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人猿揖别，其主要标志固然是人学会了直立行走，手与足形成了明确的分工，从而使人最终走出猿的世界，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但在其逐渐学会制造和使用复杂的工具，并需要表达复杂的思想时，具有各种表征结构的语言从简单渐渐走向精细，这一发展过程无疑使人更具备了人的属性。然而，语言虽为人所创造和使用，但语言的规律和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至今困扰着语言学家，无法给出一个人人都能认同的答案。这就如同人人都有大脑，时时使用着大脑，对其理应最为熟悉，但是，大脑的组织结构、神经系统等各种复杂关系和功能至今依然成谜，科学家目前对其的认识只是其神秘的冰山一角。如记忆是一个过程，人在记忆时实际上就是重建保存于大脑中零零碎碎的信息，但究竟是何种因素促发大脑开始这个重建过程？这依然令人迷惑。据说人类的大脑仅占人体重量的2％，其内部的血管总长度居然达到16公里，由1,000亿个神经细胞构成，相当于银河系内的恒星数量，但这些神经细胞彼此之间到底是怎样联结并发挥各自的功能的？这也是一个难解之谜。所以说，人体自身的东西，人类自己目前也未必就能说得清楚，人类的语言其实也是如此。

语言之谜尽管至今尚未完全破解，但语言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不言自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文明的记录和传承等均离不开语言。尤其是处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当下，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愈益频繁，彼此的依存性、互动性和关联性愈益明显，语言从中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在此若把眼光仅放到国家层面，语言的作用同样十分显明。在《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中，“国家语言实力”和“国民语言能力”等概念的提出，足以证明语言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这至少可从四个方面得到说明：一是国家的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等，无不需要语言铺路。二是一个国家能否充分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事业等是其语言能力强弱的表现，不仅是一种软实力，也是一种硬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优秀文化的承继、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其表达和传播的主要工具就是语言，事关民族身份的认同，也事关国家的安全。三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助推科技创新、推进教育现代化、贯彻国家政策、增强文明意识、提振精气神等，均需借助语言这一重要媒介。四是国民语言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其融入社会、与他人沟通交流、参与社会建设、强化文明行为、履行职业责任、执行国家意志、提升个人素质、保障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等。总而言之，不论作为世界公民，还是国家公民，抑或个人本身，我们都须臾离不开语言。也正因为此，加强语言研究实属必要。

就学科建设而言，不论西方还是中国，语言研究均可谓源远流长。尤其是20世纪以来，语言因无处不在，无时不存，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切，而专门探究语言的规律和本质的语言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独立地位也愈益显豁，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伦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关注，其应用也日益广泛。到了21世纪，语言学无疑已成为一门显学。

毋庸讳言，就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而言，我国的研究能力目前尚未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若暂且不论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前的中国传统语文学（即“小学”），西方概念上的语言学研究在中国已走过120年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语言学既得益于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受缚于西方语言学的研究范式；既成功观察并描写了许多汉语事实，也留下了汉语的一些特殊语言现象因难以纳入西方语言学的分析框架而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这是中国语言研究者，不论是以汉语为主要研究对象还是以某一门外语或某几门外语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都需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需合力而为的目标。其实，作为语言研究者，我们不能止步于某一种单一语言的探索，而是需要以人类所有语言为考察对象。尽管我们目前难以将世界上6,000余种语言全部纳入研究范围，但至少尽可能开展两种语言、三种语言甚至更多语言的探究。赵元任先生早就说过，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研究的科学结论（转引自杨自俭、李瑞华1990：1）。王力（2008：16）曾提到：“赵元任先生跟我说：‘什么是普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就是拿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加以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我们如果不懂外语，那么普通语言学也是不好懂的；单研究汉语，也要懂外语。”吕叔湘（1977）曾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一文，提出“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吕叔湘先生的这些话都强调语言研究不能独尊一门语言，也不能独守某一语言的共时现象或某一通用语言，还要兼及方言等。简而言之，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三位先生所强调的，就是语言研究需要具有历时的眼光和多语的眼光。我个人认为，外语研究者兼研汉语，可以以对比的眼光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所研究的外语；汉语研究者兼研外语，也可以以对比的眼光更深刻地反观自己对汉语母语的研究。这恐怕也应是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三位先生所强调的主要思想之一。最近，张伯江（2018）强调：“在世界语言中认识汉语。”我们在此不妨做一个延伸：应在世界语言中认识我们所研究的外语。

语言研究，一般涉及三个层面：一是观察的充分性（observational adequacy）；二是描写的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三是解释的充分性（explanatory adequacy）。遗憾的是，我们当下的研究中有些往往是观察和描写有余而解释不足。即便有些研究声言其目的是为了解释某种语言现象，但常常仅停滞于表象，语言的规律和本质却远未得到深度揭示，其解释力远未充分。

本丛书就是鉴于我国的语言学研究现状及其不足，力图做到兼收并蓄，既借鉴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又顾重我国的汉语研究传统以及汉语实际；既有外语界的学者撰写，又有汉语界的学者著述；既有资深专家的参与，也有青年学者的投入；既注重语言的共时，又顾及语言的历时；既用力于单语研究，又用心于多语的对比探索；既力图掘深语言学研究的深度，又竭力拓宽语言学研究的广度；既着力于语言学研究的宏观扫视，又致力于语言学研究的微观透视；既注意本丛书的系统性，又关注各专著的相对独立性。

丛书包含普通语言学、句法学、语义学、音系学、语音学、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7大子系列，每个子系列选择本领域最核心的话题，对该话题研究的发展力图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每本书都包含对国内外理论演进脉络的梳理，对前人和时贤研究贡献的述评分析，对经典理论的阐发，对实证案例的分析，对前沿的探寻和对学术空白的填补，并对研究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丛书兼顾学术辐射力和学术引领力，希望为外语学科高年级本科生、硕博研究生和年轻学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又冀望也能有益于非外语学科的研究者。这是我们每位作者的真切希冀，也应该是读者的殷切期待。

其实，本丛书宗旨的宗旨，就是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尽力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贡献具有中国智慧的语言学思想，筑就符合中国实际的语言学。这也应是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王文斌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2018年11月

参考文献：

吕叔湘，1977，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语言教学与研究》第二集（未公开发行）。

王力，2008，我的治学经验。载奚博先（编），《著名语言学家谈治学经验》。北京：商务印书馆。9-22。

杨自俭、李瑞华，1990，《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张伯江，2018，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语言学研究，http://ex.cssn.cn/wx/wx_yczs/201808/t20180807_4524870.shtml（2018年11月3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