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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已经在做高中语文教师的学生问我：“究竟应该怎样教作文？现在这方面的书很多，应该挑哪一本看？”因为面对的是学生，也就不怕王婆卖瓜了，我说：“问得好。鄙人也写过一本《观察与作文》，可以看看。但是最好要读张中行的《作文杂谈》。我是向他学的，摭拾了他的一点皮毛。他的书比现在的专家学者的书都管用。因为他才是真正的专家。”
确实如此，80年代末，我在读研时，读到了张中行的《作文杂谈》，很是佩服。90年代末，复旦大学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作文辅导方面的书，题目是《观察与作文》。我对责编说，我不愿意写成技术训练式的辅导读物，而想写成同中学生聊天的读物。他表示尊重我的意见。其实我就想模仿张中行的《作文杂谈》。我对张中行的了解是从读他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开始的，我觉得他写人真是绝了，我读过的同类作品中只有温源宁的《不够知己》可以与之媲美。而温氏写人有时不免流于尖刻，张中行则是秉承温柔敦厚之道，即使偶有揶揄处，也是很善意的带一笔。更重要的是，他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头脑清醒，这点堪比周有光先生，只是不如后者那么直接。后来陆续读了他评论人物的《月旦集》、谈人生经验的《顺生论》以及谈诗说禅的几本书。用今天的话说，我成了他的“粉丝”。我想，一个人怎么能够读那么多书，好像只有周作人才做得到。二十几年过去了，我重读《作文杂谈》，看看自己在书脚写的读后感，真有无限感慨。我的判断是，这本书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中学语文教师最好的作文指导书，可以与叶圣陶、王伯祥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和夏丏尊、刘薰宇的《文章作法》一样成为语文教学的经典。
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呢？依我看，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师或者家长思考。
作文有没有法？可不可以教？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作文要靠自己的“悟性”，老师是教不出来的，有人则认为作文是可以教的。其实还是孟子那句话：“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子·告子章句上》）规矩是可以教的，巧是教不出来的；一般作文的基本方法可以教，作家的创作无法教。《作文杂谈》就是一本讲作文“规矩”和“方法”的书。它是从读书开始讲到作文。全书共四十篇，倒有八篇专门谈阅读，如《多读多写》《读什么》《怎样读》《精与博》《读与思》《眼力的培养》等。
谈作文却从谈读书开始，这不是张中行的首创。元代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及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都主张作文训练的前提是阅读，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也是从谈读书开始的；叶圣陶提出“拿起笔来之前，需要有准备功夫”，其中也包含读书；80年代北京高原、刘朏朏两先生提出的“观察—分析—表达”三级训练体系，“观察”是广义的意思，其中也包括写读书笔记这一环。所以，这是中国的老传统。我认为这是一个“本”的问题。作文无非是用笔表达自己的意思，也是说话的一种，既然是说话的一种，当然先要看看别人怎么说，怎么说更好。近年来关于作文的辅导读物包括辅导班不少，专家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调动中小学生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但是似乎效果特别好的不多。就是因为没有抓住“读”这个本。从信息论观点看，读书是输入，写作是输出，没有输入怎么能输出？道理很简单。50年代盛行苏霍姆林斯基的教学法，据说他提倡让学生接触大自然，观察自然、观察校园、观察森林，出了许多作文题。80年代初，我教一个初中班时，曾经用苏氏办法让学生去观察校园的花草树木，结果几次下来，学生就没有兴趣了。近年来也看到各种“某某名师教作文”的介绍，用各种办法让小孩子对写作文感兴趣，但是好像持久力都不足，恐怕同学生读书太少是有关系的。自己没有必要的词汇，不知道该怎样有条有理地说，观察到再多的风景也没有用。张中行说：
很多有志的年轻人以及不年轻的人，比如教师和学生家长，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希望有谁能传授个秘诀，使学生不费力而言下顿悟。有没有这样的秘诀呢？有，只是不是不费力的秘诀，而是费力的秘诀，说来平常，是“多读多写”。这自然是老生常谈，不过，如果常谈切合实际，即使听来不新奇，我们也只好承认它。这正如说不吃饭活不了一样，听起来简直是废话，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它。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必须多读多写的理由：“多读，熟了，积蓄在两方面增多，既有内容可写，又熟悉如何表达，作文的困难自然没有了。”这是因为多读，一是吸收思想，包括各种知识；二是学习“思路”。但是并不是多读了自然会写，这就需要知道如何读，如何写，教师的作用就在此。接下来，他就“读什么”“怎样读”“精与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本身博览群书，所言非常切实有用。他说：“学语文虽然有路可循，却又是条条道路通北京。可行的办法是记住原则，考虑条件（个人的资质、兴趣、时间以及找读物的难易等），试着前行，不可则改；唯一不可变通的是必须持之以恒，难而不退，如此而已。”（436页）
作文是不是可以从模仿开始？常常有作文专家认为让学生写作从模仿开始是受旧时代八股文一套的影响，认为“我口写我心”，要引导学生从小学会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要从生活里找素材云云。这固然不错。但是，写作对一个学生来说，和打球、弹琴、画画、写字没有什么两样，为什么其他都要从模仿开始，唯独写作不可以呢？旧时代私塾教八股文也是从模仿开始的，唐彪的《读书作文谱》、章学诚的《清漳书院留别条训》等书里也有专门谈模仿的各种指导方法。上世纪30年代，光华大学国学名家、语文教育家，《中国散文史》的作者陈柱在《真知学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作文模拟变化之法》列举过中国传统的这个写作训练方法。从扬雄谈到唐宋元明许多名作家，他认为许多大作家都是从模仿开始写作的。80年代上海钱梦龙老师的写作方法指导也强调“模仿”。张中行在本书里也提倡作文从模仿开始，在《多读多写》里说：“俗传一句玩笑话‘千古文章一大抄’，就读他人文章以学习表达方法说，这句话却有相当的道理。”（419页）在第十九篇《关于照猫描虎》里，他专门谈了仿作的效用和利弊问题。他说，模仿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从广义的模仿看，“我们可以说，任何文章，甚至一言一句，都是仿作，因为很难说古人没有这样写过。用褒义说是‘无一字无来历’，用贬义说是‘千古文章一大抄’”。我曾经对学生说过：“写作文就是在重复别人讲过的话，很少有什么创新，说‘周老师在喝茶’这一句话，别人一定说过；说‘周老师啃一杯茶’才是创新，但是那样的话，别人不懂。”所以，写作其实很少有所谓的“创新”。在本书里，张中行主要谈了“狭义的模仿”。他从扬雄《法言》模仿《论语》、王逸《九思》模仿《楚辞·九章》、李白《拟恨赋》模仿江淹《恨赋》，一直谈到鲁迅《我的失恋》仿张衡的《四愁诗》等；尤其学写古诗中的格律诗更是要从模仿开始。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例如朱自清在1927年前后向黄节学写古诗、向老友俞平伯学填词就有许多模拟之作，后来收入他的《敝帚集》。再放宽一点，鲁迅的《狂人日记》、曹禺的《雷雨》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我们看过《俄罗斯文学史》的都知道果戈里、奥斯特洛夫斯基有同名的作品，很难说，这里没有模仿的因子。张中行的意见是：
我的看法，适度地用，有好处；如果超过限度，把它看作唯一的灵丹妙药，那就会欲速则不达……
仿作的办法，其价值有正反两面：初学，有利于速成；但过于依赖它，就会阻碍向高处远处发展。稳妥的利用办法是取其所长而舍其所短，具体说可以这样：（1）就时间说，早期多用（不是专用）一些，随着程度的提高，逐渐减少。（2）就范围说，即使是早期，也可以兼仿学生以外的作品，举例说。读了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作为样本，模仿写两篇回忆也未尝不好。（3）时时记住，仿作是儿童的学步车，扶着它走，目的是终于有一天，能够离开它蹦蹦跳跳。作文的蹦蹦跳跳是广取众长，融会成自己的所见所知和表达格调。（472页）
强调从模仿入手，又不过度依赖模仿，这是张中行本书中的重要观点。
我觉得本书最有价值的是张中行关于写作的具体指导。这里没有大而空的理论说教，都是一些切实有效的经验之谈。从第二十一到三十二篇，是从正面谈如何写作如何修改文章的。例如：《言之有物》从记实、说理、抒情三方面指导怎样才能做到内容丰富；《关于一己之见》则教你如何有条有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题与文》教你如何列一个引人入胜的题目，同一个题目如何写成不同的文章，如何写出新意，怎样做到“大题小做”“小题大做”；《条理与提纲》教你怎样才能理清思路、编写提纲，怎样写“纲领式”提纲和“细目式”提纲；《开头结尾及其间》，是教你怎么用开头来吸引读者，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虎头蛇尾”和“画蛇添足”；等等。这节文字都有具体的例子，有的是古代的名篇，有的是近现代的名篇，或小说、或散文、或诗词。其他几节如《藕断丝连》《顺口和悦耳》以及几种文病的修改，都是讲文章的修辞。先求其通，次求其美，完全按照作文应该遵循的次序来安排写作。在上世纪40年代初，郭绍虞先生为辅仁大学中文系编写《学文示例》也是采用这个办法，就是以名家之作做试金石来检验自己的文章。张中行在讲解过程中经常能够做到“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用名家名篇或段落做例子，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可以参照的样本，让学生有可以模仿的对象。这比空洞的指导有用得多。
我曾经对照分析过叶圣陶、启功、吕叔湘等关于语文课究竟应该怎么上的看法，他们几位差不多持同一个观点——反对教师过度活动，主张让学生自己多活动，所谓“教是为了不复需教”。近年来有人对叶圣陶的语文教学思想不以为然，认为过时了。但是据我看，凡是符合规律的东西是不会过时的。现在语文教学花样百出，效果仍然不好，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张中行《作文杂谈》里关于课堂教学、关于写作过程中的师生关系之观点，基本是与叶圣陶等人一致的。在《师生之间》一篇里，张先生谈到语文的特点时，引了王力先生的话“语文可以无师自通”。确实如此，语文水平的提高恐怕主要是学生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做到的。1920年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中说：“据我们的研究观察所得，可以断定有许多文字明白通畅的人，都不是在讲堂上听教师讲几篇唐宋八家的残篇古文而得的成绩；实在是他们平时或课堂上偷看小说而来的结果。”所以，语文课有时候听或不听关系未如数理化那么大。张中行说：“教师想要教会、教好，就必须适应这个特殊的性质。怎样适应？可一言以蔽之，要以学生活动或说主动为主，教师的教导为辅。”对我们几十年来流行的一套，张先生是非常熟悉的：
有的教法（自然完全出于教师的责任心和积极性）是正好反过来，以教师为主，学生为从，无论课上课下，学生都随着教师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团团转。比如教一篇课文，讲前要布置作业，解释生词，体会文意，等等。上课了，问词意，问文意，篇章结构，写法特点，甚至某些语句的语法结构，等等。再其后，比如讲完了，还要布置作业，由发挥教育意义之深刻起，直到把某几个句子（多是长句）画为图解止，等等。我同情这些累得要死的孩子。但是更同情那些使孩子累得要死的教师。因为他们不只要在堂上分析，还要在堂下写教案或变相教案。——有个时期，教案甚至被抬举到同于演出的剧本，你上台演《游园惊梦》，就一定得唱“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个字不能错。如果说孩子是累得要死，教师就可以说是几乎死去了。我常常想，什么事都要问问效果，这种学生和教师都累得要死的办法，有什么效果呢？我看最值得重视的效果是学生没有时间读，没有时间写，因而没有熟的机会，并永远不能培养成为熟和通之基础的读写兴趣。（565页）
除了文中说到的“有个时期”要改成“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以外，张先生所描述的境况现在非常普遍，甚至更严重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学校除了常规的教学以外，还有一个游离于学校的“教研员制度”，还有各种“名师巡回演出”，还有各种各样的“公开课”“观摩课”比赛，教师成了演员，背后要听导演的，学生就只能成为“群众演员”。我就看到一个名校，他们的一批年轻语文教师，一年到头都在忙着准备“公开课”，想方设法去评奖，功夫全花在这上面了。我曾经用陆九渊引的两句诗——“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损伤”来告诫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回答是：“老师，你落伍了。”在这样的体制下，学生和教师不累是不可能的，要想写好作文，只能寄希望于背范文了。
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让我们的语文教师读读这本《作文杂谈》真的很有意义。别的不说，只要看看书前刘国正先生写的序，即可知道本书的价值，因为刘先生可是语文界的内行，我读过他的不少文章，像这样的高评价还是比较少见的。他说：“他学识渊博，融贯经史百家之言，历览古今中外之书。……虽然年逾古稀，身子骨还挺硬朗，干起事来像个小伙子。啖蔗后甜，以此形容他的老境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曾经表示：自己学语文，教语文，编语文，研究语文，运用语文，同语文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道，体验到其中一点甘苦，很想把一己的体验写出来，对教者和学者也许都会有点益处。”刘老把这本书比作“一桌丰盛的筵席，读者是搛一箸红煨熊掌，还是舀一匙竹荪双脆汤，要随心所欲才好，如果有人从旁不厌其烦地指指点点，说该怎么吃怎么吃，是一定会惹得与筵者皱眉的”。
张中行：《张中行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