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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都会不自觉地走进老师们的办公室，与老师们聊聊天，关注一下他们的工作与心情，关心一下他们的身体与问题。
我惊奇地发现，有不少老师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把“戒尺”，教学服务中心主任那里竟然有三把。我拿过来端详，这些“戒尺”做得都很精致，材质都是竹子的，上面篆刻着《三字经》《弟子规》《傅雷家书》等传统文化方面的文字。
我问老师们，你们可真大胆，敢用“戒尺”？他们都笑着说，这是家长给买的。我明白了，家长给老师买“戒尺”，表达了家长的一种心愿，希望老师严加管教自己的孩子。一直以来，家长不会管孩子、老师不敢管孩子的现象，在中国基础教育领域里流行已久。老师在实施管教时不敢越雷池一步，不用说用“戒尺”打，就是一不小心言语过激了，有些家长也会不依不饶，导致当下的教师的工作很难开展。
从教育部到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提倡把惩戒权还给教师，认同没有惩戒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但是另一方面却一再强调安全，对老师的教育言行不断地予以规范。我赞赏为老师赠送“戒尺”的家长，这是对老师的信任，预示着家长把惩戒权交给了老师。老师因此就会有底气，甚至是有信心、有勇气来管教自己的学生。这种现象值得提倡，当然老师也要注意使用“戒尺”的分寸与策略。
如何使用“戒尺”？还得从“戒尺”的概念与含义说起。上网搜索“戒尺”，找到两种解释，其一是指佛教的一种法器：“戒尺”也叫作“尺”，它是用两个木块制成的。这种“尺”，是在“皈依、剃度、传戒、说法”，以及“瑜伽焰口施食”等仪节中使用的。这自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戒尺”。
我们所说的“戒尺”，指向另一种解释：“旧时私塾先生对学生施行体罚所用的木板。”“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一想不起来就要挨一下打，半本书背下来，‘右手掌被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陪在一旁的母亲还要哭着说‘打得好’。”这样的“创伤记忆”，定然不会只是一两位少年学子求学中经历的。
“戒尺”这个名字起得好：“戒”，警戒，惩戒；“尺”，尺度，标尺，标准。这些正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嘛。“戒尺”是干什么用的？我们还是先看看前人是怎么用的。
鲁迅的启蒙老师寿镜吾老先生是一个博学而又极为严厉的人，在他的三味书屋里，有戒尺，还有罚跪的规则，但是都不常用。
魏巍在上课时做小动作，蔡芸芝先生手里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他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蔡老师也笑了。
刘墉的孙子自己拿出“家法”，请爷爷“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看来这“戒尺”的使用还真的有些讲究。它并不是非用不可的东西，今天的人不用它，自有不用它的道理。
有一个问题，我问过别人，别人也问过我：在施教过程中，孩子到底能不能“打”呢？
随着教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做教师首先要有“德”。一个教师的威信绝不是“打”出来的。“打”或许是一种方法，但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孩子犯了错误，如果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打”，那至少说我们缺乏爱心。再说了，如果连“打”的力气也没有了呢？
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来看，孩子犯错误还是不宜“打”。“打”是为了教育，是为了让孩子知错、改错。孩子都有自己的自尊，他们犯了错误，有时候心里很后悔、很害怕，就怕别人知道。这时候如果迎头受到呵斥、责打，那本来就很脆弱的心，怎么承受得了呢？就那么简单粗暴地一“打”，非常容易挫伤孩子的自尊和学习热情，还会形成一种逆反心理——错了，不就是挨一次打吗？无所谓了，也就“破罐子破摔”了。这样的结局恐怕不是我们当初“打”的目的吧？
当然，恰到好处的“打”有时候也是可行的，可以打去邪气，打去傲气，打出志气，打出勇气。但是如果你把孩子当出气筒，那你只能打出晦气。这是一个险招，没有大匠运斧之功，不用最好！
郭沫若小时候读书，和同伴趁老师外出到书塾隔壁的桃园里偷了桃子。园主告到老师那儿，老师没有用“戒尺”，而是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给他们出了道题——对对子：昨日钻狗洞偷桃，不知为谁？
郭沫若一看，傻眼了，老师全知道了，认个错儿吧，灵机一动，对了个下联：他年进蟾宫折桂，必定是我！
还要用“戒尺”吗？老先生就眯着眼睛偷着乐吧！
当然，“戒尺”的使用，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在美国人兰妮·麦克穆林写的一篇题为《难忘的体罚》的回忆文章中，弗洛斯特女士自有她的绝招——让犯错误的“我们”闭上眼睛，然后用“那块著名的松木板子”狠狠地抽打坐椅的垫子。“我们实在受不了朋友受罚的痛苦，就都主动请求老师别打了。”这一次的“体罚”，虽无肌肤之痛，却记忆至深。
如果真正理解了“戒尺”的含义，就能合理地用好“戒尺”这种教育工具。学校老师手里有了“戒尺”，这是学校文化的一种生态健全，是家校合作的一种信任重建，是对过去不健康教育的一种修补与回归。我想，理解了“戒尺”的含义，再好好体会过去名人的老师们的做法，“戒尺”的真正作用就会起到，而不是一提到“戒尺”就想起惩罚，想到打学生的手掌。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心中不能没有一把“戒尺”——不能没有“戒”，不能没有“尺”。“戒尺”可以是放在手边的实物，也可以是藏在心中的圣物，如何使用全看使用者的心性、道德与艺术。
下面这个案例，可谓是合理惩戒的可圈之笔：
上一个学期，初中二年级有一个学生，用拳头把大厅的一个木制门框给打了一个洞。
年级主任找到我说：“需要他赔偿，要不还会有其他人搞破坏。”我并没有阻拦，建议他把家长叫来商讨一下。
一天后，年级主任又找到我说：“已经与家长说好了，根据维修公司核定的价格，修好需要赔偿1500元钱。家长也同意了。”
过了大约一个月，年级主任说：“该同学家里比较贫穷，父母在外打工，只凑了1000元钱。”我说：“可以了，我与维修公司说说吧，要求他们再便宜点。”
我心里明白，这名学生的所作所为，有可能不是有意的，不管他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是生气、抱怨还是宣泄，也许他并不知道一拳会打出一个洞。
年级主任问我：“钱放到哪里？”我说：“就先放在你那里吧。”
这件事就一直搁着没有再处理，我只是催着后勤主任抓紧联系维修人员进行修复。
在修复之前，我提醒教育服务中心在被破坏的地方贴上一张彩纸，写上“小心碰撞”的字样，目的有两个：一是提醒大家这里是不能随意破坏的；二是让大家看不出这里有一个洞，以防其他人效仿。
暑假结束了，在开学后的第一周，我去北京市育英学校于会祥校长办公室汇报工作，于校长与我谈到了德育工作。于校长说：“孩子犯错误并不都是故意的，比如在家里，当孩子吃饭时不小心摔碎了一个碗，我们会定义孩子犯了错吗？”这一席话让我萌生了一种惊醒。
回到学校后，我找来年级主任（初三），我告诉他：“就别让那名学生赔钱了，学生家里也不富裕，再说他也不一定是故意的。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安心复习，迎接中考。咱不能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让学生产生不理解，或许我们的这一次宽容，会成就学生感恩老师的情感，对学校产生眷恋之情，这才是他心目中的母校啊。母校是一处宽容人的地方。”
年级主任也很认同我的做法，回去找来家长和学生，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情。
一天，在校园里我遇到那位同学，与他交流了几句。我说：“你老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恳请学校免除对你的惩罚，今年你是初三毕业班的学生了，安心学习，争取拿出个好成绩！”该同学认真地点了点头，轻松微笑着离开了。
为什么凡事都要去认真对待呢？等一等，或许会有更加宽容的处理方法。为什么非要给学生一个处罚呢？给他一个在错误之中学习的机会，或许会促进他更快地成长。
学生的生命成长不是在训斥、惩罚和恐惧中实现的，而应该是在自由的环境之中，在善的绽放中自然实现的。
2020年12月，教育部在前期广泛调研、公开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首次对教育惩戒的概念进行了定义，规定教育惩戒是“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
我的观点是，在实施教育惩戒的过程中，学校、教师要把握住教育惩戒的底线。教育惩戒当符合教育规律，注重育人效果，坚持育人为本；实施教育惩戒要遵循法治原则，做到客观公正、合法、合规；实施教育惩戒应当选择适当措施，与学生的犯错程度相适应。
教育惩戒不是惩罚，而是一种教育方式，是学校、教师行使教育权、管理权、评价权的具体方式。教育惩戒应该以育人属性为本。从教育的角度而言，我们不是要学生敬畏老师手中的“戒尺”，而是要教会学生敬畏规则，追求有文化自觉的精神生活与人类永恒的文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