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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作为学习的过程，有一个必须搞明白的问题是，无论是规划的制定过程，还是具体的文本，相较于学校其他管理行为与文本究竟有什么区别，其特点有哪些。规划作为预判“做什么”和“怎么做”的行动决策与过程，决定了其必须具备针对性、可行性、持续性、动态性与前瞻性的特征。在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如何紧扣这些特征思考与组织文字、形成文本是编制规划时必须认真关注的基本问题。本章试图就这个基本问题展开一些讨论。
规划作为预判“做什么”和“怎么做”的行动决策与过程，决定了它必须具备针对性特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防止为做而做，规划也是如此。今天的学校管理者的普遍问题在于很少主动地去研判学校自身遇到的问题在哪里，学校的发展亟须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已经习惯了上级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上级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导致了许多表面上在推进而实际上无进展，表面上很热闹而实际上很平淡，零零散散的事情做了不少，资料经验一大堆，实际上是空空如也的状况。学校的实际运作往往是没有目标与方向的。
所谓针对性，说的是规划要从学校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从学生与教师的需求出发，从学校发展的需要出发。
无论一所学校实际情况如何，办学的基本目标都是促进学生的发展，今天我们衡量学生的发展的依据或者标准是“必备品格+关键能力”。必备品格是基础教育的基本属性，是指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未来成长为具有社会适应力和道德责任感的国民……，包括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关键能力则有鲜明的时代属性，在今天对关键能力的要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在培养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中，强化学生关键能力培养。培养认知能力，引导学生具备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学会学习、语言表达和文字写作的素养，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合作能力，引导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学会与他人合作，学会过集体生活，学会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遵守、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培养创新能力，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和创新思维，养成创新人格，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大胆尝试、创新创造。培养职业能力，引导学生适应社会需求，树立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践行知行合一，积极动手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要建立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长效机制。”学生的发展离不开教师的发展，或者说没有教师的发展就不可能保证学生的健康发展。如何衡量一所学校的教师发展水平？首要的自然是要看教师的专业素养如何。一般而言，专业素养由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情感构成。教师专业知识包括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本体性知识是指教师所具有的特定的学科知识，如语文学科的“语修逻文”等方面的知识所提供的语文学科特质的关于认知世界的视角、场域、层次及思维的工具与方法；教师的条件性知识是指教师应该具备的关于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必须自觉地运用的相应的知识，主要是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在实现有目的的教学行为中所具有的课堂情境知识，以及相关的学科教学法知识。
专业能力主要包含教学认知能力、教学操作能力、教学监控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教师专业情感则由专业理想、人格特征、专业自我三个要素构成。教育部2012年颁发《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对教师的专业素养则从“基本理念”与“基本内容”两个维度对教师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其基本理念包含师德为先、学生为本、能力为重、终身学习四个方面；其基本内容包括职业理解与认识、对学生的态度与行为、教育教学的态度与行为、个人修养与行为、教育知识、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通识性知识、教学设计、教学实施、班级管理与教育活动、教育教学评价、沟通与合作、反思与发展等十四个方面。
从学校发展的视角来看，至少必须考虑如何在规模发展与内涵发展、粗放型发展与精致化发展、同质发展与特色发展、传承发展与改善发展、模仿发展与创新发展等几个方面定位的问题。
针对性强调的是，在指向学校发展这一宗旨的前提下，从学生发展、教师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确定学校发展规划的出发点（起点），精确定位。
任何一个方面的规划都要有具体明确的目标与任务。目标必须是确定的，要具备“不二”的选择，或者说应不存在“二义”性。其任务必须紧扣目标，具体、可操作。好的规划一定是务实的、可行的。好的规划应该是通俗明了的，是学校各部门、各层面及学校全体人员能够理解与接受的，是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执行的，并且能提醒各部门的行为决策与学校规划的目标要求保持一致。
规划就是决策，如何确保决策的可行性？心理学家加里·克莱恩对组织机构有这样的建议：当一个组织即将作出重大决策但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的时候，建议召集一次工作会议，参与者包括所有知晓该决策的人。会议简短的开场白如下：“请诸位想象自己身处一年以后的今天，计划已经如期实施，但事实证明结果是一场灾难。请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写下这场灾难的整个发展过程。”克莱恩将该建议命名为“事先解剖”。
卡尼曼对此有如下评论——“事先解剖”主要有两个好处：首先，当团队成员均认为某个决策似乎已经到了箭在弦上这一阶段，“事先解剖”能够帮助他们克服集体思维的禁锢；其次，这种方法能够释放知识渊博者的想象力，而这正是规划发展到最后阶段所迫切需要的……压制疑虑情绪，只允许决策支持者发声，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导致整个团体犯过度自信的错误。“事先解剖”最大的好处就是将疑虑合法化。此外，它还鼓励决策支持者主动寻找之前没有纳入考量范围的潜在威胁。
规划的目标明确了，任务清楚了，不等于就可以实现了，还要看规划的可行性。我们认为，可行性大致包括法律政策、学校资源、经济投入、社区环境、人员技术等几个方面的可行度。
无论制定哪方面的规划，都要在充分学习和研究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基础上来考虑。《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现代商业素养培育”特色发展规划》的制定就是在认真研究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上海市虹口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上海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上海市推进特色普通高中建设实施方案（试行）》等一系列文件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回浦中学“四体共建”生涯规划教育项目五年规划》则是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和《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加强普通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制定的。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学校自身的资源，每所学校之所以有自己的发展状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它自身的资源分不开。因此，在考虑学校规划时，尤其是在考虑彰显学校个性的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学校特有的资源。这资源包括办学的传统、经验，办学的物质资源、环境资源、人力资源等。不具备相应的资源，愿景再美好也没办法实现。
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之所以在考虑制订上海市特色普通高中建设方案时选择了《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现代商业素养培育”特色发展规划》，是因为该校商科建设的悠久历史，为学校“现代商业素养培育”特色发展的提出和实践提供了可行的基础与借鉴。该校1926年《澄衷学校章程》的“课程”一章里，初中设置了“初级中学普通科学分”和“初级中学商科学分”，高中则并列了“高级中学共同必修科”“高级中学第一系文科必修科”“高级中学第二系理科必修科”“高级中学第三系商科必修课”“高级中学选修科（第一系文科选修科、第二系理科选修科、第三系商科选修科）”。在共同必修科之外，将“文、理、商”并列，作为必修或选修课程。在“商科必修”中开列了“商事要项”“簿记”“经济”等科目。1929年《私立澄衷学校章程》中，在坚持这样分科的基础上，加开了“商业英语”课程。1930年《私立澄衷中学校章程》中，“选修学程”里开设了“商业英文”“簿记”“打字”“珠算”四门学科。
经济条件从本质上讲是学校发展的资源，而且是重要的资源。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在这里就是经济基础决定学校发展。我们都清楚公办学校的经济条件是与学校所在区域的财政收入情况以及地方政府对学校投入的相关政策密切相关的。不管是总体规划还是局部规划，离开了相应的经济支撑都是不可能推进的。因此，在制定规划时必须考虑经济的支持因素。所谓“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是没有道理的。从教育经济学的立场看，学校发展也有个“成本—收益”的问题。学校发展的项目开发同样必须考虑投入与产出的问题。
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区环境其实是一种社会资本。子女就读同一所学校的一批学生家长组成了家长教师联合会，这个组织不仅对组织者，而且对学校、学生和其他学生家长都是一种社会资本。为特定目的创建的组织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不仅使创建者受益，而且使其他人也得到好处。家长教师联合会帮助学校改进教学工作，这使所有学生受益。家长教师联合可以服务于其他目的。
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学校处于特定的组织环境当中（学校周围还有许多其他组织），社区的人口统计学、文化特征、法律氛围、管理环境、政治机构以及其他相关的组织等都会影响学校的发展状态。有人说，在中国，学校的发展往往也是依托于地方社区的，“学校与当地社区在区位方面、功能方面和人际关系方面都存在紧密联系。一所学校能招到什么样的学生、能获得什么样的资源、学校以何种方式进行组织、教师采用什么方式进行教学、学校怎么样去维持与家长之间的关系，这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当地政府对教育的决策和重视、当地的教育传统、教育选拔的方式等方面的影响”。
一所学校的发展一定是受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传统，尤其是区域政府的相关政策制约的，学校规划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就可能进入一厢情愿的境地。
这里所说的“人员技术”，包含人员的观念认知和人员的专业技能。如前文所说，学校的发展是学校的事情，而不单单是管理团队的事情，更不是校长一个人的事情。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可行与否，关键在人如何，在一个团队的全体人员的观念与认知是否达成一致，或者说是否有共识。因此，无论是规划的制定，还是实施，都必须考虑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调动学校的全体成员，至少是绝大多数成员的积极性，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员参与到其中，而不是就那几个起草规划与督查规划实施的人员参与其中。学校规划的任务大多是有专业要求的，因此必须考虑具体项目一旦实施，相关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为使相关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学习，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都需要有充分的考量。
学校管理者的通病往往在后任不管前任，甚至以推翻前任凸显后任的智慧与能力为己任。因此，不少学校规划往往是只考虑时下，很少考虑未来，随着校长的变更，学校原有的规划就慢慢成了一纸空文。这也是不少学校不能很好地持续发展下去的原因之一。从道理上讲，学校的发展规划必须具备持续性特征，因为学校不是哪个校长的私产，一般情况而言，学校也不可能因为校长变更了就不发展了。因此，一名负责任的校长在主持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规划的持续性。
费尔南多·萨瓦特尔在《教育的价值·教育是普世的》中指出，“教育代代相传，是因为它想要持续存在下去；它想要持续下去，是因为它极为看重某些特定的知识、特定的行为、特定的能力和特定的理念”，这“特定的知识、特定的行为、特定的能力和特定的理念”其实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上的教育的基本规律，或者说是教育的常识，教育的人之常情。所以，教育更多的是传承，是要将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个个体积累下来的经验与文化传承下来，以便使以后的生活更好一些。就学校而言，只有在传承基础上的发展才可能发展得好一点。
持续性是一个过程与系统，而非某个人所拥有的可训练与控制的特质，任何一名校长的领导力与影响力都是短暂的，只有确立了持续发展的理念，我们才可能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力量、一种文化，转而形成一种传统。因此，在制定学校规划时必须考虑以下几点。
大多数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很少提及自己学校以往的办学经验与成果，热衷于指向未来，殊不知，没有过去何来现在，又哪来未来。尽管只强调过去与当下，学校很难有所发展，但是过去和当下正是未来发展的基础。教育这一特殊事业，本身对教育对象发生的效用就有滞后性的特点，搞教育的不能太过浅视和急功近利。总结梳理甄别学校办学历史的经验与成果，至少可以避免指向未来的规划出现目标的偏差。传承并不是照搬照抄的低级复制，最终目的就是发展，就是创新。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任何团体或组织如果只是机械地在一代代的“依样画葫芦”，那它一定会消亡。任何传承百年而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学校，必然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学校在传承传统的同时，要想办法将之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在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中，了解其细节和优劣，在此基础上决定取舍；在学科建设中，对传统中潜藏的优质基因充分分类聚焦，形成新颖、独到的发展视角。
学校的健康发展，肯定离不开学校历史经验与传统的支撑。但如何精确地甄别传统与经验，如何选定符合本地域、本学校发展实际的优质基因，如何创造性地提升优质基因的价值，是学校经验与传统对学校有关规划产生影响的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基本问题解决好了，学校发展的目标基本上就可以持续下去了。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因素的变化，在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目标与愿景会有所调整。这当中也不排除校长变更的因素，对此我们必须有良好的心态，换句话说，校长的变更以及变更后的学校运作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但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则要有持续性的意识。
任何一个团队与组织的持续发展都取决于人力与物力资源的发展。不管是哪个层面的规划，都必须在充分考虑资源的配置与利用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发展学校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以支持学校的持续发展。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如何确保在一定的时间与机会中形成学校特有的人力、物力资源网络，以确保凸显学校个性与特点的资源得以发展。具备规划的持续性的学校管理者会清醒地意识到，现任管理者与继任管理者之间需要有良好的相互继承意识，现任管理者要成为继任管理者的良师益友，我们认为在现实的状态中更有一个后任领导要有拿前任领导当良师益友的良好心态。任何校长和学校管理团队，都要有发展自己、成就他人的意识和能力，不只考虑和应付当前的需求，更应该关心自己及同仁的未来发展。
山东省济南市第二十七中学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合作学习”，至今校长已经换了三任，但现任校长武树滨先生自1991年进入这所学校由教师到教务主任，到副校长、到校长就没有离开过，由“合作学习”的参与者到组织者，确保了二十七中“合作学习”的探索实践不仅从未中断，而且日趋成熟。济南市第二十七中的经验给现任、后任校长们的启示就在于，当接手一所新的学校时，我们必须充分调动学校管理团队成员以及教师团队中的中坚力量，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以确保学校规划的可持续性，至少会在新规划的制定中不至于完全抛弃原有的目标和已有的成功要素而彻底另起炉灶。
许多学校规划会成为一纸空文，或无疾而终，原因不外乎校长的变更，这一点恐怕绝大多数校长是心知肚明的。但一名具有专业素养和内心有教育情怀的校长会充分意识到，学校的良性发展在于传承，在于在原有发展基础上的改善。尊重前任乃至前任管理团队留下来的方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能坚持百年不衰的名校的发展路径许多方面都是在传承中稳步发展的，某种程度上说，学校的常规事务基本上是稳定的，只不过其形式与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相应的改善与优化，而少有颠覆性的革命。如前所述，《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现代商业素养培育”特色发展规划》就是学校办学之初的“商科”的传承与持续。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今天“为学生终身发展和幸福奠基”的办学理念，就是与“盛德厚学”的校训一脉相承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将希望寄托在后任的境界上往往是靠不住的，从管理学视角来看，规划的持续性依赖于持续发展的组织文化与结构，任何一所健康发展的学校都会在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组织结构，形成综合决策与协调管理的学校管理文化上下功夫。校长们必须意识到学校规划从制定到实施，再到评估是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中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帮助学校全体员工意识到教育本就应该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学校教育不仅要让学生们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知识，更要让他们具备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水平。一所健康的、持续发展的学校有必要建立符合本校历史，着眼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学校管理文化与结构，这样的文化与结构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后来者，或多或少地影响后任校长在认真研判学校原有目标定位（包括这目标定位下制定的相关规划）后，在前任的基础上以维持稳定发展，或者在前任的基础上做必要的改善与延展。从组织结构看，有研究表明，校长的频繁更替是不利于一所学校健康、稳定发展的。在规模大的学校，要确保一名校长至少在那里干7年以上。从这一点看，有些区域明确规定一名校长必须在一所学校任职10年，以及任职满10年必须轮换是有道理的。从组织文化看，要确保学校规划的持续性，就要确保规划的制定、实施、评估的每个环节的公众参与。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行动，必须依靠学校全体员工以及所在社区公众和社会团体最大限度地认同、支持和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一个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全体员工以及所在社区公众和社会团体的参与方式与参与程度，同时也会影响后任校长对既定目标与规划的态度。
系统科学的动态演化原理告诉我们：一切实际系统由于其内外部联系复杂的相互作用，总是处于无序与有序、平衡与非平衡的相互转化的运动变化之中，任何系统都要经历一个系统的发生、系统的维持、系统的消亡的不可逆的演化过程。也就是说，系统存在本质上是一个动态过程，系统结构不过是动态过程的外部表现。而任一系统作为过程又构成更大过程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一个规划就是一个系统，因而不可忽视规划的动态性特征。
系统作为一个运动着的有机体，其稳定状态是相对的，运动状态则是绝对的。系统不仅作为一个功能实体而存在，而且作为一种运动而存在。系统内部的联系就是一种运动，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也是一种运动。系统的功能是时间的函数，因为不论是系统要素的状态和功能，还是环境的状态或联系的状态，都是在变化的。运动是系统的生命。
学校作为系统中的子系统，为了适应外部社会及教育系统的需要，必须不断地完善和改变自己的功能，而学校内部各子系统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也必须随之相应地发展变化。学校系统就是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生存和发展的，学校的组织架构、组织文化、办学追求、规章制度、管理方法、课程与教学、考核与评价都具有很强的时限性。这些时限性必然会影响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从而引发相应的调整与修改。
有序可分为平衡有序与非平衡有序。平衡有序指有序一旦形成，就不再变化，如晶体。它往往是指微观范围内的有序，如学校的常规管理、日常事务。非平衡有序是指有序结构必须通过与外部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才能得以维持，并不断随之转化更新，如学校规划的实施，它往往是呈现在宏观范围内的有序。
1969年，普利高津提出耗散结构论，这一理论从时间不可逆性出发，采用薛定谔最早提出的“负熵流”概念，使得在不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条件下，得出这样的结论：远平衡开放系统可以通过负熵流来减少总熵，自发地达到一种新的、稳定的有序状态，即耗散结构状态。耗散系统形成以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和系统内非线性机制为条件。非稳定性即涨落，是建立在非平衡态基础上的耗散结构稳定性的杠杆。在平衡态没有涨落的发生；在近平衡态的线性非平衡区，涨落只会使系统状态发生暂时的偏离，而这种偏离将不断衰减直至消失；在远平衡的非线性区，任何一个微小的涨落都会通过相干作用而得到放大，成为宏观的、整体的“巨涨落”，使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从而又跃迁到新的稳定态。简单地说，耗散结构是指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在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的过程中，通过内部非线性动力学机理，自动从无序状态形成并维持的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结构状态，或叫非平衡有序结构。
一所学校要不要制定一个总体的发展规划，要不要在总体发展目标下制定相应的局部项目的规划，从校长的职责来看是不需要讨论的，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整个团队的认知，这里就有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问题。前面说过，即便是同样的项目，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甚至一个大项目的若干个子系统的实现方法也不一样。如何进行系统分解，如何定义各子系统的功能、性能，实现方案不拘于一域，可以反复比较各个方案的优劣，选择可行的方案。这个过程就是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可参考“计划（方案）选择与确定”图］
美国气象学家洛伦茨在《混沌学传奇》与《分形论——奇异性探索》等书中有一个描述：
1961年冬季的一天，我在皇家麦克比型电脑上进行关于天气预报的计算。为了考察一个很长的序列，我走了一条捷径，没有令电脑从头运行，而是从中途开始。我把上次的输出结果直接打入作为计算的初值，不过由于一时不慎，无意间省略了小数点后六位的零头。然后，我穿过大厅，下楼去喝咖啡。结果，一小时后，待我回来时，电脑上发生了出乎我意料的事。我发现，天气变化同上一次的模式迅速偏离，在短时间内，相似性完全消失了。进一步的计算表明，输入的细微差异可能很快成为输出的巨大差别。这种现象被称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在气象预报中，我把这种情况称为“蝴蝶效应”。
简单地说，所谓的“蝴蝶效应”是指简单的热对流现象居然能引起令人无法想象的气象变化。
学校发展虽然有自身的规律可循，但也存在着不可预测的变数。规划考虑得再周全，制定得再好，也存在预料之外的某些偏差。这些偏差可能是细微的，难以避免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有可能出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或“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局面。学校要健康发展没有规划固然不行，死守规划同样是会出问题的。这正是动态性特征对我们的友好提醒。
学校规划实施的过程中一个细小的因素可能会导致规划的调整乃至终止。北京中双教育集团董事长周朝在谈及集团黑龙江省佳木斯富锦双语学校的规划时说，域内生源人数、质量在发生变化，其他学校办学质量和招生策略也在发生变化。例如，上级主管已经对各小学的择校优惠政策和学区的划分进行了调整，这对学校招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相对应的，学校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研判和动态调整，这就要求我们发展规划领导小组要定期或临时召开会议，研究应对策略，对发展规划进行必要的调整。
虽然说学校组织的稳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总体目标及相关规划的稳定性，但我们也不可忽视，任何事物不变只是暂时的，是在一定阈值以内的，变才是常态。教育形态与教育生态变了，学校的规划不予调整，必然会被时代抛在后面。须知学校发展规划不仅仅是一个文本，更是一种实践活动，既然是实践性的活动，那么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自然会是在促进师生发展、学校发展的宗旨下，根据具体的情境做相应的调整。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庄惠芬校长认为，“学校发展规划”的魔力，“在于每一所学校的自主、积极、创造性的发展，恰恰在为学校教育系统的更新提供着资源、能量和可能的道路，恰恰在以独特的方式支持着学校教育系统的变革”。
今天的教育已经处于“未来已来”的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时代势必影响教育的变革，这些变革无疑会影响作为现代学校标志性元素的班级授课、分学科教学、依据教材教学、教师授课等，甚至会引发对原有教育哲学的深层嬗变，转而持续引发教育生态及形态的全面变革。尽管我们都意识到“未来已来”，已经感受到技术推动教育变革的生态正在形成，但究竟会如何变，变到哪一步，目前似乎难以预测，因此，规划在实施的过程中必然要随着教育变革的大局而有所调整。这调整可以小到具体的任务，大到办学的目标定位，乃至发展目标。
《为孩子重塑教育》一书的作者指出，许多学校的规划流程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看着后视镜开车”。管理层会将历史实践作为规划基线，一切都围绕着对现有模式的调整而展开。很少有人会对潜在的假设提出质疑，或对基本的权衡关系发起挑战，更别提对学校的核心设计理念进行彻底重建了。
我们或许知道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在阿肯色州本顿维尔开了一家连锁性质的零售店，取名沃尔玛。创业之初，市面上已经有很多有名气的连锁超市。20世纪80年代初，当其他零售商还在钻“信息化”这个问题的牛角尖时，沃尔玛便与休斯公司合作，花费2400万美元建造了一颗人造卫星，并于1983年启用。沃尔玛先后花费6亿多美元建起了电脑与卫星系统。借助于这整套的高科技信息网络，沃尔玛的各部门沟通、各业务流程都可迅速而准确畅通地运行。正如沃尔顿所言，“我们从我们的电脑系统中所获得的力量，成为竞争时的一大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沃尔玛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有前瞻性。
规划的性质决定了规划的前瞻性特征。好的规划一定是建立在对历史与现状的全面而又深入的研判的基础上多角度、全方位地预测未来，并为之做好准备的。规划的前瞻性要求我们在制定规划时要把方向确定好，将路径与方法预定好，并通过一定的途径对其进行评估，把可能出现的结果全部呈现出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出了一个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其核心就是回归人文主义，这既是21世纪的教育观，也是全球根本的共同利益。该报告认为：“世界在变化，教育也必须变化。”我们必须在变化的世界中，重新审视，重新定义，重新开始。唯有重新审视方可重新定义教育，明确教育的宗旨，认识教育的目的与价值，回归人文主义，维护个人尊严。所谓重新开始，强调的是教育的改善，即报告者所言的“学会促进学习、理解多样性、做到包容、培养与他人共存的能力以及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能力”。面对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粗放的经济模式、人权的失衡发展，以及网络世界的出现与神经科学的进步带来的诸多压力和重重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寄希望于人文主义，使教育得以顺应时代，并发挥积极的辐射作用，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这个报告“旨在呼吁对话，秉承人文主义教育观和发展观，立足于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以及为可持续的未来分担责任”。亦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序言中所指出的，这一出版物，是秉承《富尔报告》《德洛尔报告》的精神对全球教育的再一次高瞻远瞩的思考：我们在21世纪需要怎样的教育？在当前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教育的宗旨是什么？应如何组织学习？
人文主义主张将教育的核心关注回到人之本身以及彼此的联结上。于是，知识论就不再是知识本身了，而是侧重于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和开展辩论，这就给“学以致用”在新的时代赋予了学习“如何学习”“如何幸福”的新内涵。
因此，我们的规划在办学理念上，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出发，必须回到人的立场上来，回到“立德树人”的立场上来。从教育自身发展来看，基于“人本”的教育哲学回归已经成为“未来教育”的主要哲学特征。
办学规模是学校总体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办学规模就是开办学校所具有的格局、形式和范围。办学的格局决定学校的组织结构和班次结构，办学的形式决定办学的方向和方式，办学的范围大小决定办学的基础力量大小，学生教职工队伍的多少。随着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放大优质教育资源的理念驱使下，各种大规模、超大规模学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集中办学、集团化办学也成了许多地方政府最热衷的选择。一方面，地处城镇的优质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办学条件越来越先进，生源越来越饱和；另一方面，原本地处乡村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小，条件越来越差，生源越来越少，办学越来越难。
集中办学，规模办学，究竟是减轻了学生和家长乃至社会的负担，还是增加了负担？集中办学，学校向城镇集中，究竟谁是最大的获益者？优质教育资源究竟是被放大了，还是稀释了？这些我们如果不去思考就不会发现问题。但在制定规划时不去认真研判的话，对未来学校的发展是会产生明显的影响的。在欧美国家，一所中小学学生数量达到800人，就是“大规模”学校。在我国，这样大规模的学校存在的比例是不高的，我们预料在倡导“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质量”的今天，比例还会进一步减少。但学校在制定规划时，不能不考虑这样的基本常识：一定的教育资源，只能使一定的人群受惠；如果非要“放大资源”的话，受惠群体的人均得益率必然减小，或许“放大”就是“稀释”。或者说，无视对教育资产、教育品牌等资源的过度放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稀释”。过大的校园、过多的师生，给管理带来了很多盲点，管理信息在传导的过程中就会衰减和失真。
这些年，一些名校和优质学校的快速膨胀不仅导致了校舍师资的紧缺、学生活动空间的压缩，更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参与效果、身心健康和用脑卫生，同时还给学校周边的交通、食品等方方面面带来了隐患。前车之鉴，不可不鉴。
各级各类学校在达到国家规定的有关基本目标的基础上要办出各自的特色，这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要求，“校长专业标准”同样有关于特色发展的要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特色发展：特色发展是相对于国家对学校工作的基本的和统一的要求而言的。国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工作都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基本的和统一的要求，它们是学校在工作上都必须达到的规范性标准。办学特色则体现了学校工作在达到这些规范性标准过程中的独创性。办学特色又是相对于某级某类学校的普遍性而言的。普通中学在办学目标、活动形式、组织形式、教学方法、课程和活动内容、师资和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办学成果等各个方面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不同的学校在这些方面各有各的个性，这个性就是办学特色。
我们认为，办学特色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教育思想、培养目标、教育管理、课程内容、师资建设、教学方法以及学校文化、环境、设施等多方面综合的办学风格和特征，它是学校在实施素质教育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优化的、稳定的并带有整体性的个性风貌，是一所学校在发展进程中通过辩证批判的取舍，不断优化，一次又一次地精心提炼、精心构建而形成的具有个性特征的品质。
在我们看来，在制定学校规划的过程中，无论是文本还是内容，学校特色的确定需要研究历史、分析现状、面向未来，选择方向。每所学校都有其发展的历史轨迹，以及所处的社区背景，它是在办学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受社区文化影响的，是不可复制的。换句话说，学校特色是一所学校固有的文化的表征，这表征，不仅是建筑、标志的，更是行为方式的。譬如，学校的办学思想、价值规范及文化，办学模式、管理架构及行为方式，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学校面积、校容校貌及校舍建设，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及管理者发展等层面，究竟哪些可以成为自己学校特色建设的抓手或者突破口。
在学校特色建设方面，我们认为刘良华老师有个建议是值得重视的，不要为了“特色”追求特色，而要追求真理。如果校长对整个教育的走向都没弄明白，就一下子钻到一个胡同里去了，不是好事。第二个建议是先追求真理，再追求特色，校长要在找对方向的基础上，再寻找一个突破口。第三个建议是先有一个特色，然后再发展差异。不要向外界吹嘘你的学校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一种特色，而应当告诉别人你这特色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认为，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时代，陈述性知识的重要性会大大下降，但并不代表知识不再重要，相反，如何在获取知识的基础上形成能力、解决问题、构成方法策略、培养价值观念、塑造道德品质显得更重要。因此加强人文教育是防范人的异化和疏离的关键。需要认识到的是，该报告《导言》重新定义了“知识”：“可以将知识广泛地理解为通过学习获得的信息、认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日本学者佐藤学曾这样提醒我们：“必须重新界定‘课程’的概念与功能；重新界定‘教师’的角色与责任。无论日本抑或中国，在以往以中央集权的效率性为特征的制度与政策之下，教师自身以学校与课堂为本位去创造、评价、实践课程的经验是贫乏的。课程被理解为教育行政规定的教育内容的‘公共框架’；或者被理解为教师在学年之初制订的‘教学计划’，缺乏把课程作为师生在学校与课堂里创造的‘学习经验’加以理解的传统。不超越这种现实，要描绘学校的未来形象是不可能的。”他主张必须将“教育工厂”的学校，转变为“学习共同体”，而要使学校真正成为“学习共同体”，就必须将“传递中心课程”转变为“对话中心课程”；课程在某种程度上说属于教学事件，它需要在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情境中不断被创生出来，在这里，学生的“自我履历”和教师的“经验学问”成为课程的应有之义；教师在教学中对课程的创生意味着教学在本质上不是一个技术化、程序性的训练过程，而是一个依赖教师的“实践智慧”的引导过程，教师作为“反思性实践者”的角色由此确立，教师的使命是帮助学生在课程中获得解放，而不是使学生在“公共框架”中就范；当课程的本质成为“对话”的时候，学校也就成为校长、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社区代表等在平等对话中结成的“学习共同体”，权威与服从的传统线性关系在学校中被彻底解构。
我们的通病在于谈及课程建设与管理的时候，往往总是在用教材，还是教教材上纠缠；涉及校本课程开发时又总是在要不要编教材，要不要开课的问题上纠缠；谈及课堂时也总是在建模上挖空心思，很少在与学校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做文章。宽泛地说，凡是师生生命成长的需求，都是课程内容。而课堂教学改善则要致力于去模式化、去行政化等，而在致力于“要提高课堂生活的质量”上寻找有效的路径。
当代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是网络世界的出现和神经科学的进步，这两者已经影响到教育的变革，而且必将给教育变革带来更大的影响。所以《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建议今天要将教育和知识视为全球共同利益，以便在复杂的世界中协调作为社会集体努力的教育的目的和组织的方式。未来教育必须从“全球共同利益”出发，“我们必须反思师范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及目标。教师需要接受培训，学会促进学习、理解多样性、做到包容、培养与他人共存的能力以及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能力。教师必须营造尊重他人和安全的课堂环境，鼓励自尊和自主，并且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和辅导策略。教师必须与家长和社区进行有效的沟通。教师应与其他教师开展团队合作，维护学校的整体利益。教师应了解自己的学生及其家庭，并能够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施教。教师应能够选择适当的教学内容，并有效地利用这些内容来培养学生的能力。教师应运用技术和其他材料，以此作为促进学习的工具。应鼓励教师继续学习和提高专业能力”。
所谓新的形式，其实就是“以学习环境和新的学习方法为重点，以促进正义、社会公平和全球团结”。“教育必须教导人们学会如何在承受压力的地球上共处；它必须重视文化素养，立足于尊重和尊严平等，有助于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结为一体。”要实现以上变化和转型，从教师发展的视角看，必须改变现行的教师教育与培训机制、形式、路径，重新审视与设计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与内容等，以推动教师教育与培训适应变化着的世界以及教育的格局与形式。将重点放在增强教师的终身学习意识，提升教师的“学力”，为教师适应变化了的格局与不断升级的技术提供有效的支撑上。必须认识到，在新知识、新技术、新格局面前，教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尽管数字技术不会取代教师，但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对教师的要求会更高。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人类的活动，从日常生活到国际关系，从工作到休闲，并且正在重新定义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多个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一方面，“数字技术为表达自由创造了更多机会，为社会、公民和政治动员提供了更多机会”；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引发了令人关切的重大问题”。这也正是教育的可为之处——积极思考和探索如何“应对现有数字技术，乃至今后更新技术的伦理和社会问题”，“防止这些技术被过度使用、滥用和误用”。
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终端的普及，使得知识获取更加便利；社会教育资源的不断加入，也使学习活动发生的空间和形式不断丰富；国际教育交流更加频繁，教育的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平台也更加广阔。这些都加速了“未来教育”生根发芽。尽管神经科学“这一领域的发展目前可能还不够成熟，无法为制定教育政策提供参考，但在改善教学和学习做法方面却显示出极大的潜力”。但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具有“可塑性”，“终其一生，大脑都能够根据环境需求进行自我调整”，“神经科学领域新的研究方向将加深我们对于天性和培养之间关系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我们调节教育行为”。要积极变革学生的学习方式，探索信息技术环境下教与学的新形态。积极探索以自主学习、个性化学习、合作学习为核心的以人为本的其他更适合的学习方式，尤其是多学科融合的项目式学习、综合性学习和混合式学习。
学校发展规划是学校一切工作的总纲领，所谓纲举目张，以发展规划为引领，学校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学校发展规划是促进学校自身发展、提升办学水平的必要前提，对学校发展、对校长和教师发展、对学校教育系统变革都有内在价值。发展规划不应该是外力驱动的产物，而更应该是学校“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改革实践本身。
规划犹如望远镜，要有开天辟地的追求。站在百年、十年、五年、三年的不同站点去眺望学校未来的方向、去勾勒学校的发展蓝图，规划犹如望远镜，需要站在儿童的发展立场描绘梦想，凝聚共同愿景，才会去思考发展规划，办怎样的学校？做怎样的教育？追寻什么？为何追寻？如何追寻？厘定教育哲学、编制文化脉络、聚焦重点项目、破解发展难题，让自己的办学有信念、有理想、有价值实现；学校发展规划就成为对学校未来改革实践的综合、整体策划，就可以成为学校变革的一幅清晰的蓝图。
规划需要广角镜，需经天纬地的筹划。站在团队的方向凝聚力量，是学校自主发展的蓝图，是师生、家长共同愿景的表达，是学校发展的行动纲领，是学校自我评价的一把尺子。规划制定后需要专家的论证，站在巨人的肩膀登高望远；更需要中层、教师们的论证理解，对学校自我发展的反思更新，对办学思想和目标的主动构建、达成共识；还需要制定子规划，对需要推进的重点项目，围绕学校规划目标，分解项目，重点工程的合理性，进行学校变革与实践的具体策划，制订可行性的实施方案。学校发展规划的过程，乃是一个研究自己的学校、形成办学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对学校变革的时空与实践进行具体策划、执行中不断调整的过程。
规划自带显微镜，需脚踏实地的行动。通过项目的方式深化发展，需要脚踏实地的践行。动态实践，通过富有实效和可操作性的年度计划的制订促进规划的实现与达成。学校发展规划应包括背景分析、发展思路、主要任务、保障机制、监控与评价。其中，背景分析（含学校概况、内部分析、外部分析）是发展基础；发展思路（含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办学目标、实验项目）是发展灵魂；主要任务（含学校主要发展领域的目标与措施）是发展重点；保障机制是发展条件；监控与评价是发展成效。学校发展计划充分体现着学校在三年期间的发展之“根”，是学校发展之“魂”——办学理念的支撑系统，即学校发展规划不仅仅是最后一个文本，更是一种实践活动；是促进学校发展、促进校长和教师成长、促进学校系统整体变革的重要改革实践。
发展规划的魔力，在于每一所学校的自主、积极、创造性的发展，恰恰在为学校教育系统的更新提供着资源、能量和可能的道路，恰恰在以独特的方式支持着学校教育系统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