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有味似儿时（代序）

今年四月，有一个中学让我去他们学校，给老师们讲讲“整本书的阅读”。按我过去的惯例，有人请我作读书指导之类的讲演，我一定是会拒绝的。因为我觉得读书纯粹是一件个人的事，对我来说就像吃饭喝茶一样，是生活本身的需要。再说得实际点，喜欢读书和喜欢喝咖啡、抽烟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是一种嗜好。甚至，我认为读书和看微信微博没有什么区别。再说，一个人读书有限，有什么资格去作指导呢？1936年暨南大学、复旦大学请林语堂作读书指导，他说现在时兴贪官污吏作廉政报告，不读书的人喜欢训诫别人读书，他反对作读书指导。所以，我最反感两件事：一是将读书搞成一场宣传或运动，看电视台一些名人达官炫耀自己如何如何读书，禁不住要骂粗话。二是让某某专家给大众说法，如现在很时髦的“跟着某某读某某书”。前几年有人写文章说什么“李敖读书，我们读李敖”，我感到这简直是一种“受虐狂”的态度，是自觉地将自己的头脑让别人“跑马”。所以我最反对的是接受训诫和被人训诫。但是，我终于还是去了，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对现在中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那种穿凿附会的“文本细读”十分反感乃至厌恶，我趁机可以批评一番；二是我可以把我小时候开始的读书经历回顾一下。在这里，批评别人当然是不适宜的，但是退休后回顾自己小时候“雪夜闭门读禁书”的经历是很有味的。

我是50年代出生的人，比吴非老师稍晚几年，所以对他说的“比我早十来年或是晚十来年出生的人读书的机遇要比我好一些”深有同感，更赞同他那句话：“阅读，让‘自我启蒙’成为一件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可能比前十几年的人更加开放一些，也许也是事实。我是60年代初读的小学，那时候我住上海近郊，和奶奶在一起。“文革”开始那一年，我读五年级。我从三年级开始已经读一点小说，最早读的是父亲购买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而对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没有什么兴趣，我最喜欢读的是《烈火金钢》《林海雪原》《战鼓催春》《当乌云密布的时候》《苦菜花》《清江壮歌》《山乡巨变》，稍大一点才读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杨沫的《青春之歌》以及高云览的《小城春秋》。那时候附近街道有个图书馆可以借书，借100页的一本书花一分钱，如果是500页则是五分。一般借期为一周，逾期不还则罚一分钱。记得我和我的一位同学把那三个书橱里的大部分书都借过了。当时我们还说：“如果真的读完了怎么办？”现在听起来当然很可笑，那时候却是我真实的想法。“文革”开始以后，那个图书馆也不再开放。我开始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家里有一套《红楼梦》却只看了第一册四十回，读《今古奇观》（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是从“三言二拍”里选出来的），还有就是《三侠五义》《说唐》《说岳》《英烈传》，记得我当时还向同学炫耀自己能够讲出“隋唐十八条好汉”。但是，我很少有机会读外国作品。大约在1967年秋季，我小学毕业了。但是那时“文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所以不知何时才能进中学，我只能留在小学读“七年级”。我叔叔的一个老同学，和我们同姓，他父亲之前是国民党的文职人员，他风闻要被抄家，所以将七八个纸箱藏到我家来。有一次，我偷偷打开纸箱，看到里面都是书，有50年代出版的《译文》、整套十一本的《莎士比亚全集》以及《莱蒙托夫诗选》《海涅诗选》《复活》《白痴》《罪与罚》《欧根·奥涅金》《上尉的女儿》《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我以前从没有接触过外国作家，看不太懂这些作品，但是我坚信这些是“好东西”，它们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世界。我抄了不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以及海涅、莱蒙托夫的诗，其他只读了席勒的《强盗》《阴谋与爱情》和莎士比亚的几个剧本，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都是似懂非懂的。我的兴趣在于纸箱里的一套线装本的《唐诗三百首》和一本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抄写这两本书，自己边读书边抄的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如今我退休了，几次搬家，那几个手抄本却仍然藏在我的书橱里，我觉得它们就像人生的“初恋”一样珍贵。一年多以后，那些书陆续被主人取回了。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形容告别自己心爱的文物与图书时说：“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那时我的心情大概与这差不多，只是那些书本来就是人家的东西。多年以后，我在给初中生讲解袁枚《黄生借书说》时谈到了自己的经历，我自己有无穷感慨，学生却无法理解。其实那一年，我还是控制不住留下了那本《宋词选》，那本书的扉页上还有主人的图章“戈驹藏书”，转眼间这本书陪我快50年了。我有时也想把这本书还给人家，因为我的藏书接近万册了，《全宋诗》《全宋词》也有了，但是再也找不到叔叔的那位老同学了，也许我压根也没想还人家，因为我舍不得。

插队落户以后，尤其是1975年我被抽到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搞“农民业余大学”，我似乎才懂得一点读书的方法。现在的青年不知道，那时候花样很多，所谓“业余大学”其实是让知识青年每周聚在一起读政治、医学、卫生等方面书籍的学习班。告别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有机会读了一些书。那个时代只有一种声音，只有规定的几本书可以光明正大地读。古籍公开出版的只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因为这二老是领袖喜欢的人。外国作品除了苏联文学以外，只有司汤达的《红与黑》允许公开读，因为这本书江青喜欢。但是，人的求知欲是无法阻止的，几个朋友总有办法搞到好书，尤其到了1976年秋天。我记得读过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以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我们几个朋友一起用双线报告纸和复写纸分工抄写，然后相互传阅。记得当时我们还抄写了斯大林女儿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此外，当时我还读过一种专供领导看的“内部资料”白皮书以及“摘译”。记得我读过的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你到底要什么？》《阿登纳回忆录》《鲍尔斯回忆录》，以及陆续出现的苏联“解冻文学”以后的一些作品。到1977年参加高考时，我已经基本醒悟了。我的面前已经有了一个与少年时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大学我读了《动物农庄》《1984》《权力学》和吉拉斯的《新阶级》以及米兰·昆德拉的作品，读研究生期间我又读了波普尔、哈耶克、以赛亚·柏林等人的作品。至此，我完全清醒了。从此，再也没有人可以骗我了，我对世界和人事有了自己的基本判断。那个时代过来的有幸进入大学的人中，有过我这样经历的有很多。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大约也颇普通”。

多少年过去了，初进大学的情景宛如昨日。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人却已经不是那个人了。自己的藏书可谓“俸去书来，落落大满”，可惜常常是“素蟫灰丝，时蒙卷轴”。好在我还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喜欢在自己一辈子营造的书海里作“汗漫游”。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所得，则时复抄录之，顺便写几句感想。我没有什么专业，也就不需要一直读“有用之书”。妻子常常揶揄我：“既不求上进，何必天天做书蠹？”我回答说：“饿过肚子的人，才知道粮食的可贵。陆游说：‘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想想那时候没有书读，现在正好补救。这种快乐在‘声色狗马’之上。”妻子说：“一生能读几本书呀？”妻子倒有阮遥集的通达，我却只有王涯好书之病。

是啊，一生能够读几本书呀？正因为此，怎么可以不选几本好书读读呢？

赵志伟
丁酉年立夏
于复旦十舍蟪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