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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叙实性与事实性作为一种语言推理机制

人类长着一颗贪婪的大脑,不知疲倦地追寻宇宙苍生的真相与意义,永无止境地辨别世间万物的虚实与真伪。人们用语言进行思维和交际,对于有关语言表达所指称或陈述的事物的真假,自然会特别敏感。并且,人们通常能够很容易地透过语言表达作出真假判断,或者推出结论。当然,有时候语言推理的过程也会颇费周折,甚至无功而返。例如:

(1)一个对口相声中的片段:

甲:你卖 假货 给我二大爷?

乙:我卖什么假货给你二大爷了?

甲:你卖 假肢 给我二大爷。

乙:唉!那是因为你二大爷缺一条腿。

甲:你卖的是 假假肢

乙:假假肢?那不成了 真货 了吗?

(2)大家都 知道 他不是外国人 ,他却卖力地 假装 是外国人 说着洋腔洋调的汉语

(3)有人像苏·凯瑞(Sue Carey)就 表明 我们的科学能力不过是一般的推理、钻研等常识能力的自然发展 。我不太 相信 。我 感觉 科学涉及十分不同的心智能力 。(乔姆斯基2011/2015:99)

(4)伍迪·艾伦(Woody Allen)有一句名言:“我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不是别人。”(改编自平克2007/2015:247)

(5)网上流传的一道智力测验题:

有人说:如果昨天是明天的话就好了,这样今天就是周五了。请回答:句中的“今天”到底是周几?

例(1)中语素“假”的多义性(伪造的vs.人造的),给咬文嚼字的人提供了设置意义陷阱的机会。例(2)中“知道”的宾语小句(“他不是外国人”)的所指命题必须是真的,相反“假装”的前一个宾语小句(“[他]是外国人”)的所指命题必须是假的;但是,“假装”的后一个宾语小句(“[他]说着洋腔洋调的汉语”)的所指命题似乎又是真的。于是,问题来了:假装出来的行为怎么能够是真的?例(3)中“表明”“相信”“感觉”的宾语小句(“我们的科学能力不过是一般的推理、钻研等常识能力的自然发展”“科学涉及十分不同的心智能力”)的所指命题是可真可假的,其真值完全取决于说话人或听话人的信念。例(4)中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那句充满纽约知识分子式机智和幽默的名言,反过来说,就是一个反事实假设条件句:“如果我是别人(而不是现在的我),那么将一生无所遗憾了。”貌似机智的狡黠中透露出艺术精英的矫情、成功人士的自矜,这个人生赢家实在是装酷和虚伪得可以。至于例(5)中的答案,需要在由周一至周日组成的、具有序列关系的时间标尺(sequential scale)上,对虚拟的“明天(=真实的昨天)”和“今天(周五)”与真实的“昨天”“今天(周几)”和“明天”进行对勘和周值的代入,得出虚拟世界比真实世界快或慢两天;因此,把虚拟世界中“今天”的周值(周五)加上或减去2,就是真实世界中“今天”的周值(即周三或周日)。像上文例(2)和例(3)中动词预设其宾语小句真值的能力或性质,就是语义学上所谓的叙实性(factivity);像上文例(4)和例(5)中语句表示跟实际情况不同或相反的性质,就是语义学上所谓的事实性(facticity)。

可见,一方面,语言运用无小事,不动脑筋会出错;另一方面,语言推理有窍门,略施小计悟妙谛。端看你能不能抓住语言表达提供的种种形式线索,循着语言推理的轨道,利用叙实性和事实性等各种语言推理机制。而这一切,背后又拜所谓的人类内在性语言能力所赐。

二、叙实性与事实性蕴含在词项与构式之中

众所周知,乔姆斯基主张人类具有天赋的习得语言的内在性能力,这种基于遗传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的形式化表征就是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理论(详见乔姆斯基2006/2015)。这对于理解儿童如何习得语言,以及什么是真正的人类及其语言的本质都有深远的意义;并且,被很多人认为是对当时(20世纪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的直接挑战。

1959年,乔姆斯基在《语言》( Language )杂志上发表《评斯金纳的〈言语行为〉》(A review of B.F.Skinner's Verbal Behavior ),对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的《言语行为》( Verbal Behavior ,Skinner 1957)一书进行了评论。斯金纳在他的书里,试图用行为主义理论解释语言问题。斯金纳指出,人类的语言行为只是刺激和反应。其中,看见、听见和感觉到的东西是刺激,说出的话是反应。辨识出刺激,就能预测会有什么反应。他将“言语行为”定义为一种从他人那里学习得来的行为。乔姆斯基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说法。

Chomsky(1959)的主要观点是,将实验室里动物研究中的行为原则应用到实验室之外的人类身上是毫无意义的,要想理解人类的复杂行为,我们必须假定负有终极责任的大脑中有一些无法被观测到的实体。乔姆斯基认为成年人的大部分心智能力都是“先天的”(innate)。尽管儿童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会说某种语言,但是所有儿童天生都具有很强的“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得以在最初几年中很快地掌握某种语言。乔姆斯基(2006/2015)又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进一步说明。他引用16世纪瓦尔特(Juan Huarte)的思想:人类心智能力“在内部并由自身能力形成,是知识所依赖的原则”。据此,他认为对语言而言,“知识所依赖的原则”是人们所习得的内部语言(I-language)的原则。他还提道:

我不知道是否有更严肃的证据支持其他灵长类动物也和人一样有语言能力的论断。事实上,对我而言,我们拥有的任何证据似乎都支持这样的观点:习得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是人类这一物种所特有的能力,有很深层的限制性的原则决定着人类语言的本质。并且这些原则被深植于人类心智的特性之中。(乔姆斯基2006/2015:110)

乔姆斯基(2011/2015)则认为语言的科学(the science of language)是自然科学,它视语言为一种生物系统,由个体进化而来并且通过基因遗传给后代;它可以告诉我们何为自然语言,是什么将其赋予了人类(而不是其他生物),如何解释语言的出现和人类惊人的认识能力的形成。乔姆斯基坚信人类语言能力和其他理性能力(比如,数学能力等)是人类固有的本质,源于基因遗传(第一因素)造就的天赋结构(比如,普遍语法等) 。他不认为“这是一种无法当真的、近于宗教信仰式的原则” ,也不怕被冠以“神秘主义”的恶名,而是主张坦然地接受我们暂时无法弄清楚的一切,并以此为起点着手研究(详见乔姆斯基2011/2015)。

我们赞成乔姆斯基关于儿童生下来头脑中并不是白板(blank slate)一块,而是有各种先验的认知结构和语言能力这种观念。但是,我们相信,在语言运用中,基于经验的概念结构是认知结构和语言能力发挥作用的基础性认知资源,对于语句构成及意义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正如乔姆斯基(2011/2015)所指出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词项与概念之间存在什么差别,我们并没有什么独立于某种特定语言的概念。比如,“驴”是一个词项,也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语言的概念,也是一个进入思想的概念。概念显现在语言之中,但是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是不是独立于语言而存在。概念本身是否源自语言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能力(详见乔姆斯基2011/2015)。通过调查语言运用中的实际事例,我们发现制导语义推理的许多机制就内置于语言的词汇或构式之中。或者说,隐含在词汇和句式中的某种语义成分及其背后的概念结构,甚至还有其外在的形式标记或线索,它们透露了说话人在命题的事实性或主观态度上的倾向性。其中,具有不同的叙实性功能的谓宾动词和不同类型的反事实表达句式,就为语言推理规定了方向并设定了轨道,从而成为方便人们进行语言生成和理解的导航机制。

三、本书框架

本书主要研究语言中的叙实性和事实性现象。叙实性现象由Kiparsky & Kiparsky(1970)首先提出,他们发现在英语中有的谓词能预设宾语小句是一个真命题,而有的谓词却缺乏这种能力,动词对宾语小句真值的不同预设能力又会带来一系列的句法语义差别,由此形成了叙实谓词和非叙实谓词的对立。利奇(1983/1987:427-452)依据谓词对从属述谓结构(subordinate predication)规定的性质把相关谓词分为叙实(factive)谓词、非叙实(non-factive)谓词和反叙实(counter-factive)谓词三类。

当国外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动词的叙实性研究之后,汉语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却明显不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语没有叙实性问题,比如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汉语里动词的叙实性是怎样的?叙实性仅仅是动词的问题吗,能不能扩展到其他词类?叙实性的影响和制约因素有哪些,叙实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为了回答诸如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我们在本书中既对叙实性理论的来龙去脉做了比较仔细的梳理,又对具体的语言现象研究做了相对详细的介绍。第1—2章主要介绍叙实性研究的理论问题,为了回答“汉语里动词的叙实性是怎样的,跟英语等外语有什么异同?”这样的问题。第3—5章则通过汉语中“知道”“假装”和“感觉”等三类动词,分别介绍汉语的叙实动词、反叙实动词和非叙实动词的研究,对它们的句法语义特征做了相对系统而详细的研究,基本建立了汉语动词的叙实性系统。为了回答“叙实性仅仅是动词的问题吗,能不能扩展到其他词类?”这样的问题,我们在第6章介绍袁毓林、寇鑫关于汉语名词叙实性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把叙实性问题扩大到了名词上,从而丰富了叙实性研究的范围,也为汉语叙实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学界一般把表达反事实思维的条件句叫作反事实条件句,在英语等有虚拟式的语言中,反事实条件句一般用虚拟语气来表达,多采用时制后移的形态标记手段,来指明其前提与结果之间的假设关系是反事实的。本书第7—13章主要介绍袁毓林教授团队关于反事实表达与反事实思维的研究,主要包括反事实表达与反事实思维的关系、汉语母语者的反事实表达及其思维、反事实推理的逻辑机制和语用特点、愿望表达与反事实思维、法庭论辩中的反事实表达等,并通过对比英语、日语、韩语来说明汉语反事实表达的形态特征和汉语反事实思维的特点。

第14章讨论叙实性和事实性在语言推理中的导航作用及其运作机制问题,同时还讨论叙实性跟命题态度与言语行为的关系、英语与汉语在反事实推理方面的差别等问题。第15章简要回顾了叙实性与事实性研究的历史,并对叙实性和事实性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同时对该领域的未来议题进行了设想。

叙实性与事实性问题不仅是一个语法现象,同时还是一个语义、语用以及逻辑问题,既关系到人们的语言交际和表达,又关系到人们的思维和认知,因此对语言的叙实性和事实性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叙实性与事实性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起源于欧美语言学界,引进到汉语研究以后,对于深入挖掘和阐释汉语的意义结构和推理机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李新良 浙江工业大学
袁毓林 澳门大学/北京大学
2022年11月 UlChQ02ovRBUNmUWJdh191OaA1DtVaRWXmZaeE4S12DYlevVx5kUzMZ5jBBpbh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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