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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就是人存在“自我”。什么叫自我？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哲学问题。早在17、18世纪，西方哲学家就对之进行了许多思考。笛卡儿曾把人的自我理解为一种反思能力——“我思故我在”，洛克把自我看作一种感觉力量，康德则认为自我是一种经验的意识统觉。心理学上把自我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追溯到威廉·詹姆斯、米德等人。以后，精神分析、人本主义等心理学学派都十分关注对自我的探讨。以下分别加以介绍。
威廉·詹姆斯（Willian James，1891）认为，自我由主观、客观两个方面构成，主观的我用“I”表示，即是对“自己认识的自我”；客观的我用“me”表示，即是一个能称之为人的一切的总和，包括能力、社会性和人格特征以及物质所有物等。主观的我“I”在句子里是主语成分，如“我觉得自己有信心完成这项工作”“我感到心里内疚”等。客观的我“me”在句子里是宾语成分，是被观察到的我。客观的我又分为三个成分：物质的我（object self）、社会的我（social self）和精神的我（mental self）。
物质的我，包括自己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衣着仪表、家庭中的亲人、家庭环境等。社会的我是指自己受到朋友们的认可，给周围人留下的印象、个人的名誉与地位，以及自己在所处的社会群体中的作用。精神的我乃是指自己的智慧、能力、人格倾向，以及感觉知觉的经验、情绪情感体验、各种动机欲望等。
詹姆斯认为，上述三种客观自我，都受到主观自我的价值判断和评价的影响，产生自我体验，进而形成自我追求，即主观的我要求客观的我努力保持自己的优势，以受到社会与他人的尊重与赞赏。当前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Hart & Danor，1986），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的确存在上述几方面的客观自我成分，如“我长得很高”（躯体的我）；“我篮球打得好”（活动或行为的我）；“我与同学们都相处得很好”（社会的我）；“我相信世界会走向和平”（心理的我）。
库利（Coolry）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提出“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的概念。他认为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是自我觉知的“一面镜子”，他说：“自我觉知的内容，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这面镜子而获得的。通过这面镜子，一个人扮演着他人的角色，并回头看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是通过与他人相处，从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中看到自己的形象的。
“镜中我”一说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论著中。他在《道德情感论》（1759）一书中谈到，社会好似一面镜子，人们可以从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在这面镜子之前，我们可以尽可能地以别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亚当·斯密、库利关于镜子的隐喻都具有双重含义。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常对着镜子观赏我们自己的脸、身材和衣着打扮，并根据它们是否符合我们的愿望，对它们进行评价，表示满意和不满意。同样，在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中，经常想象一下我们在别人眼里究竟是何形象也是非常必要的，别人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可以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表露出来。正如库利所说：“人与人之间可以作镜子，都能照出他面前的人的形象。就像我们可以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面孔、体态和服装一样，人们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他们与我们自己有关——我们在自己的映像中，努力设想自己的外貌、风度、目的、行为、性格和友谊等在他们的思想中怎样反映的，从而会以一定的程度影响着我们。”
根据库利的看法，自我是一种社会现象，源于各种社会关系中。镜中我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我。它也包含三个主要成分：对自己在他人眼里的形象的想象，他人对自己所做的评价和判断的自我想象，自己对自己怀有的某种情感（如自尊、自卑等）。
米德也提出类似库利镜中我的观点，他说：“谁也不能知道自己，除非从别人那里发现自己的结果。”米德认为，自我产生于社会经验，不能把人的有机体和自我混为一谈。人的有机体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其神经生理结构不过是自我出现的一个条件。只有当人的个体成为他自身的客体时，自我才会出现。同时，只有在开始把自我作为客体来对待时，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否则，可能有意识，却不可能有自我意识。”其实，人的自我反省、自我觉察便是人把自己作为客体来审视的一种能力。
米德对詹姆斯的主观的我和客观的我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主观的我是行动的我，并给人格以动力性和独特性；客观的我是社会的我，它依赖角色扮演，反映的是社会的经验，具体地说，它是通过在社会互动中概括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后形成的。主观的我和客观的我构成了人的统一的自我的两个方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正如米德所说：“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出现在社会经验中的人。自我实质上是凭借这两个可以区分的方面进行的一个社会过程。”
上述对自我的论述，基本上与詹姆斯和库利的自我观相近。米德的自我观的独特之处，是运用符号交互作用论解释自我。米德指出，符号意义的意识是自我形成的决定性环节，有意义的符号在为人类带来自我意识之时，也为人类社团随之带来了语言成分。正是由于语言，人类才能充分掌握思想的智能。通过和他人的姿态交流，大到人类的文化发展，小到具体的个人生活圈子，都出现了语言。正是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语言）的发展和使用，它首先用于相互交流，后来用于内心思考，以致我们就成了现在这种独特的物种。另外，他还运用游戏和角色扮演理论讨论了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
精神分析中的自我概念与哲学中的自我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自我有很大的不同。弗洛伊德以人的本能的力量为重心研究自我。他将人格分为三个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代表人格中的生物成分，自我代表心理要素，而超我则代表社会文化因素。他认为，人格是一个复杂而精密的能量系统，人格的动力状态就是将心理能量分配给本我、自我和超我。由于能量有限，所以当其中一个系统获取过多的能量时，其余两者的能量就会不足。人的行为就是受此心理能量所支配的。
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领域，婴幼儿完全受本我控制。本我是人的心理能量的根源和本能的栖息所，它缺乏组织，而且盲目、苛求和固执。本我就如同正在沸腾的锅，无法忍受紧张，其功能是消灭即时紧张，以恢复平衡状态。它受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的支配，其目标在于减缓紧张，趋乐避苦。本我缺乏逻辑，没有道德观，只想要享乐以满足本能的需要。本我就像是被宠坏的小孩，永远不会成熟，它只有赤裸裸的欲望和冲动，从不思考，只是期望快乐和行动。本我大部分属于潜意识。
自我是人格与外在现实世界相接触的部分，它是人格结构中的执行者，扮演统筹、控制和调节的角色，如同交通警察般地控制本我、超我和外在世界的平衡状态。它的主要工作是协调本能和周围环境的关系。自我遵循现实原则（reality priniple），有现实的与逻辑的思考，以形成行动计划来满足需求。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监督批判的机构，是个人道德的核心，其主要作用在于判断个体行为的是非善恶。它代表理想，而非现实；它追求的是完美，而非享乐。它代表的是父母传授给孩子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其功能在于抑制本我冲动，说服自我以道德目的替代现实目的，并且力求完美。因此，超我是父母及社会标准的内化，这与心理的奖赏和惩罚有关，其奖赏就是自尊和自爱的感觉，而惩罚就是罪恶和自卑的感觉。
虽然弗洛伊德把自我看作控制本能的一种力量，但他的自我观基本上是消极被动的。因为他始终强调的心理事实是本我，本我是由本能构成的，而本能则是人的所有活动的终极原因。自我相对于本我而言是被动的，它没有自己的能量，自我的能量始终来自本我。本我要求什么，自我就得到什么。这使得自我只是为本我从事防御工作的工具。
哈特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著名的精神分析理论家之一，被誉为“自我心理学之父”。哈特曼指出，“在精神分析中，自我不是人格或个性的同义语，不是与经验客体对应的主体，也不是人们意识到或感觉到的自己（self）。在精神分析中，自我具有不同等级的概念，它是人格的亚结构，由其机能来规定”。知觉、思维、活动、防御等与现实有关的机能都是自我的重要机能。
把适应看作自我的根本机能，这是哈特曼的自我观的第一个特点。他认为，适应是一个中性概念，它连接着人和环境。哈特曼扩展了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使自我的机能由防御本能变为适应环境。他还看到，人的适应与动物的适应有所不同，人们可以利用种种活动改造环境，然后，再适应这一被改造了的环境，因此，人类的历史不是自然进化史，而是文明的发展史。人在环境面前是主动的，适应即是人类能动性的表现。哈特曼的适应概念还强调社会关系的影响。他指出，从生命的一开始就存在着人对人的适应，人类要适应的环境是由人际关系组成的。而后，哈特曼的后继者玛勒在具体研究婴儿的适应活动时，发现了人对人的适应是整个人格发展的基础，婴儿的适应表现为他与母亲的相互作用，婴儿的成长即是对母亲的适应。
哈特曼的自我观的第二个特点，是赋予自我更大的自主性，对弗洛伊德的生物化倾向有所纠正。如前所说，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在本我和超我面前是软弱的，一味调和矛盾，在冲突前面只知退却。而在哈特曼看来，无论是精神病人还是正常人，自我都是人格结构中最具有主动性的力量，自我在本能面前不是被动的，更不是本我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而是有其独立起源的自主性结构。人有能力控制环境和本能力量。
玛勒（Mahler）是一位重要的自我心理学家、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她把精神分析传统的驱力模式、自我模式和客体关系模式相结合，创立了分离-个体化理论。玛勒将人格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正常的自闭期，是指初生到一个月。此间，婴儿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睡眠，似乎处于一种原始的、虚幻的无指向状态，她将之比喻为孵化中的鸟蛋。
正常的共生期，大约是出生后二至四个月，自闭的壳开始打破，并形成一种新的、积极的精神保护层，这就是婴儿与母亲的共生圈。
分离与个体化期，大约从四至五个月开始，此时的心理发展有两条通道，一是个体化，这是一种渐进的精神自主化过程。另一个是分离，是指从精神上与母亲分化、脱离，并与母亲保持适度的距离。
精神分析治疗理论认为，成年人的边缘性人格障碍和自恋型人格障碍缘于婴儿期分离和个体化发展过程的紊乱和创伤造成的。
鲍斯（Blos）延伸了玛勒的观点，认为到了青少年阶段，个体必须经历第二次的心理分离-个体化。此时，青少年必须重新审查其内化的父母形象，不再被僵化的价值观控制住，脱离对父母情感的依赖，从家中独立出来，重新建构独立的自我。在与母亲分离的过程中，亲子关系将会经历重大的转变，青少年将不再事事以父母的意见为原则。鲍斯认为，个体的第二次心理分离要通过退化（regression）机制来完成，也就是说，青少年一方面害怕失去与父母的联结，向往回到亲子间的亲密结合；另一方面，又畏惧会被父母控制、失去自主性而想远离父母，保持距离。在这种冲突下，个体将进行第二次分离个体化的过程。
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产生于对自恋型人格障碍和行为障碍的治疗与探究。20世纪的社会变迁使很多个体面对各种难以共情的环境和机构，体验着人际疏离和冷漠。他们无法从充满关怀的自体客体处得到足够的刺激和回应，导致了自体的破碎感。这些个体的主要问题不是弗洛伊德内驱力框架下的俄狄浦斯冲突，而是弥漫着抑郁和低自尊。由于心理结构的缺失，他们无法将自体内化为稳定的理想价值系统，经常体验着内在的空虚和生活的迷失。他们也没有建立有效的心理防御，未被整合的、很不现实的自我夸大感使人格处于衰弱和多重破碎的状态。科胡特认为，对于这种个体，治疗的首要任务不是处理心理冲突，而是要培植一个较为完整和坚固的内在心理结构，即内聚性的自体。科胡特并没有放弃古典的内驱力模型，而是认为自体心理学与古典理论是互补的，具体说来，对弗洛伊德称谓的移情神经症，要处理的是心理结构之间的冲突；而对自恋型病人，要处理的是缺失的自体与养成环境之间的冲突。
科胡特所使用的自体概念是广义的，指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核心。这个核心在空间上是紧密结合（内聚性）的，在时间上是持久的，是个体心理创始的中心和印象的容器。一个具有内聚性自体的人，通常会体验到一种自我确信的价值感和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感。弗洛伊德从内驱力模式出发，认为自恋涉及本能性能量从客体撤回以及对自我的投注，这样的自恋与环境隔绝并拒绝人际关系，基本上被看成是病理性的。科胡特更新了弗洛伊德自恋的概念内涵，认为自恋不是病理性的，而是自体形成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自恋有自己独立的发展线，最终没有一个个体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不自恋的人。个体心理是否健康取决于是否拥有成熟的自恋。科胡特把自体客体定义为：能为自体提供一种功能进而能服务于自体的人或客体。所以在科胡特的定义里，即便一个病理性自恋的人也并没有放弃关系，他只是在自恋地体验别人，也把别人作为自体客体来体验。自恋者有一种对别人的幻想性控制，其方式类似于成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科胡特确立了三极自体的概念，即他把自体看成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一极是抱负，一极是理想，还有一极是才能和技能这一中间区域。科胡特认为，发展不是源于内驱力而是源于人际关系。当婴儿诞生在人类的环境中，其内部潜能和自体客体对其的响应，使婴儿形成一个核心自体或自体的雏形。如果环境比较适宜和理想，那么非创伤性的、恰到好处的挫折会启动转换其内化的发生：儿童从自体客体处撤回一些自恋式的期望，同时获得一部分内在的心理结构，随之核心自体会逐渐发展成一个内聚性的自体，拥有健康的自恋；理想化的双亲影像被内射为理想化的超我；孪生体验激发出了能增强自我确认的个体才能和技巧的发展。个体成熟期的健康自恋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创造性、幽默、智慧和共情能力等。
人本主义代表人物卡尔·罗杰斯认为，在特定的治疗情境下，个体有能力帮助自己实现个人成长，并为自己找到健康的生活目标和方向。
人本治疗理论是以积极的人性观为基础的。首先，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罗杰斯认为：“人基本上是生活在他个人的和主观的世界之中的，即使他在科学领域、数学领域或其他相似的领域中，具有最客观的机能，这也是他的主观目的和主观选择的结果。”在这里，他强调了人的主观性，这是在咨询与治疗过程中要注意的一个基本特性。人所得到的感觉是他自身对真实世界感知、解释的结果。当事人自我一个独立的人也有自己的主观目的和选择。罗杰斯认为，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总是有所怒而怒，绝不是受到肾上腺素的影响；当他爱的时候，也总是有所爱而爱，并非盲目地趋向某一客体。个体总是朝着自我选择的方向行进。因为他是能思考、能感觉、能体验的一个人，他总是要实现自己的需要。由于罗杰斯相信每个人都有其对现实的独特的主观认识，所以他进一步认为人们内心是反对那种认为只能以单一的方式看待真实世界的观点的。因此，人本治疗强调了人的主观性的特性，为每个当事人保存了他们的主观世界存在的余地。
其次是人的自我实现倾向。实现是一种基本的动机性驱动力，它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不但在人身上，而且在一切有机体身上都表现出先天的、发展自己各种能力的倾向性。在这一过程中，有机体不但要维持自己，而且要不断地增长和繁衍自己。这种实现的倾向操纵着一切有机体，并可以作为区分一个有机体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鉴别标准。例如，婴儿就有着天生的实现趋势，这种实现趋向就是要使自己这个有机体朝向成熟、壮大的方向发展。当婴儿在学习行走的时候，他一次次摔倒，按照强化原理，婴儿应该很快减少尝试行走的努力，但事实上，尽管摔倒，尽管疼，孩子仍然不停地要尝试走路。这就是因为实现趋向是一种强大的力量，1岁左右的婴儿要尝试行走乃是人类实现趣向预定的日程。
罗杰斯坚信人类的发展朝着自我实现的方向迈进是具有实现的倾向。他从其对个体和小组治疗的经验中得到这样的启示：“人类给予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事实似乎就是其有方向性的那种倾向性，倾向于朝着完美，朝着实现各种潜能的方向发展。”基于这种观点，他所倡导的人本治疗的基本原理就是使当事人向着自我调整、自我成长和逐步摆脱外部力量的控制的方向迈进。
随着儿童的成长，他们的感知领域开始分化出自我，形成自我概念，并组成了儿童的内部经验和对环境的感知，尤其是别人对他们的反应，以及相互的人际互动。这时儿童就会产生获得积极关注的需要，即需要别人对自己肯定、看重、认可和喜爱。那些获得积极关注的儿童会形成正确的自我价值。当父母和他人将自己的爱建立在儿童是否做了令他们满意的事情时，儿童开始怀疑自己的内部情感和想法，并调整自己的言行，使之能获得身边重要他人的认可。这样，儿童的行为就得到引导，这并非因为他们体验到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而是因为这样的行为能够获得爱。例如，当儿童在家里感到很生气时，他们可能会将自己生气的情绪掩饰起来，尽管他们内在的感觉和反应是相反的。当儿童能够考虑到他人的需要，并能达到他人的期望时，他们的自我价值已经形成。罗杰斯认为，当儿童的自我积极关注与他人对自己的关注相一致时，儿童就会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罗杰斯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个体体验到别人给予的无条件的积极尊重，那么他就会发展起无条件的自我价值。积极尊重和自我尊重的需要与生物进化是一致的，个体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并最终达到完全的自我实现。”
从以上百年以来各个心理学大师对自我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自我是一个复杂的人格系统，是人类生命体不断发展的重要部分，它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在社会经验过程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出现的。自我的确立离不开社会和人际环境，个体往往是在对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评价中，产生自信、自尊或者自卑。同时，自我不是本能、欲望的奴隶，而恰恰是它们的主人。一个积极的自我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自主性。一个人只有拥有健全的自我，才会拥有健全的人格。因此，儿童的自我健康发展是其人格和谐发展的基础。
自我是个体发展的一个动力系统，由知、情、意三方面组成。“知”是指个体对自我的认识，“情”是指个体对自我的体验，“意”是指个体对自我的调控。
自我认识方面：
首先，儿童能用心理特征来描述自己；其次，他们开始将自己的特点和同伴的特点进行比较；再次，他们开始思考自身优点和缺点的原因。这些关于自我的思维方式对其自尊的建立有重要影响。
自我体验方面：
其中自尊是自我体验中最主要的方面。儿童的自尊往往与其表现和他人评价有关。多数学龄前儿童有着较高的自尊，随着儿童进入学校，他们通过与同伴的比较得到更多的反馈，从而得知他们的表现如何。学习成绩、老师、家长和同伴的评价，都被整合到自我评价中。结果，自尊出现分化，并调适到更加现实的水平。
有研究表明，自尊水平在小学开始的几年当中会发生下降。这种下降的原因是与能力相关的反馈变得越来越频繁，儿童会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会比较进行判断。为了保护自己的自尊，儿童会将社会比较和个人成就目标保持平衡。多数儿童能现实地评价自己的性格特点和能力，同时保持自我认同和自尊的态度。因此，随着年级上升，大多数儿童自尊水平趋于上升。
自我调控方面：
有研究发现，具有较高自控能力的儿童也具有较高的成就动机。另外，自控能力的缺乏还是儿童多动症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巴克利（Barkly，1997）根据多年对儿童多动症的研究指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起因于调节抑制及自我控制功能的损失，而这种自控上的损失又反过来损伤了其他对维持注意起关键作用的脑功能。这个结论得到大多数儿童临床心理学家的认同。
自我控制有一个适宜的度。儿童自我控制过低，常常表现为容易分心、无法延缓满足、易冲动、攻击性强；自我控制过强，会表现出很强的抑制性（抑制个体的需要和情绪表达）和一致性（与成人要求保持同一）。这类儿童平时很少在班级、家里惹麻烦，容易被人忽视，容易焦虑、抑郁、不合群。最适宜的自我控制可以称为有弹性的自我控制，这类儿童的特点是“管得住、放得开”，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灵活改变自控的程度。
