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国故学及其他
——读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一位在中学里很有地位的语文老师有一次对我说：“你是崇拜胡适的，依我看，胡适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很大。”我没有反驳他，因为他是崇拜鲁迅的，但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厉害，他为什么不说呢？可见标准有时是因人而异的。碰到这种情况，无法对话。我只是说：“整理国故也是胡适提出来的。”确实是这样的，胡适在1919年7月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12月他又在《新青年》卷七第一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从那时起，国内学界提倡“整理国故”的讨论很热烈。1927年，许啸天还编有一套《国故学讨论集》由上海群学社出版。而鲁迅对此思潮很不以为然。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之所以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近来提倡“国学”、主张“读经”的人似乎又多起来了，而且还影响到中小学。可见我们现在的教育界思想有多么混乱。重读胡适的几篇文章，觉得胡适的许多话并没有过时，有些话仍然值得我们仔细思考。同时又觉得时间似乎停止了，因为有些问题其实当时已经辨清楚了，怎么现在倒又变成问题了。

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里，针对社会上有人问提倡“德先生”“赛先生”这样一种新思潮，为何要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问题，胡适的回答是，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是为德赛两先生反对的。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时，胡适提出了他的见解：“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一、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二、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三、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胡适的见解，用尼采的话说就是，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胡适继续解释说，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为什么要研究问题呢？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苦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办法是否错误；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错误寻出了，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适应现时的要求”。为什么又要输入学理呢？胡适提到大约有五种动机：有的是认为中国不但缺乏科技还缺乏新思想新学术，所以要尽量输入西洋近代学说；有的深信某种学说，要传播发展，故尽力提倡；有的觉得自己更适应做翻译工作；有的怕研究具体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容易惹祸，不如做介绍学说的工作；有的是认识到研究问题不能仅从问题本身讨论，要依靠许多学理作参考比较。胡适认为这五种动机虽然不同，但是都含有一种“评判的态度”，都是对旧有学术思想的不满意和对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觉悟。胡适的分析层层深入，具有非常严密的逻辑性。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回到“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持什么态度”上，胡适的回答是：“也是评判的态度”。具体地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既然是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当然要反对盲从。为什么反对调和？是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古今中外的调和”。整理国故就是要“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从这篇文章看，整理国故是新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胡适批评当时一些反对新文化和新思潮的“国粹党”：“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他还说：“新思潮的将来趋势，依我个人的私见，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应该研究于问题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而文明是需要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也是一点一滴进化的。

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表达的对国故的基本态度是他的一贯思想：凭证据说话，先研究整理，分辨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然后看有什么对现在人生社会有用的，而不是盲目推崇或者否定。

现在读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思路，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全盘否定。例如对待孔子，要把他当成人，不要一会儿“批孔反儒”，一会儿“尊孔读经”，尊与批，都根据上面的意思。对传统文化，也是需要研究分辨究竟哪些是对现代社会生活有用的精华，哪些是不符合现代文明的糟粕。这方面胡适自己是身体力行的典范。程巢父有一篇文章《胡适从传统文化发掘自由资源》，介绍胡适50年代对中国文化思想史进行梳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自由主义精神的事实。胡适认为传统文化中这样的东西才是需要发扬光大的，而不是法家的“法术势”的一套愚民术。 我始终觉得现在有一种想法殊为可笑，就是因为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就想通过学习传统道德、传统文化来挽救世道人心。有的地方办起“孟母堂”，有的地方办起“国学班”，但是所学的究竟是什么，没有人去关心。所以有的让孩子们读“四书五经”，有的读“三百千千”，有的要孩子们学古代人做“君子”“淑女”，甚至有的还要孩子学习“二十四孝”。其实是办学机构“看中家长口袋里的钱”，和学习传统文化毫不相干。

写到这里，我想到胡适在1921年发表的《论国故学——答毛子水》，针对提倡国故学的人所说的研究国故，“使之……应时势之需”的说法，他说：“‘国故学’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若说是‘应时势之需’，便是古人‘通经而致太平’的梦想了。” 这个梦想，近20年来，海外的新儒家也很起劲地做过。国内也有硕学之士说过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什么“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些说法，很能满足国内外一些人的虚荣心，却与真正的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余英时先生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里说：“科学主义者以独占‘真理’自负而有‘知性的傲慢’，道德主义者则以独得‘道体’自负而有‘良知的傲慢’。” 显然，余英时批评的“良知的傲慢”的人就是新儒家。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中学老师恐怕也是属于这一类人。关键胡适说话有逻辑，思维保持同一性，而我们这位老师却没有逻辑性，看待事物持双重标准。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

看来，胡适的许多话并没有过时，这是幸耶，还是不幸？

胡适：《胡适文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gcAvZkKPlmg6qYgE4cmC1QPa8L0IkX8xJc+Bhvlv0RsX4ETeOYsg27LR2cmw5tG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