J. 2009.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O'Hagan, M. 2013.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ie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A technological turn? In C. Millan-Varela & F. Bartrina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503-518.

Pym, A. 2001. The return to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Translator 7（2）: 129-138.

Williams, J. 2013.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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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庚申，2008，生态翻译学解读，《中国翻译》29（6）：11-15+92。

胡庚申，2011，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国翻译》32（2）：5-9+95。

胡庚申，2013，《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华树、刘世界，2021，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转向研究，《外语教学》42（5）：87-92。

谢天振，2012，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中国翻译》33（1）：13-15。

张成智、王华树，2016，论翻译学的技术转向，《翻译界》1（2）：104-118+139。

项目支持：本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人文视域下译者数字素养研究”（22BYY04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