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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是Nicholas Allott博士，他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语用学家、关联理论创始人Deirdre Wilson教授，深受语用认知思想的影响，并于2007—200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讲授语言学课程。从2008年10月到2012年3月，Nicholas Allott博士在挪威最大最古老的大学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的心智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于2012年4月成为该中心的研究员。
本书包括五部分内容，结构布局简单清晰。第一部分“引言：什么是语用学？”（Introduction: What Is Pragmatics?）从广义的角度介绍了语用学的界定及其学科渊源、历史沿革、研究路径等；第二部分“核心术语”（Key Terms）阐释了语用学的一些核心术语；第三部分“重要学者”（Key Thinkers）介绍了对语用学思想或语用学理论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代表性学者；第四部分“代表性论著”（Key Works）列出了语用学的代表性著作和论文；最后一部分是“索引”（Index），帮助读者查找本书中出现的术语和学者。
正如著名的语用学家Deirdre Wilson教授所说，“这本书可作为必读书目推荐给语用学、语言学、语言哲学以及交际心理学方向的学生和研究人员”。
作者主要回顾了语用学的来源和发展，也呈现了作者的语用观。语用学的定义众多，不同的研究视角圈定的研究范围也不尽相同。著名学者Deirdre Wilson认为，从广义上讲，语用学研究可分为三种路径，也体现了语用学的三种学科关系：首先，语用学是哲学研究的一部分，回答有关意义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句子意义与说话人使用句子表达隐含意义之间的关系；其次，语用学是语法研究的延伸，关注句子意义和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其形成的规约与范式，类似思想下的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再次，语用学是认知科学的一部分，探究人类交际活动的心理现实等。
尽管人们对语用学的研究范围、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不同认识，但对语用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已形成共识，即关注互动交际中的说话人的意义以及如何进行交际。从广义的角度说，语用学研究交际活动中的语言使用，也就是语言哲学家Herbert Paul Grice所提出的四方面基本内容：
（1）交际涉及一定的复杂意图，只有意图被听话人识别后交际才得以实现。
（2）交际离不开推理，听话人需要根据话语推导交际意图，这是获取话语最佳理解的推导。
（3）交际受制于以理性或认知为基础的一系列原则或准则，比如G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新格赖斯（Neo-Griceans）语用理论、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等，涉及不同的原则。
（4）说话人表达的明说意义与暗含的话语意义之间存在差异，它们是说话人意义或交际意义的两个不同层面。有学者认为，说话人意义还包含预设或前提（presupposition）、规约含意（conventional implicature）和施为用意（illocutionary force）等内容。
接下来，作者着重解释了日常交际中字面意义以外的语言表现和话语意义，如含意（implicature）、修辞性用法（figures of speech）与松散用法（loose use）、指称赋值或指称确定（reference assignment）与消歧（disambiguation）、言语行为（speech acts）与施为用意、预设或前提等，它们是涉及交际中语言使用的核心术语，与语用学所强调的话语意义或说话人意义密切联系。下面我们重点介绍部分内容。
语用学研究超出字面意义以外的说话人意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认为，语用学关注的就是除语义学探讨的意义之外的交际意义或说话人意义呢？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pragmatics = speaker meaning – semantics。如果这样，语用学和语义学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有些奇怪。语义学研究语言表达式（linguistic expressions）的意义，而不是单纯的词汇意义，如果我们仅仅把词汇的字面意义等同为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就忽略了语义学研究的复杂性。有些固定搭配或惯用法，如“kick the bucket”的用法意义就不是简单的词汇组合意义。此外，有些语言使用包含相同的词汇，但涉及不同的交际用法，比如“Dogs hate cats”和“Cats hate dogs”，这不是语义学能够阐释的，而是语用学的探究内容。另外，交际中有些词汇意义也是语用学的研究范围，比如“but”一词可能给所在的句子带来超出其真值条件意义之外的意义，但该层面的意义并不是源于会话语境，而是涉及词汇本身的字面意义或常规意义，因此类似“but”这样的词汇一方面会影响句子的真值条件，同时其传达的意义又超出句子的真值条件意义，那么“but”这样的词汇意义既是语义学的研究对象，也是语用学的研究范畴，因为非真值条件意义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语言的编码意义应归属于语义学的研究范围，照此观点，词汇的非真值条件意义就应该属于非真值条件语义学的研究范畴了。
可见，简单地认为语用学就是研究语义学所不能解释的语言交际现象，也就是说，语用学是语义学的一种补充，这样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除了“but”之类的逻辑词汇以外，语用学的研究对象还涉及非言语交际，日常生活中存在不用借助任何言语就能够实现交际的诸多现象，也无需使用带有固定意义的非语言符号，如竖大拇指表示“OK”。在日常生活中，手势语也可以如同话语一样完成交际，但实现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呢？听话人如何推导或获知说话人希望传递的含意呢？语用推理是否仅出现于话语意义和字面意义之间不对等的情况呢？类似问题都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作者从说话人意图（M-intention）或说话人意义（speaker meaning）的角度，解释了语用信息的推理过程。根据Grice在1948年的演讲 [1] 中提出的意义理论，说话人所使用的词语和手势都是推导说话人意义的线索，而说话人意义的获取或推理则离不开对说话人意向或意图（intention）的识别，为此Grice把这样的意义称之为“意向意义”（Meaning-intention）。意向意义可以分解为多个独立的意图，这些意图可以相互嵌套与叠加。说话人的基本意图就是让听话人产生某种特定的反应，而更深层面的意图在于让听话人意识到说话人希望传递的交际意图。为此，交际中可能出现更多层面的意图，Grice提出了第三层面的意图问题，但人们对其存在的必要性或充分性依然未达成共识。
在Grice看来，语用推理的关键在于识别说话人的意向意义，才能成功实现交际。具体来说，听话人需要根据说话人的特定行为（比如手势动作、所使用的话语等），推导出说话人的某种意图，这是对该行为的最佳解释。依照这样的交际观，相对于手势动作，尽管话语带有更多的语言编码信息，但严格来说，交际中的话语仅是推导说话人意义的线索。原则上，听话人必须推导话语所表示的信息以及说话人产出该话语的意图，才能实现成功的交际。那么，对所有的交际来说，语用推理都是必要的，而且不限于超出句子意义的说话人意义。总而言之，依据Grice的意义理论，交际涉及对说话人意图的推理识别。
在交际活动中，听话人如何识别相关的说话人意图，说话人又如何保证意向意义被听话人所理解呢？在1967年的系列讲座中，Grice指出会话交际受制于一定的规则和原则，听话人对说话人的理解基于如下假设：说话人要么遵循合作原则，要么出于某种合理的理由而违反该原则。这就是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CP）及其会话准则。他认为理性的说话人会尽量遵循量准则、质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等。
合作原则及其准则不仅制约会话的进行，还可以用来解释会话中产生的弦外之音，即会话含意。如果说话人的话语在表面上违反了合作原则或其中的某条准则，听话人仍会认为该原则是有效的，也就是说，说话人违反准则存在某种原因，他可能是借此表达言语之外的隐含意义，即含意。因而，从总体上讲，交际传递的信息仍然是真实的、足量的和相关的，也就是说，合作原则仍然起着作用。
后来，Lawrence Horn提出的两原则和Stephen Levinson提出的三原则构成了新格赖斯语用理论的主要内容，发展了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除了保留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之外，Horn将合作原则简化为“Q–原则”（量原则）（即“提供足够的信息，能说多少就尽量说多少”）和“R–原则”（关系原则）（即“提供必要的信息，能不说就尽量不说”）。这两个原则之间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体现了日常语言使用中明晰性（explicitness）和经济性（economy）之间的矛盾。
在关联理论中，Dan Sperber和Deirdre Wilson（1986/1995）提出了一条总的关联原则，取代了合作原则中的四条准则，并指出交际中每个话语都应设想为具有最佳关联性。根据最佳关联假设，话语理解时听话人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所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是管束交际的原则，而人类认知的普遍取向则是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也即最大关联。
语用学的发展可以简单分为三个时期：（1）语用学的萌芽时期，就是从古典修辞学开始，直到Grice进行有关意义理论的系列讲座；（2）经典语用学时期，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期间Grice提出了意义理论和会话含意理论，John Langshaw Austin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3）当代语用学时期，始于1967年Grice在哈佛大学所做的William James系列讲座。
针对语用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之间的学科渊源关系，作者从经典语用学时期开始，回顾了语用学思想和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家之间的联系。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Grice对意义和会话含意理论的研究并不是孤立进行的，牛津大学的哲学教授们参与了相关研究。除了Grice以外，贡献最为突出的是Austin，他是当时日常语言哲学流派的领头人之一。他们不像普通语言学家那样仅关注语言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探究日常语言中说话人通过语言使用传达的非表层意义，以及所实现的言语之外的交际用意。对此，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和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提供了互为补充的理论阐释。另一位对语用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是Peter Strawson，他重新把预设或前提的概念引入语用学的研究范畴，并对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批判。同时，本书作者还简要介绍了Austin和Grice两位学者在语用思想方面的主要差异。比如，Austin更关注言语行为如何创建社会事实（social fact）（例如，对轮船进行“命名”<naming>的言语行为等），以及成功实施行为需要满足的合适性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而Grice更加强调隐含信息的语用推理，认为交际成功的关键在于识别说话人实施特定言语行为的交际意图。
针对“语用学”这一术语的出现和使用，作者进行了相关介绍。早在1938年，美国哲学家Charles Morris在《符号学理论基础》（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一书中区分了符号学的三个分支：句法学（syntax）、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其中，句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然而，牛津哲学家们没有统一使用“语用学”的术语。后来，在著作《符号、语言和行为》（ 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 ）中，Morris（1946）明确了对语用学的定义，即语用学研究符号的来源、用法以及符号对其使用者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可见，Morris所持的语用观是涉及语言使用的、广义的语用学思想。
当然，对交际中的语言使用、所言不等同于所隐含等现象的研究，并非始于Morris对语用学的界定或牛津语言哲学家的著述。古典的哲学家和修辞学家早已注意到说话人传递的隐含意义不同于明说意义的语言现象。Horn认为，这至少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Servius和Donatus两位修辞学家对弱陈的描述，即言少意多；同样，早期的口头反语也被视为一种修辞现象，它所传递的意义与其词汇意义相反。另外，作者还回顾了19世纪哲学家对涉及等级含意的词汇（如“some”，“all”等）在表达逻辑意义和会话含意方面的区别，以及对预设或前提的相关研究。
在20世纪70年代，语用学正式成为与句法学和语义学并驾齐驱的独立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形式语义学家Richard Montague依照语言学家和哲学家Yehoshua Bar-Hillel在50年代提出的定义，认为语用学研究含有指示语的语言现象。如同Levinson（1983）所指出的一样，这种观点容易把对自然语言的研究都归属到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因为所有的自然语言都含有指示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语用学”这一术语就纷纷出现在了哲学研究中，如Robert Stalnaker（1970）指出语用学探讨语言行为及其行为实施的语境条件，并将它与语义学进行了对比，认为语义学研究命题意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语用学正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究其原因，Grice在哈佛大学所举行的系列讲座“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语用学的早期研究可分为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沿袭Grice语用思想的后续发展，就是新格赖斯语用理论和关联理论；另一条主线就是Austin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此外，语用学期刊 Journal of Pragmatics 于1977年在荷兰正式出版发行，1986年国际语用学会（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简称IPrA）成立，1991年由国际语用学研究会主办的刊物 Pragmatics 正式出版发行，以及近年来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ragmatics ， Pragmatics and Society 等国际期刊的纷纷出现，代表着语用学学科的日益成熟和当代语用学的全面发展（何自然、冉永平2009）。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不少热衷于语言学理论的学者喜欢对一些现象进行形式化处理，包括对等级含意（scalar implicature）、预设或前提和规约含意等的解释，它们代表了形式语用学（formal pragmatics）的相关研究，它们与语义学的动态研究存在密切联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传统议题为主线的局面已被打破，出现了多议题、多视角、多学科融汇等的语用学研究格局和发展趋势（冉永平2005）。以认知取向为主的相关研究，如关联理论等，推动了人们对大脑结构及其实施的语用推理等问题的探究兴趣。心理学的大脑模块论给认知科学带来了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学以及语用学中相关话题的研究。比如，认知语用学的代表学者Sperber和Wilson认为，大脑中存在处理语用问题的模块；同时，在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看来，人们能够通过观察行为，推导对方的心智状态，这也与语用学存在密切联系。总体来讲，认知语用学致力于构建简单的、适应性强的认知机制，进而能够迅速、准确地解决语言使用中的复杂问题。另外，作为一门新兴的语用学分支，实验语用学（experimental pragmatics）在近年来的发展也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它是涉及语用学、发展语用学、心理语言学、推理心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结合新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手段，有助于推动语用学研究的新发展。
总而言之，语言的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意义等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不断探讨，如英国著名学者Robyn Carston的专著《思维与话语》（ Thoughts and Utterances ）（2012）就是推理语用学的代表性成果。相关争论正是区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关键，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理清明说与暗含、真值条件意义与非真值条件意义、代码与推理等之间的差异和联系，这些研究促进了有关人类交际特征和语用学范围的思考。
介绍语用学的核心术语是作者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为此这部分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作为语言学领域中的一门核心学科，语用学缺少一部对其核心术语进行阐释的入门书籍，为此本书向读者提供了300多条核心术语，并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与阐释。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相关术语所涉及的内容，作者还提供了不少例句，有的术语阐释之后还附上了与之相关的其他术语，有助于读者获取相关的术语链。例如，对“关联”（relevance）解释之后，作者附上了“认知效果”（cognitive effects）、“关联的认知原则”（Cogni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关联的交际原则”（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加工努力”（processing effort）等一系列术语，以便读者进一步了解该术语所涉及的相关概念。
这部分主要介绍了对语用学发展起着至关重要，尤其是对相关的语用学思想或语用学理论起着奠基作用的九位学者，包括John Langshaw Austin, Kent Bach, Noam Avram Chomsky, Herbert Paul Grice, Lawrence R. Horn, Stephen C. Levinson, John Rogers Searle, Dan Sperber和Deirdre Wilson。在扼要介绍了以上学者的学术贡献、重要的学术思想或理论之后，作者列举了他们的代表性论著，或与他们相关的重要作品，便于读者进一步查阅以上学者对语用学的贡献。
这部分列举了语用学的重要文献，包括论文和著作，其中标有一个＊表示语用学的经典论文或经典著作，两个＊＊表示语用学的入门性读物，三个＊＊＊表明它既是语用学的经典著作，也是踏进语用学殿堂的入门性必读书目。
这部分是针对本书中出现的术语和学者的一个索引，其中黑体页码表示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出现过的核心术语和重要人物，读者可以查阅它们在本书中所出现的位置。
英国的著名语用学家、关联理论提出者Deirdre Wilson教授评价说，本书为语用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全面的，且可读性很强的综述回顾。本书的结构简单明了，从语用学的发展历程综述到语用学的核心术语、重要思想奠基人及重要论著，以及语用学的哲学渊源和主要思想都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作为一本必读书目，我们把它推荐给那些研修语言学以及语言与交际的同学们，尤其是对语用学和语义学感兴趣的研究生。
Levinson, S. C.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perber, D. and Wilson, D. (1986/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 Oxford: Blackwell.
Stalnaker, R. (1970). Pragmatics. Synthese , 22 (1), 272-289.
何自然、冉永平，2009，《新编语用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冉永平，2005，当代语用学的发展趋势。《现代外语》（4）：403-412。
冉永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6年1月
注释
[1] 在1957年，该演讲内容以“Meaning”为名，发表于期刊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6: 377-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