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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在读研究生时，上第一节英文课，我们的英文老师用英语说了一句话，然后他翻译这句话说：“费尔巴哈说：‘在历史的转轨时期，得益的总是小人，吃亏的总是君子’，因为君子做事有原则，而小人做事没有底线。”20多年过去了，我常常后悔当时没有询问老师这句话的出处。但是我却常常引用这句话，因为我耳闻目睹的许多事经常可以为这句话作注脚。其实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转轨时期恰恰需要不怕吃亏的君子，需要一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尤其是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读书人。如果读书人一个个都成了曲儒、陋儒甚至犬儒，那么，一个国家、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好在“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哪个时期都不会缺少像鲁迅所说的以“中国的脊梁”为己任的人物。读了海外学者陈永发等访问许倬云的传记《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我觉得费尔巴哈的话有修正的必要，一个人如果总是拘泥于所谓“吃亏”还是“得益”，总还是格局太小。还是老话说得好：“只管耕耘，莫问收获。”真正的君子只为自己的信念而工作，是不是能够做到“三不朽”，只有历史老人会给予公正的评判。
许倬云是和余英时齐名的海外历史学家，年龄也相同，但是研究的方向不同，在大陆似乎也不如余有名。他是研究中国上古社会经济史，熔考古学和文献学于一炉，再参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的卓然大家。
本书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中的一本，由许倬云口述，他的学生陈永发等三人访谈，周维朋记录。全书共十三卷，卷一至卷四叙述了许倬云的家世和他幼年开始在家乡无锡上学的经历以及后来留学美国的经历；卷五至卷七是叙述在台湾教书工作的经历；卷八是叙述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工作的30年；卷九是回顾他的学术；卷十则是介绍他在台湾研究院做的一些工作；十一十二卷则是叙述为促成两岸交流培养两岸精英所做的事；最后一卷是说自己的家庭和退休生活。读这本书的过程是一次“受教育的过程”，尽管这句话常常被我们滥用成洗脑的代名词。我想到一位美国作家的话：“一个灵魂能走多远，取决于你的决心有多大。”我们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了解这位学者壮阔的一生。
许先生出生于1930年，是江苏无锡人。和他同时代那一批海外学者一样，他们经历了短暂的安定，然后是战争逃难、兵荒马乱、颠沛流离，在异国他乡艰苦求学，终成一代名家。但是他的求学过程比起别人来更加艰辛，因为他是一个残疾人，出生时只有三磅，一直到6岁都不能动，7岁才能坐在椅子上。因为父亲工作关系，他出生于厦门，3岁以后回到家乡无锡。抗战爆发后在川鄂逃难，后来在重庆安顿下来。父亲去上班，哥哥姐姐去读书，许倬云没有办法走崎岖的山路去上学，就在家里看书刊。寒暑假哥哥姐姐回来教他，最重要的是他父亲的教育。许说周末父亲给他讲数学历史，“他给我的教育就像英国式的全科教育，他教我有关战争史、地理、政治学、外交与语文训练等”，“先父非常有学问，可惜做了官，他当教授的话，一定很了不起”。（49页）家里是慈父严母，父亲温和，母亲刚强。1946年他回到无锡上了辅仁中学，考辅仁时，他的英文和数理化不好，后来他的母亲去交涉，学校同意让他入学。“我当场夸下海口，第一年英文和数理一定及格，不及格我就认命了。”后来真的及格了。辅仁中学教学严格但是风气自由，“功课自己逼，逼得很紧，全靠同学们互相帮忙。老师打分数不是全班比较，而是每个人跟自己比，他觉得你尽力了，进步了，就给你高分，要是退步就压你分数”。就在这所中学，许倬云打下良好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战争再起，他去了台湾，并于1949年进入台湾大学。风雨飘摇中的台湾大学聚集了不少从大陆过去的名教授，如外文系的英千里、钱歌川、梁实秋、虞尔昌、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王国维的弟弟王国华等；历史系有劳幹、李宗侗、李济、凌纯声、严耕望、董作宾、芮逸夫等名家，当然还有傅斯年。大学四年许倬云克服种种困难，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1953年顺利毕业，后又入“文科研究所”读书。在研究所期间，他跟董作宾读年历学，跟芮逸夫做《左传》人名谱系，跟高平子学习天文理论，最有意思的是与李济“聊天”。他说：“我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这样聊天聊出来的，比上课的效果还好。”（82页）同时，他借史语所藏书读。他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上古史，选完了历史学的课。有一件事值得一说，他在研究所第二年时，获得了“李国钦奖学金”，而且是第一名，孰知这位李先生生前立遗嘱规定：获奖者必须身体健全，而许倬云是残疾人。当时他一定有些委屈，但在本书里似乎没说到。从研究所毕业以后，他就留在史语所工作了一年。许倬云在卷一至卷三里，为我们描述了当时台湾大学的一个整体图像：教师尽心尽力教，学生刻苦勤勉学。我想到我们今天的大学学风，明白了什么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真是有无限感慨。以文史两科为例，1949年留在大陆的一流学者人数要大大超过赴台的，然而我们的那些教授们在干什么，又能干什么？看看《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或者杨绛的《洗澡》就会明白了。
留学美国是许倬云的人生转折。因为“李国钦奖学金”的事，时任台大校长钱思亮很为他抱不平，向胡适报告这件事。胡适为此曾四次到纽约郊区找到华侨徐铭信让他捐赠奖学金给许。这位徐先生一向主张科学救国，他认为文科没有用，所以从不捐钱给文科生，但他因为胡适的面子，破例捐了1500美金，且声明下不为例。加上台湾行政当局给予他们的补贴，许倬云来到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研究所求学。钱、胡的爱才惜才和徐铭信有偏见而又终于破例，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佳话。它使我想到如今我们大学里一些“某某学者”“某某课题负责人”视学生为打工仔的事，颇为感慨。至于我们的大学校长则是连面也见不上的，只有在主席台上供学生瞻仰的份，哪里会有为一个大学生的奖学金抱不平这样的事？他在芝大受到中文图书馆主任钱存训的照顾（钱存训就是写那本有名的《书于竹帛》的大学者），在钱的安排下他住进了芝大的神学院。因为脚不方便，他搞来一部高尔夫车。高尔夫车需要经常充电，但学校当局、警察也给他一路开绿灯。在芝大的五年（1957—1962），许倬云在学术上突飞猛进，也对生命有了更深的领悟。他说：“那五年我从青年人一步跨到成年人，不只是学问上的长进而已，还让我对生命有更深的领悟。我自己经历过开刀的痛苦，看见无数小孩子的悲痛，对他们产生同情；我本以为美国民主制度下应该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却在民主自由的背后看到那么多的丑陋东西。所以这五年的洗礼是洗涤心肝，转换性情，让我整个变了一个人。”（125页）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者，除了他的专业历史以外，他还读了很多课程，如跟美国著名的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 Creel，1905—1994）读法国汉学名作，动物植物有关著作，顾立雅先生还给他介绍马伯乐、沙畹、夏德等著名西方汉学家的文章。此外，他还选修了社会学、中古城市、中古经济、资本主义的起源、宗教学等课。他深入观察美国，参加黑人民权运动，深入华人社区，这也使他坚定了要以学问为国家民族服务的决心。所谓“入世、淑世、济世”精神就是他要回报社会的一种誓言，这就注定他的学问不是仅仅在象牙塔里的供人把玩的古董。读到许先生的这些求学经历，再看看他的著述，我忽然明白了。海明威有个“冰山理论”，他说：“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写作。冰山露出水面的每一部分，八分之七是藏在水面之下的。”
我明白了，许倬云广泛求学，也是在铸造他的那座“冰山”，以便实现他的一个学人的梦想。他在总结五年留学经历时说：“在我来说，我的终极关怀就是要完全拿自己完成一个‘仁’，完成元神那个凝结起来的小胎，完成自己的责任。”（126页）
本书的第九卷是“治学回顾”，对于许倬云的著作我没有能力作评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的新旧学根底很深，视野开阔，学问不仅仅局限于史学，所以自有不同于前辈之处。中国史学历来发达，近现代更是名家辈出。虽说学术如积薪，后来者居上，但是要超越民国时期一批学者谈何容易。他的专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从历史看领导》等五部。我只粗读过《西周史》，由于专业关系，水平有限，我无力作出评论，但是他在叙述写作过程中的态度足以使人肃然起敬。总的来说，一是他有着世界视野，却有着中国的立场；二是他谈历史总是和现实结合起来，或者说，常常为中国强大寻找历史可以借鉴的东西。例如，他在北大讲演的集子《从历史看领导》，就是用历史和世界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并且又能为现实服务，而这种服务不是我们过去熟悉的那种“古为今用”“以史观带史论”。在谈到中国古代一些管理思想时，他特别提到“文官制度”及其连带的考核制度，因为我熟悉这个问题，所以读起来十分轻松而且觉得有理。他说：“考核制度，抡才（recruitment）和考试（examination），西方企业管理从来没有过这两个玩意儿，孙中山聪明，老老早早就抓住了，在三权鼎立之外，另外搞出考试权和监察权，但是没有充分发挥两权的功能。今天我们一味学西方，急着要把这两个权丢掉，是矫枉过正，昧于历史。”（255页）想到我们现在常常有各种各样质疑高考的杂音，我不禁感到“心有戚戚焉”。由于他学问深眼界宽，所以对中国和外国的权威既能学习吸收又不盲从，例如他写《万古江河》时受梁启超《中国史叙论》的启发又不为所囿。他读雅斯培（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受到启发，但是他说：“雅斯培的观念必须和汤因比的挑战和刺激合在一起看才有道理。”他认为雅氏是哲学家，虽然他的历史知识不错，也有远见，但毕竟历史知识不是那么专精，所以不能盲目崇拜。令人感动的是他为了写《万古江河》，经常来大陆考察，“我每次到大陆，不到北京城，不到上海市，一下飞机就直奔偏远地区的遗址”。他腿脚不灵便却总是尽量到现场考察。他和大陆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成为好朋友，在香港一起主持首次考古学会议，又出版过三本论文集。虽然他是行家，经常在台湾故宫清点文物，但是他遵照导师李济的吩咐，从来不收任何古董，而且绝对不为别人鉴定任何古董。这让我想起我们这里近年来在文物市场作专家状的种种人物，令人唏嘘。
学术之外，许倬云先生始终是一个爱国者，始终以“入世、淑世、济世”为己任。在对台湾几个领导人的态度上，无论何时何地他开口闭口都是“我们中国人”。他说：“自从李登辉之后，专业官僚、技术官僚根本没有发言权，一切唯上面的政策是从。陈水扁时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值得一说的是，在促进两岸交往方面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是，80年代，大陆石油部长唐克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访问，许应校长之请和唐见面，向唐提议试点训练人才，训练干部。第二件事是，在1989年筹办“浩然营”，培育政界、商界、学界、媒体界的领导人才。他说服台湾实业家殷之浩出钱在美国加州办“浩然营”，邀请祖国新生代精英参加，请世界上著名学者讲演，并且一起研习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到2000年，“浩然营”已办六期。第三件事是，积极到海峡两岸和香港讲学，尤其是和南京大学人文高级研究院、台湾大学人文高级研究院、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结成很好的关系。许先生高兴地说：“高研院简直变成中国大陆教育制度里的一环！”他还利用自己对历史地理的专业知识指导南京大学高级研究院在苏北盐城搞种植开发，而且获得了成功。他谈起这些事情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还对中国科学兴国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批评科学主义的缺陷。对中国知识精英提出了要自尊自律的期望，非常发人深省。他说：“新的时代是一个分散的时代，不是集中的时代，不太令人振奋，哲学会萎缩，除非我们有所需求，至于科学或者数学，只是工具而已，不是目的，不能安身立命。人们在集体生产下，日子可以过得很好，但是对生命的意义既没有探索，也没有答案，是精神的贫乏。”（338页）
在本书结尾时，许倬云先生说：“自己反省，八十之年，够用是富，不求是贵，少病是寿，淡泊是福，知足是乐，有这种生活，夫复何求！”（348页）这样的话，谁都会说，但真要体会到，是很难的。
我曾经读过张中行先生的《流年碎影》，书的结尾写道：“一位中国读书人的苦难史、奋斗史，足可为年轻一代做教材，因为老马识途，你可以从中学到智慧。”我想，尽管许倬云先生和张中行先生的经历和时代各异，但将上述话移用到本书上，同样精当。
许倬云：《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