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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国际著名Bloomsbury出版集团在2016年联合推出了“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本丛书是为初涉各个专业领域的学习者——包括高等院校本科生、硕博士研究生、年轻教师等，特别是外语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者——准备的专业入门丛书，意义深远。
本丛书最初由总部设在伦敦的Continuum国际出版集团发行，自2011年起该出版集团隶属于Bloomsbury出版集团后，改称“Bloomsbury Key Terms Series”。经与Bloomsbury出版集团商谈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结合我国高校情况和需要邀请国内专家撰写导读，并将英语的核心术语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中的“核心术语”意义上不同于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1976）一书中的“keywords”（关键词）。威廉斯所著一书着重考察有关文化和社会的100多个关键词在时间长河中的意义和用法变迁，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视角进行论述。本丛书的“核心术语”也不同于当今学术期刊文章中出现的“关键词”（key words）。学术期刊文章要求作者在摘要之后列有“关键词”，一般为3—5个，每个关键词为2—6个字，关注这些核心词的出现频率并便于搜索。与此二者不同，本丛书的编写注重构成某个学科（如哲学或语言学）或理论（如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术语，为读者提供有关核心词的简易解释和互参方法。这类专业书籍的理论基础为连续体（Continuum）理论，即一个学科或理论与核心词汇构成连续体的关系：一端是某学科或理论，经过精密度的逐步分析后，到达由核心术语组成的另一端。这是因为一个学科或理论的存在必然要通过一定数量的专业性术语来论述，而对一个核心术语的理解，必然要通过它和其他术语的区分与比较，最后在该学科或理论的体系中去理解其意义、功能和价值。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得以初步理解和掌握某学科或理论的整体。这是本丛书与传统专业书籍不同的编写原则。
本丛书的另一特色表现在选题时既注重学科性，也考虑到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这是学术界对当代知识传授与学科发展的崭新认识。从本丛书已经选定的15个选题中，有关哲学的有2部，即心智哲学和艺术哲学；有关语言和语言学的有9部，即语言学、语义学、句法与句法理论、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话语分析、二语习得和符号学。此外，也有文学理论、翻译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的选题。“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的出版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帮助学生摆脱传统专业的概念，扩大视野，了解学科的多层次的复杂联系。正如束定芳和田臻在《语义学核心术语》导读中指出，语义学是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实际上它涉及语言学、哲学、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学科。可见非外语专业学生也可阅读本套丛书。
有鉴于此，“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的编写框架体现了因材施教和由浅入深的基本原则。为了帮助各个专业的学习者理解和掌握相关学科或理论，本丛书编写体例基本一致，大致包括以下5个方面：
（1）引言：参与编写某学科或理论的作者应对该专题的基本内容作浅显介绍和解释，如《心智哲学核心术语》的作者在引言中以清晰、简洁和易懂的方式说明心智哲学与哲学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提供有关该学科发展的情境和背景。《语言学核心术语》的作者则在引言中对语音学、音系学、词汇学、句法学和语用学均作了简单介绍，进一步向学生推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等课程内容，最后介绍语言学的主要流派。
（2）核心术语：对某学科或理论认真选择最重要最有密切关系的术语，以引导学生初步了解该学科或理论，如《话语分析核心术语》一书收录了309个术语；《系统功能语言学核心术语》收录了342个术语。这些术语有理论的，也有描述的。对每个术语均提供了精确的定义、出处及其与其他术语的关系。就收词量来说，会出现有些重要词语没有收录的情况，如现代逻辑各分支中的许多重要术语没有出现，对此我同意《逻辑学核心术语》导读作者郝兆宽的解释，“对读者而言这应该是好事，不至于一开始就迷失在海量而且极为技术的细节中”。
（3）重要学者：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说明，每个选题除了某专业的核心术语外，还向新入门者提供了与某学科或理论有关的权威学者和理论家。如《话语分析核心术语》一书收录了42位重要学者，其中除话语分析各种理论和方法的代表人物外，还有与话语分析有关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家、计算机中介交流研究者、语料库语言学家、法律语言学家等等。他们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对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有所建树。在具体内容上，选题的编写者介绍了这些权威学者的简历，包括他们的生平、研究方向、代表作品以及对话语分析的主要贡献。
（4）代表性论著：这部分内容是有关某学科或理论的重要论著，如《话语分析核心术语》一书在本部分介绍了24部代表作品，基本上概括了话语分析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其目的是引导学生有目的地去直接阅读原著，以便深入学习或研究。
（5）索引：在本套丛书的索引中，出现在核心术语和权威学者这两部分的重要术语和人物均提供了页码，这也是本丛书关注术语与人物互参这一重大原则的体现。
除上述内容外，外研社“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与英语原版有所不同，它增加了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文导读，并提供了核心术语的中译文。这些内容不仅仅是用中文复述有关选题的基本内容，而且为中国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有关该学科或理论的信息。这表现在：
（1）尽管中文版的中文导读与原版的英文引言有相通之处，中国学生经由他们熟悉易懂的中文内容可更方便地进一步阅读、理解和掌握原著。
（2）中文导读提供了英语原著作者的信息，如黄国文和刘明介绍了《话语分析核心术语》一书作者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语言学教授保罗·贝克（Paul Baker）的生平、研究方向、主要著作等。
（3）中文导读补充了几年前出版的英文原著未谈到的重要情况，又增加了原著出版后的近况，特别是中国学者的科研成果。前者可以束定芳和田臻有关《语义学核心术语》的导读为例，他们在谈到H. P. 格赖斯（H. P. Grice）于1948年演讲中提出的意义理论时，在附注中补充了有关意义的讨论，可参阅格赖斯在1957年发表于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的文章；后者如《符号学核心术语》的导读作者张凌介绍了我国符号学的发展情况。
（4）难能可贵的是我国学者能对有关学科和理论发表自己的观点，供学生参考。如《语言学核心术语》导读作者蓝纯总结了原作者选词的3个依据，即多年的从教经验、现有的工具书和编者本人对各领域的熟悉程度。《文学理论核心术语》导读作者张剑对该书与此前出版的威廉斯所著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和M. H. 亚伯拉姆斯（M. H. Abrams）编辑的《文学术语汇编》两书进行比较。黄国文和陈瑜敏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核心术语》一书的导读中指出，在该学派内部对“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是否包括“语篇隐喻”（textual metaphor）存在着不同观点。
如本序言在开篇时所述，外研社“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的出版具有深远意义。除了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外，它还是一部让学生按自己兴趣、以自学为主的读物，是为学生攀登知识高峰搭建的平台。我们也会发现，“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与已有的专业书籍有所不同。它是教材，又非教材；它是辞书，又非辞书；它是专著，又非专著。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外研社在出版界引进和推出的一个崭新的语类。考虑到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正在讨论酝酿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改革，本丛书的出版给高等教育改革指引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胡壮麟
北京大学
2016年3月
翻译学是不是一门学科，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翻译学界曾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们找出了种种理由，意图说明翻译学不是一门学科。有意思的是，这些反对者们多自称是翻译研究圈内的人。既然自己在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却又不承认所做研究的学科属性，多少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上网查一下“学科”的定义，百度百科说，“学科有若干种含义。第一种含义：学术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学科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第二种含义：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按这个分类，翻译学只能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分支，反对者不至于虚无到翻译学连学术研究的分支都算不上吧？此外，那些反对者也都是“高校教学、科研”人员。如此，有关“学科”的两个含义都对上了，它怎么就不是学科呢？随着人们对于学科认识的深入，如今反对的声音已经再也听不到了，或者也没有人再去听了，因为时代的前进、学术的发展已经让有识之士懒得为明摆着的常识再去抬杠了。
“学科”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这一点我们似乎没法否认，就像我们早就有教育，但却没法否认大学教育的理念和体制是来自西方的一样。因此，关于学科的准入规则和条件，似乎也有必要看一看西方同行是怎么认定的。
早在1990年，英国著名翻译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美国著名翻译学者安德烈·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在他们主编的一套翻译学丛书的《编者总序》中就明确地指出：
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a separate discipline）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来了。（Bassnett & Lefevere, 1990: vii）
这句引用中的“独立”译于英文的 separate ，这个词除了表示“独立的”之外，更多的是表示“与什么相脱离”，也就是说翻译学不从属于别的学科。1998年，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在为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合编的论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作序时就明确指出：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翻译学是1976年在比利时洛文举行的那次历史性会议上建立起来的。（Gentzler, 1998: ix）
那次会议的论文集《文学与翻译》堪称当代翻译学的经典之作。该论文集的第一主编正是翻译学的奠基人——詹姆斯·S. 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翻译学核心术语》的作者朱塞佩·帕伦博（Giuseppe Palumbo）认为，霍尔姆斯1972年在哥本哈根的国际会议上提交的那篇名为《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是翻译学的奠基之作（Palumbo, 2009: 1）。霍尔姆斯在那篇论文中绘制出了翻译学的学科分类图，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可见，早在上世纪，翻译学的学科属性在西方已然是一个共识。一些中国学者之所以有点想不开，大概还是受中国过去特有的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因为教育部那个时候还没有把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因为学科名录上找不到它，因为词典上还没有这个术语，因为作为一门学科刚建立时就有了分支……总之，官方还没有承认。然而，学术所追求的自由和独立，岂是体制所能束缚的？中国早已开放的现实和体制，实际上一直都在努力地适应学术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如今，一门学科该有的一切，差不多都已经有了，而距那场争论过去不过十来年。
新千年之后，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在中国仿佛是上了快车道，一跃成为外语学科新的学科增长点，学科地位今非昔比。但目前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为什么大家都说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各类目录上它仍从属于其他学科？既是从属，那还能叫独立吗？翻译学的学科发展之路始于西方，那么现时翻译学在西方学术生态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不久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我联系，希望我为该社引进的 Key Ter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做个译注，并同时写篇导读。该书的引言中简要地勾勒出了翻译学在西方的发展路线图，同时也回答了上面所提到的几个问题。
Key Ter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系美国著名学术出版社Continuum于2009年推出的一本翻译学核心术语集，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引言、翻译学核心术语、著名翻译学家简介、经典著作与主要学术刊物列表。该书引言的作者即该书的作者朱塞佩·帕伦博，他是意大利里雅斯特大学法学、语言与口笔译系的一名讲师。他在引言中对西方视野中的翻译学学科做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回顾，其中许多困扰中国学者的一些问题在此可以找到解答。例如关于翻译学是不是独立学科的问题，该引言开宗明义地指出：
尽管人们对翻译的实践与讨论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但学术层面上系统的翻译研究却是不久前才出现的事， 一门独立的学科将翻译作为核心研究目标，这也许只是三十年前才开始进入人们视野的一个新的学术动态 。一般认为，詹姆斯·S. 霍尔姆斯1972年在哥本哈根的学术会议上发表的那篇题为《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是翻译学具有奠基意义的成果之一，只是数年之后这篇论文才得以刊发，进而被学界所了解。也正因为这篇论文，该领域才获得了一个标签……（Palumbo, 2009: 1）
从20世纪70年代始，一批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这一分支的研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范式的更迭，进而 助力翻译学，将其建立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同上：3；粗体着重为引者所加，下同）
由此可见，翻译学在西方早已被视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确实也已经得到了确认，但其独立性仍然未被体制所接受。在各类目录上，翻译学顶多只能算是所谓的“二级学科”，如在教育部的招生名录上，翻译学已经与英语专业、日语专业等并列了，其上级学科是“外国语言文学”。而在国家社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上，却没有翻译学的位置，顶多被默认为“三级学科”，只能往“应用语言学”上靠。关于这一问题，且看上面提到的引言是怎么说的：
从20世纪40年代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the study of translation）一般都被认为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同上：1）
此语表明，翻译学在西方最早也是从属于应用语言学，但这已经是上世纪40—70年代的事了。毫无疑问，这门学科类属关系的划分已经成了历史。可见，在中国的学术体制中，翻译学从属于应用语言学显然是受了上世纪西方学界的影响，然而此种类属关系既然在西方已经成了历史，中国学术界是不是也应该与时俱进呢？真正学术前沿的声音什么时候才能被学术界听见呢？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我们还要等多久呢？
翻译学为什么在西方可以脱离应用语言学的范畴而独立呢？在《翻译学核心术语》一书的引言中，作者提出翻译学一开始被归到了应用语言学，这是因为——
这一看法的形成与当时机器翻译系统的研发有关。因此，即便当时翻译研究大多都有“理论的”性质，但其背后的推动力基本上仍具有应用的性质。翻译研究成果的另一个应用去向则是翻译培训机构。（同上）
早期语言学进路的翻译研究基本上是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待翻译，主要针对一些只言片语展开讨论，而讨论的层面一般仅局限于词句。然而，不久就出现了针对其他层面的语言学翻译研究，随着篇章语言学、话语分析和语用学对翻译研究工作的介入，翻译最终被视为是一个文本再创造的过程。同时，其他学科视角的引入也拓宽了翻译研究（translation research）的领域：信息论和传播学突出了翻译的社会性，强调翻译的本质是一种行为，因此除了译者之外，还会牵涉到其他参与者（如客户和读者），而且还有很多语外因素也需要考虑。（同上：2）
文学研究和哲学一直对翻译尤为关注，因而也为当代翻译学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和主题。（同上）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当代翻译学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征（受惠于语言学、文学研究、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等，恕不一一列举）。（同上：4）
由此，不难看出该书引言在论述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时的内在逻辑：早期翻译学与应用语言学有关，那是时代的局限。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和深入，研究翻译的进路早已经摆脱了应用语言学的单一束缚，新的研究进路除了“语言学”之外，还有“文学研究”、“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以及“信息论和传播学”等。翻译学的跨学科性决定了它不从属于任何一门学科，这也正是它作为独立学科的关键理据所在。可见，中国的学术管理机构在学术分类的高度上仍然把翻译学强摁在应用语言学的领地，显然已经不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而且已经到了影响翻译学健康发展的地步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看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其结论必然是“不忠”，但问题是：严复的英语那么好，为什么会在很多不可能出错的地方“译错”？从文化研究、阐释学、心理学、社会学、信息论等的角度来看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则会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
再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来看：文学翻译翻译什么？应用语言学的解答一定是信息、内容、思想，但文学理论的回答则是文学翻译的首要任务是要译出原文的文学性。这不是说不理会原文信息、内容、思想之类的东西，而是其体现的难度不大，能译出文学性的译者，很有可能保全原文信息之类的东西。然而，应用语言学却说不清什么是文学性。受应用语言学概念的影响，把 meet one's Waterloo 译成“遭遇惨败”是天经地义，但文学理论则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文学性没了，还算什么文学翻译？
也就是说，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看翻译，会看到翻译的不同侧面。所有的研究角度实际上都有点像盲人摸象：只见其一，不见其他。就像曾经在中国翻译学界流行的一个说法：翻译不是科学，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但基本上都不是从机器翻译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如果从机器翻译的角度看，翻译不仅是科学，而且还是高科技，到现在还没搞定呢。虽然机器翻译也是应用范畴，但却也远不是应用语言学能解决得了的问题。
自从国际翻译学界在上世纪70年代发动“文化转向”以来，曾经轰动一时的语言学翻译研究在当下的学术潮流中，已经远不是主角了。在这种情况下，仍抱残守缺地把翻译学规定在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之下，就有点跟不上国际潮流了。落后，就应该迎头赶上，否则不利于翻译学的学科发展。翻译学在中国尚未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因此在国内的各类评审中就经常出现外行评内行的情况，导致一些好的项目被扼杀，一些不好的项目不仅被批准，甚至被设为重点。此外，国内有的高校对不同的学术刊物进行了分类，其中一种分类方式是：一个一级学科只能有一个顶级的刊物，称为一类或一级刊物等。按如此分类，翻译学的成果只有发在这唯一的顶级刊物上才被认定为顶级成果。每年就只能发表那么几篇，难道国内顶尖的翻译学成果就那几篇吗？显然不是。
再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目前翻译不仅有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博士专业，还有了专业硕士学位（MTI），连专业翻译博士学位（DTI）也在紧锣密鼓地论证之中。设立翻译本科学位和翻译专业硕士学位的院系已经数以百计，由学生、教师、研究者构成的翻译学共同体已经具有了巨大的体量，如果课堂教学仍然本着翻译从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正常的翻译教学都无法维持了。若只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讲翻译，翻译所涉及的文学性没法说清楚；若只从文学的角度讲翻译，翻译所涉及的语言学问题没法说清楚；若只从语言文学的角度讲翻译，翻译所涉及的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生态学、计算机科学等问题，没法说清楚……
可见，目前国内对翻译学的学科定位显然不利于甚至阻碍了翻译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学科的划分首先不是为了方便管理，而是为了促进学科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如果这样的划分非但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反倒起制约作用，那就有违学科划分的初衷了。在新的形势下，这个问题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给予翻译学以一级学科的地位目前已经是翻译学界的普遍呼声，这并非是圈内人为了自抬身价而发出的声音，而是翻译学的学科性质使然。只有给予翻译学以独立学科亦即一级学科的地位，才可以集合所有相关的学科理论来解决翻译的问题。
本书的引言之后是该书的第二部分：翻译学核心术语集。这部分列举了180多个核心术语。所谓“核心术语”，即某学科的核心概念。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立，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术语体系，是一个关键参数。用该书作者的话来说，“本书所选的术语和概念主要是为了对本学科作一个‘入门级’的介绍”，“由于本学科显著的跨学科性，如此罗列，不可能面面俱到。过去这些年里，有关翻译的研究林林总总，对翻译的研究和观察角度千变万化，欲以一本小书而穷尽所有相关的概念、列举所有新颖的观点，那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理想。”正如本书作者所言，本书只是一个“‘入门级’的介绍”，意欲通过对核心术语的界定和讨论，为初涉翻译学的研究者提供一个简明的学科概览，因此该书与马克·沙托沃斯（Mark Shuttleworth）和莫伊拉·考伊（Moira Cowie）1997年所编的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学词典》）的性质有所不同，那部词典里收录的翻译学术语有300多条。对于一门学科而言，术语是血液，观点是骨架，不了解术语或者对核心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学术思想就无法形成和交流。
该书的第三部分是对当代著名翻译学者的简介。遗憾的是，其中没有中国学者。这表明，中国学者所做的翻译学研究还没有引起国际翻译学界的高度关注。虽然中国学者的很多研究已经不低于国际水准，但由于中国学者的论著多数没有用英文撰写，也没有被翻译到英语世界中去，所以没有引起国际关注。在国际学术界，英语霸权在短时间内似乎是一个无法颠覆的存在，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另一个似乎被中国翻译学者忽略的问题是，在国际翻译学界，人们更加关注的是著作，而不是论文，而中国高校的学术评估和奖励，受理工科国际惯例的影响，对论文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很多学校和外语院系对论文有奖励，但对著作却没有奖励，这多少对学者们的国际化意识有误导。我们在记忆中搜索一下便知，在英语著作和论文中，被引用的大多是出自著作的言论和观点，出自论文的引用相对较少。实际上，现在不少中国学者的论文已经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但著作出版则很少。这是一个需要引起中国学者注意的现象。
该书的第四部分是对翻译学经典著作和主要学术刊物的索引，其中不乏没被SSCI和A&HCI收录的或者我们所不熟悉的刊物。这一方面显示出国内的学科评价参照体系与国际同行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列举了一些或许不为我们所知但很可能非常有价值的学术刊物。
由该书的设计不难看出，该书对初涉翻译学的学生和年轻学者而言是一本入门级的参考书，但对于多年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而言也非常有用，因为我们的脑子再好，也无法记住一门学科所有核心概念的细节。有此书在手，遇到问题时按图索骥（按字母顺序查找），随时可以解决相关的问题。通过核心术语，结合原文引言所绘制的当代翻译学的发展路线图，翻译学的学科轮廓即已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王东风
中山大学
Bassnett, Susan & André Lefevere, "General editors' preface", 1990, in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vii-viii.
Gentzler, Edwin, "Forword", in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eds.),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 Clevedon·Philadelphia·Toronto·Sydney·Johannesburg: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iv-xxii.
Palumbo, Giuseppe, Key Ter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09.
Shuttleworth, Mark & Moira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Man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helped me in identifying the themes and ideas that went into this book. I am deeply indebted to Federica Scarpa, Margaret Rogers, Maria Teresa Musacchio, Lawrence Venuti, David Katan, Chris Taylor and Dimitris Asimakoulas. Other friends have accepted to read and comment on early, partial drafts of the book. My sincere thanks go to Nadja Blondet, Silvia Cacchiani and Annalisa Sezzi. I am also particularly grateful to Marina Bondi, Marc Silver and other colleagu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odena and Reggio Emilia, who were enormously patient with me as I combined work on this book with my duties as a teacher and researcher there. Thanks, finally, to the Library staff at the School for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Trieste for their patience and assi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