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记师友
——读《梁实秋怀人丛录》

在现代散文名家中，我偏爱梁实秋。我觉得林语堂文章洒脱，有时不免旁逸斜出；周作人文章淡雅苦涩，当然是一流的，但如其自嘲，常常做“文抄公”，读起来有时费劲；胡适文章广大昌明、通晓明白，但是讲道理时多，未免少了一点情趣；朱自清当然好，但是有时文字过于考究；相比之下梁的文章比较精致有味。80年代末读研时硬从一位同学手里“横刀夺爱”，把他的一本民国旧版《雅舍小品》要了过来。这可能是我受朱光潜的影响，记得在一本什么书里，看到朱给梁的信，信中说：“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之上。”后来细读过《雅舍小品》两遍，觉得确实好。再后来又读了《雅舍小品》的续集，还是觉得好。因为梁后来去了台湾，所以我们的语文教材就基本不选他的作品了。读了刘天华、维辛选编的《梁实秋怀人丛录》一书，很有收获。这些文章都是从梁氏各种文集里选出来的，写的都是与梁实秋有过交往或者他熟悉的人，其中有老辈的辜鸿铭、梁启超、齐如山，还有他的中学国文老师；也有稍长于作者的朋友如周作人、胡适、杨振声；还有同辈友人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陈源、沈从文、老舍、冰心等；此外还有一些去台湾的文人，如张道藩、叶公超等，约有四五十个人。我曾经读过民国时期“人间世”杂志社编辑的《二十今人志》和温源宁的《不够知己》 这两本写民国闻人的书，梁实秋的这本书是可以同它们媲美的。读这几本书犹如读现代版的《世说新语》，常常是寥寥数语，就能把一个人物惟妙惟肖地展现在你面前。梁实秋此书也是，而且比起温源宁的书更有分寸感。因为他不是纯粹以局外人的身份写这些朋友的。

据我看梁实秋写人，大约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幽默风趣。如《辜鸿铭先生轶事》写辜鸿铭：

辜鸿铭先生以茶壶譬丈夫，以茶杯譬妻子，故赞成多妻制，诚怪论也。先生之怪论甚多，常告人以姓辜之故，谓始祖实为罪犯。又言始祖犯罪，不足引以为羞；若数典忘祖，方属可耻云……

先生喜征逐之乐，顾不修边幅，即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粲者立于其前，不须揽镜，即有顾影自乐。（1页）

两节文字，就把这位北大有名的老先生的样子勾勒出来了。辜鸿铭主张一夫多妻制，有人责疑他，他说：“一把茶壶可以配四个杯子，一个杯子不能配四个茶壶。”这在坊间流传很广，成为文人饭后茶余的谈资。至于他拖着辫子邋里邋遢在北大做教授，更是蔡元培先生办学“兼容并包”的一个典范。无须多说，读者就可以想象这位怪才的样子。这就是大手笔写人的能耐。

再如《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写梁启超1921年前后在清华作演讲《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时的情景：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了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43页）

看过梁启超肖像的人，会觉得这个描写是真实的。而梁启超在开场白说的两句话，确实是很难听得到的，我想也许章太炎会说出这样自负的话。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了不起的地方。至于写梁启超在讲古诗《箜篌引》时绘声绘色的样子，常常令我想到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描写的老先生形象。两个文章高手，在写人方面也是可以匹敌的。

二是评价朋友恰如其分。胡适是梁实秋最为佩服的人，可能还不是“之一”。本书选了四篇写胡适的文章，还不包括写其他人涉及胡适的内容。在《胡适先生二三事》里写了胡适的交友之道。过去读大学时，讲到“我的朋友胡适之”，多少带有一点揶揄的色彩。但是在梁氏笔下，胡适是多么可爱的一位学者：

胡先生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酒。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壶告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节酒会”的会员。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给侍者，他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133页）

梁实秋在后面说到，其实胡适并不欣赏“交际性的宴会”，他只是无法拒绝。梁实秋还写道：“胡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别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他听了许多不相干的闲话之后，喟然而叹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津津乐道，真是口角春风。”读到此，我想到1936年，苏雪林致信胡适，痛骂鲁迅，胡适在回信中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乘之作。” 在胡适逝世后，梁实秋写了一篇《“但恨不见替人！”》，对胡适的学问和道德作了高度评价：“凡是曾列胡先生门墙或曾同窗共事者，多多少少都能举出若干具体事实证明胡先生为人处世确实做到‘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的地步。以学问道德涵濡群生，求之当世能有几人？”我相信，梁实秋对胡适的评论绝不是溢美之词。梁实秋还写到胡适对中医的态度等，但是涉及学问，胡适又是很自信的，例如有一次谈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关于禅宗的书，梁写道：“胡先生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当然，梁实秋也不是完全同意胡适的许多观点，如“中国律诗的艺术之美，评剧的韵味，都与胡先生始终无缘。八股、小脚、鸦片，是胡先生所最深恶痛绝的，我们可以理解。律诗与评剧似乎应该属于另一范畴”。这种含蓄的批评和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的话迥然不同，唐氏是秉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所以径直表示不同意胡适对文言文的批评。但是梁实秋的批评，温柔敦厚得多，这是他作文的风格。他写周作人、陈源、沈从文、冰心，甚至左翼文人郭沫若、郑振铎、老舍等，也都秉持传统的“中和”的待人之道。在网络普及的今天，夺人眼球、使人惊心动魄的文字（甚至不能称文章）铺天盖地涌来时，我们不知道像梁实秋这样恪守温柔敦厚文风的文章，还有没有传承的可能？

第三，对朋友充满真挚的感情。同时代人中，同属新月派的闻一多、徐志摩应该是梁实秋最近的人，所以他写这两个人的文字最多。《谈闻一多》实际是选自1976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的一篇长文章，占据60页，比较全面地记述了闻一多在清华学习、留美、归国后在清华以及西南联大教书的行状。除了西南联大期间，因为梁氏不在场，所以转述了别人的一些描写，其他部分都极其生动，且充满感情。他痛感于万方多难、黎民遭难之际，纵有天才之书生仍然不能幸免于难的民族悲剧。这些东西今天的读书人是无法体会的。梁实秋谈闻一多的诗、文章、古代文学研究成果，还有篆刻、美术发明的造诣，令人惊叹。写闻氏的个性，也很有特色。如：

一多从来没有忽略挖掘新诗的年轻作者。在青大（青岛大学）的国文系里他最欣赏臧克家，他写的诗是相当老练的。还有他的从前的学生陈梦家也是他所器重的。陈梦家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一个年青诗人，一多约他到国文系做助教，两人颇为相得，……有一次一多写一短简给他，称之为“梦家吾弟”，梦家回称他为“一多吾兄”，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103页）

这个细节把闻一多的性格表现得很生动，他是既爱才，又严格要求年轻人。记得上本科时，古代文论的老师在讲古代尺牍“黄伞格”时，告诉我们：“老辈人尺牍往来要讲规矩的，不能乱来。例如，我可以写给你们称呼：某某兄或某某弟如晤，你们不可以称我兄，这个你们当然应该知道，就是说‘如晤’也不礼貌。同学平辈之间才可以说‘如晤’。”这句话我记到现在几十年了。后来我明白了俞平伯先生在教清华大学一年级学生国文时要用《秋水轩尺牍》做教材的原因，大概就是要让大学生懂得最起码的写作规矩。

本书收入写徐志摩的文章最多，有六篇之多。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74年出版过梁实秋的《谈徐志摩》一书，那本书的前面影印了好几页徐志摩给梁实秋的尺牍，读信可知两人的情谊。和胡适一样，他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合，持相当宽容的态度，而且顺带记了陆的许多经历。但是，他对朋友的有些看法也不是完全赞同的。如他不但写了梁启超对徐的训诫之言，而且通过评论伯朗宁的爱情诗《至善之境》说了这么一段话：

把一个女人的亲吻放在一切伦理价值之上，实在是一个最大胆的浪漫的夸张！《志摩日记》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记载着：“须知真爱不是罪（就怕爱不真，做到真的绝对义才做得到爱字），在必要时我们得以身殉，与烈士们爱国，宗教家殉道，同是一个意思。”“同是一个意思”，也许是的，但是在伦理价值上，能等量齐观么？（33页）

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但是语气很委婉。说到徐志摩的诗文及才气，梁实秋则又是非常推崇。本书选取《谈徐志摩》中的许多文字，文末还附录了当时追悼徐时的一些挽联，有徐的老父的，发妻张幼仪的，还有名流章士钊、叶公绰、汪亚尘、杨杏佛、郑午昌的。最让我惊心的是徐父的一联：

考史诗所载，沈湘捉月，文人横死，各有伤心，尔本超然，岂期邂逅罡风，亦遭惨劫！

自襁褓以来，求学从师，夫妇保持，最怜独子，母今逝矣，忍使凄凉老父，重赋招魂？（40页）

当时读了这些挽联，我在书眉上写下了这么几句：“情真意切，绘声绘色，此种文字，在今日中国已成绝响。所谓斯文已丧，复何可言？”幸近年来又趋复兴之态。

其他好处还有很多，细心读，实在不胜枚举。所谓文章大家，并不是一阵风鼓噪出来的那些东西，而正应该是这样。

刘天华，维辛：《梁实秋怀人丛录》，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D9lgt7Zz3//3g6SE5KyGjNnigb0klD9yAxtYY+Z8462FEnFvYq1uUSB0tqSXEW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