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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人的灵魂有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并借蒂迈欧之口说：理性是主人，激情是仆人。而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则反其道行之：“理性只能是激情的奴隶，除了侍奉和服从激情，不能假装自己还有别的差事。”随着心理学、神经科学的发展，大量研究者认为情绪与理智并不只是“主仆”式的对立关系，它们相辅相成，协同作用，有时候理智可以指导情绪，不让它肆意妄为，有时候理智又成了情绪的辩护律师，努力为情绪的抉择辩护。
在情绪与理智关系的思辨背后，隐藏的共识是，情绪是一种无可回避的心理现象，在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早提出情绪的适应性价值的是达尔文，他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中论述了情绪在生物演化中的作用，指出情绪是演化的适应性工具。后续研究者继承了达尔文的思想，比如汤姆基斯（Tomkins，1962）提出“情绪是有机体的基本动机，是一组有组织的反应，当这组反应激活时，能够同时使大量身体器官（例如面部、心脏、内分泌系统等）做出相应的反应模式”；伊泽德（Izard，1991）也强调情绪的适应性，认为情绪是人类祖先在适应自然环境挑战过程中形成的，旨在调动个体身心应对所遭遇的挑战。
虽说学界均同意情绪是人类的关键心理现象，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据普卢特契克（Plutchik，2001）的统计，心理学界至少有90种不同的情绪定义。
鉴于本书“跟情绪做朋友”的宗旨，我们或可从心理过程的角度来理解情绪。心理学家把“心理”简洁地定义为“人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应”（彭聃龄，2004）。这个定义中，心理的主体是“人脑”（或可扩大到神经系统），客体是“客观现实”（包括自然风光或社会活动等外在刺激，也可以是痉挛、心跳等内在刺激），结果是“主观反应”（包括认识、体验、行为等）。由此类推，作为心理现象的一种，情绪不过是怀有不同的愿望和需要的主体遭遇客观现实时的主观反应而已。以我做教师的情绪来看：
我认真备了课，精心设置每一个梗，怀着热切的期待来到课堂上，想给学生带来轻松愉快的知识盛宴。若是我的课堂其乐融融，学生和我都忘却了时间的流逝，那我就心情愉悦，成就感如野草般疯长；若是我们的课堂死气沉沉，学生和我都不时看看墙上的时钟，等待下课那一刻的欢愉，那我就心情沮丧，还会因为学生的不好而愤怒，因为自己的不对而惶恐。除了这些主观体验，那些与我的主观体验相对应的生理唤醒和行为表现也不请自来。比如愉悦时我的心跳平缓，肌肉紧张消失，面带微笑，思维敏捷，讲课也流畅。若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感到羞愧，那心跳就会加快，肌肉紧张，思维迟钝，讲课也没有那么流畅，甚至一不小心就“挂黑板”了。
所以，不管人们如何给情绪下定义，从过程的视角来看，情绪就是人们在遭遇内外刺激之后的主观体验和行为反应，是包含主观体验、认知评价、生理反应和表达性行为的动力系统（Scherer & Moors，2019）。
事实上，情绪研究者大多认可情绪是主观体验、生理唤醒和外在行为表现组成的心理集合（Gross & Barrett，2011）。不过，研究者对情绪“主体、客体和结果”的关系以及主观体验、认知评价、生理反应几个要素的关注点不同，就会对情绪给出不同的解释。综观现有情绪研究，大致有生理取向、评价取向和建构取向，回溯这些情绪理论可以加深我们对情绪的理解。
情绪生理理论关注主体遭遇客体后的生理反应（如心跳加快、手心出汗等），认为情绪是“伴随对刺激物的知觉而直接产生的身体变化，以及我们对这些身体变化的感受”（James，1884）。著名的詹姆斯-兰格理论就是这一取向的代表。这种理论把我们通常认为的“因失败产生悲伤然后痛哭；遇到熊时因害怕而颤栗逃跑”颠倒过来，认为实际上的顺序应该是“因痛哭而悲伤，因为颤栗逃跑而害怕”。
该理论强调“情绪是对刺激引起的生理变化的体验”，显然有违大众对情绪的理解——对情绪性事件的主观体验才让我们有了生理变化和行为。但你若以为这种观点没有合理性，那你就错了！
许多实证研究支持这一学说。比如有研究者让实验参与者用牙齿或者嘴唇咬着铅笔分别对漫画的好笑程度进行评价（如图1-1所示），结果发现用牙齿咬着铅笔评分时就会认为漫画好笑得多。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用牙齿咬紧铅笔的时候，面部已经做出了欢乐的表情，受试者就体验到好笑和欢乐了；相反，当受试者用嘴唇咬紧铅笔的时候，面部表情是“苦大仇深”，这个时候看漫画就没有那么有趣了（Strack，Martin，& Stepper，1988）。
图1-1
近年来支持詹姆斯-兰格理论的证据越来越多。“具身认知”就为该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其核心观点是：人的心理状态会被人的生理体验塑造，心理和生理之间有强烈的联系（贝洛克，2016）。我们来看看著名的吊桥实验：
达顿和阿伦（Dutton & Aron，1974）让一位漂亮的女助手分别在一座坚固而低矮的石桥上和一座摇晃而危险的吊桥上对受试者进行简短的问卷调查，并让他们根据一张图片编一个小故事。然后女助手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都告诉了每一个受试者，称如果他们想进一步了解实验或者跟她联系，就可以给她打电话。
结果发现：与石桥上的受试者相比，在摇晃而危险的吊桥上参加实验的受试者给女助手打电话的人数更多，而且他们所编撰的故事中也含有更多情爱的色彩。
从逻辑上讲，女孩还是那个女孩，仅是邂逅的地点不同而已，女孩的吸引力不该有显著差异。可事实是在吊桥上邂逅的受试者更多被女孩吸引，这被称作吊桥效应。为什么会有吊桥效应？道理很简单，当受试者站在摇晃的吊桥上时，紧张了，出汗了，心跳加速了，肾上腺素分泌增多了，他们以为这些反应都是女孩引起的，以为自己心动了，但这其实是受试者因吊桥引起的生理激活塑造了他们的被吸引的体验。
当我们遭遇现实时，我们的身体也是重要的经历者。如具身认知所强调的那样，心理体验不过是生理体验塑造的结果，这非常贴切地支持了詹姆斯-兰格情绪理论。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有些心理学工作者会推荐人们早晨刷牙时要对镜子里的自己露出八颗牙齿，强迫自己先做出一个开心的外在行为，进而让这个生理体验塑造自己的心理体验，开启快乐的一天。
情绪生理理论关注情绪产生的必然性和意识水平的不可控性，把情绪主体置于后知后觉和被动解释的位置上。那对于情绪体验，我们还有主动权吗？
答案是肯定的。最直观的证据就是同样的情绪刺激会引起情绪主体不同的情绪感受——如果把他人的言论理解为侮辱或轻蔑，我们就会愤怒；如果将他人的言论理解为攻击的前兆，我们就会恐惧；如果把他人的言论理解为善意的诤言，我们可能心生感激。这种理论取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我们的感受来自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我们与周围人的关系，比如愤怒来自“他人是否蔑视我们”的评价。沙赫特和辛格（1962）著名的肾上腺素实验很好地证明了认知评价的重要性。
研究者给受试者注射肾上腺素（一种会引起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手发抖、脸发热等跟高兴或愤怒相关的生理反应的药物），但告诉他们这是一种复合维生素，目的是测定这种新药对视力的影响。
受试者分为三组：正确告知组被告知他们注射这种新药会出现心跳加快、手发抖、脸发热等反应；错误告知组被告知他们注射这种新药可能会有发麻、发痒、轻微头痛的感受；无告知组则不被告知任何信息。
然后，受试者被安排进入两种实验情境；一种是欣快的环境，实验助手（受过训练的假受试者，他和受试者一起接受实验处理和参加实验）同受试者一起唱歌、玩耍和跳舞；另一种是愤怨的环境，实验助手当着受试者的面对主试要他填写的调查表表示极大的愤怒，不断咒骂、斥责并把调查表撕得粉碎。
实验后，研究者让受试者报告当时的内心体验，结果发现错误告知组的受试者在欣快的环境中就报告高兴，而在愤怒环境中就报告愤怒；而正确告知组的反应不容易受环境气氛的影响；无告知组的反应则介于上述两组之间。
在这个实验中，正确告知组虽然由于注射肾上腺素产生了情绪相关的生理反应，但由于已明知这些生理反应是药物引起，对生理反应已有正确的认知，便不会依赖环境线索去评价自己的生理反应和标定自己的情绪；而错误告知组对药物引起的生理唤醒没有正确的认知，就依仗环境线索进行解释，判断自己是欢乐还是愤怒；无告知组什么信息也没有，只能完全按自己的评价作出反应，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就介于正确告知组与错误告知组之间。所以，这个实验说明仅是生理唤醒不足以引起人的情绪体验，人对生理唤醒的解释和评价在人的情绪产生中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沙赫特和辛格认为，情绪是认知因素和生理唤醒状态两者交互作用的产物。
沙赫特和辛格的情绪理论是评价取向的，认为情绪反应产生的前提是对事件的评价。这种取向的情绪理论很多，比如阿诺德认为情绪是对趋向知觉为有益的、离开知觉为有害的东西的一种体验倾向（Arnold，1950）；拉扎鲁斯认为情绪是来自正在进行着的环境中好的或不好的信息的生理反应的组织，它依赖于短时的或持续的评价（Lazarus，1984）；埃利斯认为引起人们情绪困扰（consequences，C）的并不是外界发生的事件（activating events，A），而是人们对事件的态度、看法和信念等认知内容（beliefs，B），因此要改变情绪困扰不应致力于改变外界事件（有的事件根本就改变不了），而是应该改变认知（Ellis & Grieger，1986）。
认知评价理论强调对外部环境的评价是情绪产生的直接原因，将认知评价作为情绪反应的核心。相较生理取向的詹姆斯-兰格理论，认知评价理论认可人在情绪产生过程中的能动性，认为情绪主体并不是情绪活动的消极体验者和解释者，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情绪体验具有掌控权。生理取向和评价取向的情绪理论都认为情绪是情绪刺激诱发的反应，并没有凸显人类情绪大多发生于社会交互活动和社会关系中的事实。
为此，有研究者提出情绪并不是简单的与生俱来的刺激-反应联结，而是情绪主体基于当时的生理反应、认知评价和行为倾向进行主动建构的过程和结果（Boiger & Mesquita，2012）。这样，情绪更多地受到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也需要依仗一定的社会文化系统才能获得其功能意义，因而只有在社会水平上加以分析才能充分地理解情绪的意义（Barrett，2017）。这就是建构取向的情绪理论，我们可从如下这个研究来看建构取向情绪理论的洞见。
研究者让受试者根据位于屏幕中央的卡通面孔的表情（高兴，悲伤和愤怒）评估目标人物的高兴、悲伤和愤怒程度。在目标面孔的周围有四张面孔，这些面孔的表情可能与中央面孔的表情一致或不一致。结果发现，日本受试者的情绪评估受到周围面孔情绪的影响，而美国受试者的情绪评估并不受周围面孔情绪的影响。用眼动仪追踪这些被试的眼动轨迹发现，相较于美国受试者，日本受试者更多观看周围面孔（Masuda et al.，2008）。
这个实验说明人们对情绪的识别受其背景的影响，而成长于不同文化下的被试在识别情绪时受背景影响的程度不同。个人主义文化下的美国受试者在识别目标情绪时受背景影响较小，而集体文化下的日本受试者在识别情绪时就更多地考量情绪所处背景的影响。也就是说，面对同样的情绪刺激，个体会结合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进行评价和建构，形成自己的情绪理解。
情绪建构论和认知评价理论都强调情绪主体在情绪反应中的主观能动性，但它更为激进了一点，不只强调评价的作用，认为情绪都是人们结合个人背景和经验建构出来的，这种理论还强调要在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中考量情绪，关注情绪和社会互动的相互依存关系。
比较三种取向的情绪理论，相同之处在于都认可情绪是主体遭遇某种诱发事件而引起的，都包含了某种生理唤醒、行为表现和主观体验几个核心成分。不同之处在于情绪产生的过程，生理取向强调诱发事件引起生理唤醒决定了个体经历的情绪体验，情绪主体在情绪过程中并无多大主动权；评价取向认为在诱发事件引起生理唤醒之后，情绪主体对事件的认知评价也是情绪体验的重要前提条件；而建构取向则认为情绪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情绪主体基于诱发事件、生理唤醒和认知评价主动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交互的过程。
下面用这三种情绪理论来分析某个中学教师遇到的情绪事件。
初一学生小辉趁X老师不注意，在教室间走动查看学生作业的时候，在X老师的后背贴了一张“我是小狗”的纸条。
根据生理取向的情绪理论，X老师一见这个纸条就触发了他“愤怒”反应模式，马上就血压升高、双目圆瞪、双眉紧蹙、恨不得朝那个学生破口大骂，整个过程中X老师基本没有什么控制感。
依照评价取向的情绪理论，X老师见到这个纸条后会多想一层——这调皮的学生不过是孩子，只是想报复自己的批评，并借此博得同学的关注，自己若任由愤怒爆发，当场破口大骂，自己就失态了，这调皮的家伙就得逞了——有了这些认知评价，尽管X老师愤怒的生理唤醒上来了，但马上又被认知评价给压下去了，愤怒的情感体验也就减轻了些，怒目而视、破口大骂的外显行为更是没有表现出来。
按照建构取向的情绪理论，X老师遭遇这个事件后，他会结合自己过去的生活经验、对自己的评价，以及与学生的关系和学生的特点，学校和当前社会的要求，整体建构自己的情绪体验。若是自己的生活经验让自己对这类侮辱极为敏感，而自己又惮于学校的规定和社会舆论的威力，硬生生地把自己的愤怒压了下去，但那感觉还是在那里，和小辉之间总是心存芥蒂，或许下意识地又生出些事端来。
总体来看，三种情绪理论都有其合理性，生理取向关注了情绪产生的无可回避性，暗合休谟的观点；建构取向则强调了情绪的社会性，关注情绪主体在情绪过程中的主动性；而评价取向则介于生理取向和建构取向之间，关注生理唤醒和认知评价的协同作用。
在综合这些情绪理论的基础上，有学者尝试给情绪一个泛化的概念。比如傅小兰（2016）将情绪定义为“情绪是往往伴随着生理唤醒和外部表现的主观体验”。这个定义将情绪的要义包含了进去，简洁明快。不过这个定义失去了情绪的过程性特点，没有体现情绪的无可回避性和可调控性。鉴于本书的主题是“跟情绪做朋友”，情绪的无可回避性和适度可控性是“跟情绪做朋友”的基础，所以我给“情绪”的定义是：带有一定愿望和需要的情绪主体在遭遇客观现实时的主观体验、生理唤醒和行为表现。或者说，情绪就是个体的欲望照进现实时个体的主观感受和行为表现，当客观现实符合主体的愿望和需要时，就会引起肯定、积极的情绪，当客观现实不符合主体的愿望和需要时，就会产生消极、否定的情绪。
这个情绪定义也是宽泛的，从某种程度上涵盖了情感、感情、激情、心境等许多意义相近的术语。事实上，这些术语意义相近，有些时候研究者并不作细致区分。为了方便本书在后文的阐述，简要辨析如下。
在描述情绪时，有的使用情绪，有的使用情感，二者混用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有人认为情感是情绪过程的主观体验，常用来描述人的社会性高级情感；而情绪是情感性反应的过程，侧重指向短暂但强烈的体验感受，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动物；而感情是情绪、情感等的统称（黄希庭，2007；孟昭兰，2005）。在情绪过程中，还有激情和心境的区别。前者是一种强烈的、爆发性的、为时短促的情绪状态，比如重大事件之后的狂喜、惨遭失败后的绝望、亲人突然离世引起的极度悲哀、突如其来的危险所带来的异常恐惧等等；而后者是指强度较低但持续时间较长的情感，它是一种微弱而持久的情感，如绵绵柔情、闷闷不乐、耿耿于怀等。
简洁起见，本书不对上述概念进行细致区分，统一使用情绪一词，一是因为情绪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这些术语所指；二是因为在这些相关术语中，情绪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更符合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情绪有三个核心要素：主观体验、行为表现、生理唤醒。
主观体验是指个体对不同情绪状态的主观感受，比如愉快、愤怒、忧愁或悲伤等。主观体验是情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谈论的情绪往往指的就是个体的主观体验。主观体验可在多个层面发生，可以是感觉水平，也可以是认知水平；可以是能用语词描述的意识水平，也可以是无法用语词描述的无意识水平。主观体验和其他情绪要素具有一致性，比如婴儿天生就具有一些主观体验及其相应的表情，随着表情类别数目的增长，与之相一致的体验也随之增加，而表情和体验的不一致则是后天习得的结果（Izard，1991）。
在描述情绪的主观体验的时候有两种取向。一种认为情绪是个体在演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对外部刺激的适应性反应，因而情绪可以分为几种彼此独立的、有限的基本情绪，称作基本情绪论。这种取向认为基本情绪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先天的、不学而能的，且具有泛文化的共性。每种基本情绪有共同的原型或模式，在个体发展的早期就已出现，每一种基本情绪有独特的生理机制和外部表现。这种取向往往用一些具体的、独立的形容词来描述情绪体验：比如在我国古代典籍《礼记》中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绪体验，伊泽德（Izard，1991）则把情绪分为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惊讶、兴趣、害羞、自罪感和蔑视10种，而埃克曼（Ekman，1971）则提出了6种基本情绪：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和惊讶。
除了基本情绪外，该取向还认为基本情绪的结合可以构成复合情绪，比如愤怒、厌恶、轻蔑这三种基本情绪可以组成敌意，而恐惧、内疚、痛苦、愤怒的复合就成了焦虑。基本情绪论用高兴、愤怒、悲伤等具体情绪来描述主观体验的方法与我们的生活经验一致，生活中我们也常用这种方法来描述我们的情绪体验。2015年的迪士尼动画片《头脑特工队》就以乐乐（joy）、忧忧（sadness）、怒怒（anger）、厌厌（disgust）和怕怕（fear）几个角色来描述主人公的情绪。
另一种取向则并不将情绪分成独立的、具体的类别，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连续体，从一端向另一端逐步变化，即情绪维度论。比如在描述自己的情绪体验时，可以在愉悦度这个维度上报告自己的愉悦分数，得出从消极到积极这个连续体上的得分，也可以在唤醒度这个维度就自己的唤醒水平评分，得出从放松到紧张这个连续体上的得分。这种情绪评价方法可追溯到心理学之父威廉·冯特，他认为情绪由愉快—不愉快、兴奋—沉静、紧张—松弛三对元素组成，每对元素都可以在两极之间有程度上的变化。继冯特三维观点之后，普拉切克（Plutchik，1980）提出，情绪具有强度、相似性和两极性三个维度，并用一个倒锥体来说明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目前运用较多的是拉塞尔（Russell，1980）提出的情绪的环形模型，他认为情绪可以分为愉悦度和唤醒度。愉悦度指积极或消极的情绪状态，比如兴奋、爱、平静就是积极情绪，而羞愧、无趣、厌烦就是消极情绪。唤醒度指生理活动和心理警觉的水平差异，低唤醒如睡眠、厌倦、放松等，而高唤醒如清醒、紧张等。愉悦和唤醒分别是圆环的两个主轴，各种情绪较为均匀地分布在圆环中，即为情绪的环形结构模型。
图1-2 情绪环形模型（Russell，1980）
生理唤醒指情绪产生时个体的生理激活，它包括自主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变化，以及内分泌物质释放的改变。情绪研究者一直致力于探索情绪体验和生理唤醒之间的对应关系，目前已基本确认人类体验的不同情绪在皮肤电、血压、心率变异性和瞳孔大小等生理指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比如情绪主体在恐惧时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皮肤电升高、瞳孔放大、浑身发凉（Levenson，2014）。不同情绪也可能有特异性的中枢神经回路，比如恐惧和杏仁核的活动相关，而厌恶则更多是脑岛活动的结果（Vytal & Hamann，2010）。基本情绪论认为每一种情绪都有其特异性的生理唤醒特征，但也有研究认为基本情绪并不与特定的自主神经活动模式相连，不同的基本情绪产生了相似的神经生理反应，而不同的神经生理活动也能出现在相同的基本情绪中（Cacioppo，Berntson，Larsen，Poehlmann，& Ito，2000）。
情绪的生理唤醒主要是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自主神经系统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这对拮抗的分支系统构成。交感神经系统负责在遭遇情绪刺激时的兴奋反应，副交感神经系统负责兴奋反应后的平复，两个分支系统的协同作用保证了人们在兴奋与平静间的平衡。自主神经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高级中枢的控制，体现出很大的自主性，这在生理层面决定了情绪的自动性和不可控性。同时，中枢神经系统的眶额皮层、杏仁核、脑岛和纹状体等情绪相关脑区与自主神经系统存在关联，在一定程度上调控情绪的生理唤醒，又在生理层面保证了情绪生理唤醒的适度可控性。
外部表现是经历情绪时的外在行为表现，可以通过面部特征、身体姿态和语音语调的变化表现出来，分别称作面部表情、姿态表情和语调表情。面部表情是眼部肌肉、颜面肌肉和口部肌肉变化组成的模式。例如，愤怒时皱眉、眼睛变狭窄、咬紧牙关、面部发红；高兴时额眉平展、面颊上提、嘴角上翘。姿态表情包括身体表情和手势表情，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身体姿态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如恐惧时“紧缩双肩”，无奈时“双手一摊”，高兴时“手舞足蹈”。语调表情是通过言语的频率、节奏和速度等方面的变化来表达的，如高兴时语调高昂、语速轻快，而悲伤时语音比较低沉，语速较慢。
几种表情都可能是一个动态过程，经历中性——出现表情动作——表情动作最大化——消退——中性的过程，这个动态过程持续的时间可长可短，长的持续1到4秒，而短的可能只有几十毫秒，即所谓微表情。根据埃克曼的观点，表情（特别是微表情）和生理唤醒一样具有不随意性，可以作为探测个体情绪和动机的窗口之一。事实上，俗语“进门看脸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提示人们可以通过表情推测主人的情绪和心态。近些年表情识别已应用在临床治疗、国家安全、司法实践和教育教学中。
情绪三要素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主观体验会引起相应的外部表情和生理唤醒，外部表现也会引起相应的生理唤醒和主观体验。埃克曼等人（1983）就用面部操作任务诱发受试者的情绪，证明面部表情和生理唤醒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埃克曼等人（1983）让受试者用面部肌肉来表达愉快、发怒、惊奇、恐惧、悲伤或厌恶等情绪，并让他们用一面镜子辅助自己确定自己面部表情的模式，要求他们把每一种表情保持10秒钟，同时对他们的生理反应情况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各种面部表情的生理反应存在明显差异：保持发怒和恐惧的表情时，受试者的心率都会加快；保持发怒的表情时，受试者的皮肤温度会上升；保持恐惧的表情时，受试者的皮肤温度则会下降。
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为我们客观地描述情绪提供了可能，比如分析受试者的生理唤醒和外在表现可以帮助我们验证和推断他们的主观体验。主观体验需依仗受试者的主观报告，生理唤醒和外在表现相对客观，能更为客观地描述个体的情绪。但是，情绪三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也是相对的，不同的情绪体验可能激起同样的生理唤醒，如爱、愤怒和恐惧，都使心率加快。有研究者认为单用面部表情并不能区分强度高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Strack et al.，1988）。所以在情绪研究和应用中，综合使用情绪三要素来描述和分析情绪才是比较可靠的方法。
自达尔文出版《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起，情绪研究就跨过了单纯的思辨，进入科学心理学的视野，力求遵循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和可证伪性几大原则进行科学研究。满足科学研究原则的重要一环就是操作化和量化情绪，而情绪的操作化和量化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这或许是情绪研究在心理学研究中发展相对较晚的原因。
近些年情绪理论和测量情绪的手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促使情绪成了心理学的研究热点。如前所述，情绪有主观体验、生理唤醒和外在表现几个要素，它们都可以作为测量情绪的出发点。主观体验是情绪的核心特征，因而有研究者认为测量情绪只能从体验者的第一视角对他的感受，如高兴、愤怒、悲伤等，进行主观报告，面部表情和生理唤醒等都不能代替对体验的直接报告（Barrett，Mesquita，Ochsner，& Gross，2007）。
主观体验的测量方法就是对自己的主观感受进行自我报告，即所谓“内省法”。这是心理学研究最古老的研究方法之一，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和美国现代心理学之父詹姆斯都重视使用内省法。冯特强调内省的作用，他所倡导的心理物理法的重要的研究手段就是给受试者一个刺激（比如给胃里灌入不同热度的水），再让受试者报告自己的主观感受。而詹姆斯曾经说过“内省观察是我们需要优先并要一直使用的研究方法”（James，1884）。100多年后的今天，让受试者报告主观体验仍然是情绪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
比如常用的情绪单项测量就是要求被试对某个情绪体验进行分级，比如问受试者“你感觉愉快吗”，受试者可以在如下的量尺上勾选即刻的愉快程度。其中数字越小代表愉快程度越低，数字越大代表愉快程度越高。为了形象化，也可以将数字换成可视化的图形，比如从自然渐变到高兴的卡通脸谱等。
愉快：1……2……3……4……5……6……7……8……9
一点也不 非常强烈
在实际的情绪测量中，可以要求受试者就多个情绪项目进行评分，然后加和同质的项目，计算受试者的情绪体验。比如常用的沃森和特里根（Watson & Tellegen，1985）编制的积极和消极情绪量表（见附录1），就是让个体就自己此刻的情绪体验进行自我报告，然后计算受试者的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分数。
复合情绪的测量稍微复杂一些，因为诸如自豪、焦虑和抑郁等复合情绪都是多种基本情绪的组合。对于这些复合情绪的测量需要经过严密的理论构建，弄清其包含的维度，然后有针对性地编制题项进行测量。比如，自豪是个体把成功事件或积极事件归因于自身能力或努力的结果时产生的一种积极的主观情绪体验，可分为对唤起自豪的事件进行内部的、不稳定的、可控归因而引起的真实自豪，以及对唤起自豪的事件进行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归因而引起的自大自豪。有研究者根据这样的维度划分，编制了真实自豪和自大自豪量表。焦虑是个体受到威胁和处于危险情景中的退缩或逃避的体验，是恐惧、痛苦、愤怒、羞愧和内疚复合而成的情绪体验，日常和临床研究使用最多的焦虑量表是状态焦虑量表（见附录2）。抑郁是愤怒、悲伤、忧愁、自罪感和羞愧等复合而成的复杂情绪，它比任何单一负性情绪体验都更为强烈和持久。测量抑郁的量表较多，其中常用的包括抑郁自评量表（见附录3）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等。
不过，积极和消极情绪量表的测量建立在个体回忆的基础上，难免受到个体回忆影响，使其准确性受到影响（Stone et al.，1998）。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等人提出了经验取样法，通过一部传呼机在随机的时间点提示被试，要求其报告此时此刻的内部体验（Hurlburt & Heavey，2002）。例如“传呼机声音发出时你的内心想法是什么？”。这种方法让被试在随机的时刻点报告自己的主观体验，可以避免回忆的影响，并且用多次测量的结果来描述个体的主观体验，能够较好地刻画个体的情绪特点。在今天移动互联网时代，基于经验取样的情绪测量使用越来越多。此外，让受试者写日记，然后对他们的日记进行分析的“日记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回忆等因素的影响，这都是近年来兴起的情绪主观体验的量化手段（Bolger，Davis，& Rafaeli，2003）。
不管是基于常规量表的自我报告，还是基于日常经验取样和日记法的自我报告，都面临过分依赖于个体主观报告、缺乏客观性的问题。已有研究提示人类并不善于探究自己的内心想法，尼斯比特和威尔逊（Nisbett & Wilson，1977）在实验中，要求被试选择一些他们喜欢的物体并报告选择某一物体的原因，被试往往只能报告一些自己认为合理的原因，比如物体的外在特征（看上去漂亮等），而不能报告引起偏好的真正原因，这说明主观报告的准确性低，对内部认知过程的任何内省有可能不准确或不可信。所以，仅依靠个体的主观体验来量化个体的情绪是有风险的，需要引入一些客观的量化方法作为佐证。
一个相对客观的测量手段就是对外部行为进行测量。许多研究者，尤其是生理取向的学者，认为情绪是由一些简单的反射行为（如趋近和回避）演化而来的，其中含有人类和动物共有的一些有利于生存的行为反应。比如遭遇袭击时，人和动物都会表现出相似的惊恐反应。当终于实现了期盼已久的目标，人们往往会眉开眼笑、手舞足蹈；而当苦心追求的目标一再被外力阻挠，屡次失败时，那就会有挫败感，忧郁与沮丧也挂在了脸上，两眼无光，黯然神伤。由于情绪体验与外部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所以通过观察个体的外在行为表现，就可以推测其情绪体验。
达尔文是最早用外显行为观察法来研究人类和动物外显行为的科学家。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中，达尔文提出情绪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同的面部表情能够表达相同的情绪。埃克曼继承了达尔文的思想，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进行情绪表达与情绪识别的研究。他给这些未被现代文明影响的部落成员呈现由白人演员表达的各种情绪图片，要求他们辨认图片的情绪，发现这些原始部落成员正确辨认情绪的能力远超随机水平（Ekman，Sorenson，& Friesen，1969），这说明人类能够无师自通地识别跨文化的情绪表现。同时他拍摄下部落成员表达的高兴、悲伤、恐惧等面部表情让美国学生完成情绪识别，结果发现这些部落成员的情绪表现方式与欧美人的情绪表现方式相似，美国学生也能以远高于随机水平的概率识别。这些结果有力支持了面部表情的跨文化一致性，也证明了通过观察外在行为表现来量化情绪的可靠性。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埃克曼定义了6种基本人类表情：高兴、生气、吃惊、恐惧、厌恶和悲伤，确定了识别对象的类别，然后建立了面部动作编码系统，让人们可以根据编码系统划分的一系列面部肌肉动作单元来描述人脸动作，再通过人脸运动和表情的关系检测人脸面部细微表情。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及其相关学科的迅猛发展，人类表情的自动识别已基本可以实现，只要从给定的静态图像或动态视频序列中分离出特定的表情状态，就可以确定被识别对象的情绪。
除了外在表现，测量生理唤醒是另一种较为客观的情绪量化手段。前文我们曾经提到，人们遭受某种情绪时，会有相应的生理变化（呼吸、脉搏、频率、血压和皮肤湿度等）随之出现。而且这种生理变化往往是由自主神经系统主导的，具有很高的自主性，人们难以有意识地加以控制和掩饰。有这样的事实基础，只需要记录个体的生理唤醒特征，比如呼吸、脉搏、瞳孔大小和皮肤电等特征，就可以对个体的情绪状态进行一定程度的量化了。通常研究者会选取多个生理指标来测量情绪活动中的自主神经系统的激活状况，包括心血管活动、呼吸、皮电活动和瞳孔变化等等。这些测量仅需要一台多导生理记录仪就可以完成了。事实上，生活中的许多可穿戴设备以及测谎仪也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设计的。
同样地，还可以通过测量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来推测个体的情绪状态。早期情绪心理学家认为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与情绪的体验和表达相关（Papez，1937），不同脑区活动的状况与个体的情绪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比如恐惧引起杏仁核激活，而厌恶则与脑岛激活相关。此外，人在经历某种情绪时，大脑产生的电位也表现出一些相应的特征，通过记录和分析脑电的特征，也可以达到量化个体情绪的目的。
近年来脑功能成像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和近红外光学成像（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NIRS）等技术的发展，大大推进了人们对情绪的中枢神经系统反应的测量。其中，fMRI通过测量被试处于某种状态时各个脑区的血氧含量变化来确定脑区激活状况，无创且具有极高的空间分辨率，是探索情绪所对应脑区和脑网络的重要工具；而EEG则测量受试者在经历情绪活动时脑的电位活动，有极高的时间分辨率，又经济实惠，也是测量情绪的重要工具。
总之，我们可以从主观体验、外部表现和生理唤醒几个层面对情绪进行量化与测量。主观体验是情绪的核心特征，让个体报告主观感受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情绪研究不能仅依赖主观报告，对生理变化和外部行为进行测量才能保证情绪测量结果的客观性。反过来，仅是对生理变化和外部行为进行测量也不足以完整量化情绪，因为即使外部行为、生理唤醒与情绪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有必要综合三个角度的测量而从整体上量化情绪。
该量表由沃森（Watson，1988年）年等人编制，黄丽等人（2003）汉化并确定它在中国人群中的适用性。量表由20个描述不同情绪的形容词组成，要求受试者根据自己近1到2周的实际情况在相应的等级上画圈。其中条目1、3、5、9、10、12、14、16、17、19的分数加和为积极情绪得分，其余条目加和的得分为消极情绪得分，得分越高代表该情绪体验越强。
续表
该量表由曾（Zung，1965）编制，由20个条目构成，要求受试者根据自己在过去一周的情况在相应的等级上画圈，其中第2、5、6、11、12、14、16、17、18和20是用正性词陈述的，需反向计分，其余10项是用负性词陈述的，正向记分。勾选后，累积各条目的分数用下列公式计算抑郁严重指数：
抑郁严重度指数=各条目累计分/80
指数范围为0.25到1.0，指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重，评分指数在0.5以下者为无抑郁，0.50-0.59为轻微到轻度抑郁，0.60-0.69为中至重度抑郁，0.70以上为重度抑郁。
续表
该量表由曾（Zung，1971）编制，由20个条目构成，要求受试者根据自己在过去一周的情况在相应的等级上画圈，其中第5、9、13、17和19需反向计分。累积各条目之和可得受试者的焦虑分数，再乘以1.25，然后取整数部分为标准分，标准分越高，焦虑越严重，一般来说，焦虑总分低于50分者为正常；50-60者为轻度，61-70者是中度，70以上者是重度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