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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界常常有新名词发明，前一阵子流行“文本细读”，近来有什么“整本书的阅读”，又是一种试图解决语文教育难题的“万灵药”。而且比较搞笑的是，讲这两者阅读的往往是同一批专家。其实这个东西，早在20世纪40年代西方的永恒主义教育流派就提倡过，美国的阿德勒还写过一本《怎样读一本书》（阿德勒，一译艾德勒；“怎样读”，一译“如何阅读”）。上海有个高中让我去给他们语文教师谈谈“关于整本书的阅读”。我答应了，但是对他们说：“你们要我讲整本书的阅读，就要放弃‘文本细读’。”这当然是一句戏言，但却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想如果按照“文本细读”那样解读一本书，一年也读不了一本书。你既要弄清楚每句话的含义，还要了解作者的真实想法，于是便一字一句死抠文本，尽力想读出微言大义，活生生把《孟子》当《论语》读，把《故事大王》当“奥义书”研究。正像阿德勒所批评的：学校里是要学生读莎士比亚的，但是教学的结果是学生永远对莎士比亚拒绝，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曾经多次受到糟蹋，因为许多代的高中生大都被迫一幕一幕地读完《凯撒大帝》《哈姆雷特》或《麦克白》等剧本，被迫查出所有的生字，被迫研究所有的学术注脚。结果是，他们从未真正地读完这些剧本”
。我看我们从小学到高中，这样的阅读已经流行多年了，而且比这个还要糟糕。为什么？他们查生字，读注解，多多少少还是个“东西”，而我们课题里研究的往往是一些名家的个人解读，或者是某本参考书的“标准答案”，是不是“东西”还不知道。但是学生的阅读习惯被搞坏了，学生的兴趣丧失了。
于是我想到了陆九渊的读书方法，他提倡“易简功夫，可久可大”，反对学习过程中的“强探力索”。他引用过当时一位学者的诗：
学者读书先于易晓处沉涵熟复，切己致思，则他难晓者焕然冰释矣。若先看难晓处，终不能达。举一学者诗云：“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莫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损伤。寄语同游二三子，莫将言语坏天常。”（227页）
近年来，我常看到也有人引这首诗，作者变成了陆九渊，其实是陆氏引当时某位学者的诗，究竟是吕祖谦还是谁的，我曾经查考过几次，尚没有结果，但这首诗肯定不是陆九渊本人所写。我非常喜欢这首诗，也赞成他讲的读书方法。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谈自己学习国文的经验是“读小说”，从古代白话小说开始，直到文言小说《阅微草堂笔记》《聊斋》，等到这两部小说读完，文言文也就懂了。他说：“我学国文，能够看书及略写文字，都是从小说得来，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是普通。”
这就是“未晓莫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我想我自己小时候会写作文也是因为喜欢读小说的原因，从短篇开始渐渐读中篇长篇。陆九渊引的诗里最后一联说：“寄语同游两三子，莫将言语坏天常。”什么叫“天常”？我觉得应该指符合常理的规律，而不是不合常理的那些学习方法。这里大概是有所指的，也许是指朱熹，因为朱熹主张读书“勇猛奋发”，读书要扎扎实实，如攻城拔寨。陆九渊则说：
事无大小，道无浅深，皆不可强探力索。人患无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无志者，往往皆强探力索之病也。若无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积之，苟不已，无不至，但患不行耳。（229页）
什么叫“强探力索”？就是一个人的能力不够时急躁冒进，有时欲速不达。他有一个学生叫曹建，就是因为强探力索，用力太过，生毛病了，被他批评。他认为日常读书辩论不应作过度琐碎的分析，否则就会劳神疲精。
日享事实之乐，而无暇辨析于言语之间，则后日之明，自足以识言语之病。急于辨析，是学者大病。虽若详明，不知其累我多矣。（224页）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给学生讲了朱熹教学生的一个故事：朱熹有个学生胡季随，“晦翁使读《孟子》，他日，问季随如何解‘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一句，季随以所见解，晦翁以为非，且谓季随读书卤莽不思。后季随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乃言之曰：‘然，读如雍之言然之然，对上同听，同美，同嗜说’。先生因笑曰：‘只是如此，何不早说与他’”（236页）。每次读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件亲身经历的事：90年代，有一次听上海一位著名特级教师的语文课，在课快结束时，他在黑板上写了“活而不泥”，然后在“泥”下加了点，让学生辨析这个泥字，有学生说“名作动用法”，老师摇头；有学生说“是成语，固定词组”，老师摇头；有学生说“动词活用为形容词”，老师摇头。后来老师宣布的答案是“这是一个多音字，读nì，第四声。大家要注意。老师的问题究竟针对什么？想清楚了才可以回答”。听课的老师们都笑起来了。我在心里嘀咕：“你设置了一个陷阱，让学生钻。这个答案就好像你编了密码让别人破解，别人怎么能够做到？”当时像这样问答式的课堂观摩还比较少见，现在成为一道风景线。尤其在提倡文本解读、文本细读以后，似乎不把学生搞出病来，不足以显示水平。所以，近年来，我不太愿意去中学听课，尤其是名师之课。因为我脑袋里常常会冒出那一联：“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损伤。”教师和学生在阅读写作两方面都要有一点“自家主宰”的勇气，少一点“逐外精神”，否则头脑糊涂不说，精神也要损伤，乃至完全失去语文教学和学习的兴趣。还有一点，对于名人的话不能照单全收，因为每个人的读书经验不同，看法自然有异。例如曾国藩强调朱熹那一套，读书不可以未读完一本就读新的，一定要硬啃。还有夏承焘先生主张“心头的书要多，案头的书要少”。我觉得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对的，但是对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读书人来说，要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所谓“应用之妙，惟存乎一心”。我相信钱钟书当年在清华读那么多书，一定不会采用曾国藩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