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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技术的蓬勃发展革新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论，进而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翻译技术在商业翻译实践中已经成为核心驱动力和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也成为重大的翻译现实，以及行业的热点话题，不仅给翻译从业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因此，在新时代追问技术的本质属性就成为翻译技术研究的基本课题。
对技术本质的探讨一直是技术哲学领域的核心话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1998）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技术的本质，认为技术的本质是人的目的和自然规律的统一。马克思把技术看作是人与自然进行新陈代谢的媒介和必要条件，认为技术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条件，是人类掌控自己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一种基本手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1972：410）在《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所言：“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阐明了自然的改造、社会关系形式和思想观念这三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
技术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映，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属性。技术的自然属性是指技术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人工自然物，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应用，是客观自然界的一部分，任何技术手段都必遵循自然界的客观发展和运用规律，这就是技术的自然属性。“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和未来要创造的一切技术都必然是与自然法则相一致的”（弗里德里希·拉普1986：102）。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进行的改造和利用以及所造成的自然后果，也是按自然界本身的运动规律出现的，即“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1998：201）。技术的社会属性是指技术是人的创造性活动，是人本质力量的外在物化，是技术目的与技术手段的统一。从技术的发生学角度看，任何技术都是人的发明，体现着人的需要和目的。人类设计、发明和应用技术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主体的社会性活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进而实现自身目的。任何技术的需求都是社会中人所具有的，在社会中产生，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技术的产生与发展都要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各样条件的制约，同时，也要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技术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以及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辩证统一体，技术的二重性是技术本身不可分割的两种属性。技术的自然属性规定着技术产生的客观基础和前提，技术的社会属性约束着技术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方向。技术的双重属性，使它成为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物，构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个“人类–技术–自然”的综合体（邵璀菊2009：116）。
陈善伟（2014：48）总结了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的七种基本特征，包括模仿性（simulativity）、超越性（emulativity）、生产性（productivity）、兼容性（compatibility）、可控性（controllability）、可定制性（customizability）及协作性（collaborativity）。这七种属性也体现了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对于其中提到的生产性，作者认为翻译技术可以从集体翻译、循环译文、再用译文、专业能力、追求利润、节省劳动力及成本等多个方面促进生产力的提升，阐释了翻译技术促进翻译生产赋能的属性。从技术的多重属性来看，作者系统地概括了现代翻译技术与使用者之间的底层逻辑，深刻地诠释了翻译技术的本质属性。为完成翻译的目的，翻译和技术通过翻译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翻译与技术的融合属性，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人文的社会生态中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共生共融的密切关系。
如果从翻译的语言转换角度来看，语言具有无限生成性与扩张性，技术在本质上也具有类似的生成、动态变化、扩张的属性，翻译与技术之间存在着相似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翻译的社会属性主要体现在翻译动作的发出者即人（翻译主体）根据客观需求对翻译的动作承受者即翻译任务（翻译客体）进行能动性改造，因此翻译与技术的社会属性主要都体现在人对客观存在的能动性改造。翻译与技术相似的自然属性在于两者本身都在不断变化与延伸。技术的变化是不言而喻的；在翻译中，随着社会进步与语言发展，翻译主体、翻译过程和翻译客体都在不断变化与拓展，如翻译客体从传统的文本拓展到视频翻译、本地化翻译等。
相似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让翻译与技术结合成为可能，结合后的翻译技术也同样具备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翻译技术辅助翻译主体能动性改造翻译客体，有机地将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进行匹配，辅助翻译主体优化翻译过程。这一方面揭示出翻译技术与翻译主体之间的投射性、交互性、工具性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了翻译技术对翻译客体、翻译流程之间的间接改造关系，这些都是翻译技术的社会属性。在翻译过程中，技术本身、承载技术的软件和硬件都是翻译技术系统中实体要素的表现形式，是完成翻译任务必不可少或相辅相成的工具及手段，体现了翻译技术的自然属性（王华树、李智2020b：91）。
面对海量的、混沌的、非结构化的大数据，要从中挖掘出更多对特定行业有价值的数据，就迫切需要现代语言技术（王华树2016a：19）。以语言区块链技术为例，译文作为产品可以贴上数据标签，诸如原文的诞生、译文生命的延续、译者的风格、译文的版本管理、译文的跨国传播、译文的受众群体、译文的传播效果等诸多因素都可以进行追溯，从而生成一个庞大的翻译数据链条和数据生态（王华树2016a：1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技术本质上是数字人文主义观照下的翻译和技术的融合，是对翻译活动和翻译世界的建构和促进。
翻译技术是主客体之间的媒介。翻译技术在本质上体现了翻译主体对翻译客体的实践互动关系，是译者主体本质力量的外在展现。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工具中实现了自我发明，翻译工具则是译者自我实现技术化的外在表现。如果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劳动产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那么翻译技术寓于翻译活动之中，翻译技术则是翻译主体所特有的最能体现其主体本质力量的手段或活动。
翻译技术并不是孤立于其他翻译要素的独立存在，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揭示出翻译技术实质上是智力要素、实体要素和协作要素的有机统一。翻译主体的能力及其计算机化或人工智能化的表征构成翻译技术的智力要素；完成或者辅助完成翻译任务所需的工具、设备等构成翻译技术的实体要素；有效配置前两个要素进行交互作用，从而完成翻译任务的方式、状态、规则等程序性知识和认知协调能力构成翻译技术的协作要素。上述三个要素相辅相成，使翻译主体、翻译客体、翻译流程与翻译技术有机结合，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