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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洪业（1893—1980）这个名字，现在学历史或文学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大多不甚了了，更不必说一般的大学生了。其实我知道洪业也很晚，那是90年代初，我读中华书局《学林漫录》第8期王钟翰的一篇文章《洪煨莲先生与引得编纂处》。那篇文章介绍了洪业的业绩，使我知道了“引得”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了这位三四十年代和顾颉刚、傅斯年齐名的历史学家。后来读美籍华人陈毓贤的《洪业传》，使我对洪业这位堪称伟大的学者有了更深的敬意。陈氏是一位美籍华人作家，写过胡适等人的传记，她与洪业一家交往很深，为写《洪业传》，近距离观察洪业，访问300多个小时，所以该书被白先勇称为是一部“翔实的信史”。我读了以后，感到确实是一部好书。现拈出几点说说。
洪业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他的谱名叫正继，字鹿岑，煨莲是他后来起的英文学名William的音译。如果要追溯的话，他的祖上是宋代那位写《容斋随笔》的洪迈，只不过到洪业曾祖父一代，家道早已中落。还好洪业的父亲洪曦，通过努力考上举人，成了山东的一个地方知县。可以想见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从小就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熟读四书，准备应举。
洪业8岁随父亲到山东，后来以第一名考入山东师大附中，父亲给他的训词是“持身如玉，执志如金”。但是，他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为什么他会成为基督教徒？这个问题实际很有意思。母亲提议他去拜见父亲的朋友高梦旦——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高建议洪业回福州，去美国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院读书，将来做个外交家，他听从了这个建议。读书期间，他虽然成绩很好，但是却和一些教师（同时又是教士）发生了冲突。起因是他说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相抵触，而儒家远比基督教高明。儒家讲孝道，儿女不得对父母无理。耶稣则是一个不孝的人，因为他居然对自己的母亲说：“妇人，你怎么来打搅我？”学校的一些老师辩不过他，有的传教士提议开除洪业。但是校长太太高迪夫人不同意。她说：“怎么可以因为宗教的原因开除一名学业优良的学生？”不久洪业的父亲去世了，这对他是莫大的打击。高迪夫人来安慰他，在谈到上天堂和下地狱时，高迪夫人说到了《圣经》。她说：“你对《圣经》很熟，而反对它很多地方。可是这不是读《圣经》的办法，读任何书都不能用这种办法。书是古人经验的结晶，好的坏的都有；就像有人摆了一桌筵席给你吃，你应该拣爱吃的吃，不好消化的不吃。……《圣经》古来言语就换了几次，所以看《圣经》要拣好的记着，其余的不要。里面有错误、前后矛盾的地方是难免的。但是有些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地方，往往以后发现并不矛盾。但你专心去记那些，等于白费脑筋。”这些话打动了洪业。加上校长高迪先生和夫人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学校的老师大多是一些善良的有文化的人，他们感动了洪业和洪业一家。后来，洪业去教堂接受洗礼，几个月后，他母亲也受洗，之后全家都受洗了。
这个故事使我想了很多。说教有没有用，关键在于你说的话合不合人情，你是不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还有教育别人的人自己的行为操守也很重要。言行不一的人，讲话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当官的做教师的无一例外。孔子说得好：“身教重于言教”，“听其言而观其行”。还有，从高迪夫人教洪业怎么读《圣经》使我想到怎么读书的问题。现在我们教学生往往喜欢让学生“质疑”，对一些课文挑毛病，以为这是在教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殊不知这是一种不好的读书习惯。据说台湾徐复观先生年轻时，因为读书老是挑古人的错，被老师熊十力痛斥，后来徐复观把读书老是挑古人错的经历说成是“走过的一段弯路”。可叹的是，在我们现在的中小学里这种读书法还很时髦，而且还有种种名目。
洪业1917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卫斯良大学，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919年完成历史硕士课程。1920年毕业于联合神学院，开始攻读历史博士学位，但是没有完成。1922年从美国回国，参与创建燕京大学，并历任燕大历史系教授、主任、文理科科长（教务长）、图书馆馆长等职。1946年赴美，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他与陈寅恪、钱穆、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同为一代大家。他治学谨严，学生中著名的有周一良、聂崇岐、翁独健、王钟翰、邓嗣禹等名家。他在学术界被公认为重视治学方法和工具书的编纂。他自创“中国字庋撷法”，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工作20余年，编纂出版经史子集各种引得64种81册，并著有《我怎样写杜甫》《洪业论学集》《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等中英文著作70余种，以及学术名篇《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礼记引得序》等。
在这些业绩中最让后人受益的是编纂“引得”这件事。现在的学生要搜索什么材料很容易，但是过去我们要查一二句名句很难。“引得”，就是英文index的音译，还有叫“堪靠灯”（英文concordance的音译）的。两种东西其实都是指索引。这两个词译得非常好，可以说兼顾了音和义。编纂引得是洪业一生所做的大事之一。做成这件事有三个原因。一是洪业发明了“中国字庋撷法”。汉字检索一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过去有部首检字、拼音检字，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而洪业发明的“中国字庋撷法”是一种新的检字法。因为洪业小时候读《尔雅》记不住，所以他觉得要编一种工具书将中国的一些古籍编出索引来，以便中外学人均能利用。二是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的经费是用电解法提炼铝的发明者美国人霍尔捐赠的财产，而且霍尔遗嘱指定将其作为中国文化研究基金之用。这是因为这位学生在大学读书期间因为考试不及格被西方人瞧不起，但他得到了同班中国同学的同情和鼓励，所以他对中国文化产生好感，立志捐赠。1930年春，洪业提出要用他设计的“中国字庋撷法”编纂中国古籍引得，当即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赞同，并给予若干款项的资助。这一年秋天，编纂处就成立了。三是洪业的远大眼光和他的一批学生的努力工作。“在先生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工作的二十多年期间，先后编纂出版了经、史、子、集各种引得多达六十四种八十一册。”
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要研究任何一个方面都要读许多典籍，面对这些典籍，人们常常不知所措。所以中国历来强调读书要懂版本目录学，也历来喜欢编辑各种各样的工具书，从唐宋时期的类书到清代各种各样的辞典，有查典章制度的、有查诗词名句的等，但是查找还是不方便。例如清康熙年间的《佩文韵府》可以查诗文名句，但是，一则该书词语以韵脚排列，检索不便；二则没有标明出处，即使查到，也无法引用。所以像“引得”这样的工具书，完全按现代学术规范要求，使人按图索骥非常方便。这种工作不是什么“名山事业”，而是为人作嫁的事，聪明人大多不愿意做，其实这是功德无量的伟业。正如《洪业传》的作者所说的：“他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的一系列参考书，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这个系列把中国最主要的经书史籍有系统地重新校刊，用现代眼光加以评估，并编以引得（索引）。如果我们说这些引得在中国研究古籍的学术上创立了新纪元，可能也不算夸大其词。因为有了这些引得，讨论中国人物、典章、制度，不能再含含糊糊，必须指明其出处。有了这些相互参照的工具，无数历史上的字义、日期、地点都得以澄清，扫除了多少千百年来的腐迂垢秽，提高了‘历史真理’的标准。”（191页）我想这不是溢美之词。
洪业在谈到1919年为自己未来定下的人生目标时说：“我当时对我自己定下了几个原则，归纳起来可以说是三有与三不。”所谓“三不”是不做政府官员，不做牧师，不做校长；所谓“三有”，“第一是有为，第二是有守，第三是有趣”。所谓“有守”，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是不容易的。虽然我们经常引用孟子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其实千百年来能够做到的文人其实并不多。洪业在1924年担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教务长），他定下规矩：如果学生成绩平均不到乙等的话，就得退学，第一年，400个学生中有93人被迫退学。校长司徒雷登有个喜欢的学生叫傅泾波，对洪业也非常尊敬，但是他二年级时荒废了学业，司徒雷登为他求情，他说：“好，我这次例外相容，他可得知道好歹，赶快把成绩搞好，明年要是又不够格的话，我开除他你就没有话说了。”司徒答应了，结果第二年傅仍然没有合格，就被洪业开除了。这令我想到启功先生的一件轶事：上世纪30年代，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介绍启功到辅仁附中教国文，但是一年以后，启功被分管大学教育学院的张院长给解聘了，因为其学历不够。这种敢于对校长说“不”的事，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的原则。如果说这件事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的话，40年代，面对日本人的审讯，洪业的表现真是让人非常钦佩。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人占领了燕京大学，把一些教授作为“抗日分子”抓了起来，其中包括洪业、邓之诚、张东荪、赵紫宸等。有一次审讯时，一个日本军官问洪业是不是“抗日分子”，他回答说是的。再问他为什么抗日，洪业说给他20分钟来解释。日本军官允许他讲，然后他从世界历史讲到满洲国，讲到日本侵略朝鲜侵略中国，说得旁边的一个韩国军人热泪盈眶。中午休息时，这位韩国人送洪业回牢房，他偷偷地对洪业说：“你讲得好，希望鼓足勇气再讲下去，我看太君也受感动了。”下午再审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那个韩国人说：“对太君鞠躬。”洪业说：“我对武力鞠躬。”没想到那个日本军官对洪业凝视了一会儿，便把军帽脱下，用流畅的中国话说：“我向一个不怕死、敢说实话的人鞠躬。”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现在的人看起来很有点幽默的味道，而在当时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
洪业一生中写过很多专题论著和论文，其中，他用英文写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占有重要地位。翁独健、王钟翰称“士林推为权威之作”。洪业编纂过《杜诗引得》，当然熟读杜诗，对杜甫的一生很熟悉。他把几年来关于杜甫的讲演以及教学的材料整理成书，写成《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并在1952年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为什么要写杜甫？当然最主要的是他酷爱杜诗，视杜甫为“诗圣”。1962年他发表《我怎样写杜甫》，在文章里说：“所谓诗圣，应指一个至人有至文以发表至情。”唯其如此，“以后遇到中外任何人对杜甫的为人为政有所诟病时，他便忿忿不平。素来评论事极中肯的他，在这一点上似乎有失学者应有的客观态度”（269页）。杜甫的伟大是历史公认的，但杜甫不是完人。为什么洪业要这样维护杜甫呢？陈毓贤说：“我们对洪业自己的生平有点认识以后，也许可以做个大胆的推测：洪业可能潜意识中把杜甫与他父亲比照‘认同’了。”（191页）洪业的父亲洪曦遭遇幼年失怙、试场失意，后来得了补官资格。做官时战战兢兢任劳任怨，无官时颠沛流离贫病交加。他的人生观、对人对物的态度和杜甫很像。在那篇《我怎样写杜甫》的长文里，洪业还分析了杜甫对待两个儿子的态度，联想到他父亲对自己和弟弟的态度。读了洪业的夫子自道，我觉得传记作者的推测是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1979年他应邀在哈佛讲演时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说杜甫拒绝做河西尉，不愿意去穷乡僻壤是大错特错了。因为郭抄捷径用了《地理辞典》，而事实上看《旧唐书·地理志》等书就可知道在杜甫的时代，河西县离京兆之奉先五十公里而已。他还写了一首《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有感》：少陵不作河西尉，总为凄凉恶榜笞。何把近畿移远地，遽挥刀笔肆诛夷。半生卓立辟雍外，一语难将驷马追。奉告先生诗有教，温柔敦厚莫更疑。据洪业想，河西尉等于警察头目，主要职责是用杖打犯人，所以杜甫宁可饿肚子也不愿干。郭沫若缺少温柔敦厚的态度。《李白与杜甫》是我在“文革”期间读过的两本研究古人的书之一，还有一本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这些“天宝轶事”了。洪业写杜甫，令我想到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我想像他们这样一流的历史学家为什么要去写人物传记，如果说洪业写杜甫还好理解的话，陈寅恪写柳如是就使很多人不理解。其实，他们写历史人物都寄托了一种历史兴亡感，切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如果不是以“了解的同情”，我们只能作些皮相的猜测。
《洪业传》中有一段话使我很感动：“中国也许再也不会出现一群这么有自信、有抱负、充满爱国热忱的青年。一九一〇年代在美国为数两千左右的中国留学生，个个都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祖国的政治社会制度濒临瓦解，当时军阀横行，但在他们的眼中这都是暂时的障碍，他们坚信将来的中国将向西方的科学、民主看齐，而当时绝大多数的西方人也深信科学民主可解决人类一切难题。”（81页）
由洪业想到胡适没有获得博士文凭就到北大任教，再想到那一代更多的学人的风骨、造诣、爱国的热忱，现在看看现实中的士林，真是令人欷歔不已。
陈毓贤：《洪业传》，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