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

教育家与知识分子

几年前，在北京958 展览会上，放映了《先生回来》的纪录片，片中选取了民国时期著名的校长、教授，有蔡元培、梅贻琦、胡适、陈寅恪、梁漱溟、陶行知等。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了民族的正面。

评说得真好。其实，那些背影，并没有远去，而民族的正面永远向着未来。他们是真正的教育家，无论是背影，还是正面，都在宣告：教育家首先是知识分子，教育家首先要做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风骨，让他们挺起了民族的脊梁；是知识分子的风骨，让他们展现了民族的正面。于是，一个话题摆在我们面前：教育家与知识分子。

何为知识分子？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捕捉到这样的信息：当年，俄国一批有知识的人，茶余饭后在酒吧、咖啡馆聊天，聊的不是私事，而是当前的社会和民生，是俄罗斯的今天与明天，后来这批人被称为知识分子。此外，在法国，左拉、卢梭他们为一个普通的小战士辩护，因为政府判小战士犯了叛国罪。这是天大的冤屈，可谁敢和强大的政府对抗？有，就是左拉、卢梭这批有知识的人。小战士被无罪释放的时候，一些政府官员酸溜溜地说，左拉、卢梭他们是知识分子。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不是知识分子，不是看他有没有知识，以及知识有多少，而是有比知识更重要的尺度。

这尺度是什么呢？有学者对知识分子的本性与品性作了分析。比如，《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的作者弗兰克·富里迪说：“定义知识分子的，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可见，知识分子是超越职业的。依我看，所谓知识分子，第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社会的良知，家国情怀、民族认同永远在心中；第二，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第三，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生活；第四，“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为思想而活，是为了思想，为了理想，诞生新思想，捍卫新思想；第五，保持批评的态度，有批判的勇气和能力；第六，总是处在紧张的、积极的、创造的状态；等等。

知识分子的这些精神、思想、情怀、品质，还有方式，教育家都应该具备，知识分子与教育家在本质上应是一致的。看看那些教育家吧。马相伯，这位在孩童时代就喜欢和太阳对话的少年，后来，他这么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叫醒中国，是他纯真的良知与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他愿做一只狗，但他的人格却无比伟大。蔡元培，毕生倡导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推动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他说：“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后人评价道：“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梁漱溟呢，他的信念是：通过乡村建设工作重新建立中国新秩序。他曾大声呐喊：“国性不存，我生何用？”他不认为自己是国学大师、哲学家或者教育家，用“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来评价他，是最合适的。还有梅贻琦，还有陈寅恪，还有陶行知……面对他们，我们从心底里呼唤：他们是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伟大的教育家。

如今，我们需要教育家，呼唤教育家办学，其实是需要知识分子，呼唤知识分子回来。教育正处在转型期，教育综合改革正在推进，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落实，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研究，课程改革要深化……透过教育，我们还应看到党中央“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五个发展”理念，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到法治，看到“一带一路”等等，古老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梦正在催发我们的斗志和行为。名师们、未来教育家们，该怎么办？我们要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但又不能只管“一亩三分田”，抑或要把“一亩三分田”与偌大的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我们决不能只盯着那知识，更不能只盯着那几个升学率，“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掉泪掉肉不掉分”，这哪里是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人说出来的话？面对着应试教育越来越公开化，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急切地呼唤：知识分子，你到哪里去了？也许，这时候，比呼唤“教育家，你在哪里”更急切、更紧迫。我们应该响亮地回答：知识分子在这里，我们是知识分子。

教育家只能是少数，而知识分子应是绝大多数；教育家可能是单数，而知识分子一定是复数。知识分子可以走向教育家，也不一定非走向教育家不可；但教育家一定要成为知识分子，而且教育家应当引领知识分子。遗憾的是，当下，讨论教育家的热度很高，而讨论知识分子的声音却是那么小。应该倒过来吧，这样，教育改革和发展才有真正的希望。当然，也许是话语方式不一样，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使用得还不够。不过，我想，知识分子的声音，关于知识分子的声音，关于教育家与知识分子的声音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