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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在江苏一所新建学校担任校长，学校举行建校史上第一个开学典礼，自然备受关注。我们决定采取学生全员参与、以班为单位上台展示的方式。刚刚开学，老师们既要熟悉学生，又要加紧排练，压力很大。彩排后，一个一年级班主任向我请示，说她班里一个叫“小黄”的学生，有多动症，恐怕会把开学典礼“搞砸”，能否破例不让小黄参加展示，留在台下和父母一起观看演出？
这个“小黄”是个“名人”，几乎学校所有人都认识他。开学几天来，他根本无法在教室里坐下来，总是满院子乱跑。“彩排”那天的情景我也注意到了，班里其他同学在表演，而他，台上台下跑来跑去，不断拉扯舞台上的幕布。按道理，班主任提出的要求似乎“并不过分”。
看着班主任渴望的眼神，我没有直接回应她的请求，却问了她一个问题：假如小黄不参加这次活动，等到六年后，你们班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在班级的历史回顾片中，第一次开学典礼的珍贵镜头，将缺少一个人的身影，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故事的结局皆大欢喜。“小黄”终于登上了舞台，而且，他出乎意料地没有在现场“丢人现眼”，顺利地完成了表演。据说她的妈妈在事后对班主任感激不尽，因为将近三年的幼儿园生活，她的儿子一直被当作“另类”。这次开学典礼，是他第一次没有被老师“另眼相待”。
若干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开学典礼之痛》，开头写道：
又是一个新的学年，开学典礼是必不可少的：全校学生坐得整整齐齐，静静聆听从领导到嘉宾、从校长到老师、从家长到个别优秀学生冗长的讲话和发言，可能也会安排颁奖，或学生献词、表决心之类，然而，更多的学生只是沉默的“旁观者”或是麻木的“呼应者”。因此，学生要么会场上哈欠连天、窃窃私语，要么频繁去厕所，也就不稀奇了！
我之所以说这是开学典礼之痛，是因为我强烈地意识到：开学典礼应该属于学生。在这种老套、乏味、麻木的活动模式中，学生完全成了“摆设”，成了“背景”，无法成为“主角”，怎么会真正把这样的时刻铭记终生？
我一直在尝试改变。譬如让学生主持典礼仪式，走进学生队伍，让同学们发表心声。校长不是坐在高高的台上，与学生隔着“千山万壑”，而是在学生群体中表达和述说。这样的形式，虽然称不上绝对“新鲜”，但至少打破了固有的很多东西，学生成为了开学典礼的参与者、体验者和互动者，彰显出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真谛，为学生所喜闻乐见。
这样的开学典礼，因为凸显了“人”的存在，而让学生的校园生活五彩缤纷起来。
这里折射出一个问题：办学过程中，我们是以“学校发展”为重，还是以“学生成长”为重？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学校发展”与“学生成长”是并行的，朝着同一个方向。但不可否认，在学校发展的特殊阶段或特殊背景下，经常会遇到二者不同步，甚至不同向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学校发展”为重，还是“学生成长”为重，就考验着一个教育者的价值判断。
二十多年前，我所在的学校接受上级部门的农村义务教育“双基”验收，当时入学率、毕业率、设备、图书的数量等各项指标均不合格。这是一场几乎全部造假的迎检。如果说这是我们的“特色”，不得不理解的话，接下来学校要求学生背诵“明白纸”上的虚假数字、糊弄检查团，就让我无法接受了。于是，经过校长“恩准”，我被特许带领自己班级的学生去野外搞写作实践，巧妙地“逃离”了检查现场。
难道校长不知道这与学校提倡的“诚信”品质背道而驰？我想他心知肚明，他不过是在“学生成长”与“学校发展”出现冲突的时候，无奈地选择了后者而已。
学校管理通常有两种模式：为了学生或为了学校。一般情况下，学校有清晰的制度，根据学生的错误给予相应惩罚，以达到维持良好纪律和秩序的目的，这是为了学校，其弊端在于压抑学生的是非观念，鼓励学生绝对服从，进而牺牲了学生的社会意识、社会责任感和自主意识，不少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寻找制度的漏洞，因此并不可取。更有长远意义的做法是“由学生选择”，即学生犯错后，教师提供惩戒方案供学生选择，或学生自主提出自我惩戒方案，并承担选择的后果，以此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自觉意识。这才是真正为了学生。
这两种模式反映出截然不同的管理思维：前者我称为“控制型”管理，其出发点是基于控制、驯服，单方制定好标准，强制执行，强化的是对学生的“洗脑”，简单要求学生遵规守纪，不越雷池半步，在意的是“风平浪静”的美好局面，培养的是俯首帖耳的“顺民”；而后者姑且称为“教育型”管理，其出发点是唤醒学生自我管理的意识，强调对有思想、有担当的人的培养，体现出对民主、自由、平等等现代社会普世价值的引导，它不仅引导学生思考怎么做，更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这么做”，把学生作为解决问题的核心要素，因此这种管理思维是真正为了学生的成长着想。
遗憾的是，在中国大部分学校中，备受推崇的仍是前一种管理模式，只顾“学校发展”而不顾“学生成长”的现象比比皆是。学校竭尽全力培养“高分低能”的“标准件”，不少学生分数上去了，知识量增加了，但学习兴趣没了，天赋和灵性被磨灭了；体育课不上了，“课间使用权”被取消了，近视率大幅提升，学生成了弱不禁风的豆芽菜；管理僵化、生硬，以控制为出发点，充斥着“要、应该、必须、服从、严格遵守、不得、不准、严禁、不允许”等词汇，学校“秩序井然”了，但学生顺从听话的背后，是对教师和学校无尽的不满和怨恨；看似热闹非凡的课堂教学，沦为机械训练的场所，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学生在“做人”方面出现严重缺失，往往唯我独尊，待人冷漠，缺乏诚信，漠视生命，暴力事件频发……
这些不堪的现象在学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存在着。真的有人在乎吗？有的校长毫不隐讳地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学校声名鹊起，那就OK了，学生未来发展究竟怎么样，我管得了吗？
这种并非真正为学生着想、极端功利主义的思维，普遍性地存在于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学校管理者的头脑中。
这样的格局和心胸，如何做到“目中有人”？“学生成长”优于“学校发展”只能沦为妄想。这样的学校，面目可憎，很难受到学生欢迎。
基础教育的“基础”指什么？我曾经在学校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将近一百名教师参加了答卷，答案基本统一，大多数人认为，基础教育中的“基础”，指的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为什么大家的认识如此高度一致？对大部分教师而言，并未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相反，五花八门的“双基训练”的练习册，则再熟悉不过了。所以提到“基础”，大家误解为“双基”也就不新鲜了。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偏重“双基”阶段，即偏重掌握基础知识与形成基本技能。这个阶段从1949年至1979年，为期约30年。第二阶段为强调智力阶段，即强调发展智力与培养能力。这个阶段从1979年至1982年，为期仅4年。第三阶段为重视非智力因素阶段，并把非智力因素与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结合起来。这个阶段从1983年至1989年，为期约7年。第四阶段为加强素质教育阶段，即从根本上克服传统教育的弊端，逐步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这个阶段大约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现在正处于全面转轨的攻坚阶段。
原来所谓的“双基”已经是四十年前的提法了，可我们很多老师的头脑中，还误以为基础教育就是要把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和训练作为重点，可见这种观念多么根深蒂固。说起来，这样的认识恰好与应试教育一拍即合，所以才有如此众多的拥趸。
这些年，有一句让无数家长焦虑不堪的话，那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学习之余，学生比在学校还忙，赶场似的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家长的焦虑通常源于一种假设：未来的竞争是以智商为代表的认知技能的竞争。既然有这样一个逻辑在，那么家长急于要做的，就是帮孩子学习知识、增添技能、获得学历、考取证书……他们认为，这都是在给孩子在这条线性的跑道上增加成功的筹码。但我们想一想，一个人的发展是线性的吗？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人的成长、成功受着太多因素的影响，绝非无限制地堆砌知识和技能那么简单。
正向心理学提出了孩子未来成功的“七大秘密武器”：坚毅、激情、自制力、乐观态度、感恩精神、社交智力、好奇心。智商却被排除在外。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学校教育到底该给学生什么样的营养，才是为学生的未来真正打好基础？
按照美国权威机构预测，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世界上现有的职业将有70%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未来已来，如果我们还狭隘地把学校教育理解为，只需牢牢抓住“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提升就万事大吉，我们的学生凭什么去面对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所谓“双基”，充其量是学生的“学习基础”而已，但一个人走向社会、融入社会，仅凭“学习基础”是万万不能的，他更需要的是在走向社会前打牢自己的“发展基础”。而身心健康、人格健全、学习能力、探究意识、对美的感知能力等等，这些才是一个人长远发展的真正基础。
因此，对“基础”的定位是否准确，决定着我们做的教育是真教育还是假教育，也决定着一所学校是否“目中有人”。
应试教育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当然，这与看起来仍是中国现阶段最好的人才选拔模式——高考有关。在这个社会阶层日渐固化的时代，高考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试图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无数父母把整个家族社会地位提升的希望都压在下一代人的身上，这才有了狂热的应试教育大潮的产生。这就是应试教育在中国能够生存下来的最大的“市场”和强大的动力。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这对中国的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近三十年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在借鉴国外的经验。遗憾的是，这些先进的教育理念，遇到应试教育这根“软钉子”，顷刻之间就会失去力量。应试教育之强大可见一斑。这一方面缘于应试教育所造就的巨大市场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的管理思维导致的必然结果。你想，一个行政官员评价一所中学，只要看它考取了几个“北大清华”，就可以判定这所学校是不是好学校。这个办法多么简单轻松！学校内部管理也是一样，只要根据教师所带班级的学生成绩，就可以断定这位老师的优劣，据此评定职称、发放绩效，简单易行，何乐而不为？
但我认为，看起来“好处”这么多的应试教育，实际上正把中国的教育逼上一条越来越偏狭的“不归之路”。应试教育的危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不身处其境的人，绝对想不到其对人性的摧残。它虽说是一种“传统”，可是这一“传统”真的那么好吗？它真的那么适合我国教育的发展吗？它真的适合儿童的身心发展吗？每每问起这样的问题，都会倍觉沉重。
应试教育让学生把全部精力倾注于升学考试，把取得高学历视为学生接受教育的最高目标，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优劣、教师优劣、学校优劣的第一标准。因此，它绑架了学生，挟持了老师，误导了家庭、学校和社会，层层加压，学生、家长、教师三位一体，齐心协力为考分拼命。在这样一个局面下，活生生的“人”不见了，学生只是被用来灌输知识的机器，他们的喜怒哀乐不重要，他们的兴趣爱好不重要，甚至他们的身心健康也变得不重要，每个人都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很多学生的头顶上，都被贴上了“淘汰品”的标志。
山东省教育厅原巡视员、北师大教授张志勇先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这种围绕着单纯的应试教育而进行的知识教育到底排斥了什么？（1）这种知识教育从本质上是不重视人的德性成长的教育，因为这种教育是脱离生活、脱离社会的教育，而人的德性成长从根本上是无法脱离生活与社会的。（2）这种知识教育是忽视体育和美育的教育，因为从教育者对教育科学的认知而言，他们不认为人的身体素养与审美素养、与知识教育具有内在的联系，加上这种教育本身与考试无关，或者说，无法在考试中得到价值体现。（3）这种知识教育从本质上是排斥对人的创新教育与实践能力教育的，因为人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养成，从形成机理上讲，是离不开实践与探索的，而围绕应试教育进行的知识教育本身是脱离甚至排斥实践与探索的。正因为如此，这种知识教育本身是无法真正承载起改变人的命运的神圣使命的，因为这种知识没有真正的力量。
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应试教育的问题所在。过去说，“知识改变命运”，但应试教育形态下对知识狭隘的理解，让这句非常励志的口号，成为钳制人们的教育思维、毒化中小学生教育的一株美丽的“罂粟花”。有长远目光的教育者，要有意识防止把知识等同于书本知识，把知识的来源“窄化”为教材、教辅、作业的趋向，要从为学生的一生服务的高度来思考学校的工作。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什么是素质？当人们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都忘掉的时候，剩下的就是素质。套用一下他的观点：当人们把考试和升学率都忘掉之后，剩下的才是真正的教育。
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尝试着去改变目前极端扭曲的教育局面，让学校回归平静，让教育回归本原，才有可能让学生回到教育的中央，沐浴着人性的光辉，享受着人道的尊严，获得人的德性、智性、体能和美的启蒙与培育，让人的内在力量得到充分发展，独特性得到启迪和施展。
这样，人才会成为教育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