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翻译是沟通不同语言文化的中介和桥梁；翻译也是不同语言容器里文化内容的交换。人类的进步、文化的繁荣皆与翻译密不可分，怎么估量它的意义也不为过。然而，翻译的价值至今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对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也远远不够。

季羡林先生曾从事非常重要的文化翻译工作，对翻译有着深切的体会和极高的评价。他谈及五千年中华文明虽历经波折却始终绵延不绝、蓬勃发展的原因时，曾这样说：

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一语道尽翻译对中华文化的演进、对人类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巨大作用。

翻译活动最基本的三个要素是语言、文化和译者。语言离不开民族、社会、文化，并浸润其中；双语文本转换离不开执行转换的人，即译者；译者则必定是因某种语言文化滋润而生又受到另一种语言文化“增补”的人。于是，翻译成为语言文化间的信使。在翻译三要素中，最容易看见也最容易理解的是语言这个要素。因此，从古至今对翻译的关注都从语言开始，都跟语言分不开。这既是说，若没有语言，翻译就无所依附；同时又是说，若没有千差万别的语言，也就不需要翻译。因此翻译与语言有天然的联系。

但我们说翻译离不开语言时，并不意味着翻译是语言的附庸，或语言可以完全离开翻译。一方面，翻译与语言几乎是共生的，没有脱离语言的翻译。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到，若无翻译，语言的交流、认知和传承等重要功能就难以充分展开；没有翻译，人们只能与来自本地域的人而不能与来自其他地域的人深入交流和沟通；没有翻译，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也受到局限，不能同其他地域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分享经验和探讨问题；没有翻译，知识的传承范围有限，受益范围有限。Casagrande（1954：338）在考察翻译目的时提出了“译者事实上不是在翻译语言，而是在翻译文化”的观点。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一是翻译所涉及的两种语言都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二是翻译活动的动因及其影响背后都有文化因素在起作用；三是翻译的难点有时并不单在语言的差异上，而是在文化的距离上。

由此可见，翻译的中介性是双重的，它不但表现为传统认识上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这样直接的中介性，还有另一层意义上的中介性，即译文间接地对所译入的母语及其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有这些都表明，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特殊的人类思维与人类交往活动。

对于翻译这样重要而又复杂的活动，千百年来人们抱有经久不衰的好奇心和探究心：

从思维层面尝试阐释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理论翻译研究的着力思考点；

从实践层面努力解决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应用翻译研究的关注重点；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翻译文化研究上下求索的要点；

从各类语料库驱动的视角考察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趣所在；

从古至今频繁进行的口译活动，则是探究隐秘心理过程的关键实验台。

这套“翻译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即分理论翻译研究、应用翻译研究、翻译文化研究、语料库翻译研究以及口译研究五个板块，对翻译问题给予了全方位的关注。

“理论翻译研究系列”梳理国内外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从哲学和文化层面总结概括翻译学方法论在中西方的发展历史及特点，并对翻译研究中起步较晚、发展较快的新兴研究领域作了重点介绍。本系列首批计划推出《国外翻译理论发展研究》《翻译过程研究：理论、方法、问题》《译学方法论研究》《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等四部图书，其特点如下：（1）纵横阐述。这些图书既从历时的角度描述了翻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历程，还对当前的主要观点和流派，特别是对最新的认知心理过程研究模式作了细致的分辨和论述。（2）中外互鉴。对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理论作了系统归纳，透视出中外文化背后哲学思想和理念的异同。（3）点面结合。既有对理论和流派的全面梳理，又兼顾对研究热点和研究走向的前瞻式分析。

“应用翻译研究系列”首批推出的选题不仅有致力于翻译教学方法和实施效果探讨的《翻译教学研究》，以及以翻译教学应用为导向的、以实证型研究方法为主的《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和《翻译能力研究》，还包括探讨翻译技巧、翻译策略在具体领域（如科技翻译、商务翻译、新闻翻译等）中如何应用的《实务翻译研究》。此外，随着计算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翻译技术发展迅速，成为现代翻译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翻译技术研究》也是本系列首批推出的选题之一。

“翻译文化研究系列”重在探讨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的意义和影响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作用。翻译文化研究是在当下学科疆域迅速扩大的背景下，指导我们在译学领域如何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展开的重要译学课题之一。这个系列包括中国和西方的翻译文学、文化史研究，中国典籍外译研究，以及中文小说的英译研究，这些都是我国近十年来翻译研究发展最为显著的领域。此外，该系列还有专著对翻译史研究方法加以阐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各类双语语料库的创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平行语料或类比语料进行翻译研究。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受到研究者青睐，研究范围涉及翻译语言特征、译者风格、语体变化、语言对比、翻译规范、翻译教学、语言接触以及相应的双语语料库技术等等。“语料库翻译研究系列”首批策划出版的选题包括以下六部：《语料库翻译学理论研究》《双语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语料库文体统计学方法与应用》《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翻译研究》《基于语料库的应用翻译研究》和《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这些选题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兼顾文学文本与应用文本翻译，将数据检索与统计方法运用到语言和翻译研究当中，实现了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形式和意义、文体和诗学分析的有机结合，代表了大数据时代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子学科，口译研究十多年来发展迅速，摆脱了过去经验式的探讨，开始运用现代技术开展关于口译（包括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等）认知过程的各类实证研究。“口译研究系列”首批推出的选题包括从学科建构视角梳理口译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方法路径、提出整体性口译研究框架的《口译理论研究》，致力于口译教学方法应用和实施效果探讨的《口译教学研究》，以及系统探讨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的《语料库口译研究》。

以上也是近二十年来国际译学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当然，丛书也有未顾及的一些问题，如翻译叙事研究、机器翻译、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也许以后还有机会弥补。我们期待通过这套丛书，与读者共同探讨翻译研究的种种重要问题，梳理相关研究的国内外进展，评介主要的理论、方法、流派，判断和设计研究课题，分析今后的发展趋势，并推介重要的参考文献。希望读者朋友，特别是初涉翻译研究的青年研究者能够开卷受益，拓宽视野。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8年11月

参考文献

季羡林，2007，《季羡林谈翻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Casagrande, J. B. 1954. The ends of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20（4）: 335-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