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风和文脉
——读《学府随笔：南大卷》

近20多年，回忆西南联大的书很多，有关北大清华的书也不少。相比之下，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南京大学，有关的书稍稍少一点。这一本《学府随笔：南大卷》是一本南大人写南大人的书，书中收录了50位作者的91篇文章。从写作的形式看，本书有长短不一的漫话、琐议、杂感、速写、小传、游记、报告、笔记等，都可以算作随笔；从时间看，是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

在整个民国时期，南京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镇，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它和东南师范大学一样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文化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南京一地真可谓人文荟萃，名家辈出。南京的“学衡派”与胡适、鲁迅等人论战的事，可以说尽人皆知。过去我们总是批评学衡派，现在历史翻过一页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方法应该有所不同了。这本书的好处，就是在一个“真”字，一个“随”字。所谓“真”，是所叙所议必出于真心，凡有臧否也言必有据；所谓“随”，是不拘文体，形式多样。有这两点，使人读得下去。此书读完，竟有许多感慨，拈出几点说说。

一是大学里的士风。

先说“士风”。中国的读书人古代称士，有所谓“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的追求。然上世纪50年代以来，读书人成了被改造的对象，他们中很多人受政治挤压成为犬儒而没有自我。近30多年来受各种思潮的裹挟，尤其受经济大潮影响，不少读书人成为权贵与资本的奴隶，仍然没有摆脱附庸的命运：底层的为生存为职称而挣扎，占据一定地位的为“课题”、为“××学者”而奋斗，读书人成为“曲儒”“陋儒” ，以至士风不堪几成常态。前几年，高校闹出过课题评委利用权力把别人首创的某个“课题”（把研究诸子的所有著述收集起来编成“大全”，类似编“儒藏”“道藏”）攫取为自己的“课题”，用另一个名字代替。一时间笔墨官司打来打去煞是热闹，给后辈留下了恶劣的榜样。顾炎武讥明代士大夫热衷编“四书五经大全”：“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 以我之愚见，这些所谓“课题”，其实都是些“上欺朝廷，下诳士子”的勾当。如今不仅高校流行，中学也有，故读王彬彬的《如何建世界一流大学》可发一粲。王彬彬和我差不多是同代人，我对他的了解是读了他的《文坛三户》，评述金庸、王朔、余秋雨三人的，把我想说而说不出的话都说出来了，所以一直很佩服他。他在《如何建世界一流大学》这篇文章里对现在大学里一些见怪不怪的现象提出了犀利的批评：

在中国的所谓大学里，有着太多的黑色幽默。就拿当下大学里的一整套学术体制来说吧，可说由表及里地渗透着滑稽。……由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指定一些莫名其妙的报刊，宣布只有在这些报刊上发表文章才算是在做学问。于是，大学里就有了一些人，莫名其妙地成了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跨世纪人才，等等。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句口号真可谓是今日中国大学里黑色幽默之最了。每当听到这句口号，我总想到一个镣铐在身、病容满面的人，在嚷嚷着要成为世界一流运动员。（《学府随笔：南大卷》第45页）

我在这样的一个大学里教了近20年，对此体会是很深刻的。有一次，我听了教研室负责人的话，申报一个最低一级（院系级）的关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课题，在评审时有些专家问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估计他们根本没有看过我的材料，也不熟悉我的专业。有个搞《红楼梦》研究的博导问我：“人家已经有了五十万字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你为什么还要写一本三十万字的书？”我当然不能回复他：“一部《红楼梦》研究的著作有多少？你为什么还要写？”后来有人告诉我：“这种课题都是有内定的人选的。怎么会轮到你这个外人身上？”后来我在一次系里组织的讨论会上说：“你要评教授，你必须有课题，你要报课题，你必须是教授才行，所以犹如二十二条军规。”这正佐证了王彬彬先生的话，只是一个“黑色幽默”。后来我还因此写过一首《自嘲》诗，中间有一联云：“易为策论八千字，难破军规廿二条。”前面提到的大家有失体统抢课题的事就是这种体制的必然结果。问题是大家都觉得这是正常的，一个真正的内行却经常要被一些毫不相干的所谓“专家”盘问半天。我经历了这样的事，所以只好不玩这个游戏了。我的一位同事，学问做得很好，开始不愿申报课题，他说：“我的学术水平够不够格，自有书和文章在，搞什么课题？”所以“屡战屡败”，结果还是妥协了，有了课题才评上教授。人人都在这个上面花功夫，还可能有好的士风？

二是大学里的学风。

张伯伟的《读古典文学的人》，介绍了胡小石先生教育王季思先生的故事。王先生写了一篇自己认为较为满意的文章，胡先生把他带到家里，从书架上搬下一些书，指出了文章中的不足，然后对他说：“季思啊，聪明人要下笨工夫。”张先生说，当时王是“含着热泪讲述这句话”的，可见师道对他们的影响。而我们现在的不少大学生、研究生做的正相反，张先生引了朱熹《朱子语类》中的话说：“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既是迟钝之资，却做聪明底样工夫，如何得？”然后他介绍自己导师程千帆的故事，讲吴梅的故事，都很动人。我曾经对学生说：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的一批弟子很厉害。现在经常谈唐诗的莫砺锋教授也是程门弟子，学风真的很重要。但是我经常看到的是：导师让学生做杂事，教学生怎么世故，做论文只要混过即可。我们这个在大学里属于“边缘学科”的专业自然更不受重视，但是总也要像样一点。为此我曾经提出让自己的学生在两年之内，背默两百首古诗，记两百个人名与两百本书名，能够识繁体字，能够写一手硬笔书法。这些要求其实只是一个高中生应该具备的，要求并不很高。几年过去了，没有几个人真正做到。这也罢了，有学生在背后还说我：老师自己迂腐，还要让我们跟他一样傻。但是这能单单怪学生？

三是师道和文脉。

本书出现的几个人物都是学界的一流人物，如胡小石、胡翔冬、陈中凡、程千帆、范存忠等。书中文章的作者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如陈白尘、赵瑞蕻、周勋初、陈瘦竹、吴白匋、吴新雷以及新生代的莫砺锋、张伯伟等。他们谈到的尊师爱生之道，今已鲜见矣。陈中凡先生，过去我只知道他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首创者，学识渊博，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书法绘画并皆擅长，为常人不可端倪。读吴新雷的《陈中凡先生学行记盛》，方知先生还是一位极重人情的儒雅君子，交友广阔，胜友如云。适藏陈中凡的《清晖山馆友声集》，检索有些信件，还是为他的尊师重义感动不已。尊师，我们讲了几十年，然而师道之不存，久矣。校长视教师如雇工，研究生视导师为老板。在我们一些大学里，为师不自尊，为徒不尊师，早已是“司空见惯浑闲事”。这本书让我们看到陈中凡是如何对其师刘师培、陈独秀的，如何对友人周作人、徐志摩的，如何对后辈唐圭璋、苏雪林的？这些岂是一句“令人感动”可以形容的。还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的开明，他是一级教授，公认的国学大师，但是他不迂腐。例如，他不轻视俗文学，昆曲的复兴，中国戏曲研究的兴起，他功莫大焉。东南大学是学衡派老先生的天下，1921年陈中凡受聘为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他不满意当时盲目复古，提倡以科学态度整理国故，主编《国学丛刊》《大学丛刊》，把自己的《经学通论》《诸子书目》交东南大学出版科出版，还写了《古书校读法》《诸子通谊》，嘉惠后学，功德无量。视今日一班号召读经尊孔，自己却没有真正读通的专家们，其高低如何？还有一篇中文系教授、戏剧专家吴白匋先生用文言写他老师胡俊行状的《翔冬先生遗事》，也是精彩异常。这位胡先生与胡小石同在两江师范学堂读书，受知于李瑞清（书法家清道人）。他写了这位胡先生与曾熙、胡小石一起论书法，还写他拒绝谭延闿之邀，不入行政院幕府，宁入金陵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种种事情。文章写道：“未至（还没有到校时——作者注），诸生闻师语，仰望其丰采。继见师状如村翁，甚易之。及至升堂讲授，精义百出，咸大悦服。”尤其写到胡翔冬与黄侃两位互相不服气，又互相推重的逸事，皆是今天“当面输心背面笑”的士风中难以见到的。还有周勋初先生写胡小石先生的长文实在是可以作为一篇大学教师必读的文章来看待，如何在滚滚红尘中保持人格独立、坚持操守、传承文脉，前辈文人给我们做出了样子。读到此，想到我所在的学校，一位系里的头，有一次谈到认识上海市某位副市长，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令人感到可悲。我想，什么样的老师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文脉的传承岂是靠发号召、作宣言、申报课题、编制文集可以完成的。“也许有人可以狂妄自大，那就给当下文科教授和当红作家一本没有标点的《左传》《汉书》，看看有几个人能读得下去，更不要说让你对其进行文字、音韵、训诂的解释。” 试试看，必定会发现许多“鎏金铜”。

四是对历史的追问。

本书中还有丁悦先生的两篇重要文章《豁蒙楼上话豁蒙》和《历史在这里沉思》。这两篇文章虽然称随笔，其实所说话题是非常沉重的。“豁蒙楼”和“鸡鸣寺”都是南京的名胜，只是相比后者，前者历史短名气小。我去过南京几次，从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我读过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其中有一篇《豁蒙楼》，知道这个楼是张之洞为纪念戊戌变法“六君子”中的杨锐而建的。杨是张之洞的学生，张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杨是竭力鼓吹者，并且为张之洞主持“两湖书院”分校的工作。当时两人同游台城，就在如今豁蒙楼旧址，置酒论道，纵论天下大事，反复吟诵杜甫的《八哀诗》中《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一诗，诗云：“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豁蒙”一词，就出自此诗。豁，有开阔、开拓之意。豁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启蒙。唐代李邕是中唐名臣，重义爱士，为李林甫诬构被诛。杜甫《八哀诗》写的都是唐代著名大臣，被称为“史诗”，感叹朝廷需要用人之时，却缺少人才。张之洞当时吟诵这首诗，当然有其深意在：“盖惜杨锐学问文章人品可绍北海，悲其身世，与北海无以异，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六君子被害以后，张之洞再督两江，旧地重游，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写下长诗《鸡鸣寺》，改建“豁蒙楼”。楼建成以后，他不但题写了匾额，而且写下了跋文。对张之洞的一生，历史有不同的评价，但是谁又能否认他的忧国忧民之情怀？他一生致力于启发民智的所言所行，实在是已经载入史册的。丁先生的《豁蒙楼上话豁蒙》一文不仅仅是写张之洞的，还写了50年代另一个中国人——储安平的遭际。写他从30年代起为了中国走上民主道路而付出的一切以及他最后的结局。1932年储氏写过《豁蒙楼暮色》一文，结尾用了梁启超的诗句：“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丁先生重提旧事，当然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这就需要我们用心读读，感受一点历史上“中国脊梁骨”们的情怀，我想这是不无益处的。《历史在这里沉思》则是写对“文革”的反思，在今天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过来人对曾经发生的一切渐渐淡忘了，而年轻的一代却对历史一无所知，或者毫无兴趣。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忘记历史，历史就会重演，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同样，张宏生的《哈佛中国同学碑》也是一篇好文章，这个碑是1936年所建，当时哈佛大学隆重庆祝建校300周年，来自中国的全体留学生感念母校的培育之恩，集资立下了这块碑，碑上刻了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名字，据说碑座和碑身都是圆明园的古物。从19世纪末到1949年，中国留学生负笈游学哈佛，已有一千多人从这所学校毕业，他们先后学成回国，效力民族，服务社会。在几代人的强国梦中，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看看哈佛那个中国同学碑上那些人名，再看看如今的大学，我在想我们何时才能“豁蒙”呀？更毋庸说出什么胡刚复、陈寅恪、赵元任、竺可桢、刘瑞恒、梁思成、林语堂、陈岱孙了。

读这本书，常常令我想起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的话：“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文天祥的《正气歌》正是从苏文中化出。这个气就是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如今，这个气，在哪里呢？

许志英：《学府随笔：南大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E9DAgr3tokwfyMsTMvE9DvVwAlUwxBEMUsiM85uk688boOqlojWvhQeLM/G+nH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