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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暑假，我给河北某市校长培训提高班讲课。六十余名校长来自不同层次的学校，大多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管理经验。
培训开始，我发给每人一张纸，让大家画出心目中理想的学校。
十分钟之后，我鼓励校长们到台前展示作品，陈述理由。校长们的口才都非常了得，站到台上，侃侃而谈：
有的说，自己理想中的学校要有漂亮的校舍，成为城市的地标性建筑。画面上是漂亮的楼宇，宏伟的校门……
有的说，自己理想中的学校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典范，体现“现代化、国际化”。画面上更多的是西方文化的元素……
有的说，自己理想中的学校应该是个美丽的花园，自然与和谐要成为学校的特征。画面上是无处不在的花花草草，摇曳着无限的生机……
有的说，自己理想中的学校是个知识的殿堂，是一所“建在图书馆里的学校”。画面上最显著的就是遍布学校的图书角、阅览区……
有的说，自己理想中的学校要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画面中出现最多的是创客教室、3D打印机、机器人，以及光怪陆离、琳琅满目的科技产品……
上台的校长们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与自信，他们的阐述也得到同行们的极大认可。我一直微笑着，不做评论。大约七八个人发言之后，全场安静下来了，我目视大家，转向了我希望的话题方向：
“作品中画到‘人’的校长，请举手！”
大家陆陆续续举起手来，大约二十多人，占了整个会场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好，如果您的画里只有老师、家长或其他人，但是没有学生，请放下手！”
很快，有十几个人把手放下了。我认真数了一遍，说：“只剩下了七个人。现在，请在小学工作的校长放下手！”
这下画面简单了，只有一位女校长还举着手。她自我介绍，她来自一所乡镇初中。
活动至此，我的意图已露出端倪。全场陷入了沉默，这样一个统计结果显然触动了大家的内心。
我总结道：“拥有不同的视角，自然对‘学校’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无论我们希望赋予学校多少使命，都没有理由忽视‘孩子应该站在学校正中央’这一基本原则。评价一所学校是否优秀，仅有‘高楼大厦’‘现代化的设施设备’‘高升学率’‘领导高满意度’‘蜂拥而至的参观者’远远不够，老师与孩子是否快乐，是否能健康成长才是更为重要的判定指标。如果一个校长，在构想自己心目中理想学校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校园中的‘人’，这一定是不正常的。我们的小实验，恰恰反映了中国教育的现状，那就是整体来看，我们是‘目中无人’的。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种种病症，或许都能从这里找到根源。”
美国著名的IBM电脑公司的创始人老沃森和他的儿子小沃森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小沃森：“爸爸，你明知道我不是一块读书的料，学习成绩那么糟糕，你为什么还一直都不让我离开学校呢？”
老沃森：“知子莫若父，我怎么能不知道你在学校里的一切呢？但是，我绝不能让你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心灵还没有完全经过学校环境的熏陶和洗礼，就放任自流地把你放飞到毫无约束力可言的社会上去闯荡。我要的不是你的成绩，而是你那颗充满活力、激情和进取精神的心，只有这样，你才能在未来的岁月里成为一个有价值、能经得住各种挑战的人！”
这段对话很有意味。老沃森虽然一生都没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却是一个能深刻理解学校价值和意义的人。小沃森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调皮鬼，成绩也不怎么样，但他却是学校里最优秀的皮划艇选手，还参加过国际大赛。他的父亲利用关系让他就读于布朗大学，学业依旧不怎么样，但他却学会了驾驶飞机。爱好和兴趣，成了他年轻时自信的基石，也铸就了他从不会向困难和挫折低头的意志力……小沃森从父亲手中接过濒临倒闭的IBM公司后，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因循守旧的经营方式，终于使IBM公司进入世界五百强。
老沃森的做法让我们意识到：学校不单单是培养答题技工的地方，不能眼里只有学生的文化成绩，学校教育有着更高层次的意义和价值。
人们会花费漫长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时间在学校中学习，但是，是否每个人都能清晰地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一个人为什么要上学？为什么要学习各种科目？受教育是不是只是为了通过几项考试，得到一份工作？获得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是必要的，然而这就是教育的一切吗？好成绩、更“好”的学校、理想的工作、不愁吃穿的生活，这些是目的还是结果？
或许我们能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不，学校教育没有那么简单。但遗憾的是，答案或许是我们自以为都懂的常识，然而当学校这个系统真正运行起来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大家似乎都陷入到这样一条既定的轨道中，无法挣脱出来：我们培养学生，只是为了让他们具备适应这个社会的风气与制度的能力，我们努力用模型制造一种“典型人才”——将来幸福的、安逸的成功人士，这成为我们主要关心的目标。这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得高分”“读好学校”“找到好工作”的思维套路中，学校的内涵被严重异化，价值被大幅贬低了。于是，我们一方面抱怨着这样一个病态的系统，一方面又心安理得地成为系统的一部分，助推着系统朝错误的方向走去。
显然，活着绝不仅仅是为了谋生。否则，我们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当一个人通过一些考试，获得学位，找到一份工作，赢得一连串的头衔，结婚，生子，拥有了优渥的生活，但猛然发现自己越活越像一部机器，冥冥之中感到自己对生命的迷茫、恐惧、焦虑，自己的头脑变得迟钝、衰竭、愚蠢，那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同样，如果教育只是为了让人学会谋生，便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我们必须知道，人是教育的目的，而非工具。学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传授知识的地方，也不仅仅是一个儿童养成所，学校担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养成健全的人格，形成高尚的情操，培养人的综合素质，包括意志、心态、价值观、理想期待、创造欲、交际能力等等，这才是学校教育的真正价值。
小沃森学习成绩并不优异，但他并未因此成为一个失败者，因为父亲对教育价值的深刻认知，让他活得自由无惧，他具备了面对生命挑战的勇气和能力，这远比他学会了物理或数学更有意义。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在《一生的学习》一书中说：“教育的意义很显然就是消除外在及内在破坏人类思想、关系及爱的那份恐惧。”
显然，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顺应社会风气与制度的人。如果教育只满足于依靠书本掌握固有知识，用严苛的训练谋求学习成绩的所谓“优秀”，将人强行置于某种固定的人生发展规划的“框框”之内，其结果，要么使一个人无法面对生活中复杂的变化与奥妙，在生活的“山重水复”间迷失，要么使一个人成为一个狡黠的能够洞察社会规则漏洞、面对苦难选择自我逃避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状况下，一个社会很难有进步的可能，一个人在这样的世界中很难寻找到真正的幸福。
我曾经对理想的学校有过一段表述：
理想的学校不是翻晒旧知识的打谷场，也不是制作同一型号产品的生产流水线。学校，是校长、教师与学生共同创造的一片绿地，不同潜能、不同个性的学生如同绿地上不同的花草树木，在阳光、雨露和肥沃土壤的滋养下，生机盎然地生长着，以自己的鲜活的生命和独特的个性，展现着各自的风姿。在这里，孩子们得到的是人性化的、科学的关爱和帮助，身体如同根茎，知识如同绿叶，道德如同鲜花，成功如同果实，全面地、健康地发展，既是为了奠定明天的基础，也是为了享受和感悟今天的生命和幸福。
这是一段很感性的表述，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这样的学校中，“人”是以鲜活的状态存在的。这样的学校中，主张观察孩子，研究孩子的倾向、性情和天赋，顺势而为，让每个人成为与众不同的最好的自己；而非强迫孩子，按照教育者理想的模式去加以塑造，从而让孩子“千篇一律”地存在于这个世界。
八九年前，西安市某小学采取了一项管理措施，给表现差的学生佩戴绿领巾，表现好的学生佩戴红领巾，并且上学、放学都不能解开，不然就在班上点名批评。这件事引发了极大争议，不少家长表示：“绿领巾是很傻很邪恶的教育暴力”，“小学生戴绿领巾比抽教鞭还恶毒”，“绿领巾是‘象形之刑’”。这种带有鲜明特征的惩戒型教育，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水浒》中宋江的“面上刺字”。
或许有人说校方的初衷是好的，但将心比心，一个戴着“差生”标记的小学生，混杂在一群戴着“良民”标记的同学中，整日承受着老师、学生异样的目光，其背负的精神压力将是怎样的？如此重压施诸小学生，究竟会让其“幡然醒悟”还是自暴自弃？这会给本应平等、纯真无邪的同学关系，带来怎样的阴影？
重新回顾这个事件，是因为“绿领巾事件”绝不是孤立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的一个缩影。很多学校总是乐于打着“为学生好”的旗号，做出一些违背教育规律的匪夷所思的事情。譬如：成绩差的学生伺候优等生吃饭，目的是让“差生”“知耻而后勇”；课间将学生“圈养”在教室里，只准喝水上厕所，美其名曰“为学生的安全着想”；将学生推入“书山题海”，要熬到后半夜才能完成作业，完全不顾学生的身心健康，还美其名曰为了学生的“前途”；等等。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背后，折射出的都是学校文化中一个严重的问题：“目中无人”。
“唯分数论”大行其道，考试成绩公然张榜，不仅有“红榜”，甚至有“黑榜”，学生每每“胆战心惊”“无颜以对”，尊严都没有了，谈何健康成长？
动辄罚抄几十遍、几百遍，体罚、变相体罚屡禁不止。因一分之差在年级排名中掉了十几位，就被视为“退步”，老师批评，父母抱怨，整个假期就得补课。学生沦为成绩册上的一个代码。
课堂教学不考虑学生的需求和接受能力，搞统一“规格”，实行“标准件生产”。学校成了工厂，课堂教学成了流水线，把培养人等同于生产产品，漠视人本有的差异性。
走廊里挂了那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可有多少是孩子们的？悬挂的作品有多少符合孩子的欣赏角度？我们在活动区里放置的游戏器械，有几样能够让孩子们自由使用？
开设的各类课程，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只考虑到了部分孩子，还是满足了所有孩子的需求？我们有没有努力关注到每一个孩子，无论他智力如何，成绩如何？
……
不得不说，很多时候我们过于“自以为是”。我们觉得给了孩子需要的一切，觉得只要愿望是好的结果就不会差。可是我们了解孩子吗？他们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我们愿意给他们“所需要的”吗？我们又有能力给吗？说起教育“要为孩子一生的幸福奠基”，没有人会反对，但如果我们连孩子当下的幸福都不肯真正关注，孩子们怎么可能对未来充满憧憬与期待，怎么可能坚定地寻找未来的美好呢？
教育是一种培育人的社会活动，促进人的发展是学校最根本的任务。一个教育者，首先应该尝试努力减少学校中“目中无人”的现象。这也是本书致力探讨的核心话题。
什么样的学校算是好学校，标准似乎很多，我一直坚持认为学生是否喜欢，是众多标准之中最重要的。
有一次我到一所中学办事，恰好赶上学生大会上校长讲话，我驻足聆听，发现了一些问题。校长在用埋怨的口吻与学生交流，他的大致意思是：学校花费了很多的心血改善办学条件，设施设备比其他学校强了很多，老师们也很敬业，为了同学们的成长呕心沥血。但很多同学不懂感恩，也不知道喜欢学校、热爱学校，校园里乱扔垃圾的情况随处可见，厕所的水龙头经常被人弄坏，“三好学生”的光荣榜总被人用大头针扎出刺眼的小孔，校服本来是学校的文化符号，可是部分同学在上面画出搞怪的漫画，还堂而皇之地穿到大街上，如此等等。
这位校长的头脑中，也一定把“学生喜欢”作为办学成功的重要标志，可惜，从他的描述中不难听出，学生是不喜欢这所学校的。学生不满意，自然才有种种破坏学校形象的行为。我替这个校长遗憾的是，他虽然是用批评的语气来讲话的，但我分明听出了一点“乞求”的味道，他一直在强调，同学们要感恩，要懂事，要喜欢自己的学校。但学生的喜欢，是这样要求就能得来的吗？
与校长们交流，我不止一次地谈过一个话题：大家是否有勇气真正用“学生喜欢”这个标准来判断一下自己学校的情况？比如，做个全员的匿名问卷，可以把答案设置为“非常喜欢”“喜欢”“一般”“不喜欢”等，让学生们选一选，我们来统计一下。大部分校长是迟疑的，并不情愿这么做。在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评估中，通常也有类似的评价条款，但一般情况下，学校领导都会想方设法“作弊”，严防死守，提前做好“封口”工作。看起来，大多数学校还是害怕学生来评判的。
有人质疑，学校教育承载的东西很多，如果完全以学生喜好为标准，是不是会破坏办学原则？学校会不会出现偏差？我想，这样的疑问大概就是“皇帝的新装”了，原本知道了真相，却要找出种种理由自我欺骗。要知道，学校是为儿童建设的，这是一个常识，学生不满意，不喜欢，学校办得当然就有问题。如果只看到学校无数耀眼之处，譬如上级部门的表彰、老百姓的认可，却偏偏不在乎学生的满意度，这样的学校很容易陷入“儿童是为学校而存在的”的逻辑，也就是说，儿童成为了学校成名获利的工具。
几年前，一个特殊的四年级学生转到我的学校。据说他已经转学几次，每所学校都读不了两三个月，他就闹着不读了。转学后不到两周，孩子的妈妈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说她万万没有想到，孩子好似变了一个人：早晨再也不像以前似的，需要“威逼利诱”才肯上学，每天总是早早起床，特别积极。他说他愿意待在学校里，因为老师对他好，还有很多开心的事。从妈妈兴奋的表述中，我听出了她对这次转学的满意，也感觉到这个孩子对学校的喜欢。或许这个孩子身上积蓄下来的不良习性还很多，但“喜欢”已经让这些不良习性的转变出现了一丝可能。试想，一个不喜欢学校，甚至抵制学校、反抗学校的人，怎么可能在学校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呢？而当一个孩子对学校流连忘返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学不好的呢？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不少学校下决心打造优质学校、品牌学校，恐怕还要审视一下，你的学生是不是真正喜欢这所学校？
无论是帕夫雷什中学的苏霍姆林斯基，夏山学校的尼尔，还是一直关注“孩子们，你们生活得怎样”的阿莫纳什维利，抑或晓庄学校、育才学校的陶行知，他们在自己的办学实践中，无一例外地都会认真研究和仔细琢磨如何让学生们喜欢自己的学校，喜欢这所学校的学习和生活。
李希贵校长曾经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校的重大教育活动都尽可能办成学生的节日，并使学生终生难忘，学科教学活动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创造条件努力让教室成为学生最喜欢的地方之一，让课堂教学成为学生最喜欢的活动之一。”他把这一深刻的认识变成了生动而丰富的办学实践。在北京十一学校里，不仅有泼水节、戏剧节，还有几百门课程、几百个学生社团，温文尔雅的李希贵校长，在全校学生面前，有着另外的一个又一个形象，比如“加勒比海盗船长”“邓布利多校长”“变形金刚大黄蜂”。我们想，这样的学校，学生怎么会不喜欢、不愿意去上学呢？
或许“喜欢”这两个字，一点儿都不新鲜，但于教育而言，还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以此为出发点来考虑学校的工作，我们很可能会迎来更加有“人味”，更加有生命气息的全新的校园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