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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洲其他民族一样，意大利人是新石器时代生活在半岛上各民族的后裔，包括历史上的伊特鲁里亚人、罗马人、拉丁人和说印欧语的意大利各族，例如翁布里亚人、萨宾人、高卢人等。
公元前10世纪左右，拉丁人迁徙到意大利半岛，在拉齐奥地区定居，主要从事牧业生产，并将罗马作为自己的生存基地。随后，伊特鲁里亚人在意大利半岛中部的西海岸定居，在半岛中部占领了广大地区，他们在半岛上建立的最早的国家，于公元前6世纪达到了巅峰。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人从北非来到意大利半岛，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上建立殖民地；与此同时，古希腊人也开始长期在意大利南部地区和西西里居住，形成了“大希腊”（Magna Grecia）。在与伊特鲁里亚人、古希腊和腓尼基殖民地居民的接触过程中，半岛上原有的相对落后的各民族开始改变生活方式，学会了种植农作物，掌握了冶铁技术，并开始使用文字。
意大利语的形成要追溯到拉丁语的演化。生活在拉丁姆地区（今拉齐奥大区）的罗马人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相传为公元前753年）建立了罗马城。他们讲的印欧语方言就是拉丁语的前身。拉丁语与伊特鲁里亚语和奥斯坎–翁布里亚语（拉丁语正式出现之前中南部方言的总称，碑文考古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有着紧密的联系。后二者对拉丁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词汇层面。如拉丁语中populus（人民）、catena（链条）等词即源自伊特鲁里亚语；而许多动物的叫法则来自奥斯坎–翁布里亚语，如bos（牛）、ursus（熊）等。同盟者战争结束（公元前88年）后，古意大利人战败，罗马共和国统治了波河以南的半岛地区，伊特鲁里亚语和奥斯坎–翁布里亚语彻底失去优势地位，拉丁语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外，希腊人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公元前800年前后，希腊人在本土建立了众多城邦，这些城邦逐渐向外扩展，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从地形上看，海外殖民扩张的最佳去处就是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650年，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城邦已多达数十个。希腊人不仅带来了字母文字、航海技术和工商业技术，还引入了希腊的城邦公民政治制度。因此，在航海术语和政府文件中，希腊语的影子频频出现。古体拉丁语（latino arcaico）留下的史料记载不多，零散的文学作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如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的诗作、格涅乌斯·奈维乌斯（Gnaeus Nevius）的喜剧等，最出名的当属普劳图斯（Plautus）的喜剧，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拉丁语文学作品。
公元前509年，罗马市民驱逐了“傲慢者塔克文”，结束了王政时代。此后，意大利相继进入共和时期（公元前509年—公元前27年）和帝国
时期（公元前27年—公元1453年）。罗马共和国诞生之初内外交困，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基本控制了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地区。后经三次布匿战争和对马其顿、希腊、西班牙及小亚细亚的攻占，罗马成为当时地中海唯一的统治者。在共和国对外扩张的同时，国内社会各阶层矛盾突出，出现了一系列平民反抗贵族的斗争、罗马与意大利半岛上同盟者之间的斗争以及大规模的奴隶暴动。公元前27年，屋大维（Ottaviano Augusto）开启了帝国时代。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536—552年期间，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夺回了半岛上的大片土地。公元567—774年，伦巴族人在意大利半岛北部与中部的非拜占庭地区建立了公国。公元800年，教皇利奥三世为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加冕，后者成为罗马人的皇帝，象征着欧洲封建时代的开始。同时期的意大利半岛南部则由阿拉伯人占领并统治，巴勒莫等西西里城市逐渐成为地中海贸易交往的战略要地。阿拉伯人致力于对古希腊经典文献的翻译和积累，为文艺复兴的萌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030年，诺曼人在普利亚建立了王国，并以此为据点在1061年入侵西西里岛建立了王朝。诺曼人的霸权后被粉碎，与意大利北部一样，南部地区也由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统治。
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拉丁语不仅在亚平宁半岛取得统治地位，淘汰了其他亲属语言，还作为官方语言被推广到罗马帝国的各个行省——西起伊比利亚半岛，东抵黑海之滨，北至布列塔尼半岛，南达非洲地中海沿岸。同时，拉丁语也在不断变化。
屋大维时期使用的书面语称为“古典拉丁语”（latino classico），此处的“古典”一词（拉丁语classicus）原义是“第一流”“最上乘”，在当时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文学用语形式（modello letterario insuperabile）。以classicus命名，另有区分不同阶级（classi）之意；当然，作为“第一流”的古典拉丁语只能为“第一阶级”的权贵之流或杰出文人使用，他们当中出现了众多精通修辞和诗歌的作家，如西塞罗、卢克莱修、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
而彼时的拉丁语口语，无论在用词还是发音上都与古典拉丁语有很大区别。这种拉丁语即“通俗拉丁语”（latino volgare），它在罗马帝国庞大的版图上随着所在地区的发展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了不同的语言形式。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中央集权不复存在，拉丁语口语根据各地方言的特点加速变化，从而形成了多种拉丁语变体。这些语言都是罗马人的语言，都产生于拉丁语，因此被称为“罗曼语”（“罗曼语”一词来自拉丁语副词romanice，意为“以罗马人的方式说话”）或“新拉丁语”（意为“新式的拉丁语”）。
据史料记载，通俗拉丁语最早在公元10世纪左右开始用于书写，但因没有规范的语法和书写模式参照，起初和书面拉丁语混用，寥寥出现在“维罗纳谜语”“科莫第拉墙文字”以及“卡普阿诺公证书”中。一般认为，第一份由通俗拉丁语书写的文件是公元960年的“卡普阿诺公证书”。这是一份有关蒙特卡西诺的本笃会修道院（Monastero di Montecassino）和封建领主罗德尔夫·阿奎那（Rodolfo D'Aquino）之间的土地纠纷判决书。文件中居民的证言部分由通俗拉丁语写成，文件原文为：
Sao ko kelle terre, per kelle fini que ki contene trenta anni le possette parti Sancti Benedicti.
这句著名的证言由法官当庭记录下来，证人以坎帕尼亚方言证实有争议的土地属于本笃会修道院。
从11世纪开始，欧洲人口的大量增长刺激经济发展，意大利
的城市再次兴起，贸易逐渐恢复，教廷重获权力，并开始了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长期战争。12—13世纪，意大利发展出了独特的僭主政治模式。许多独立的城市国家通过商业繁荣起来，银行业的雏形开始出现，海上共和国兴起。这些城市国家为发展贸易和自我防卫建立了强大的舰队，为十字军东征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借由东征积攒了可观的财富。威尼斯和热那亚不久成为欧洲与东方贸易的主要门户。中世纪晚期，佛罗伦萨发展成为一个高度自治的商业和金融城邦，成为当时欧洲的贸易中心。从14世纪开始，以意大利中部的佛罗伦萨为发源地，兴起了一场以复兴古希腊罗马为名，实质上为了改变中世纪社会的严重腐败而重新学习和思考古典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
公元12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通俗拉丁语开始正式用于书面写作，使用群体主要是商人和公证人员。由于通俗拉丁语比古典拉丁语更易学习，在贸易繁荣的城市，一批新兴商人开始精于通俗拉丁语读写。商人在学院用通俗拉丁语学习算术、会计、绘图等技能，在商业活动中则时常需要整理账簿、签发收据、开支票、书写商业信函。在这些写作业务中，信件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当时托斯卡纳商人和银行家实力雄厚，业务遍布欧洲，在信件往来中，托斯卡纳方言，特别是佛罗伦萨方言开始向各地传播。
西西里方言也曾辉煌一时。13世纪初，西西里诗派活跃于腓特烈二世（Federico II di Svevia）的宫廷之中。其诗作内容脱胎于普罗旺斯吟游诗歌的爱情与骑士故事，但西西里诗派摒弃了普罗旺斯语，采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13世纪后半叶，随着西西里王朝的衰落，意大利的文化中心由西西里转到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地区。
同时期，意大利中部的宗教复兴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宗教文学的发展。这些宗教文学作品很大一部分是用中部方言写成的，比如佩鲁贾方言、阿西西方言等。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 d'Assisi）
创作的《太阳弟兄赞歌》（"Cantico di Frate Sole"）就能明显看出翁布里亚方言的影响。
意大利语的语言结构本质上源自13—14世纪的托斯卡纳方言。有些语言史学家甚至将14世纪的佛罗伦萨方言直接称为“古意大利语”，而非“佛罗伦萨俗语”。在所有意大利方言中，托斯卡纳语在词法和音韵上与古典拉丁语最为相似，因此它与意大利的拉丁文化传统最协调。
但丁（Dante Alighieri）、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和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是意大利文学的三座高峰，他们的文学作品开启了几代人关于意大利语标准语范式的思考。第一个正式确立通俗拉丁语地位的人，是被誉为“意大利语之父”的但丁，他以古典拉丁语完成了《论俗语》（ De vulgari eloquentia ）的创作。这部专著的受众是用古典拉丁语写作的文学家们。但丁在书中提出了一种理想的标准语，并称之为“光辉的俗语”。他逐一考察了意大利半岛十四个通俗拉丁语变体，认为没有哪一个俗语能够称为“光辉的俗语”，但每个又或多或少含有标准的因素。最终，但丁选择以佛罗伦萨方言为基础创作《神曲》（ Divina Commedia ），由此奠定了俗语的文学性。此后，彼特拉克的《歌集》（ Canzoniere ）和薄伽丘的《十日谈》（ Decameron ）进一步推动了佛罗伦萨方言登上历史的舞台，同时也引发了长达6个世纪的“语言问题”（Questione delle lingua）之争，以讨论意大利半岛标准语的范式问题。
公元14—15世纪，佛罗伦萨执政官莱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指出，“举止得体的人都应追随佛罗伦萨的语言方式，因为佛罗伦萨城拥有许多善于使用拉丁俗语的能人，其他人与他们相比简直是稚童”（Kohl & Witt 1978：174）。而后，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与皮耶罗·德·美第奇（Piero de' Medici）展开“桂冠之争”的俗语诗赛，并撰写了《语法观》（ La Grammatichetta ），促进了俗语的发展。16世纪，印刷术的发展将“语言问题”之争推至顶峰。威尼斯作为当时欧洲的印刷之都，利用得天独厚的印刷和传播优势，与俗语文学欣欣向荣的佛罗伦萨争夺俗语的标准语地位。
最早确立意大利语语法规则的人是皮耶特罗·本博（Pietro Bembo）。这位威尼斯贵族认为14世纪的佛罗伦萨方言是一种优秀的文学语言，主张向彼特拉克学习诗歌语言，向薄伽丘学习散文典范。他推崇一种不同于16世纪任何口头拉丁语的文学俗语（latino letterario），用以取代拉丁语，成为高层次文化的载体。同时，他反对口语和市井语言对文学俗语的污染，因此但丁的文学语言并不在标准之列，因为但丁的用词时而高雅时而粗鄙，例如《神曲·地狱篇》中就不乏“屁股”“狗屎”“妓女”之类粗俗语言。贝内代托·瓦尔基（Benedetto Varchi）将希腊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佛罗伦萨俗语作品。他含蓄地批评了本博过于严苛的语言标准，认为16世纪佛罗伦萨俗语的变化是“活语言”自然的发展，不逊于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时代的古典语言。他在《语法篇》（ Gli scritti grammaticali ）中对语言的社会属性和文学属性进行了区分，提出应更重视口语，列举了数百条在希腊文学作品中没有对应说法的佛罗伦萨口语表达，认为俗语相对于希腊语而言更加丰富多样。
16世纪末，秕糠学会（Accademia della Crusca）
在佛罗伦萨成立，专门区分“面粉”和“糟糠”，即分清“好词”（规范）和“坏词”（不规范）。1612年，秕糠学会出版了《秕糠学会词典》（
Vocabolario degli accademici della Crusca
）。该词典的推出，巩固了佛罗伦萨在意大利的文化霸主地位。
在文艺复兴的辉煌后，17世纪的意大利语发展缓慢。世纪之初反宗教改革（Controriforma）的浪潮使得语言形式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拉丁语在许多领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如绝大多数哲学、科学论文都用拉丁语撰写，高等教学完全使用拉丁语。与此相反，意大利语通常只在私人课程的讲义汇编中出现。在语言地位方面，1675年，红衣主教乔万尼·巴蒂斯塔·德·卢卡（Giovanni Battista de Luca）撰写了《保护意大利语》（"Difesa della Lingua Italiana"）的论文，为意大利语正名，主张使用意大利语。曼贝利神父（Marco Marcantonio Mambelli）也于1685年撰写了《意大利语之观》（ Delle osservazioni della lingua italiana ），不同于此前学者对俗语的各种讨论，此书开创性地全面介绍了意大利语的语法体系。
在语言本体方面，在巴洛克文学勃兴的背景下，17世纪诞生了大量新词，“伊奥尼亚–阿提卡语”（lingua ionadattica）
的风潮一度对意大利语词汇造成了冲击。有鉴于此，秕糠学会以14世纪托斯卡纳语为基准，先后出版了三部大词典，以词典的形式对意大利语词汇进行规范。语法方面虽未形成统一规定，但不乏学者自发撰写、归纳的语法内容，为意大利语语言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除上文中已提到的《意大利语之观》外，还有贝内代托·博纳玛特伊（Benedetto Buonamattei）的语法现象分析专著《论托斯卡纳语》（
Della lingua Toscana
），红衣主教斯福尔扎·帕拉维奇诺（Sforza Pallavicino）的《意大利语书写语法提示》（
Avvertimenti grammaticali per chi scrive in lingua italiana
）等。虽然上述方面都没有形成具体的官方语言文书，但都是意大利语及其语言政策形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其中秕糠学会的贡献尤为突出，学会对语言规范的探讨，成为当时意大利语语言形式之争的重要评判标准。
18世纪各流派学者聚焦于秕糠学会编撰的大词典，就语言标准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大词典以14世纪托斯卡纳方言即薄伽丘使用的语言为基准的理念，成为一大批反对派学者攻击的焦点，他们主张使用15世纪以来的“新”语言，且认为语言标准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同步更新。米兰神父保罗·奥诺弗里奥（Paolo Onofrio）就在其《论托斯卡纳语》（ Della Lingua Toscana ）一书中，阐述了语言落入窠臼的危害，并认为好的语言应该保持鲜活，与时俱进。与此同时，学者们对意大利语语法、词法汇编的热情依然高涨，其中弗朗切斯科·索阿韦（Francesco Soave）神父开创了将语法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新模式，撰写了《意大利语推理语法》（ Grammatica ragionata della lingua italiana ）。另外，“语言法则”（codice linguistico）的概念也在18世纪应运而生，语言学开始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