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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分析核心术语》（ Key Terms in Discourse Analysis ）一书于2011年出版，旨在介绍话语分析领域的一些核心术语、学者和著作。总体来看，这是一本话语分析的入门书，也是一本实用手册。该书第一作者Paul Baker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其研究方向涉及语料库语言学、语言与性别身份、批评话语分析，其专长是运用语料库语言学来进行话语分析。他近年来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对穆斯林、难民和政治避难者、男同性恋的话语表征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 Polari: The Lost Language of Gay Men （2002）、 Public Discourses of Gay Men （2005)、 Using Corpora in Discourse Analysis （2006）、 Sexed Texts: Language, Gender and Sexuality (2008)、 Sociolinguistics and Corpus Linguistics （2010）、 Discourse Analysis and Media Attitud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slam in the British Press （2013）。
作为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语言学研究领域之一，话语分析一直以其“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或“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著称。它虽然源于语言学，但却是在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言语行为理论、心理学等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迅速发展成为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如哲学、心理学、法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修辞学、新闻传播学、地理学、文化研究、音乐研究、国际关系研究、行为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等。这样的一门学科，其核心术语必然来源广泛、种类繁多。对于初学者来说，没有一些基本的知识背景，可能无法从宏观上进行把握，因此有必要首先对话语分析这一学科的理论背景、发展轨迹和发展现状作一些基本的梳理，然后再对本书的内容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和评价。
要想了解什么是discourse analysis，就必须了解什么是discourse。作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概念之一（Hyland & Paltridge 2013），discourse一词经常出现在不同学科的英文著作中。或许正因为这种普遍性，不同的学科在使用该概念时，很少对其进行准确的界定，通常把它默认为作者和读者所共有的概念（Mills 2004）。因此，Schiffrin（1994）认为，discourse是一个最宽泛也最缺少界定的概念。但要对其进行准确的界定也并非易事，这主要是源于其使用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学科背景（Titscher et al. 2000）。
从词源学上来说，discourse一词可能来自于拉丁语中的 discurrere 一词或其名词化形式 discursus ，其本义指“来来往往”（run to and fro）。Thomas Aquinas（1225或1227—1274年）将该词首次引入到哲学中，用来表达类似于“智力推理”（intellectual reasoning）之义（Titscher et al. 2000）。如今，discourse一词的定义愈加宽泛。在本书中，作者就给出了多达七种不同的定义，如“使用中的语言”、“言语”、“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等。其实际的使用情况往往更加复杂，通常会出现不同意义的混用，甚至在同一个文本中，会同时出现不同意义的discourse（Fairclough 2003）。而其对应的中文翻译则更加复杂。黄国文、徐珺（2006）专门讨论了text、discourse和discourse analysis的翻译问题。在本导读中，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将discourse analysis一般译为“话语分析”，而将discourse译为“话语”或“语篇”，具体使用视实际情况而定。
Schiffrin et al.（2001）认为，discourse的所有定义大抵可以分为三类：（1）句子以上的形式单位；（2）语言使用；（3）一种更广泛的社会实践。这三种不同的定义事实上涵盖了看待话语的三种不同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Jones 2012）。第一种定义主要受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强调对话语的形式和结构特征的关注。第二种定义主要受功能主义的影响，强调人们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通过话语完成特定的交际任务。第三种定义则强调话语并不只是一个创造意义的过程，而是更大系统的一部分，人们通过它来建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其目的是研究人们如何通过话语来建构、维持和颠覆特定的现实、权势关系以及信念和价值观。这三种视角既相互独立，也相互关联。如果只研究话语的结构和意义，其实际意义有限，如果不了解话语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人们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语言来做事，就很难对权势和意识形态进行具体的解释（Jones 2012）。Jaworski & Coupland（2006）则进一步指出，不论discourse这一术语是什么，表达什么意义，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是关于语言、意义和语境的。
这些不同的视角造成了话语分析的不同研究路径。顾名思义，话语分析是用来分析话语的研究。但话语分析并不只代表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组分析方法的集合（Jorgensen & Phillips 2002）。一般认为，话语分析是指在语境中研究语言的使用（Gee & Handford 2012; Wetherell et al. 2001）。但话语分析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仅仅是源于它所包含的一系列关于语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和实践，还源于它所蕴含的一些基本假设（Wood & Kroger 2000）。如果不了解这些基本的理论假设，话语分析就有可能被当作用来分析话语的一些零散的实证方法。
Wood & Kroger（2000）指出，所有的话语分析方法至少都接受三个基本的理论假设：（1）强调话语即行为；（2）强调话语作为研究的焦点（focus）和话题（topic），而不是路径（route）和资源（resource）；（3）重视话语的变化性（variability）。受Austin（1962）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话语分析不仅强调话语的意义和内容，还考察它是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实现特定的交际功能和效果。其次，强调话语是一种行为，并能够构建社会，其本身蕴含着一种转向，即从关注话语所指示的现象转向研究话语本身。因此话语分析的目的不再是用话语来解释行为（即话语作为资源或路径），而是将话语本身看作是一种需要被解释的行为（即话语作为焦点和话题）。最后，关注话语在语境中的使用意味着承认“变化性”（variability）是话语的一个基本特征。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社会科学都强调规则和一致性，将变化性当作一种令人生厌的现象。然而话语分析则认为，变化性是话语的一个基本特征，话语分析的目的是理解和研究变化性，而不是消除它，同时变化性也正是话语分析的生命力所在，不断为其提供新的研究对象。尽管不同的话语分析方法在研究方法、焦点和目标上可能存在着差异，所有的话语分析都强调研究真实发生的语料。
每一门学科都有其成长的轨迹。关于话语分析的发展，国际和国内学者都进行了一些简要的回顾（van Dijk 1985a；范宏雅2003；徐赳赳1995；朱永生2003），基本上能够达成比较一致的认识。尽管话语分析的实践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对古典修辞学的研究，但其作为一门学科，则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进入21世纪，话语分析的发展如火如荼，其发展之快、影响之广已经超越了语言学领域的其他任何一门学科。
一般认为，discourse analysis一词最初是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Zellig Harris于1952年在发表于 Language 杂志上的“Discourse analysis”一文中首次提出。在该文中，他试图用结构主义的替换和分布的方法来研究口头语言。然而他的尝试并不成功，他本人也没有从事后续的研究，但discourse analysis一词自此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并被广泛采用。然而在整个50年代，除了另一位学者Mitchel（1957）经常被提及之外，鲜有其他学者尝试对话语或语篇进行分析。
因此，van Dijk（1985a）认为，话语分析的真正起源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主要是源于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学者的贡献，如Dell Hymes、Reinhard Hartmann、Michael Halliday、John Austin等人。在美国，人类学家Dell Hymes于1964年出版了一本重要的论文集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他收录了一些重要的语言人类学家（如Boas、Greenberg、Goodenough、Levi-Strauss、Malinowski、Firth、Sapir等）和社会语言学家（如Brown、Bernstein、Gumperz、Bright等）的论文。这些论文直接推动了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以及对话语和篇章结构分析的重视。在欧洲，Hartmann等人开始呼吁人们关注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或篇章语法（text grammar）的研究。Firth的学生Halliday（1961, 1967a, 1967b, 1968, 1970）提出了“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不仅关注句子的主题组织，还分析句子与话语之间的关系以及元功能（metafunction）的体现。Austin（1962）则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话语在特定情境下所表达的功能意义。但这些早期研究来源广泛，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系统，其影响有限（徐赳赳1995）。
到了70年代，话语分析开始成长为一门新的学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些重要的论文集和专著开始陆续出版（如Coulthard 1977; Grimes 1975; Halliday 1978; Halliday & Hasan 1976; Lehister 1970; Metzing 1979; Petöfi 1978; Petöfi & Rieser 1973; Sinclair & Coulthard 1975; van Dijk 1972, 1977）。欧洲篇章语法的发展，促使人们系统地在篇章层面考察一些语言现象，如代词、语义连贯、预设、话题、评论以及宏观语义结构等。此外，语言研究的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推动了话语分析的发展，如心理学、计算机语言处理、人类学、会话分析等。心理学的发展促使人们关注语篇生产和理解的思维处理模式。计算机语言处理的实践也表明，不借助话语分析，许多问题无法在句子内部得到解决。人类学的发展促使人们对交际行为进行人种志研究，从而出现了言语人种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同时，会话分析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日常会话的关注，对话语分析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Sacks et al. 1974）。
到了20世纪80年代，话语分析开始逐渐成熟，出现了大量介绍话语分析的专著和论文集（如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Berry & Coulthard 1989; Brown & Yule 1983; Coulthard 1985; Coulthard & Montgomery 1981; Gook 1989; Hoey 1983; Macdonell 1986; Potter 1987; Potter & Wetherell 1987; Stubbs 1983; van Dijk 1985a, 1985b, 1985c, 1985d）。1981年，第一本话语分析学术刊物 TEXT 的创刊，标志着话语分析自此有了一块专属的学术园地。特别是van Dijk主编的四卷本的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分别从“学科领域”（disciplines of discourse）、“话语维度”（dimensions of discourse）、“话语和对话”（discourse and dialogue）、“社会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in society）四个角度来全面介绍话语分析，被认为是话语分析“这门新的跨学科独立和自我体系完成的标志”（徐赳赳1995）。80年代末，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在吸收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理论的基础上，开始发展成熟，进一步推动了话语的“批评性”研究。话语分析已不再局限于欧美等地，开始扩散到世界的其他角落（徐赳赳1995，1997）。中国的话语分析也从这个时期开始起步（参见黄国文1988；苏海燕2005；徐赳赳1997；徐珺2007）。
进入21世纪，话语分析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话语分析的论文呈现了井喷的趋势（徐珺2007），与话语分析相关的期刊也逐渐增多，如 Discourse & Society 、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 Discourse Studies 、 Text & Talk 、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等。并且话语分析继续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开疆拓土，话语分析的论文开始大量地出现在其他学科的杂志上，如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国际关系、旅游研究等等（如Thurlow & Jaworski 2010；胡春阳2007；吕源、彭长桂2012）。且学科之间的对话不断加强，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研究质量也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近年来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的日渐活跃，使话语分析摆脱了传统的定性分析的桎梏，话语分析无论在语料的规模上，还是在分析方法的选择上，都更为灵活和自由，大规模的话语分析也越来越流行。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在一些话语分析手册和论文集中均有所介绍（如Bhatia et al. 2008a; Gee 2011; Gee & Handford 2012; Hyland 2011; Hyland & Paltridge 2013; Jones et al. 2015; Paltridge 2012; Schiffrin et al. 2001; van Dijk 2011）。
要想准确把握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就必须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中，即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转向”（discursive turn）。从哲学角度来看，话语分析的出现是上个世纪西方哲学界“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必然结果（胡春阳2007；吕源、彭长桂2012；孙静怡2012）。“语言转向”一词最早出现在维也纳学派Bergmann（1964）的 Logic and Reality 一书中。所谓的“语言转向”，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在经历了古希腊形而上学和近代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之后，开始认识到，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思维”和“意识”等），本质上都是语言问题。作为人类特有的符号系统，语言不仅是人类的交流工具，还是人类的思维中介。因此，哲学研究的对象“从纯粹主体转向主体与客体的中间环节——语言”（蔡曙山2001）。
但受Saussure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同时期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语言学和哲学都试图通过分析语言本身的规则和规律来说明意义（胡春阳2007）。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Saussure认为，言语活动涉及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两个方面，前者即“语言”（langue），后者为“言语”（parole）。语言是言语活动中具有系统性和社会性的部分，而言语是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在他看来，语言研究应该关注语言，而不是言语，这也成为后来结构主义研究的出发点。而以Russell和Wittgenstein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和以Carnap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则认为，一切哲学谬误乃至知识谬误的根源都在于语言的误用。他们以句法和语义为出发点，致力于分析语言的逻辑形式，试图创造出一套人人都能使用的人工语言（胡春阳2007）。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他们不关注语言的实际运用情景，只关注语言的形式和抽象的体系，将决定意义表达的历史、社会、文化情景因素排除在外，从而忽视了语言的动态本质和交互功能（黑玉琴2013）。
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新的转向开始发生，即“话语转向”（Bhatia et al. 2008b）。一些学者开始抛弃语言，关注现实话语；不再满足于研究抽象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开始探索语言的实际使用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种转向的根源可以追溯到Wittgenstein后期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他指出，语言不是孤立静止的符号，而是体现生活的动态人类活动，因此意义的研究必须联系语言使用者的生活环境以及与他人的关系。语言哲学家Austin（1962）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也强调必须联系语言使用的用途、目的和语境来考察意义。而系统功能语法的诞生（Halliday 1961, 1978）则彻底颠覆了结构主义对形式的偏好。它强调语言的形式是由语言的功能所决定的，因此语言研究的重心和出发点应该是语义，而不是语言的形式和结构。
Wetherell et al.（2001）指出，社会科学“话语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话语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中介”。社会生活的本质是话语的。此外，从方法上说，社会科学的语料都是话语的。不管社会科学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发生改变的通常是人们的话语行为。因此，社会科学应当研究语言使用和意义制造。话语转向虽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其对社会科学的真正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真正显现（Kroger & Wood 1998）。它打破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藩篱，使话语分析成为它们共同关注的对象。
话语分析的“多学科”或“跨学科”属性也成就了多样的话语分析方法。但若要问到底存在多少种话语分析方法，却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经常被人们提及的有：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功能语篇（话语）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中介话语分析（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交际民族志（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文体学（stylistics）、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corpus-based discourse analysis）、体裁分析（genre analysis）、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论辩分析（argumentation analysis）等。这些话语分析方法在一些话语分析的专著和论文集里都有所介绍（如Alba Juez 2009; Bhatia et al. 2008a; Eggins 2004; Gee 1999, 2005, 2011; Gee & Handford 2012; Halliday 1994;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3; Hyland 2011; Hyland& Paltridge 2013; Jorgensen & Phillips 2002; Jaworski & Coupland 1999, 2006; Mills 2004; Paltridge 2006, 2012; Renkema 1993, 2004, 2009; Schiffrin 1994; Schiffrin et al. 2001; Scollon 2001; van Dijk 1985a, 1985b, 1985c, 1985d, 2011；黄国文 & Ghadessy 2006）。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专著、论文集和手册所介绍的话语分析方法，无论在种类还是在数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Schiffrin（1994）只介绍了六种研究方法，包括：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交际民族志（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语用学（pragmatics）、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变异分析（variation analysis）。而Hyland & Paltridge（2013）则介绍了九种话语分析法：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体裁分析（genre analysis）、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人种志和话语分析（ethnography and discourse analysis）、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语料库话语分析法（corpus approach to discourse analysis）。而Gee & Handford（2012）则介绍了多达13种研究方法，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这种分类和选取的不确定性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由于这些方法在理论来源和背景上存在着差异，不存在统一的划分和选取标准。例如，会话分析主要源于北美的社会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篇章语言学则起源于欧洲，批评话语分析则受到Marx、Bakhtin、Gramsci、Althusser、Foucault等人的影响。并且不同分析方法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相互交叉，甚至相互包含。例如，上述大多数话语分析方法都可以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语言分析工具。此外，随着语言学和相关理论的发展，话语分析方法也在不断推陈出新。近年来，多模态话语分析、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以及新媒体话语分析的兴起，不断为现有的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注入新鲜的血液。因此，黄国文（2007：7）断言：“现在没有普遍接受、单一目标和理论指导的语篇分析或话语分析路向，今后也不可能有，这是discourse analysis所研究的内容所决定的。”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没有一本话语分析的专著、论文集和手册敢于声称能够涵盖话语分析的所有方法（Bhatia et al. 2008b）。
尽管所有的话语分析方法都强调在语境中研究语言，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对语境的关注以及语言的具体分析上存在着差异（Bhatia et al. 2008b）。它们大致处在一个连续体上，一端是语言学，另一端是社会文化分析。一些方法主要关注语言分析，着力于对语篇或文本的语言学描述，而另一些方法则认为，语言组织是非常抽象的，仅仅对其进行文本分析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研究话语；一些方法只研究语言符号，而另一些方法则关注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多种符号形式，如声音、图片、图表等（Jaworski & Coupland 1999：12）。但话语分析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不应被当作是一个缺点或劣势（Schiffrin et al. 2001）。相反，这正是话语分析这门学科的生命力所在，因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丰富多样的。要了解话语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必须不断地从不同的学科中吸取给养，促进它们之间的对话，来满足我们多样的话语分析需求。但必须指出的是，每一种话语分析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学科背景、理论来源、研究目标和方法，即使是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分析方法之中，其内涵和外延都有可能存在差异。只有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异同以及每一种分析方法的内在逻辑，才能避免生搬硬套，从而更好地促进它们之间的对话和融合。
但从这些纷繁复杂的分析方法之中，依然可以找寻一些基本的规律，来加深我们对这些方法的认识。例如，黄国文、徐珺（2006）参照Cook（1998/2001）的分类，区分了话语分析的三种研究路向：（1）英美学派（The British-American school）；（2）以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为基础的学派；（3）批评话语（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学派。英美学派，顾名思义，主要指发端于英美的话语分析传统，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Firth对言语意义的研究。上文所提到的言语行为理论、互动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语用学、会话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等方法都属于此类，其特点是强调“语言”、“语言使用”、“语言功能”、“语境”，注重语言分析。而福柯学派主要受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影响，强调话语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关注的是语言、语篇、话语使用过程中所折射出的社会实践、社会事实以及与这些社会活动紧密联系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它更注重社会文化分析（如话语秩序、意识形态、社会联盟与社会活动），而不是语言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学派介于两者之间，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它将话语看作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既强调社会文化语境对话语的制约作用，也强调话语对社会文化的建构作用。该学派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立场，他们从社会问题出发，分析话语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权力操控中的作用，并试图通过他们的分析，来揭示话语中隐含的、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和偏见，从而达到提高民众的批判意识、改变社会的目的。因此，批评话语学派同时兼顾语言分析和社会分析，一方面吸收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会话分析、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相关成果，另一方面吸收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如权力（power）、意识形态（ideology）、合法性（legitimation）、霸权（hegemony）等。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英美学派和批评话语学派的研究方兴未艾，而福柯学派的话语研究已经逐渐式微。这主要是受批评话语分析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同时兼顾社会分析和细致的语言分析。
6.1 话语分析与语言研究
不论话语分析的方法多么纷繁复杂，话语分析主要在四个维度上展开，即语言（尤其是语言功能）、社会、文化、认知。
话语分析发端于语言学研究，也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对语篇的语言分析始终是话语分析（尤其是英美学派）的一个研究重点所在，而语言研究的发展也促进话语分析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例如，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社会理论的发展，还依赖于语言研究的不断突破。但语篇层面的语言研究有别于传统的语言研究，这主要是由于其侧重点在语篇，而非语言要素，即强调所有的语言研究都是在语篇的框架中进行的（杜金榜2008）。语篇的语言学研究可以在语篇的不同层面上展开，包括音系、词汇、句法、语义、语用、篇章、修辞、文体等。同时，在语篇的层面考察传统的语言学问题，不仅可以拓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视野，也为传统的语言学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当前语篇的语言学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话语分析理论不断突破。近年来，不断有新的话语分析理论被应用到语篇分析中，如体裁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法、论辩策略等，从而不断完善和丰富语篇分析的手段，为语篇分析注入新的活力。例如，van Leeuwen（2008）运用“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理论，分析了社会实践的一些重要方面在话语中的表征策略，如社会行为者（social actors）、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时间（time）、空间（space）、合法化（legitimation）、目的（purpose）等。这些表征策略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语言分析工具，其中一部分也被本书广泛收录。其次，语篇类型的发展，使语篇分析关注的对象不断扩展，从书面语语篇到口语语篇，从机构语篇到非机构语篇，从传统语篇到新媒体语篇，从普通语篇到专门用途语篇，从单一模态语篇到多模态语篇。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电子语篇的研究成为话语分析的新的研究热点（Campagna et al. 2012; Jones et al. 2015; Zappavigna 2012；黄国文2005），这为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话语分析不断开拓新的领地。而专门用途英语研究的兴起，使特定类型语篇的语言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最后，大型语料库的建设以及语篇分析工具的改进，也为语篇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多种可能（Hoey et al. 2007; Hunston 2011; Stubbs 1996）。例如，Hoey et al.（2007）介绍了如何利用大型语料库来研究肉眼无法察觉的语言规律。Conrad（2002）则总结了四种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来进行话语分析的路径，包括：（1）调查特定语言现象在语篇中的使用特征，如分析影响补语从句中that的保留和省略情况；（2）分析特定语言功能在语篇中是如何实现的，如Hunston（2011）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语篇中的评价；（3）对特定类型语篇的研究，如Biber（1995）对不同语域的话语的多维分析；（4）追踪某一语言特征在整个语篇中的使用情况，如作者如何在备忘录中指称自己，建构权威（苗兴伟2006）。
6.2 话语与语言功能
话语是人际沟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语言结构在特定的话语中起着不同的功能，包括描述世界（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传递人际意义和表达态度、组织话语等。系统功能语言学（如Halliday 1994;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3）把这些功能称为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Halliday（如2008）明确指出，话语分析是语言学理论的一个核心部分，而不是语言学的应用。这就是说，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也包括了话语（语篇）分析部分。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话语（语篇）既可以看作是样本（specimen），也可以看作是成品（artefact）。当我们把话语（语篇）当作发现其他东西的工具，就可以通过某一话语（语篇）来发现同类和不同类的语言现象，这时特定的话语（语篇）就是样本了。我们可以通过样本来发现同类的语言现象、语言系统和系统中同类或不同类的语言结构（包括音、词、短语、小句等）和功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我们在交际中用某一话语（语篇）来达到某一交际目的时，这个话语（语篇）就有自己特定的价值和意义；这时可以把话语（语篇）看作是成品。在这种情况下，关注点是：话语（语篇）为什么会表达它所表达的意义？特定的话语（语篇）为什么有它所特有的交际价值？为什么有的话语（语篇）是成功的，有的是不怎么成功的，有的是失败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视角，它们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参见黄国文2010）。
由于系统功能语言学首先是个普通语言学理论，而普通语言学就是要研究和解释所有人类的语言，找出人类语言的共同特点和一般规律，其最终的目标是“把意义从个别语言的语言系统体现中‘解放’出来，建立功能语义学，从而实现对意义的普通描写”（辛志英、黄国文2010：54）。那么，话语（语篇）分析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是起什么作用的呢？Matthiessen（2006）认为，在建构一个理论模式的过程中，大致要经过四个阶段：首先是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中对话语（语篇）进行分析（如使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进行话语（语篇）分析），其次是根据一定数量的话语（语篇）分析，在特定的理论框架中对语言进行描述，然后根据已经存在的描述，从类型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类型划分，最终是建构语言理论模式。这四个阶段的关系如下所示（见Matthiessen 2006）：
Theorizing language
↑
Typologizing languages (based on existing descriptions)
↑
Describing a language (based on texts, using an existing theory)
↑
Analyzing texts (using an existing description)
按照这个观点，在语言理论的建构过程中，首先要从话语（语篇）入手，用现有的理论对语言使用（话语、语篇）进行分析，其次是对单个的语言进行描述，第三是根据类型学的理论对多个语言进行归类，最终建构语言学理论（见黄国文2010）。
有些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者认为（黄国文2001），既然话语（语篇）分析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应该做到完全在这个理论框架中进行话语（语篇）分析，包括研究方法和术语的使用，因此就有了“功能语篇分析”（Eggins 2004；黄国文& Ghadessy 2006）的说法。
6.3 话语与社会
话语总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中，话语不仅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还起到建构社会的作用，因此，话语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话语分析研究的焦点。在社会的维度考察话语，就必须考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不同的群体（如国家、宗教、种族、阶层、性别等）、场域（如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医疗、媒体等）、交际类型（如教学、审判、广告、咨询、谈判、访谈等），以及重要的社会议题（如人权、民主、环境、生态、意识形态、权力、合法性、霸权等）等。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为话语分析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广阔的天地，因此出现了丰富多样的话语分析，如政治话语分析、经济话语分析、环境话语分析、媒体话语分析、旅游话语分析、法律话语分析，等等。
Paltridge（2006）指出，在社会的维度考察话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话语共同体（discourse community）与言语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话语共同体是话语分析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一群从事相同活动的人，如一个会所或协会的成员，在同一班级上课的学生等。同一个话语共同体的成员通常有他们自己特定的交流方式、目标、信仰和价值观念（Swales 1990）。言语共同体指使用相同语言或语言变体，并有机会交流的一个群体。每一个人都可能处在多个话语共同体里，而每一个社会都有多个言语共同体。（2）话语与语言选择。由于每个话语使用者都有可能使用多种语言或语言变体，因此在社会的维度可以考察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使用以及影响它们使用的一系列社会因素，如说话的对象、交际的情境、话题、交际的功能和目标、交际双方的社会距离等。（3）话语与社会阶层（social class）、社会关系网络（social network）。Labov（1966）指出，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语言的使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工人阶级倾向于使用方言和地方口音，而中产阶级倾向于使用标准的语言。除此之外，社会关系网络也会影响语言的使用，如亲情关系、宗教信仰、社区成员以及雇佣关系。（4）话语与性别。早期的性别研究主要关注话语与生理性别（sex）的关系，现在更多地关注话语与社会性别（gender）的关系。性别不再被看作是生理属性的必然结果，而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Eckert & McConnell-Ginet 2003; Lakoff 1975）。Cameron（1998）则指出，性别和权力的表达总是基于语境的，因此性别话语研究应该考察人们如何通过话语来建构性别。性别研究越来越关注女性和男性语言使用的多样性以及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即人们如何在特定的语境中展示和建构自己的性别。（5）话语与性取向（sexuality）。性取向包括同性取向（homosexuality）、异性取向（heterosexuality）和双性取向（bisexuality）。与性别不同，性取向与人的内在欲望有关，是无意识的（Cameron & Kulick 2003）。话语与性取向研究，不仅关注人们是如何在他们的话语中演绎和展示他们的性取向，还关注性取向是如何在不同的话语体裁中表征的。（6）话语与身份。早期的研究主要采取变异的视角，即考察社会变体（如阶层、年龄、种族）与语言变体（如发音的特征、语法的使用）之间的关系。但现在的研究主要采取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把身份看作是话语建构的产物。（7）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是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批评话语分析将话语看作是一种社会实践，其目的是通过细致的语言分析来揭示语言使用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势关系。其最初的设想是通过他们的分析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习以为常的偏见以及权势不平等的现状。常见的方法有以van Dijk为代表的社会认知话语分析法（socio-cognitive approach）、以Fairclough为代表的社会变革理论和以Wodak为代表的话语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6.4 话语与文化
话语总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话语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早在话语分析发展之初，交际文化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即强调考察不同文化群体是如何使用语言的。Hymes（1964）强调在文化语境中考察言语活动的各个方面，即发话者、听话者、说话的内容、目的、时间、地点以及影响。例如，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特定的买卖东西的习惯。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顾客经常会使用“Please”和“Thanks”之类的词，而在日本，售货员说得可能比顾客多得多，而顾客可能什么都不说。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比较粗鲁，只说明在不同文化里，使用语言的方式是有差别的（Paltridge 2006）。
在文化的维度考察话语，既可以考察文化对话语的影响（Scollon & Scollon 1995/2001, 2001），也可以考察话语对文化的建构作用（Barker& Galasiński 2001）。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研究关注的是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包括交际的意图是如何生产和被解读（或误读）的，以及意义是如何协商和建构的（Spencer-Oatey et al. 2012）。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影响交际双方沟通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语言使用。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Gumperz （1982）和他的学生Tannen（1984）就开始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解决跨种族、跨民族、跨文化交际的问题。这是最早（至少在北美）试图将话语分析和跨文化交际结合起来的研究（Scollon & Scollon 2001）。Scollon & Scollon （1995/2001）则进一步指出，跨文化交际本质上是“跨话语（语篇）交际”（interdiscourse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中的误会并不一定是文化差异的必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语言本身的模糊性构成的。Spencer-Oatey et al. （2012）则认为，跨文化交际话语研究至少要关注四个问题：（1）交际双方是如何通过话语取得相互理解；（2）交际双方是如何通过话语来建构和维持关系；（3）跨文化交际话语中的身份意识；（4）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大量的文化话语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语境在话语风格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FitzGerald 2003）。例如，E. T. Hall（1976）指出，“高语境”（high-context）文化的人们交流更加直接和清楚，而“低语境”（low-context）文化的人们更喜欢使用委婉的、模糊的交流方式。Scollon & Scollon（1995/2001）则重点分析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话语的影响。Flowerdew（1997）则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来自两种不同文化的话语，即“实用主义”（Utilitarian）话语和“儒家”（Confucianist）话语，是如何在媒体话语中相互竞争的。而文化建构主义则重点分析不同的话语是如何表征和建构文化的。例如，S. Hall（1997）将视觉形象、语言和话语看作是“表征系统”，考察它们如何建构“他者”的文化和身份。Barker & Galasiński（2001）则将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应用到文化研究中，来考察话语对身份的建构。
6.5 话语与认知
话语与认知的关系已经成为话语分析的一个新热点，这主要是得益于近年来发生在语言学界的“认知转向”，即强调从人的认知心理角度来解释语言过程（钱敏汝2001）。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人的认知是语言与现实世界的中介，现实世界是人的认知基础，语言是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和产物，因此要研究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就必须考虑语言、认知和现实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Lakoff & Johnson 1999；杜金榜2013）。
认知语言学一开始主要关注词汇和句子层面，但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语篇。语篇和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语篇既是认知的重要途径，也是认知的重要内容。Langacker（2001）认为，语篇与认知语法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它们都关注语言的结构与交互活动之间的关系，因此完全可以从认知语法的角度对语篇进行分析（黑玉琴2013）。语篇的认知分析主要关注语篇的生成和理解的过程，包括认知过程、认知表征和认知模式的研究。
认知语言学主要从人类的思维模式来探讨语篇的生成和理解。语篇的理解意味着建构了一种思维模式，而语篇的生成则是运用思维模式的结果。概念、感知是思维模式的基本要素，因为人对世界的认知多从概念化开始。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和模型来解释语篇的认知过程，如图式（schema）、框架（frame）、脚本（script）、理想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心理空间（mental spaces）与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理论、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可及性理论（accessibility theory）、语篇世界（text world）理论等（杜金榜2013；苗兴伟2006）。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不断被应用到话语分析中（Chilton 1996; Koller 2005; Lee 2001; O'Halloran 2003; Tenbrink 2014）。例如，Chilton（2004）将认知语言学的方法应用到政治话语分析中。O'Halloran（2003）则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新闻话语对读者的操控和蒙蔽。Koller（2005）则将社会认知理论和批评话语分析结合起来分析商务媒体话语。这些研究都证明了认知语言学在话语分析中的巨大潜能，因此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挖掘。
《话语分析核心术语》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核心术语（The Key Terms）、重要学者（The Key Thinkers）、代表性论著（The Key Texts）。三大部分既相互独立，也相互补充，共同为话语分析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些基本的指引。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安排阅读顺序。但正如本书的标题所指示的那样，本书是一本介绍核心术语的著作，因此核心术语的介绍占据了本书的主要篇幅。
在第一部分“核心术语”中，该书一共收录了309个术语。正如上文所介绍的，话语分析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因此这些术语来自不同的研究方法，如：conversation analysis（会话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linguistics（批评语言学）、eco-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生态批评话语分析）、feminis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女权主义批评话语分析）、feminist post-structuralist discourse analysis（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积极话语分析）、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studies（语料库辅助话语研究）、corpus linguistics（语料库语言学）、pragmatics（语用学）、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计算机中介交际）、discursive psychology（话语心理学）、post-structuralist discourse analysis（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relevance theory（关联理论）、speech act theory（言语行为理论）、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linguistics（系统功能语法／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stylistics（文体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互动社会语言学）、ethnography（人种志）等。此外，该书还介绍了与这些话语分析方法相关的一些方法、理论和思潮，如：anti-semitism（反犹太主义）、capitalism（资本主义）、consumerism（消费主义）、ethnocentricism（种族中心主义）、hegemony（霸权）、interpretative positivism（诠释实证主义）、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orientalism（东方主义）、populism（民粹主义）、racism（种族主义）、relativism（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文化相对论）、post-feminism（后女权主义）、second-wave feminism（第二波女权主义）、sexism（性别歧视）、structuralism（结构主义）、post-colonial theory（后殖民理论）、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post-structuralism（后结构主义）、positivism（实证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社会建构主义）。这些方法、理论和思潮和话语分析的发展息息相关。例如，资本主义是批评话语分析诞生的社会土壤，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和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偏见和权力不平等的现状，因此，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霸权、性别歧视等都是它所关注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女权主义的发展也促使人们对性别话语和女权主义话语的关注。
该书在介绍这些核心术语的过程中，主要提供了三方面的重要信息，包括定义、出处以及和其他术语的关系。为了更好地解释一些术语（如adjacency pair），该书还有选择地辅以一些实例。在学习这些术语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该书给出的一些定义是否有别于该术语的一般意义。一些常用的术语如text、discourse、discourse analysis、context等，其本身意义的多样性决定了作者只能有选择地给出其中一些定义。并且有些常用的术语，在一些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如access、theme、rheme等。因此在阅读过程中需要对这些定义加以仔细甄别。此外，每一个术语都有其理论和学科来源，对它们加以适当的归类有助于加深对这些术语的理解。例如，collocation（搭配）、discourse prosody（话语韵律）、keyness（主题性）、keyword（主题词）、lexical bundle（词束）、semantic field（语义场）、semantic preference（语义趋向）和semantic prosody（语义韵）等术语，都来自于语料库语言学。最后，一些术语，在其所在的理论体系中，只有和其他术语相关联才有存在的价值。因此，作者在介绍这些术语的基本定义之后，还附上了与之相关的其他术语，如assimilation。要准确地把握这些术语，必须将它们置于整个理论系统中。例如，作者介绍了大量来自van Leeuwen的社会行为者（social actors）表征系统中的术语，如assimilation（同化）、aggregation（聚合）、collectivization（集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个体化）、genericization（泛指化）、specification（具体化）等（参见van Leeuwen 2008）。这些术语代表了表征社会行为者过程中可能做出的一系列选择，它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与其他术语的关联中。
第二部分“重要学者”收录了42位重要的学者。其中包括哲学家Karl Marx、Jacques Derrida、Michel Foucault、Louis Althusser、John Austin和Ernesto Laclau，社会学家Alan Bell、Erving Goffman、Pierre Bourdieu、Stuart Hall、John Heritage、Janet Holmes和Harvey Sacks，以及话语分析各种方法的代表人物，如：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代表Norman Fairclough、Roger Fowler、Teun A. van Dijk、Ruth Wodak和Gunther Kress，话语心理学的代表人物Margaret Wetherell和Jonathan Potter，人类学家Dell Hymes，社会语言学家William Labov和John Gumperz，女性主义话语研究的代表Sara Mills、Deborah Cameron、Judith Butler和Robin Tolmach Lakoff，性别话语研究的代表Deborah Tannen和Jennifer Coates，认知语言学家Paul Chilton，计算机中介交际研究的代表Susan Herring，体裁研究的代表John Swales，多模态研究的代表Theo van Leeuwen，语用学的代表人物Stephen Levinson，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Michael Halliday，语料库语言学家Michael Stubbs，法律语言学家Malcolm Coulthard，运用话语分析法进行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代表Ron Scollon，以及其他话语分析学者Deborah Schiffrin、Guy Cook和Henry Widdowson。
作者对这些重要学者一一作了简要的介绍，其中包括研究方向、代表作品以及对话语分析的主要贡献。应该说，这些关键学者都对话语分析这一学科或某一领域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例如，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大大扩大了capital（资本）的定义，使其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包括诸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广义概念。在他看来，语言就是一种象征资本，他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运用这一资本来影响他人。而Karl Marx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阶层的相关论述以及Louis Althusser对意识形态的研究都直接影响着批评话语分析的产生和发展。而Dell Hymes、John Austin、Michael Halliday，如上文所述，则对话语分析这一学科的诞生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部分“代表性论著”介绍了24部代表作品。这些作品分属于话语分析发展的不同时期，基本上代表了话语分析不同领域的研究重点。现代语言学之父Ferdinand de Saussure的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集中体现了他的结构主义思想。Austin的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首次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转向。而Sacks的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是会话分析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也直接影响了话语分析的发展。而Brown & Yule的 Discourse Analysis 和Stubbs的 Discourse Analysis: The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Natural Language 是话语分析作为一门学科成熟时期的两部代表作品，尤其是前者，可以看作是话语分析发展成熟的一部标志性作品。Bell & Garrett的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van Dijk的 Discours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Schiffrin et al.的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都是话语分析领域的重要论文集。而Lakoff的 Language and Women' s Place ，Butler的 Gender Trouble 以及Sunderland的 Gendered Discourses 则是性别话语研究的代表作。Potter & Wetherell的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是话语心理学的代表作。Halliday& Matthiessen的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则系统地介绍了Michael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代表作有Fowler et al.的 Language and Control 、Fairclough的 Language and Power 和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Reisigl & Wodak的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以及Wodak & Meyer的论文集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Kress & van Leeuwen的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是社会符号学和多模态话语分析的代表作。Brown & Levinson的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和Grice的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则是语用学的经典著作。Hoey et al.所编的论文集 Text, Discourse and Corpora 则将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与话语分析结合起来，介绍了如何利用大型语料库来研究一些肉眼无法觉察的语言规律。而Benwell & Stokoe的 Discourse and Identity 则重点研究话语和身份的关系，分析了不同话语环境下的身份建构。因此，这些作品基本上能够涵盖话语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及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阅读。
从discourse analysis这一术语首次提出，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但还没有一本专门介绍这一领域核心术语的工具书。通过上文的回顾可以看出，话语分析是一个非常广阔的研究领域，所涉学科之广、研究方法之杂使很多初学者望而却步，而更多的初学者往往只能专注于话语分析某一领域的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尽管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话语分析专著、论文集、手册，但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术语往往使他们无所适从。本书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虽然从内容上来说，本书只能算作一本入门级的工具书，其目标读者应是话语分析的初学者，但对于大多数从事话语分析的研究者来说，案头摆着这样的一本书，也不无裨益。并且本书的编排比较简单，非常便于查阅，因此是话语分析领域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刘明 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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