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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说着，一位年轻女教师突然哭了。
她长相清纯、风华正茂，从北京一所985高校毕业，就职于四线城市的一所学校，已两年。
这事发生在爱加倍优秀青年教师孵化器的培训现场。因为新冠疫情，2020年的孵化是在线上进行的。讲员是史金霞老师，她娓娓道来，讲的正是自己的成长之路：从极普通的地方中学起步，以书本上的大师为师，不断蜕变，成为名师，挺进苏州，转战网上……
年轻女教师互动时却哭了，哭得很伤心：因亲情之缘故回故乡任教。几天前，欢送一位教数学几十年的同事光荣退休，一下子，她好像看见了自己接下来的整个人生。
张力极大的场面：一个中年人活力四射，一个年轻人却暮气早来。为什么？
再换一个场景。也是在2020年，夏季，一波新冠疫情刚刚消停些，从抗疫前线回来的医护人员在静静休息，报考医学专业的学生却意外地明显回升。清华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的报考人数比上年增加了近30%，临床医学成为大热门。为什么？疫情期间的钟南山院士、张文宏大夫，光彩太耀眼了。
任何一个行业和人群，当杰出人物、英雄和大师横空出世时，人们的幸福感就会爆棚。大师级人物的人性越真实，专业水准越经得起考验与质疑，这个行业的幸福感就越能持久。
教育行业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这个行业，没有公共卫生与防疫那种立竿见影的快速效果，但是大师级人物的存在，同样给教育行业带来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是人生境遇、物质待遇和生活条件所不能替代的。
身处当下的中国教育界，遇到真正的大师会是什么感觉？在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教师邓军海所译的C·S·路易斯的《人之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末尾有篇《答谢》，选两段，作为例证。
“真是难以想象，人到中年之时，还能邂逅C·S·路易斯。阅读路易斯，我的体验与友人杨伯类似：‘路易斯教我用一种全新的目光看我自己。他的世界之外，我是完整的，至少是稳定的。我熟练地走着我的路，努力取悦同路人，清风拂面，还会熏熏然赞叹一下自己这个好人。走进路易斯的世界，还是原来的我，完整、稳定、熟练的一切瞬间凌乱……”
“2013年12月28日，杨伯有些煽情地对我说，他此生最感谢我的就是，我让他认识了路易斯。我嫌此评价太低。他反问，这还低啊？古人有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路易斯，是我们共同阅读的。”
看来，真正的大师，能够帮助教师把人生与价值建立在一个更加坚固的磐石之上。难怪，路易斯的另一部著作《四种爱》1998年后已出现了多个中文译本，而邓军海却选择重译，还推出了自己密密麻麻的注释。所以，我常常将路易斯和他的书推荐给中小学老师和家长。
异曲同工的是，当代教育名家帕克·帕尔默的《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一书被引进中国之后，由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发起的读书会，如一股清流，十多年来在中小学校长与老师的心灵深处流淌。在我看来，帕尔默对于教育界来说，也是一位大师级人物。2020年，这本书又出了新的中文译本。
大师是什么？是人类共同体中的高山，思想的、学术的、艺术的。大师与普通人的关系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有点像苹果手机之父乔布斯与喜欢苹果手机的人。有了苹果手机，不仅是实用，而且可以带来幸福感。在教育界也不例外，真正的大师，能够将教育带到一个可观的高度。这样的大师，教育人只要能够真正读懂，用好，就能在教育实践中有所成就，且能从中时时得到鼓励，不是也很幸福吗？
但是，中小学教师与教育思想大师的关系，又不同于苹果手机粉与乔布斯的关系。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学校长和老师来说，如果遇到一本新书，读之酣畅淋漓、大呼过瘾，那么所遇到的不是一位大师，至多是一位写作高手。读大师之书，是另一种感觉。
本书作者李志欣校长，阅读能力很强，实践能力也很强，作为一个教育人，自我突破能力更是强。我也曾把他的书推荐给孵化器的学员。他读书甚多，出书也不少，他诚实地告诉我，《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一开始读不太懂，读两遍、三遍，慢慢能够读懂了。
开始读不懂，却不放弃。这是与大师相遇的见面之礼。没有这个见面礼，可能就会与大师失之交臂。这种见面礼，就是愿意承受进入深邃思想的门槛之高，也要承受一点寂寞。如若不然，你就不能与大师为伴。可不，大师早就在那儿，有的教师无法与之交流，从中找到力量与幸福感，就像那位年轻的名校毕业生。
看来，与真正的大师相伴，是一种痛苦与幸福交替出现的光景。任何一种幸福都要付出代价。不愿付出与大师相伴的思想痛苦，就只能承受思想平庸的痛苦。这就是那位年轻教师的泪水之源。
2015年开始设计和举办爱加倍优秀青年教师孵化器培训活动，我将几本名著推荐给学员一年读完，其中包括洛克的《教育漫话》。结果发现，年代越久，学员读来越吃力，洛克的《教育漫话》几乎没有几人能够啃下来。2019年，在我的鼓励下，临沂的郁友伦校长和张晓彤、金连斌、王振华等老师建立“三更灯火”读书小组，读完了这本书，还留下几万字的学习记录。我给他们作了评点，并作文《三更灯火与人类文明的薪火相传》与之回应。
看来，与年代久远的大师作心灵对话，确有困难。对于普通的中小学老师来说，如果有当代教育大师，与大师做伴就没有现在这么难。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中国教育领域，尤其在教师当中，如何才能产生当代的大师？
产生大师的问题尽管复杂，但是纵向的传承永远是一个前提。
孔子说他信而好古，并创办私学，开风气之先。他说自己述而不作，却借弟子之手为人类教育留下了《论语》，也留下了“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独到的思想。孔子痛感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但是文化传承的环境还在。与他境遇相似的是近代大师王国维，清末民初的价值冲突，何其重撞王国维内心，以至于死，但他毕竟已成大师。
与此相比，以情境教育著称的南通名师李吉林，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活跃在课堂与教学的前沿，影响中国基础教育数十年，2019告别她深爱的孩子与教育而去。细读李吉林和同代教育名师留下的作品，惋惜地发现，改革开放前那几十年痛失学习前人的美好机遇，限制了他们的思想高度。所幸的是最近40多年不断开放与改革，现在40岁到60岁的人，想看什么中外传统典籍，即使费费力气，基本能够找到。从这一点来说，信而好古并不困难，传承文明、产生大师的氛围渐渐浓起来了。
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也是当代大师的成长离不开的氛围。
一代大师叶企孙，他是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物，创办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上世纪20到40年代，20年时间将清华大学物理系从零开始建成世界一流。他走的路子就是向西方学习。新中国成立之际，他以校务会主任之职留守清华大学，带动影响一批科学家留守，有的还从海外归来，这些科学家大都是他的学生。正是由于他们在，新中国得以实现五六十年代“两弹一星”的惊人突破。
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家又一次出现了归国潮。其中老一代有叶企孙学生辈的杨振宁，堪称当代物理学大师；中年一代有施一公、潘建伟等，分别在分子生物学、量子物理学等领域，成为有世界级影响的人物。
中国教育界也需要有与科技界比肩而立、像王国维那样的大师级人物，但是注定要产生得更晚。为什么？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社会重理科轻文科的倾向，至今还没有改变。
当代出国留学的中国人中，凡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常有少年英才提前毕业、得学位、成终身教授。而在人文领域，常常有很优秀的本科学子要学足五年甚至七八年才拿到博士学位。原因是什么？科学领域的突破靠才气、机遇和努力，而人文领域的成才与突破，此外还得多坐几年的图书馆冷板凳。爱德华·希尔斯的《论传统》一书是研究传统必读之书，正是作者30年积累的心血之作。而且，成为一个人文大师，不仅要读很多好书，还不得不读一些浪得虚名的所谓名著，才能有把握、负责任地识别其中的谎言，谨慎地作出自己的判断。
教育是关于人的学问，对人性的认识是教育的起始点，也是不同教育的分野点。从这一点来说，教育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从洛克到路易斯、帕克·帕尔默，对于人性都有很深的洞察。但是反观中国教育界，今天还笼罩在杜威的进步主义人性观和教育思想之下，对人性持过于乐观的态度。这妨碍中国教育界对于教育的当代挑战给出大师级有深度的回答。
人比万物都诡诈。这句话至少告诉我们一点，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比起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构成，人在道德与灵性方面的复杂性，认识与分析起来更加艰难。正视人性的真实命题，这是中国教育思想走向深邃和澄明的一个前提，也是出现与科技界大师比肩的大师的前提。
新冠疫情之前，全球科技界处于乐观主义的巅峰，认为科技可以解决人类永生问题！这样的话有人说，也有不少人信了！2020年，疫情之下，科技界要对付那突然出现的小小的新冠病毒，不得不在一片尴尬中暂时收起光明的高调，脚踏实地、绞尽脑汁地为新冠疫苗全力拼搏。这样的氛围，恰恰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反思自身局限性的百年一遇的良机，也让跟在科技革命屁股后面唱赞歌的人文学科，重新有机会、有胆量、有空间面对真实而复杂的人性。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尊贵与人的卑微的双重属性；以此为前提，很多的教育难题可以有新的解决之道。
过于乐观的人性观，认为每个人的潜力都是无限的，这话每个人听着都很受用，其全社会整体的实践结果却是非常粗鄙的，即人们都用题海战术来开掘每个孩子无限的潜力。如果承认不同的人有天然的智力的差异，而人格天然平等，学校老师就能更安心地开展因材施教，全社会人人争上名校的教育焦虑才有了消解的起点。
正是由于成人与未成年人皆有的人性在道德上的卑微、桀骜不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中必然要有管教手段，来医治未成年人的道德缺陷。如果不承认人性卑微与不堪的一面，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中，稍微严厉一点的管教都是对于人的冒犯。
如果承认人性在道德上的天然的缺陷有时是无法弥补的，承认教育在人的灵性成长上有所不能为，承认人的情感成长必须依赖拥有亲密关系的家庭，学校教育也就可以摘去无限责任公司这个不切实际的王冠，反而可以轻装上阵，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事情。
坦然面对真实人性，是一种去除虚假、氧气充足的成长氛围，在这里，教育可以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经过百年一遇的疫情的洗礼，一部分中国人有可能对人性有更深的洞察。在此基础上，教育可能更加谦卑而伟大。这是深刻的扎根，也是真实的生长，这是产生中国教育大师的氛围。有大师为旗，就像乐坛有了新的贝多芬，足坛又有了常青树一般的梅西，森林中有了一片参天大树，海洋中有了大鱼和四季鱼群，教育界的人们就会更幸福。
到那时，那位年轻教师，也许可以破涕为笑。
鹿永建
中国教育学会家教专委会常务副理事长
新华社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